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绪林

大伯是我们村的党支书，16岁参加红军，是个老革命，在我们这一带名气很大。

大伯常说，这辈子他吃了没文化的亏。村里的父老乡亲也这么说，你大伯如果有文化，县长那个位子搁不下他，至少也得是个市长书记啥的。

刚上中学那年，学校请他来作忆苦思甜报告，当时我坐在前排，那场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大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头戴八角帽。那身行头货真价实，不是赝品。大伯忆着忆着就走了题，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有茶叶进了嘴，他往地上啐了一口，说：“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没文化上，我要识几个字，这会最小也是个团长。娃娃们，要好好念书！俗话说，富汉惯骡马，穷汉惯娃娃。毛主席爱穷人，可他不该惯着你们，他把你们惯日塌咧，不好好念书造啥反？老师的反你们都敢造！还有个王法没有？咹！”

全校师生都瞪着眼往台上看，以为听岔了耳朵。一时乱哄哄的台下静得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大伯却浑然不觉，不管不顾地说：“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啥都好，就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好……”

坐在台上的校长最先醒过神来，赶紧起身把茶杯往大伯手里塞：“喝口水，喝口水。”

茶水凉了，大伯一口气就喝干了，刚要放下茶杯，校长笑着脸说：“喝吧喝吧。”

大伯说：“没了。”

校长赶紧续水，大伯说：“不喝咧，再喝就得上茅房。”

校长说：“那就先上茅房。”

大伯说：“我还没说完哩。”

校长说：“不急不急，上茅房要紧。”转脸给站在一旁的教导主任一个眼色。教导主任心领神会，拿起麦克风呼起了口号：

向贫下中农学习！

向贫下中农致敬！

师生们从来没有听过敢如此直言不讳批评伟大领袖的言论，一时都傻了眼，随即大哗，呼口号声比往常响亮数倍，真可谓臂若森林，声如巨雷。

向贫下中农学习！

向贫下中农致敬！

大伯硬是被一阵巨雷般的口号声喊下了台。

事后有人把这事反映到公社革委会，说大伯公然反对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公社革委会主任赵建明哈哈笑道：“说霍天顺说话嘴不站岗，这话我信。要说他反对毛主席，打死我都不信。他可是三六年的老红军，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跨过江的。当然，他也有缺点，说话嘴不站岗，满嘴跑火车，爱认死理，脾气倔，我都怕他，你们最好少惹他。”

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大伯早年家里窮，上不起学；后来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就去给他舅家放羊。他舅是我们大队地主分子程天福的爹，程天福年长大伯大一岁，是他的表哥。那时程家有二三百亩地，雇着伙计（长工），骡马成群，还养着一大群羊。大伯是他舅家的放羊娃。

一天干活歇息时，大家伙闲谝，不知怎的话题扯到了大伯身上，有人就说出了亲娘舅剥削外甥的话，程天福忍不住开了腔，说谁剥削谁哩？那年我姑我姑夫一前一后下了世，半年埋了两副丧，他家穷得精球打得炕边响，是我爹看着安葬了我姑我姑夫。那时天顺才十三岁，匪得猪狗都见不得，人见人嫌。我爹好脸面，再说了他是我爹的亲外甥，一村一寨的住着，不管不行么，就把他接到我家。天顺在我家放了两年羊，吃了熟的还拿干的。常言说得好，半大小子吃倒老子。别看天顺瘦的跟猴一样，可能吃了。椽头大的蒸馍一顿咥俩还不够，比颡 （音sa，关中方言：脑袋）还大的高把耀州老碗，吃一碗干的，还要加一碗汤的。到年底还要给他五块银元工钱。知道不，那时五块银元能卖一群羊。我说我爹，干脆把那群羊给天顺算了，免得他吃咱家的饭。我爹骂我放屁，说女婿外甥顶半子，天顺好歹是他的外甥，他不能不管。又说：天顺你还看不出来，性子野，要是没人收恋，他就飞迸子了。我爹的意思是把他笼牛犊似的笼上几年，再给他娶个媳妇成个家，将来到了阴曹地府也好给我姑我姑夫有个交代。

