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东

（涪陵区博物馆，重庆 408000）

《宋故冉隐君墓志铭》研究

刘 东

（涪陵区博物馆，重庆 408000）

1997年，涪陵区文物管理所在涪陵蔺市抢救清理宋墓1座，出土墓志1方。这里结合地方志及相关史料，对《宋故冉隐君墓志铭》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探讨该墓志铭对涪陵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冉隐君；墓志铭；研究

墓志铭对研究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况有着重要的意义，故学界关注甚多①如马强《从出土墓志看唐代西南地区汉夷冲突及其消解》（《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6期）；曾超《黔江墓志所见移民姓族录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期） 、《黔江移民姓族孙氏略考》（《三峡大学学报》，2012年3期）等。。涪陵蔺市宋墓出土的《宋故冉隐君墓志铭》对研究宋代社会，特别是涪陵地域的历史、文化亦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对《宋故冉隐君墓志铭》尚无深入的研究，故这里对之略加探索。

一、《宋故冉隐君墓志铭》的出土

1997年夏，涪陵区文物管理所在蔺市抢救清理宋墓1座。该墓为同坟异穴合葬墓，由左右墓室构成，中间由1道石墙隔开。石墙上雕刻有镂空窗格，墓壁四周有浮雕画像，后壁有神龛，墓顶有澡井。墓门2扇，由高约1.70cm的石材制成。门上浮雕刻有精美的门神和镇墓兽。在随葬品中仅剩石狮和力士镇墓兽。由于该墓早年曾被盗毁，故只出土了2件石器及1方墓志。部分文化实物见图。

狮、力士镇墓兽台基

墓门轴及墓门

墓葬雕刻

墓顶石澡井

镂空石窗格

在墓葬中，出土有墓志铭碑1方。碑刻顶端篆书题额为“宋故冉隐君墓志铭”8个大字，因称《宋故冉隐君墓志铭》。见下图。

宋故冉隐君墓志铭

碑刻为墓志铭文，正书。碑刻上部保存完好，中间则因磨损较多，文字有漏缺。为便于分析，现将墓志正文部分抄录于此。

里人冉熙志，自弱冠刻意于学，刳心于文，生产自用，淡然不婴于怀。予取其志，与交久矣。一日，走书以隐君形状，来请□□。兄弟不天，今且孤，卜葬有日，其可无词？以贲不朽。请吾写铭。予□挚友也。隐君俯乎好礼，肃之义穷，尝闻之其和而无误，温而多爱□于厚者□□□，人之口赒。然接物笃于敬诸欤？人之闲乐族者，于谨序而铭。

君先世居梁山，曾祖□□□□□□，晦跻不仕。君讳□，字纯道，尝侍其与人公朝，任江津。薄田，家邑中□，徙于涪之蔺市，妻牟氏，五子：长、少亡；次□，前一年亡；次□□□□□皆学□□。二女：长适牟庆先，次适房宗闵。君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辛丑卒，□年七十二。是岁癸酉葬于蔺市南山之址。

君一意为善，以义交州子，乡间有称焉。杖履林泉，徜徉终日。或十数年，足迹不履市门。至焚香盥手，诵浮图书，则一日不释卷也。颇有适悟，间祭其□戒诸子，谓人能于一劫，其慈心则几矣。卒前之五日，论家□曰：庚子、辛丑当为斋沐。且吾其逝矣。于是端念不移，至期而卒。鸣□，异哉！是可以书铭曰：其义振振，其性□□，足于巧，惟有余于真□，蔷□此身，欲贲其子孙，相千万年，有考思铭。

南阳邓仲午撰

进士尹好问书

从政郎新黔州州学教授尹莘篆额

二、《宋故冉隐君墓志铭》的主要内容

墓志铭乃墓主生前事迹的简单总括。据《宋故冉隐君墓志铭》记载，冉隐君的相关事迹如下。

姓名：冉隐君，姓冉，名囗，字纯道。南宋涪州蔺市人。墓志铭云：“杖履林泉，徜徉终日。或十数年，足迹不履市门。”故有“隐君”之称，意即“隐而不仕之君子”，反映出古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

生卒：墓志铭云：“君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辛丑卒，□年七十二。是岁癸酉葬于蔺市南山之址。”冉隐君卒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西历1184年，享年72岁，据此逆推，当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

家庭关系：冉与人，冉隐君之父，曾在江津任官，有薄田。冉牟氏，冉隐君之妻。生育有五子二女。长子，夭亡；次子，亡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三、四、五子在冉隐君过世时皆健在，力学。长女下嫁牟庆先，次女下嫁房宗闵。

迁徙：据墓志铭，冉氏凡3次徙居。先世居于梁山（今重庆梁平），至其父时在江津（今重庆江津）任官，有薄田，遂家于此。后因家道中落，“徙于涪之蔺市”，即今涪陵区蔺市镇。

