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秋成

农业生产方式取决于资源和技术

长期以来，小农就是被误解和歧视的对象，实际上，农业生产方式究竟采用小户经营还是规模化生产，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农业生产要投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农业生产是否有效率，就看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产出的边际贡献是否等于这三个要素的市场价格。如果一个国家土地多，劳动力紧缺，意味着支付给农场工人的工资会很高，这时就会出现用机械即资本替代劳动，农场规模扩大的现象。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土地稀缺，劳动力多，农业生产将用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这时农场规模就不会很大。目前，中国农业生产更属于这种情形。

我们评价农业生产效率一定要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即要看土地、资本、劳动力各种要素是否都得到有效利用。经常有人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产量除以劳动时间这一指标来说明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进而否认小规模农业经营方式，这是不对的。因为农业生产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用劳动生产率来看是片面的。事实上，如果用土地生产率，即产量除以土地面积这一指标来衡量，你会发现中国农业生产率很高。可见，只用单一指标衡量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

那么，小农生产是否真的如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所说的，排斥农业机械化，排斥先进生产技术，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呢？表面上看，一个几亩、几十亩的小规模农场的确买不起大型的旋耕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它也没有必要买这些机器设备。然而，这不意味着小农就不能采用机械化耕作。只要机械化作业划算，农业机械化就会出现。单个农民买不起，但农民可以联合起来组成农机合作社。更重要的是，农村部分有经营头脑的能人会购买机械成立农机公司，通过为农民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而获得收入。

这些年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留下的基本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被戏称为“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指重阳节，代指老人——编者注）。很多人当时无不担忧地说，农地没人种了，农产品供给没有保障，中国农业存在垮掉的危险。但结果呢？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上升。原因就是各地农村能人看到了挣钱的机会，出现了为各个生产环节提供农机服务的农户或公司。

技术也是如此。无论是生物还是化学技术，只要能提高产量，能在市场中盈利，农民不仅不排斥，而且有强烈的激励使用推广。很多农业技术已内含在生产资料中，如杂交水稻种子，农民不需要懂得育种技术，只需要按说明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打药即可。各种化肥农药说明也都告诉了农民施用于什么作物、施用量是多少、什么时候施用、施用多少次等。这些技术对农业规模和农民素质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除此之外，小农还具有两个大农场不可比的优势。其一，小农一般是精耕细作，即通过合理灌溉和栽培，不断改良土壤，因地制宜等耕作方式，同时大量投入劳动力来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其二，小农更容易实现绿色发展。2010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绿色经济”理念。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进一步将土地、淡水、森林等定义为自然资本，认为自然资本不仅产生财富，而且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小农规模较小，投入的劳动力较多，因此更有条件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增加有机肥投入，提高土壤肥力。

中国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经营为主

当然，小农亦有生产经营等多方面的不足。首先，由于经营规模小，小农收入水平不高。这也是目前部分官员和学者认为要推行规模经营的理由，认为农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经营者才会有体面的收入，才会安心务农。问题是，如果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就业门路，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民收入等于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这既不公平也不正义。小农可通过兼业提高收入，这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取消城乡劳动力就业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样，随着城市化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经营农业的劳动者的收入自然也随之增加。其次，小农经济实力有限，没有能力投资土壤改良、水利工程兴建、道路修建等基础设施，这就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作，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生活和定居。部分農民退出农业后，农业耕种规模相应扩大了。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率有较快的上升，家庭农场规模有明显增加，少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农场，这些都是对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变化的反应。即使如此，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不太可能采用美国那种规模达几千英亩的经营方式。

为什么？首先，中国农村仍有2.6亿农户，即使按一些研究认为的，目前农业适度经营的规模为100亩，18亿亩耕地意味着只需要1800万户农户，那么剩下的2.42亿农户怎么办？即便长期看，全部转入城市居住也不太可能。

其次，中美两国食物结构存在明显差别，2015年，美国人均消费肉类95.62公斤，其中猪牛羊47.54公斤。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肉类39.3公斤，其中猪牛羊等肉类28.9公斤。为了满足食物结构的需要，相当部分美国农场属于牧场或以种牧草为主的农场，这类农场相对来说容易管理，而中国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即使是同样的规模，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场的监督管理更不容易，交易成本更高。

第三，中国的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太大，相当部分地区不适合大型机械耕作和大规模经营。

第四，中国南方是稻作农业，水稻种植的田间管理更复杂，除灌溉、晒田、除草外，需要多次施肥、打药，部分劳动机器无法替代，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完成，也就不太可能采用大规模经营。我们在江苏和河南调查都发现这样的案例：地方政府进行土地平整后，划成800亩、1000亩的片区租给农民种植水稻。由于部分环节仍需要劳动力，这些大规模农场的监督成本相当高昂。因为成本太高，没有效率，原先租地的农场主不得不以80亩、100亩的规模再分包给其他农民耕种。

强调农业小规模经营并不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也不是出于怀念传统生活的浪漫情怀，更不是要反对大规模农业生产。事实上，当土地、资本、劳动力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时，这些要素的价格将相应地发生变化，要素市场将自动地将农户的生产规模调整到最优。如果产权严格受到保护、政府权力被严格限制，应该不会有农业方式到底是采用小农生产还是大规模经营的争论，因为采用何种生产方式终究是农民和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强调小农具有合理性是要警惕部分地方政府以发展农业规模经济为借口，剥夺农民土地，或搞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或借机官商勾结，倒卖土地，搞房地产开发，以此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增加部分官员的灰色收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