天顺在我家放了两年羊，我爹连个指头都没碰过他，脏活重活都是我干，他只是提个鞭子吆喝羊。为这个我还挨过我爹的一顿打，我跟我爹说，我是掌柜的还是天顺是掌柜的？我爹打了我一个撇儿子（耳光），骂我说，你还给天顺当掌柜的？他是你的兄弟！兄弟！你知道么！兄弟有手足之情，要互相帮衬哩。我爹这么说，我还能说啥。可天顺却把他舅我爹日弄了，偷着跑了。我爹带着人把周边几个县寻遍了，寻不着个人影影，谁知道他跑到陕北去了。我爹为这事难过了半辈子，说他妹子就天顺一个娃，让他弄遗球了，他对不住他妹子。我三爷劝我爹说，是天顺他把福拿脚踢哩，咋能怪你，他要跳崖，谁还能把他拴在裤腰带上。话是这么说，可劝人劝不了心，我爹心里一直纠结着一个疙瘩，要不是天顺后来回家来，我爹心里的疙瘩都要带到棺材去哩。那年天顺回来，来看我爹，他一进门我爹就骂：“你个崽娃子把我日害扎咧，我把你寻了二十几年，你死到哪达去咧，跑回来干啥？！你往出滚！我没你这个外甥。”

我爹临咽气时天顺来看他，我爹拉着他的手说：“舅把你错怪咧，你当年跑对了，跑成了老革命咧。”程天福说到这里打了个嗝，不说了。他从来没说过这么多的话，可能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程天福这话我信。大伯给我们作报告时每次都要说，他舅待他很不错，没有剥削过他，没打过他骂过他；他是个放羊娃，可他舅给他开的大人工钱。他还用了“恩重如山”这个词。他还说那时他有点瓜（傻），脑子不开窍，一天到晚老想着要离开他舅家，他舅对他越好，他这种想法就越强烈。他说他也不是把他舅当做地主看，只是他性子野，在家里呆不住，也觉得干放羊那个活没出息，一天到晚就想着往外跑，后来就跑了。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大伯的趣事。大伯给他舅干活时，一天吃早饭，他妗子忙活，忘了把蒸馍没有馏，他一声不吭地把筷子架在碗上，再把蒸馍放在筷子上，呆呆地看着碗。他舅看见很奇怪，问：“咋不吃饭哩？”他板着脸说：“蒸馍冰着哩，我馏馏。”为此他舅把他妗子骂了个鬼吹火。过后他妗子骂他：“你个崽娃子，我一顿不馏馍你就不行，你比你舅还耍得大。”

此后，大伯就偷偷跑了。偷跑前他勾引（这是大伯的原话）跟他一搭放羊的王牢牢一起跑。王牢牢问他去哪达儿，他说放羊没意思得很，咱们去当兵，混得好了还能捞个官儿当当。王牢牢笑他，说也许把小命就混丢了。他说，就是把命丢了我也不想放羊，我就想跑。王牢牢问他，你舅欺负你了？他说，没有，我舅把我看得比他娃还值钱。王牢牢说那你还跑啥？他说他就是不想放羊，想跑。王牢牢问他往哪达跑。他说他跑了他舅肯定要找他，跑近了，他舅能找着，要跑就往远地跑，去陕北，听说那达儿有共产党的队伍。王牢牢说他得叫公羊羝了，要投军就投正规军，投杂牌军他不去。还说，听说陕北那地方很苦焦，去了怕连肚子都混不饱。他见勾引不动王牢牢，就独自一个去了陕北。

