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朝野“清议”之风四起。士大夫的正直之士以半公开或公开的形式与当权宦官集团抗争，以致酿成“党锢之祸”。此批人士被时人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等称号，其名略有不同，等差不一。《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关于“八俊”具体人物之记载稍有歧异，后世史家对此语焉不详。因“八俊”之称号始见于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既为“党人”之称号，则表明跻身其中者必与“党锢”事件有关，此后“八俊”之义已有衍化，当不在第一次党锢后的“八俊”之列。

关键词：党锢之祸；八俊；刘表

东汉中后期皇权式微，宦官把持朝政，尤以孝桓、孝灵两朝为烈。朝野清议之风四起，士大夫中的正直之士以半公开或公开形式与当权宦官集团抗争，，后终酿成“党锢之祸”，其志同道合者被称为“党人”。事后士林对“党锢之祸”中品行高洁者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等名号。所谓“俊，材千人也”[1]，是故“八俊”当为八位才智出众或过人之士。

关于“八俊”称号，各种史籍记载不一，相关人物多有歧异。为方便比较各家记载之不同，现列表如下：

比较上表、结合史籍所载而言，魏晋时期史家对于汉末“八俊”之记载，其具体人物有歧异之处。

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甚少涉及汉末“八俊”，具体人物的考证仅在讨论党锢之祸或是宦官专权问题时偶有提及，似未留意前述记载间之差异。如唐长孺先生认为“八俊以下，李膺祖是太尉；荀昱叔父荀淑是有三公之望的大名士；杜密虽不计先世官爵，杜氏却是颍川名门……王畅父是太尉；刘祐是宗室，‘代有名位；魏朗出身具吏，门户不高，但会稽魏氏乃四姓之一；赵典祖是太尉……”并注引《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赵典“名见而也”，据《华阳国志》卷一零《蜀郡士女》所載：赵典“字仲经，成都人也。太尉戒孙也……与颍川李膺等并号八俊”[7]。可知李膺等亦在“八俊”之列，此与范氏关于“八俊”之第二种说法吻合。但唐先生亦称“刘表是宗室，名列‘八顾（或‘八俊）之中”[8]。是知唐长孺先生对汉末“八俊”之观点前后稍有不同，后说与《三国志》同。

杨联陞先生引袁山松《后汉书》之载称誉“八俊”：“天下楷模李元礼（长乐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畅）。天下良辅杜周甫（太仆杜密）。天下冰棱朱季陵（司隶校尉朱禹）。天下忠贞魏少英（尚书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条（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刘伯祖（大司农刘祐）。天下才英赵仲经（太常赵典）。”[9]是知李膺等八人为“八俊”。建宁二年（169）张俭同乡人张让承侯览之意，以“八俊”“八顾”“八及”名号告发张俭。此时又有“八俊”称号，所涉人物与前者不同。针对两者之区别，杨先生有精辟分析，张让奉承侯览的意思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其中张俭是‘八俊的首领，此有‘八顾‘八及”[10]。故其时太学生所称美的三十五人，是“别相署号”，“图危社稷”则是当时宦官苦心妄加于党人的罪名。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将张俭、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等人列为“八俊”，实则是宦官侯览等人故意为之，借以打击士人。以上被打击之士人，亦或可认为是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宦官打击士人之延续。田昌五先生在《秦汉史》中认为，建宁二年（169）出现的“八俊”等名号，实则是时郡国士人、生徒仿效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朝野士人和太学生舆论而标榜出天下三十五大名士之方式，也给地方（山阳）名士立号。

杨联陞先生与唐长孺先生关于汉末“八俊”的研究，其结论大致相同：皆同意史籍关于“八俊”具体人物的说法。不同之处在于，唐氏认为刘表亦为“八俊”之一，且同意范晔《后汉书》以李膺等八人为“八俊”的说法。由此可见唐氏之结论两相矛盾，如是刘表为其一，“八俊”且多一人矣。杨氏针对范晔《后汉书》中因时间不同而提出的三种关于“八俊”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延熹九年（166）之“八俊”名号符合历史事实。

今人研究“党锢之祸”的成果亦有不少涉及“八俊”者，但对于“八俊”之具体所指，仍未措意。因“八俊”所涉及人物攸关“党锢之祸”的缘起、进程、影响及评价等的深入分析，颇有考证之必要。兹撷取相关史籍之记载，略事爬梳辨析，以明其实。

