半夏

在纸质书存亡遭到质问的当下，讨论书的厚薄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好在生物界的进化从来不是后来吃掉原来那样非此即彼的替换模式，否则这世界的多样性早就灰飞烟灭了。于是书的厚薄依然不妨成为作文的题目。

书的厚薄对于阅读者来说，是一种直击的外观，所以它对阅读心理必然造成影响。疲于应试的学生们会期盼教科书愈薄愈好，唯其如此才可以略略减去压在心头的重负；而文艺青年对自己心仪的读品则是觉得愈厚愈好，这样才可以沉浸其中，让阅读享受尽情延展。

有趣的是，即便在没书可读的物质匮乏时代，对学生而言，教科书也是唯恐其厚的，这倒有些颠扑不破、一以贯之的意思。但可怜的是，在应试教育的碾压下，满眼充斥的教科书已经败坏了青少年对书的感受，阅读哪怕是兴趣阅读，都遭到连带性的殃及。于是上述愈厚愈好的体味，在阅读日渐匮乏的当下，不免有令人不解的违和之感。

撇开违和感不论，从外观上看，太薄的书似乎缺乏分量，虽然书的质地并非由体量决定，但不够厚在许多人看来，或许就是质地不够。著名的《长尾理论》，据说原是一篇文章，之所以扩充成书，正是力图从体量上引起关注。然而，能够将深奥的东西用浅白的语言简要说出，原是需要大智慧的，非大家莫办，所以小册子不一定就意味着分量轻。鲁迅先生的作品集，大都不厚，許多领域的名著也不乏类似情况，譬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霍金的《时间简史》、柳田国男的《传说论》、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力的《汉语史稿》、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朱光潜的《谈美》，等等。这些书大约没人会因为书脊的菲薄而质疑著作的水准。

只要留心，不难发现，许多传统文化典籍的篇幅都不算大，譬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即便是注释本，也并不算厚。《十三经注疏》虽然是两大厚本，但如果去掉注疏文字，每种实在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文字的载体发生革命性变革即纸张担任主流材质之前，书的传播并不方便。文字载体的材质或者因为笨重，或者因为金贵，使文字的叙述只能力求简要。所以早年的著述，用后来的纸张排出来，大多缺乏厚度。譬如《老子》，号称五千精妙，也就是五千字上下，拿到当下，远不够学位论文的起步要求。其他经典也基本如此，即便添加了注释和译文，也依然是菲薄的。史书在传统典籍中占据重要地位。本土的史官早年的记述十分简练，一如西晋的杜预所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所以那时的历史记载，在后人看来实在就是重要史事的纲目。譬如本土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每年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每条最多四十多字，少则一二字；二百多年的历史，只用了不到两万字，实在太过简要了，因而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于是著史者一向有春秋笔法的传统，刀光剑影、钓心斗角，都被平淡地隐于无形。虽然这看起来是寓褒贬于不动声色中，上升到了修辞的高度，但究其根源，还是与文字载体大有关涉。

这样的记述，简固然是简了，但缺乏史实的基本脉络和轮廓，后人无从了解史实的具体，于是有人根据口耳相传以及相关的文字记载来补充和丰富内容。譬如《春秋左氏传》，《春秋》上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就用了五百多字的篇幅缕述。再到后来，连这五百字也有看不明白的，于是注释解说继续扩张。这样看来，就史书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是愈来愈厚了。当然，文字载体的革命，纸张的大量使用，也为这愈来愈厚的趋势提供了物质条件。

说到厚书，作为工具书的词典貌似愈有厚度便愈权威，所以过去将名头响亮的韦氏大词典谑称为枕头，本土的《辞海》《辞源》，即便是缩印本，依然不妨被视为枕头。但具体到词典的工具理性，似乎却也未必是愈厚才愈有权威。譬如立意方便的袖珍词典，以及着重实用的中型词典，厚度是有的，却只能适可而止，否则就有笨重之嫌。陈嘉映说，有些书厚点、大点是必要的，比如植物志。此话的道理大约在于，植物志这样的书愈有厚度，便意味着收录得愈发齐全，于是愈有权威倒真是顺理成章了。

实在说，书的厚与薄，原本不是一个极致对立的问题，长篇的谠论当然需要一定的厚度，但厚度并非一定代表分量，简约立论的小册子并不会因为书脊的菲薄而逊色，甚至出色亦未可知。所以只能说，厚有厚的道理，薄有薄的道理，厚和薄只是一个容量问题，与质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