大伯经常跟人说，他当初参加革命并没有什么“解放全中国”的想法，只是不愿呆在家里放一辈子羊。他性子野，不是家里看的虫，他想出去混世事，他想勾引几个伴一达走，可没勾引动，于是独自一个跑了。他最初的想法是去陕北，没有伙伴，感觉身单力薄，便改变了想法，干脆去西安。那时没火车汽车，就是有火车汽车，他也没钱买票。他只能步行。跑着跑着迷了路，西安在南边，他却跑到北边去了。跑到一个小县城，他以为是西安，一打问说是富县。他问离西安还有多远，那个老汉问他从哪达来的，他说渭北县。老汉说，娃呀，你把路走瞎了，这是陕北的富县。他心里说，就说把两双鞋都跑烂了，西安还没到，原来是把路跑瞎了，把他家的。又寻思：瞎了就按瞎处来，哪达黄土都埋人哩。他问这地方离哪达儿近，老汉说离延安近。他心里说，原来就打算去延安的，看来命中注定我吃延安的饭（他是共产党员，但同时也是个宿命论者）。就这么着他糊里糊涂跑到陕北当了红军，没料到把事弄成了弄大了。每逢说到这里，他就哈哈大笑，一脸的得意，未了又补充一句：“我大字不识几个，没啥见识，纯粹是瞎猫撞了个死耗子。”说完又哈哈大笑。

谁能说他说的不是实话？

当年，他到了陕北，先在三五九旅当兵，再后调到了中央警卫团。他在南泥湾开过荒，给毛主席站过岗放过哨。他还说他没有打过日本鬼子，只是跟老蒋打过，立过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当上了营长。又说，革命工作在哪里干都一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革命成功后，他转业到了地方。那时新政权刚建立，到处都缺人，他是个营职，组织安排他去县民政局当局长。第一天上班，他刚在局长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下属，拿着一沓子票据和文件给他，他翻看了半天没看出个眉眼，就问：“你们这是干啥？”两位下属说请局长签字。他一怔，又问：“签啥字？”这话让两位下属发愣，面面相觑，女下属随即明白新来的局长是个工农兵干部，就解释：“这些票据没您的签字报不了账。”男下属接着说：“这些文件都得您签发。”“咋签？”他又问了句外行话 。女下属看出他是真的不明白，指着票据说：“这地方写上您的大名。”他说：“这个简单。”拿起钢笔就写。“霍天顺”三个字写得不太端正，而且每个字有指甲盖大，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局长的位子空缺了两个多月，积攒的票据和文件太多，那天他写了一上午“霍天顺”，下班时他揉着发麻的手指头，骂了句粗话：“狗日的局长这个椅子还真不好坐。”这话恰好被来取票据的女下属听到了，当做笑话传了出去。

一天，他在办公室练签字，他想把“霍天顺”三个字写得顺溜一些，歪歪扭扭的别说别人笑话，自己也觉得不顺眼。他正在使劲练字，忽然听见外边有吵吵声，便放下笔出去看，女厕所门口围着一堆人，原来那位女下属上厕所不小心把手表掉在了便池里。那时手表可是个贵重东西，年轻的女下属眼泪汪汪的，周围的同事都说得赶紧掏，时间长了，表就进水了，而且会掉得更深，想掏也掏不出来了。可是都是口头革命派，没人动手。他走过去问清楚情况，二话没说挽起袖子手就往便池里掏。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功夫，手表掏出来了。他干这事比签字利索得多。

事后，局里的干部都说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当官的料。这话很快吹到了他的耳朵。给他耳边吹风的人叫赵建明，也是个转业军人，是他手下的兵，跟他同时转到县民政局工作，不同的是他是局长，赵是职工。赵建明还把说这话的人一一指名道姓说给他，临了咬着牙骂道：“狗日的胡嘞嘞哩，谁是当官的料？这不是埋汰你哩么！老营长，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赵建明还用部队的职务称呼他，以示亲近。

他却没有发火，拍了拍赵建明的肩膀说：“人家那话对着哩。我真不是当官的料，坐在局长的椅子上不舒服，椅子受罪，我的屁股也难受。”

