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世豪+王福应

摘 要：以山西省忻定地区为中心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大批人才，并且以时空为经纬，形成人才链并延续发展。影响这一地区人才链形成的因素中，经济与周边地区相比发展稳定是人才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条件优越、社会背景变革、人口资源重新分配、观念发展更新等次级因素，贯穿于人才链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中，共同促成了忻定地区在人才链延续的条件。

关键词：近代；忻定地区；人才链；经济

1 忻定地区人才状况分析概述

以忻定地区为中心，包括原平、五台、神池、繁峙、代县等周边地区，在近代历史上出现大批对省域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才。本文一共搜集111位[1]对地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并且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忻定地区人才链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才，可统计人数有71人。

在人才受教育程度上看，仅2人未受过正规教育，仅占2.81%；且均为地方性影响人物。只受过传统经学教育的人数为8人，占11.26%；最高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数为14人，占19.71%；接受中学、军校或师范类教育的有28人，占39.43%；受过国内高等教育的人数达19人，占26.79%。这其中，既受过传统教育，又接受新式教育者5人，占7.04%。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数达17人，占23.94%。忻定地区近代留学总人数达36位，在山西留学生分布人数最多的区域。

从具体的人才分布看，以今天的县和县级市管辖区域范围为单位。忻府区8人，占这一群体11.26%比例。定襄15人，占21.12%。原平11人，占15.49%。五台达22人，占30.98%。神池5人，占7.04%。繁峙2人，占2.81%。代县2人，占2.81%。原属于以上行政区管辖范围，现在被分割至其它县市区域内的人才分布地点有6人，占8.49%。这七个县或县级市中，五台县人才數量最高，东冶镇又为五台之最；定襄、忻县次之。

从人才培养的家庭环境看，贫苦农家出身的占5位，经济宽裕的富农家庭占12位；小商业家庭占6位；士绅、官僚、名门望族出身人数达48位。绝大多数具有经济殷实的家庭背景，贫寒的环境的确能够刺激一部分人改变落后状态，但却存在着极大的困难，首先需要谋求生存，然后才可能发展；家庭条件好，能够很好地满足生存需求，并且便于掌握社会教育、信息等资源，拥有更多有利的方面。可见物质基础充裕这一因素对人才培养所起的作用相当重要。

以上人才群体除了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影响巨大之外。着重强调了这个人才群体对于当地人才链发展的促进作用。除人才群体受教育程度之外，还介绍了这一群体家庭出身背景。以此分析得出经济对于人才培养的决定性作用。

另一类是乡籍在这一地区，所做贡献和影响与以上71人相当，只是对本地区影响和贡献较小的人才群体，地方县志中可统计人数有40人。其中包括民间各行业精英12人，商业精英7人，佛教高僧8人，烈士13人。这类人才由于自身职业、所处的特殊环境等限制因素，在个人成就领域产生的影响重大，但对于本地区人才链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这类人才群体的区域分布看，忻州3人，定襄2人，五台14人，代县9人，神池4人，繁峙8人。

这一地区人才数量、个体成就等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也是非常突出的。仅从人才数量比较，一般的地方县志记载中，具有军事贡献并单独记录的人才，一般县志从团职干部算起，而忻定地区则从军职干部算起；在行政领域，一般县志人物单独记录从厅局级算起，忻定地区是从部级算起[2]。在篇幅和人物记录数量相接近的各地方县志中，人才评定录入县志的标准要比普通地区高出一大截，可见这一地区在人才数量、质量优势特别突出。

2 经济因素分析

经济的相对稳定增长，为人才链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条件，首先必须满足这一地区人口基本的生理需求，才有精力寻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但经济基础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过程。

1.农业经济的作用

忻定地区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积温、无霜期等影响农业生产的方面比南方逊色。这一地区位于400mm等降水量线附近，与中国南方江南等年降水量大于800mm的地区相比，年降水量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农耕经济落后。以亩产比较，清末江南地区土地亩产用石计，通常亩产在2～3石之间，高产水田则可以达到亩产5～6石，而晋北通常生产的耐旱的农作物小麦、谷子等亩产通常不足石，只能用斗计算，自给自足都难以为继。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制度落后。“摊丁入亩”这一减轻农民压力，促进农业生产的税收方式，在雍正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但山西这样靠近直隶的地区却因为豪绅阻挠，地方闭塞等原因，推行进度非常缓慢，直到光绪中期才完成。清代中后期之前，山西整体农业经济处于低水平稳定缓慢增长状态。在山西农业发展中，又以晋南为最好，晋中次之，晋北最差，这样的分布由水文地理环境决定。

忻定盆地却是晋北这一较大范围中农业经济发展较好的小范围区域。首先忻定地区位于河流沉积形成的盆地之中，地势相对平缓，利于农耕；其次在水源上，东南季风进入后受西北山脉抬升容易形成地形雨，能够满足灌溉，促进农作物增产；种植业外，还有部分畜牧业作为补充，是农牧分界线周边地区的优势。虽然与江南等富庶地区还有很大差距，比晋南临汾盆地，晋中长治盆地等这些也还有所不及。可是与忻定地区周边的晋北范围内比较，这一地区的农业优势是非常突出的。能够满足人口基本需求，而且忻定地区近代土地集中程度比晋中晋南等地要低，中小型地主数量较多，几乎村村有地主，建立在剥削之上的乡绅阶层并不能够将土地高度集中，累积大量财富，没有出现如榆社那样仅魏城村一村五个地主家族就占有全县60%左右的土地高度集中情况。相对分散的土地所有权，也使得乡绅阶层数量较多，这一群体有足够条件满足较高的发展层次去接受教育，同样的学习条件，同样的受教育支出，对于贫苦农耕家庭和地主家庭来说，教育成本所占家庭经济比例差距是明显的，相对富裕的家庭更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在人才链形成前期，这一地区人口受教育比例就相对周边地区要高，从家庭背景的分析中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忻定地区处于人才链发展的蓄势时期。其中，植根于传统农耕经济的名门望族对人才培养作用巨大。家族重视教育投入，开办本族私塾，对贫困族人子女减免学习费用等，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积极意义。外出发展取得成就之后，反过来又为下一代人才培养提供助力，为家族式人才链延续提供了良性循环的保障。在步入近代社会时期，这一地区人才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徐氏家族出身的徐继畲，是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