事迹：据墓志铭，冉隐君最为出色的事迹有三。其一是以义交友。在墓志铭中，多次提到冉隐君的“义交”，如“隐君俯乎好礼，肃之义穷，尝闻之其和而无误，温而多爱□于厚者□□□，人之口赒。然接物笃于敬诸欤？人之闲乐族者”“君一意为善，以义交州子，乡间有称焉。”“其义振振，其性□□。”其二是隐居东皋。冉隐君之所以名为隐君，就在于他“杖履林泉，徜徉终日。或十数年，足迹不履市门。”其三是信佛有得。墓志铭云：“至焚香盥手，诵浮图书，则一日不释卷也。颇有适悟，间祭其□戒诸子，谓人能于一劫，其慈心则几矣。卒前之五日，论家□曰庚子、辛丑当为斋沐。且吾其逝矣。于是端念不移，至期而卒。”

三、余论

借助这方墓志铭，还有诸多值得深入考察或探讨的问题。

第一，因何而隐？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追求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据冉隐君墓志铭，冉隐君生长在官宦家庭，其父曾为官江津；冉隐君“以义交州子，乡间有称。”“州子”即州之士大夫，“相间有称”即在乡闾获得好评或赞誉。按理，冉隐君应当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可是他却唯独选择了“独善其身”的“终老林泉”之路，以至于流连山水，志在山林，以大自然为伴，“或十数年，足迹不履市门。”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选择了隐居之路呢？也许是其家庭的变故，也许是他对自然山水情有独钟，也许他本来进入了仕途，但仕途不顺，等等，墓志铭并未言明其具体原因。不过，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看，他生活在宋金急剧冲突的时代。试看：1112年，冉隐君出生；1115年女真崛起建立金朝；1125年，宋金联合灭辽；1126年，金灭北宋，史称靖康之变；康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1140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也许正是这种战乱纷飞的实况，促使他选择了隐居全生之路。

第二，隐君好义与蔺市“君子”镇。在古代，涪州蔺市曾经以民风淳朴著称。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州牧以蔺市镇民逾年无讼事，旌以“君子乡”3字，蔺市因获“君子镇”的美名。按：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特别是善政良俗当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或谓渊源有自。蔺市“君子乡”“君子镇”的得名虽然其得名、定名是在清乾隆年间，但其良风美俗的形成肯定在此之前。据墓志铭所载，冉隐君虽然生活在“君子乡”“君子镇”得名之前的宋代，但他“俯乎好礼，肃之义穷” “以义交州子，乡间有称”“其义振振，其性□□”正好可以诠释“君子乡”“君子镇”的含义，或许这正是蔺市“君子镇”的渊源亦未可知。因为它反映了蔺市这个古镇不求奢华、不求虚名、朴实无华、诚以待人，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

第三，隐君事佛与兰溪道隆。道隆（1213-1278年），南宋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日本临济宗大觉派之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使者。俗姓冉，字莒章，号兰溪，南宋涪州涪江（今重庆涪陵）人。关于道隆的籍贯，或作西蜀人，或作绵州涪江（今四川绵阳）人。13岁出家成都大慈寺，后赴浙江学禅法，师从无准师范、痴绝道冲、北磵居简等。在礼谒阳山之无明慧性祥师得悟禅道后寄寓天童山。1246年（宋理宗淳熙六年、日本宽元四年）道隆与绍仁、义翁搭乘日本商船东渡日本传法，一同抵达九州太宰府。先后住居筑前（今日本福冈）圆觉寺、京都泉涌寺、镰仓建长寺、镰仓禅兴寺等。因受政敌流言之累，先后两次流放甲斐国（今日本山梨）。1278年（日本弘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病殁，享年66岁。死后龟山上皇赐谥号大觉禅师。著有《大觉禅师语录》3卷。道隆对日本佛学、文化等影响极大，其事迹被载入《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日本名僧传》《佛学大辞典》《涪陵市志》《涪陵辞典》等。将冉隐君与兰溪道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两人均姓冉。第二，两人均系涪陵人。冉隐君是涪陵蔺市人，道隆的籍贯虽有争论，但日本佛学界已经认定涪陵就是道隆的故里，其具体的地点是涪陵马武镇午马；而蔺市与午马相邻。第三，两人生活时代大体相同。冉隐君生于1112年，卒于1184年；道隆生于1213年，卒于1278年。第四，两人均笃信佛道。冉隐君是“焚香盥手，诵浮图书，则一日不释卷也。颇有适悟。”道隆则更是得道高僧。第五，两人卒时情形相似。道隆是临终示寂，冉隐君是临终“戒诸子，谓人能于一劫，其慈心则几矣。卒前之五日，论家□曰庚子、辛丑当为斋沐。且吾其逝矣。于是端念不移，至期而卒。”据此，冉隐君、道隆是否出自涪陵同一冉氏家族？这个冉氏家族是否有佛学研究之传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究。