此后不久，他主动要求回家种地。他用组织给的安家费娶了个媳妇，买了二十亩地一头牛（他原打算买三十亩地，可钱不够），过起了“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他心里極不情愿把刚买到手的土地归公，可毕竟受党教育多年，还是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再后搞互助组、搞人民公社化，他都带头响应，而且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现在。“文革”开始后，有造反派想夺他的权，他破口大骂：“狗日的把眼窝擦亮！我可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老红军！我给毛主席站过岗放过哨！跨过江打过老蒋！你们谁造我的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就是造毛主席的反！”他这一骂还真的把所有的造反派都镇住了，不但没谁敢造他的反，反而还都争着巴结他。他成了香饽饽。他现在不仅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还是公社的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贫协主席。用他的话说，身兼五职，比区长还大。

比区长还大的大伯最终还是栽了，栽在了他表哥程天福身上。

程天福那时的身份是“地主分子”，这顶帽子是文革时给他补戴的。其实，程天福这顶“地主分子”帽子戴的挺怨的。他父亲程大老汉自幼饱读诗书，很有学问，也很有眼光，土改刚一开始，他就把三百多亩地交了公；随后搞合作化运动，他第一个拉牛入社，受到了县里的表彰，说他是县里的“李鼎铭先生”。他虽是地主成分，但头上没戴“分子”帽子。文革前夕，程大老汉驾鹤西去。文革开始后不久，村里的造反派就把“地主分子”的帽子扣在了程天福的头上，假若程大老汉在世，那“分子”的帽子恐怕程天福想戴也戴不上。

在我的心目中程天福是个老好人（说明一下，我思想糊涂，有点是非不分），我从没见过他跟人争多论少，凡有是非的地方都没有他；干活也踏实，让他干啥就干啥，不挑肥拣瘦；见人也是不笑不说话。可也有人说，程天福那是伪装的。说这话的人叫刘忠义。一次修渠挖土，他拿着镢头跟鸡啄米似的，好像几天没吃饭。我很是生气，抢下他手中的镢头，挽起衣袖做垂范。我的垂范没有激起他的斗志，他蔫儿吧唧的站在一旁，脖子扭到一边看景。这时就见程天福甩掉上衣，光着膀子抡起了镢头。刘忠义在一旁说风凉话：“人家尻子拉屎，你球动弹啥，瞎鼓闲劲。”

这话有骂人的味道，可程天福并没恼，反而嘿嘿一笑说：“领导挽袖子，咱脱精溜子（光膀子）。”

程天福就是这么一个人。

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去公社送一个报表（忘了给大家说，我是生产队会计），走到半道遇上了程天福。他好像喝醉了酒，走路趔趔趄趄的，似乎还摔过跤，跌得鼻青脸肿的。我问他咋的了。他捂着腮帮子，只是摇手不说话。我也不好再问啥。他是昨日儿下午被勒令去了公社专案组，按说他早已是死老虎了，不该再有啥事，可不知怎的又被勒令去了。看他那面青鼻肿的模样，莫非被专案组“专政”了一顿？我在肚里猜测。

途中邂逅一位同学，谝了一会儿，到了公社大院，就见公社专案组组长卫红兵从办公室把一个老汉推搡出来，嘴里说：“出去出去，我认不得你！”往常他都撇京腔，可那天他没撇京腔，一口土得掉渣的秦腔。看样子他气得不轻。

我定睛仔细看，那老汉是大伯！果然我没猜错，程天福被“专政”了一顿，去找他表弟伸冤。大伯也是火爆脾气，当下骑着自行车怒气冲冲地就找上门来。不知在专案组的办公室咋就跟卫红兵吵了起来。大伯可不是好惹的。我知道今天有场好戏看，一时竟忘了来干啥，兴奋得站在那达偷着乐。

大伯果然如我所料，不好惹，手指似一柄钢叉，直指着卫红兵的鼻子骂道：“你崽娃子认不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就是卫家堡卫老四的后人碎狗么，你大见了我不叫叔都不敢招嘴，你还敢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真个是涝池大了鳖也大了！”大伯本是个红脸膛，此时此刻脸色血红，大嘴巴围了一圈猪鬃似的胡子，唾沫星子乱飞，喷了卫红兵一脸。卫红兵抹了一把脸，赶紧后退一步。