农业经济的相对突出优势在近代初期人才链起源中奠定了基础，为创造具有数量优势的文人群体创造了条件。

2.工商业发展的辅助

山西晋商闻名天下，从汉蒙互市贸易兴起，利用交通要道通达等有利条件，从明末至清代一直发展壮大，成为全国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富商巨贾群体集中分布在晋中南地区，如祁县乔家、渠家，榆次常家，离石王家等等，晋北能够与晋南这些商家相比的只有“大盛魁”王家。商业的高额利润刺激着商人投入更多精力经商，封建时代对从商抑制，限制这一群体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区域内对商业以外的各方面影响力受限；商业的高风险性与应对社会政治对商业利益剥夺，也为寻求“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现实保障，大量富商将资本投入到本地购买土地，建置房产，收取“衣租食税”的行列当中，晋商创造的大院文化便是其中的典型。限制商业发展的同时，在商业群体中还形成一种现象，天赋高的子弟从商学习经营，资质较低的才供其学习求官，这些都限制了传统商业对教育的投入。

但是商业发展为区域经济增长，社会人口流动性提高，思想文化交流等促进人才成长的有利因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忻定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明朝开始的边关贸易刺激了山西经济增长，商业优势凸显。这些商业路线无论是从晋西南运城、临汾等地北上，还是沿晋东南潞安（长治）府、平定（阳泉）州等去口外，都要经过这一地区。而且忻定地区还处在全国政治中心和省会中心之间，途经代县、繁峙，过忻定盆地，是北京和太原之间的重要通道。忻定地区就处于各种商业，政治交流的交叉点，又有相比周边好的自然条件，适宜停歇补给。一方面拉動的忻定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增加了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机会，激发了本地居民向外出寻，了解外面世界的欲望，而最可行的便是求取功名，向外发展。因此清朝至近代前期，仅五台县一个徐氏家族出身的进士、举人及族人中取得过官职的就达300多人，七品以上者达50人之多。比一些普通的县人才数量还要多。

观念的进步，对于人才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山西大学堂成立，分中斋和西斋，西斋学习数学、语言、艺术等新课程，与传统教育相悖，不太受青睐。如外国语专业，晋中人都不愿意报考，而晋北人居多，崞县名人粱善济之子梁上栋便是其中代表。与商人走南闯北增长见识的方式不同，当地人无需远走，在周围与可以接触到流动人口交流往来便可受到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并且与流动的商业人员比，在稳定的环境中，便于做出思考判断，都为人才成长过程中观念更新，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同时节省了时间和空间移动的成本。是近代初期的人才链起源的很重要因素。

3.经济波动与人口流动的影响

近代以来忻定地区相比周边稳定的环境是人才链得以维系的又一重要因素。

人才链在忻定地区形成时期，以经济为基础作用的优势有所蓄积，但在信息相对还闭塞的时代，人才优势并不凸显。随着时间推移，19世纪50～70年代全国范围内发生巨变，形势恶化的时期，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丁戊奇荒等消极因素对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地区经济政治秩序、文化传统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这一地区在人才链形成中避免了这些巨大的打击。太平军北伐军进入了山西，活动范围主要在晋南地区，停留时间不长，对晋北经济发展没有构成威胁；捻军起义等活动的空间也在山西以外的东部和南部，对忻定地区没有造成破坏性影响；而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对北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丁戊奇荒”，对忻定地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降水分布的时间跨度不均，但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在晋东南、冀南、豫西北，以这些地区为中心，灾害程度向四周递减，忻定地区处于灾荒发生的边缘，波及影响程度小。灾荒除了造成受灾地区大量人口死亡，人口数量锐减之外，灾区难民迁徙也是造成受灾地区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灾荒后，潞安府、汾州府、平阳府等晋南地区人口数量减少近三分之二，太原府人口减少一半。忻定地区不降反增，因为这里有晋北相对好的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发展，受灾荒破坏程度小。灾荒过后，部分向北流动的灾民在这一地区落脚，租种当地土地，促使又一批原住并拥有部分多余田产的族户收入增长，又形成一批经济基础良好的人群，扩大了可受教育人群。还有部分贫苦人群在外来移民的土地租种竞争中失去租借土地能力，这类过剩人口被迫外出经商，并且后来一部分成为商业人才。

忻定地区经济较为稳定的发展为人才链形成奠定了基础，满足了相当数量的人口摆脱基本生存需要，为更高层次的追求提供了可能。并且在近代社会背景发生大变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人才链的延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注释

[1]山西省政协文史委编. [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民国高级将领列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参考文献

[1] 定襄县志编纂委员会[M].定襄县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2] 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词典[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3] 繁峙地方志办公室.繁峙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4] 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五台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5] 原平县志编纂委员会.原平县志[M].北京：科技出版社，1991.

[6] 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忻州地区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7] 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近代的山西. [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