第四“走书”之请。“走书”乃“去信或来信”之意。如宋叶适《中奉大夫林公墓志铭》云：“朱公元晦既谪，士讳其学，公执弟子礼不变，未殁数月，犹走书问疑义云。”明高启《送刘侯序》称：“其同列走书来征文，以道其美。”清钮琇《觚賸·石经》云：“走书频阳，询李子德内翰。”据墓志铭介绍，《宋故冉隐君墓志铭》亦是“走书”请托的产物。

《宋故冉隐君墓志铭》的作者是南阳邓仲午撰文、进士尹好问书丹、从政郎新黔州州学教授尹莘篆额，其请托者是冉熙志。那么，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他们又为什么要为冉隐君作墓志铭呢？

关于冉隐君与冉熙志的关系，墓志铭有“兄弟不天”一语，在中国古代，“兄弟”一词是一个选择性词语，即可指兄，也可指弟，因此，无法判定谁为兄？谁是弟？不过，按照常理情况，冉熙志有可能为弟。由于墓志铭未载冉隐君其父的详细的家庭关系，所以无法判定冉熙志是胞弟、堂弟，还是族弟？在墓志铭中有“里人冉熙志”一语，按《尔雅》云：“里，邑也。”因之，“里人”乃街坊邻居之意。据此，冉熙志与冉隐君应当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否则应当采用更为明确的“五服”术语。准确地说，冉熙志与冉隐君只不过是同姓或许同族而已。

墓志的直接作者是南阳邓仲午撰文、进士尹好问书丹、从政郎新黔州州学教授尹莘，且是受“里人冉熙志”“走书”之请托而作。冉熙志能够请动3位大人物，足见他与3位大人物之间关系不凡。或许他们有较深的交往。因为属于“同类”，都是知识分子。据墓志铭，冉熙志是“自弱冠刻意于学，刳心于文，生产自用，淡然不婴于怀。”而尹好问则有“进士”的身份，尹莘更是走上了“仕途”，担任黔州州学教授，乃为“士师”。邓仲午在墓志铭中虽未直接表明身份，但墓志铭长文本身就为他所作，其当为士子无疑。

墓志铭一般为逝者生前好友或者亲属所立。如果进一步追问，冉熙志与冉隐君有同族同里之谊，且他“取其志，与交久矣。”在情理上，冉熙志为之作墓志铭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的关键则是冉熙志并没有直接为冉隐君作墓志铭，而是请名声、地位均比其高的3位大人物为其作铭。在中国古代，作为进士，尹好问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无疑。尹莘是“从政郎新黔州州学教授”，按照南宋的官制，从政郎是文官三十七阶倒数第三阶，颇有地位。同时，州学教授除传道授业、管理州县官学外，还主持并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有的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既是老师，也是政务官[1]。如《异闻总录》云：“陈伯修为宣城守，临政之暇，多在颐白堂讲《易》，宾客拉听者常十数。”如此，这3位大人物何以他们能够欣然接受冉熙志“走书”请托为冉隐君作铭呢？古人讲究同声相求、同声相激，故在南宋时代，文人墨客并不是清高，而是只与自己的同类打交道。从前面冉隐君的事迹来看，应当正是冉隐君“一意为善，以义交州子，乡间有称焉”的“君子义交”得到了这3位大人物的高度认可，以致他们虽然与冉隐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欣然接受冉熙志的“走书”请托。

通常而言，墓志铭主要是载墓主的生平事迹，可是该墓志铭因是“走书”请托的产物，故在该墓志铭中出现了一些违反常规的描述，其一是记载了冉熙志的事迹；其二是简要交代了冉熙志与冉隐君的交往；其三是叙述了冉熙志“走书”作冉隐君墓志铭的缘由。

借助该墓志铭，我们还可以深究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北宋时期，涪陵还是“蛮荒”之地，故有宋室宗王流贬的“涪陵之祸”，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程颐谪居涪陵，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黄庭坚涪州编管黔州安置。那么，一个身居蛮荒之地的士子冉熙志何以能够“走书”请动上述3位大人物？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涪州知州范仲武扩建钩深堂为北岩书院，崇祀圣哲，培育英才。或许这正是程颐点易、仲武兴学而惠泽涪州人民的产物。

总之，《宋故冉隐君墓志铭》所记载的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等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1] 周永健.南宋闲官制度述略[J].中州学刊，1983（6）.

[2]李永明.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源流[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1）.

[3]郑懿德.中国古人的名和字[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1）.

[4]史江.宋代会社研究[D].四川大学，2002.

[责任编辑：丹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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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5

刘东，男，涪陵人。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