卫红兵乳名叫碎狗，学名卫勤劳，文革后改名为卫红兵。他老子卫老四是卫家堡的贫协主席，卫家堡原本是我们霍家寨生产大队的一个生产小队，后来分出去了，独立为生产大队，可只有四五百口人。论辈分卫老四管大伯叫叔，卫红兵得把大伯叫爷。卫红兵此时睁着眼说瞎话，说他不认得大伯，这分明是蔑视大伯。大伯能不上火吗？

吵闹声惊动了公社大院，各部门办公室都有人出来，更多的人爬在玻璃窗口看热闹。卫红兵可能从来没被人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指着鼻子骂过，而且是叫着他的乳名，顿时恼羞成怒，一张胖圆脸涨成了紫茄子，手指也直指大伯，还骂道：“老怂，你骂谁是鳖？！你骂谁是鳖？！”

大伯骂道：“就骂你这个碎怂是鳖！你个碎怂看着毛片顺顺的，咋装了一肚子的坏下水！我问你，你把程天福叫来弄啥哩？”

“叫他来交代问题！”

“交代啥问题？”

“交代啥问题我用不着给你汇报！”卫红兵“哼”了一声，又说：“别觉得自己麻包大，啥都能装。你管不着我！”

“你是歪娃么，谁还敢惹你。我问你，程天福把啥罪犯下了，你三天两头地给他寻事，还动手打他？他的年纪比你大还要大！”

卫红兵冷笑一声：“哼！他年纪大是他糟蹋的粮食多！他是地主分子，是阶级敌人，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我就专政他！”又说：“我知道他和你是亲戚，他把你叫来想咋？！你敢跟地主分子同流合污，我一样专政你！”

大伯哈哈笑了，笑得令人毛骨悚然。大院的人都是一怔，面面相觑，不明白大伯为何发笑。卫红兵也是一怔，“你笑啥？”

大伯敛了笑，黑丧着脸说：“我笑你个碎怂，啥话都敢说！屎巴牛打喷嚏，满嘴喷粪！敢专政我的人还从他妈肚子没生出来哩！我是三六年参加的红军，三八年入的党，给毛主席放过哨站过岗，在南泥湾开过荒；跨过江，打过老蒋。那时你还在你大的腰胯里转筋哩！”

院子里起了一阵笑声。

卫红兵的脸更紫了，变成了青茄子，还牙道：“你别倚老卖老，谁知道你那个老红军是真是假。我就知道你是地主分子的外甥！”

大伯把胸脯拍得啪啪响，扯着嗓子说：“给你娃娃说，我霍天顺在十字路口跌一跤——正南正北的！你称二两棉花纺一纺（访一访），我霍天顺当年当红军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个碎怂敢怀疑我！”

大伯又说：“我舅家是地主也不假，可我舅家是村里第一个拉牛入社的，我舅是霍家寨的‘李鼎铭先生！”

卫红兵撇了一下嘴，说：“还‘李鼎铭先生呢，程天福是个地主分子，你舅要活着就是个老地主分子！亲不亲阶级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这个地主分子的外甥也不是个好鸟！”

大伯火了，骂道：“我把你个懒球日下的，你敢骂我！今儿个我就实话实说，程天福就算是地主分子，可也是我舅的后人。批他斗他能行，可打他就不行！毛主席说咧，要文斗，不要武斗。你狗日的崽娃子敢不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当年卫红兵在队里干活时经常磨洋工，村里就有人骂他是“懒球日下的”，他老子是卫家堡的贫协主席，寻情钻眼把他弄到了社办企业，成了业余“工人阶级”。此时大伯这么骂他揭到了他的痛处，他恼羞成怒地吼道：“毛主席也说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打的是阶级敌人，你能把我球咬了！”

