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森

大概是2000年的某一天，我到昆明古玩城，从四川籍流动摊主手中购得一方古砚台（图1）。

砚台及背面金文及其拓片

此砚长16厘米，宽10.8 厘米，厚2 厘米。石色紫中泛红，呈浅猪肝色，破损表皮微区呈浅白色。包浆紫红略显黑色，伤痕累累，古气袭人，盈盈在握，尽显简约，精灵可爱。

砚正面上方，斫一个月牙形砚池，最深处达8 毫米，中下方斫一个砚堂，深1毫米。砚面呈椭园形，边宽7 毫米。砚堂右边有剥蚀斑块。砚背额处，从右至左，横刻二个篆字（阳刻），一字损伤不可读，另一字（园）可读。砚背正中央，留7厘米长，6 厘米宽，几近正方型的一块覆手，内斫铭文二十一个篆字。都为浮雕式阳刻。砚背下部从右自左，横刻“卫承芳篆”楷书四字（阴刻）清晰可见。这正是此砚点晴之处，又是此砚文物價值的考证窗口，真真切切，绝非后人伪作。

此砚台从篆制人卫承芳算起，流传至今，历经四百多年沧桑，但除砚背额处有一个字残不可考外，大体上保持了原貌。此砚砚堂平滑，砚池不深，砚面不饰雕琢，砚背却尽显篆刻技艺。篆文精写精刻在覆手内，以圆粒浮点清，极大地凸显了篆字的浮雕效果。覆手之方形与砚背轮廓之（椭）圆形，寓意天圆地方，是明代砚制作理念之一。砚背留有8毫米宽的椭圆边框，略高于覆手平面1毫米，在放置砚台时，避免磨损所题刻的二十一个篆字，如此精心设计及制作，保护了覆手内的文字历久仍清。

我经过近十年断续考证得出结论：此砚的篆写者应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温州知府卫承芳。明史中有关卫承芳的记载如下：

卫承芳，字君大，达州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橅字，升进浙江副使，不久谢病归。荐，起山东参政，历南京鸿胪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为右通政，以承芳贰之。敬循，大学士赓子也。赓言：“承芳臣同年进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当先。”帝许焉。寻迁南京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严绝馈遗，属吏争自饬。入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户部尚书。福王乞芦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余里，自遣内官征课。承芳抗疏争，卒不从。万历间，南京户部尚书有清名者，前有张孟男，后则称承芳。寻改任吏部尚书，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清敏。（《明史·列传》221卷，5826页）。

明史中题及，卫承芳“公廉善橅字”，“橅”即“摹”也，是说卫承芳不但廉洁，还善于摹写金石文字。本砚台上的大篆，印证明史中的此一记载可靠。卫承芳至少应是万历年间的篆书高手。那么，卫承芳还应有其他书法作品流传于世吗？有的。这就是卫承芳任温州知府时题永嘉“砚台岩”三个篆字，题刻时间是明万历十二年（1584）。据《光绪·永嘉县志》载：“合山相近之章山，有襟江亭，山下水潴处有石高三仞，则郡守伪承芳纂镌‘砚台岩三字。”砚台岩是一形如砚台的巨岩。岩高5米，阔2米多，北面岩壁上方，横刻篆体“砚台岩”三字，款为行书，自右至左直刻“万历甲申孟夏，同潘司理过访华源林大夫游此，巴东淇竹卫承芳题”27字。

2016年元宵节前后，我终看了砚台崖照片。（图2）

这张照片证实了此砚台的篆字和彼砚台崖篆字确系卫承芳同一人所书。我要感谢温州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使我们真切看到了卫承芳题写的另一处篆字。如此看来，卫承芳应是明万历年间的篆书家，得到了明史及文物的印证。

明末东林党事发，已搅得人心惶惶。身处漩涡之中的卫承芳，显然已经感觉到人心可畏。所以他在此砚上篆题了“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一句。（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的一段话语：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我以此作为线索，懂了卫承芳砚台篆题的全部字句，但过程却是曲折的：

2011 年11月，我把释文提交到刻铜文房论坛讨论，得到盛世收藏刻铜文房版主诸相非相（朱瀚）、掌柜地（冷松）的支持，得到当代镌刻家石止居（甘珩）及古文字专家行无边（网名）的指正，终于依靠集体智慧，初步诠释了所有篆文：

磨吸时，慎勿言，人心之不同，弗其面焉。

言珍宝侯印玺。

对于个别字的释意，原来有差异，后来得到了统一。（图3）

图三中第一行第四个字，似读“香”“杳”，行无边认准读“慎”。石止居找到了根据：见邾公华钟铭文“慎”字节录（图4b），这样“慎勿言”，就能读通了。

第二行第三个字，似读“介”，行无边认为读“人”，这个非“介”字，其实是两个“人”叠在一起，是“人”字的一种大篆写法。金文多不合说文解字，所以比较难认。石止居也找到了根据：今从冯成沅《金石字典》中查到李阳冰谦卦铭有此写法，这种写法两个“人”上下组合是很清楚的，见图4：

第三行第四字读“弗”，不同之意，“人心之不同，弗（如）其面焉”具有同等意义。汉代刘熙说：“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苏轼对文房四宝特别珍爱，特别在乌台案后他感受更深，故有“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人生体会，明代万历年间的温州知府卫承芳题此砚铭时，也把磨墨与磨人糅合在一起，还告诫：“磨吸时，慎勿言，人心之不同，弗其面焉。”明代的文人兴起了在砚台上雕刻诗句、铭文的风气，此时的砚台正在逐渐脱离实用功能，进一步走向艺术品。明代的砚台由此也有了实用砚和观赏砚之分。在砚背上刻写铭言警句，是明代士大夫阶层的心境常态。例如黄宗羲铭端石断碑砚曰“咄嗟大块，文章谁假，唯此岩花，于焉陶写，砚背生铭”；又如明代名臣熊廷弼，在他的砚台上刻着：“自渡辽，携汝伴，草军事，常夜半，予之心，唯汝见。”但是用石鼓文和金文在砚台上题刻者並不多见。明代书家顾从义，字汝和，号研山，工书法，因得赐宫中之物石鼓砚石，即在其上摹刻石鼓文，便成今日所见之石鼓文砚台。而今“公廉善橅字”的卫承芳遗留下的篆字铭文砚台，便成了难得一见的金文砚台。金文从宋代已经被书家临摹，但没有到清代那样达到极致。毫无疑问，这方明代书家卫承芳所留下的金文砚铭，为研究金文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宝贵金文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