1 “八俊”得名之由来

东汉立国，阉党逐渐把持朝政，孝桓、孝灵两朝尤为突出，“自是宦者专权在位，子弟亲属及苟进之士连结依附以取荣宠，乘势肆意，陵暴天下”。“于是善人君子惧，人伦亏废，发愤忘难。”[11]秉持正义的士大夫，对犯法的宦官权贵子弟则依法予以严惩。李膺为官期间，对阉竖之不法子弟皆依法捕杀。为河南尹时，当权宦官张让之弟张兴为阳翟令，“多杀无辜，藏于千金”。李膺“考杀之。”[12]为司隶校尉时，河内张成以迷信导人杀人，李膺收张成而杀之。朱禹为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单超、徐璜之弟河东太守单安、河内太守徐盛凭宠干纪，渎货害政，朱禹上书弹劾之，桓帝诏廷尉收单安、徐盛治罪。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前后请夺民田三百余，第舍十六区，皆高楼四周，连阁洞殿，驰道周旋，类于宫省；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十余丈，以准陵庙；破人家居，发掘冢墓，及虏掠良人妻、妇女……皆应没入”[13]。由此是知，当时正直派士大夫与当权宦官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史籍所载名士皆是品行高洁、羞与阉竖为伍之辈。据上文所述，史籍关于“八俊”之记载其说有四，四种说法各有其由来。欲考证“八俊”，则须理清相关史籍关于汉末“八俊”称号之由来。

（一）袁宏《后汉书》之记载

袁宏《后汉纪》载：

（延熙九年）是秋，（侯）览等教成弟子牢顺上书曰：“司隶李膺，御史中丞陈蕃、汝南范滂、颍川杜密、南阳岑晊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胁公卿，自相荐举。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春秋所讥……九月，诏收膺等三百余人[14]。

是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又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陈蕃为三君之冠，王畅、李膺为八俊之首。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 [15]。

由此可见，袁宏《后汉纪》所载“八俊”名号出现在桓帝延熙九年（166）党锢之祸之后，“八俊”等名号的出现与党锢之祸有直接的联系，即先有“党锢之祸”，后有“八俊”之称。《后汉纪》记载“八俊”人物虽不全，但所入列“八俊”如李膺等皆是“天下楷模”、敢于“上议执政，下议卿士”、勇于捍卫社会正义之辈。

（二）袁山松《后汉书》之记载

袁山松《后汉书》对“八俊”名号的记载较为简略：

桓帝时，朝廷日乱，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尚，后进之士升其堂者以为登龙门。大学生三万余人榜天下士人，上称三君，次八俊，次八顾，次八及，次八厨……犹古之八玄、八凯也。[16]

是知桓帝时李膺等士大夫因品行高洁，敢于与阉竖抗争，天下士人极为仰慕，后进之士以能结识李膺等为荣。太学生和士大夫标榜天下名士，以“八俊”等名号称之。故可知袁氏《后汉书》将李膺等士人列入“八俊”，其标准是敢于抗争党权宦官、品行高洁。

（三）、范晔《后汉书》之记载

在众《后汉书》中，范晔《后汉书》对党锢之祸、“八俊”等名号的记载最为详尽。其记载称：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17]

据范氏所载“三君”、“八俊”等名号，最早出现于延熙十年（167）。“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18]时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士林有感于“主荒政缪，国命委于彦寺”[19]，“羞与为伍……品覆公卿，裁量执政。”[20]李膺等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唯恐不及。遂有士林“指天下士人，为之称号”。

由此可知范氏《后汉书》载“八俊”名号之由来，与袁宏《后汉纪》、袁山松《后汉书》相同。即随着宦官权势日烈，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攻击也愈加激烈，在桓帝时期形成党权的腐朽势力同不当权的党人之间公开对立，两者的斗争终于白热化，而最终导致“党锢之祸”。李膺、王畅等虽被禁锢，但声望愈高，“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被视为名士的党人，皆被称以美名，遂有“八俊”之称号。

范氏《后汉书》还载有出现于顺帝汉安元年（142）的“八俊”：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 “八俊”。[21]

此八俊与上述八俊不同，意义也相异。周举、杜乔、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于汉安元年（142）奉诏巡行天下，按察地方高官豪右，为世人所称道，故而号为“八俊”。周举等才学渊博且品行高洁，“皆耆儒知名，多列显位”者[22]，但与李膺等人又有所不同。李膺等时所处皇纲不振、阉竖当权的政治环境，和宦官作斗争便是最大的特点。故汉安元年（142）和延熙九年（166）的“八俊”，因时代背景相异而截然不同。

依据前述，四种史籍所记载的三种“八俊”称号得名之由来，故而其内涵亦有差别。其说有二：其一，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以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禹等八人入列“八俊”，皆是敢于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正面抗击阉竖的正直士大夫，其称号出现于延熙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其二，范晔《后汉书》记载顺帝汉安元年（142）以周举、杜乔、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入列“八俊”，此称号较之前者早二十多年，且杜乔等是以才学、名位，巡行天下而获之。