我当时不明白卫红兵为啥要打程天福这只死老虎？后来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程天福有个闺女，名叫程海媚，长得很漂亮。她跟卫红兵是同学。卫红兵一直暗恋着他们的班花，后来让媒人去程家提亲。那时程海媚虽然家庭是地主成分，可心气很高，根本就没看上卫红兵，当时就拒绝了。高考他俩都落选了，卫红兵的成绩距录取分数线还差二十分，程海媚的成绩倒是过了录取线，可政审把她刷了下来。回乡后，卫老四仗着贫协主席的身份给儿子在公社办的大修厂找了份工作。程海媚却窝在了家里。这时，卫红兵又托媒人去程家求亲，程海媚有点心动了。这时却出了个事。大修厂后边有个厕所，男女厕所相隔的墙皮遭风吹雨淋，墙皮脱落，露出了寸把宽的缝隙。一天午休时，有个女工上厕所，刚脱了裤子，忽然发现缝隙那边有双眼睛，吓得惊叫起来，等大伙闻讯赶来弄明白是咋回事时，男厕所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事后，那女工给她的闺密说，她看那双眼睛像是卫红兵。她的闺蜜就愤愤地说，你给厂长告他去。女工摇头说，她看着像，但不敢肯定。临了让闺蜜给她保密。她的闺蜜嘴里答应给她保密，但当天风声就传出去了，随后传得沸沸扬扬，不知咋地就传进了程海媚的耳朵。程海媚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卫红兵的求婚，而且当着媒人的面说，她就是当尼姑也不会嫁给那样日巴歘（腌臜）人。媒人被臊了面皮，就把程海媚的话加盐添醋地给卫红兵说了。因此，卫红兵对程家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得时了，就想着要报一箭之仇。他把程天福勒令来，羞辱了一番，并动手打了一顿。程天福忍辱吞声求生存，没料到还是被人打了一顿。他一路上越思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腌臜气，便去向表弟去诉冤。

常言说得好，胳膊离手腕近。程天福雖是地主分子，但毕竟是大伯的表哥。中国有句古语：姑表亲血肉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虽说当下的政策是“亲不亲，阶级分”，可大伯不是一般人，他说话做事也就不一般。他听了表哥的诉冤，当下肚里就来了气，骑上车子直奔公社来为表哥抱打不平。没料到卫红兵不但不买他的账，而且还出口伤人。他是大队支书，还是个老红军，别说公社的书记主任，就是县上的书记主任见了他都不笑不说话，这个乳臭未干的碎怂竟敢对他如此无礼！他一下子火冒三丈，骂道：“你个碎怂敢出口伤人！别人怕你，我霍天顺却不怕你！今儿个我就要咬了你碎怂的球！”随手捡起一块半截砖照着卫红兵就砸了过去。

这一砖把卫红兵的头砸了个洞，也把大伯差点砸到四堵墙（监狱）里头去。

卫红兵挨了一砖哪里能善罢甘休，他四处告状，说大伯是现行反革命，殴打革命造反派，包庇地主分子，强烈要求逮捕大伯。

那时各级部门都是造反派当家，大伯虽然身穿“大红袍”，还是被卫红兵拉下了马。大伯身兼的五个职务全被撸了，幸免蹲班房。

事后，程天福带着哭腔给大伯说：“都是我害了你。”

大伯呵呵一笑，说：“球！无官一身轻。再者说，我也看不惯那崽娃子的贼式子！”

此后，大伯再也没有当过芝麻粒大的官，一身布衣，劳作在田里。他寿高八十八，无疾而终。

大伯育有两儿一女，女儿是乡村教师；大儿子子承父业，18岁当兵，如今是某旅旅长，比父亲当年的营长位高许多；高考制度恢复，二儿子考上了大学，如今已是教授。乡人都说这是大伯给后人积来的福分。

倒是卫红兵有点出人意外。他官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去了一家工厂当工人，恢复了他的本名——卫勤劳。再后，痛定思痛，努力工作，当上了车间主任，按说也还不错，可他的两个儿子不争气，一个聚众斗殴进了班房，一个进了戒毒所。为此，他得了一种怪病，终日躲在屋里不愿见人。

前年大伯去世，安葬时卫勤劳突然出现，与人无语，在大伯坟头烧了一沓纸钱，磕了三个头，随后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