2 “八俊”人物之所指——关于李膺、王畅等名士之考证

“八俊”，者皆应为时士林之英杰、佼佼者。袁宏《后汉纪》、袁山松《后汉书》、范晔《后汉书》等史籍虽有“八俊”名号，但具体人物并不一致。与前述史籍记载有明确差异者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该书对“八俊名号之缘起、具体人物并无明确记载，却把刘表入列“八俊”。因此，“八俊”具体所指，仍有待辨析。

李膺乃时士林之佼佼者，“风格秀整，高自标持，予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23]。“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有难李君之言，则乡党非之”[24]。李膺官至司隶校尉，不畏当权宦官而敢于不顾朝廷赦令，捕杀宦官不法子弟。延熙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免归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25]。李膺入列“八俊”，可谓名实相符。袁宏《后汉纪》载“王畅、李膺为八俊之首，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26]，范晔《后汉书》也将李膺列为“八俊”名士之首，“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禹为‘八俊”[27]。史官对李氏之评价甚高，“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28]。可见李膺为“八俊”之一无可争议。

杜密“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29]，官至尚书令、太仆。为北海相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30]。是知杜密为官期间不容宦官子弟放肆，不畏权贵而依法惩治。后“当事既起，（杜密）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31]。按桓帝朝前期，李固、杜乔品行高洁，敢于伸张正义而得到士林认可、称赞，“李杜”乃一殊荣也，则可知李膺、杜密二人之品行足以相提并论。杜密与李膺名行相次，理当入列“八俊”。

王畅“少以清实为称”[32]，官至太尉、司空。张璠《汉纪》[33]、范晔《后汉书》[34]皆把王畅入列“八俊”。王畅“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俱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35]。由时可知，王畅亦不畏权贵、敢于伸张正义。灵帝时坐事免归，与李膺同行，“二人以直道不容当时，天下以畅、膺为高士，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愿涉其流，唯恐不及”[36]。天下士人崇拜王畅、李膺，由此可见一斑。王畅少有高志，为官清廉有威望，不畏权贵，勇于惩治不法贵戚，得士林之评价甚高，入列“八俊”乃实至名归。

刘祐乃“宗室胤绪，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学《严氏春秋》、《小戴礼》、《古文尚书》”[37]，以才学、品行为时人所闻。在扬州刺史任间，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是时会稽太守梁旻，大将军（梁）冀之从弟也。祐举奏其罪，旻坐征。复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38]。刘祐素有威望，为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39]。是知刘祐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之大。刘祐得到当权子弟之敬畏和士林的赞誉，实乃其之才学、品行所致，入列“八俊”当仁不让。

魏朗少时兄为人所杀，“郎白日操刃报仇于县中”[40]，虽亡命逃亡，但为兄报仇之义行为时人所称赞。魏朗官至河内太守，“公忠亮直”，“政称三河”[41]。士林称赞曰：“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42]。灵帝时魏朗以黨事被征，扬天长叹：“丈夫与陈仲举（陈藩）、李元礼俱死，得非乘龙上天乎？”，“海内列名八俊”[43]。魏朗“少时从博士卻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44]，因党事坐免归家后“著书数篇，号《魏子》云”[45]。在众“八俊”名士中，魏朗以才学见长，因公废私，品行高洁，故而入列“八俊”。

赵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46]，“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咨问之”[47]。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笃学博闻，蜀郡士人闻风而至。官至九卿，卒后谥号献侯。为官大鸿胪时，“（上）恩泽诸侯以无劳受封，群臣不悦而莫敢谏，典独奏曰：‘夫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士

以存旧典。”[48]赵典以才学而闻名天下，以敢直谏而为士林所折服，后以谏党事违旨，免官就国，“与颍川李膺等并号‘八俊”[49]。

史籍载荀昱、朱禹二人事迹甚少，但时人对之评价甚高，且常与李膺等人并论，同入列“八俊”。裴松之注《三国志》曰：“昱，字伯修。张璠《汉纪》称昱、杰俊有殊才。昱与李膺、王畅、杜密等号爲八俊，位至沛相”[50]。沛国朱禹为时士林所称赞，“天下英俊之士也”[51]。朱禹官至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单超、徐璜之弟河东太守单安、河内太守徐盛“凭宠干纪，渎货害政”[52]，朱禹上书弹劾之，桓帝诏廷尉收单安、徐盛治罪。朱禹不畏权贵、蔑视宦官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见袁宏《后汉纪》、袁山松《后汉书》、范晔《后汉书》所列入的汉末“八俊”，即李膺、王畅、杜密、刘祐、魏朗、赵典、荀昱、朱禹八人皆是敢于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正直之士；李膺等皆少有大志、品行高洁之人，为其时士林所高度赞扬和见慕。在宦官当权，朝政日乱的局势下敢于正面同宦官作斗争，这是党人最大的特征，也是李膺等人入列“八俊”的准绳。

3 关于刘表之考证

史籍对刘表的记载皆不同，与上述所论歧义。《三国志》载“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53]；张璠《汉纪》载“（刘）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禇恭、刘祗、田林为八交，或谓之八顾”[54]；范氏《后汉书》卷七十四载刘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55]，而同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却记载“张俭、岑晊、刘表……为‘八及”[56]。由此可见史家对刘表的定位有异，其论可分为二：其一，刘表入列“八俊”；其二，把刘表列入“八及”、“八顾”或是“八交”。“俊者，言人之英也”[57]，为俊者皆是士林佼佼者，当世英杰。考刘表在党锢之祸前后的活动甚少，刘表时年少，“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表时年十七”[58]。当王畅等人敢于抵制当权宦官而名满天下时，刘表还只是一青少年书生，在士林中的影响不可能与王畅齐名。再者，陈寿论及刘表时评价亦不高：“跨蹈汉南，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59]，是知《三国志》列刘表入“八俊”实前后矛盾，未足为信。

《后汉书·党锢列传》明确将刘表列入“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也”[60]，如其意可知，入列“八及”者皆是引导世人追随如李膺等“八俊”之人杰。刘表时为王畅学生，引导其他人追宗其师是可能的。“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也”[61]，如范滂等人皆是德行很高的士大夫，以己之德行引导世人追求社会正义，反抗暴政。据刘表事迹可知，刘表并无范滂等行为，故而将刘表列入能以德行引导人的“八顾”似亦欠妥。

4 结语

汉末皇纲不振、阉竖当权，太学生和正直士大夫奋起抗争，延熹九年（166）党锢之祸爆发。汉末名士在党锢之祸中被牵连者甚多，其后党人名望愈高，士林为之标榜、赞扬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禹等人敢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高洁的德行，以“八俊”称号赞之。是故“八俊”称号应与党锢有关，范氏《后汉书》载延熹十年（167）之“八俊”称号切合背景，而陈寿《三国志》把刘表列入“八俊”，实有不妥。建宁二年（169）之“八俊”称号之义，较之于前实有衍化。魏晋之世也有用“八俊”称号赞赏士人者，亦或是因为“八俊”称号为名士之荣誉称号，具有标榜、赞誉之用，但其义已不及东汉之际名实相副，且所指人物之气节也不及汉末党人。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第162页

[2]陈寿：《三国志》卷6《董二袁刘传》，第210页

[3]李昉：《太平御览》卷465《人事部?谣》，第2139页

[4]范晔：《后汉书》卷61《左周黄列传》，第2029页

[5]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页

[6]同上

[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8页

[8]同上

[9]杨联陞：《东汉的豪族》，第52页

[10]杨联陞：《东汉的豪族》，第54页

[11]袁宏：《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第428-430页。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袁宏：《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第432页。

[16]李昉：《太平御览》卷465《人事部?谣》，第2139页。

[17]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页。

[18]同上。

[19]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5页。

[20]同上。

[21]范晔：《后汉书》卷61《左周黄列传》，第2029页。

[22]范晔：《后汉书》卷56《张王种陈列传》，，第1817页。

[23]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第7页。

[24]袁宏：《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第432页。

[25]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95页。

[26]袁宏：《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第432页。，

[27]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页。

[28]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207—2208页。

[29]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97页。

[30]同上

[31]同上。

[32]范晔：《后汉书》卷56《张王种陈列传》，第1823页。

[33]陈寿《三国志》卷21《王卫二刘傅传》，第597页。

[34]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页。

[35]同上。

[36]陈寿《三国志》卷21《王卫二刘傅传》，第597页。

[37]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99页。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

[42]陈寿：《三国志》卷57《虞陆张骆陆朱传》，第1324页。

[43]李昉：《太平御览》卷438《人事部》，第2018页。

[44]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201页。

[45]同上。

[46]范晔：《后汉书》卷27《宣張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1564页。

[47]同上。

[48]同上

[49]常璩：《华阳国志》卷10《蜀郡士女》，第129页。

[50]陈寿：《三国志》卷10《荀彧荀攸贾祤传》，第307页。

[51]陈寿：《三国志》卷54《周瑜鲁肃吕蒙传》，第1259页。

[52]袁宏：《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第429页。

[53]陈寿：《三国志》卷6《董二袁刘传》，第210页。

[54]同上

[55]范晔：《后汉书》卷74《袁绍刘表传》，第2419页。

[56]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页。

[57] 同上。

[58]陈寿；《三国志》卷6《董二袁刘传》第211页。

[59]陈寿；《三国志》卷6《董二袁刘传》，第216—217页。

[60]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7页。

[61]同上。

参考文献

[1]马良怀：《论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2]刘蓉：《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3]秦蓁：《溯源与追忆：东汉党锢新论》，《史林》，2008年第3期。

[4]张继刚：《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求索》，2012年第9期。

作者简介

赵启佳（1993-），男，仡佬族，贵州石阡人，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