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

摘要：米兰·昆德拉的流亡经历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其流亡经历由事实形态转化为精神神态，引发了精神活动中“流亡”与“回归”的双向运动，导致其小说叙事结构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元性：由历史性形而下家园中流亡与向纯粹形而上家园的回归。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叙事结构；流亡；回归

米兰·昆德拉的一生及其身份的不断游移和转换，界定了他的“小说家”与“流亡者”的称谓。昆德拉认为，小说发展到现在，没有像有些人说的，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它失掉了许多可能性，塞万提斯的遗产被贬值了，而他本人就是要皈依这份被贬值了的遗产。这就是说，昆德拉要创造一种质询的小说，发现的小说。昆德拉这样给小说定义：小说是“伟大的散文形式，在其中作家通过各种实验性的自我（人物）彻底地探讨一些重大的存在的课题”。昆德拉以他的8部长篇小说和7部短篇小说探索存在，发现存在的真象，并因他探索的独特、新颖和发人深思而轰动和影响了世界文坛。昆德拉强调探索存在，也许是受到了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的影响，他本人算不上是个哲学家。他没有对“存在”进行系统地理论地阐述，但他明确地把“存在”（Being）与生命（Life）、历史、现实区别开来。“存在”不是物质的具体的“外在”，而与人的心理、精神世界相联系，“存在”是一种境界、境况。这种境况可以由物质的“外在”显现出来，却不是由它决定的。昆德拉把存在看作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也就是说，昆德拉探索“存在的境况”，而这种境况对所有人都具有“可能性”，它是普遍的而非个例的，本质的而非具体的。在《玩笑》（1967年）中，作者描写了50年代捷克一个矿区惩戒营的生活。作者通过对这段生活的“思考”，揭示出整个社会分成了两种人，改造别人的人和被别人改造的人，他在《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年）中则探究迫害者与被迫害者。改造别人的人（迫害者）忠实于某种崇高的目标（以为可以进入天堂），被改造的人（被迫害者）背叛了这个目标，然而，这两种人，亦即所有人，拼命要挤进天堂的大门，只要调换一下，改变一下情形，这两种人其实一样。《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雅库布（被迫害者）被奥尔加的父亲（迫害者）送进监狱，半年之后，奧尔加的父亲在同样的革命的名义下被处决，成为被迫害者，茹泽娜之死又使雅库布成为迫害者。历史总是跟所有人不断地开玩笑，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都被抛进玩笑的圈套，都无法摆脱这一存在境况。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年）中，画家萨宾娜、医生托马斯都深切感到生活中的媚俗作态（Kitsch）。课堂上，老师告诉萨宾娜国家正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没有坏的东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托马斯以随感形式写的、自己不很在意的一篇文章被当局煞有介事地审查，并要求托马斯在悔过书上签字，不管他是否真的悔过，只要签字就行。这种政治上的弄虚作假，就是媚俗的一种表现。托马斯、萨宾娜感受到并努力想摆脱却不能摆脱媚俗。

2007年初，昆德拉出版了他的谢幕之作《帷幕》，强调了他最后的意愿、他的偏爱、他担心被人误解的地方，解读昆德拉小说的叙事结构，“流亡”的生活经历以及魂牵梦绕的“归家”思维，形成了他的小说叙事结构特征：历史性形而下家园中流亡与纯粹形而上家园的回归。对昆德拉拉说，“流亡”有多重含义，既是一种沉重的生命经历，又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历程；既是被迫的离弃，又是主动的背离。这种流亡的终极归宿乃是其精神性的回归。“回归”是与整体性重新取得关联的努力，倾向于整体对部分的回笼，倾向于对二元中终极一维的重新谋划与建构。

首先，流亡作为昆德拉个人生存及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参照语系，不仅规定着昆德拉的写作精神与叙事样式，也将潜在地影响着我们对昆德拉小说世界研究的每一个部分与特征。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是一位诗人，一位剧作家，一位小说家，一位政治思想家，一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更是一位根植于欧洲学院化土壤中的精英知识分子，是一位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只有理解了作家的生存语境，我们才能理解作家的写作语言和思考语言，才能从作家的外部语言转换到叙事世界的内部语言空间。由于流亡不仅是昆德拉的生存事实，也是昆德拉的命运。对他而言，流亡有两重意义：一个是事实层面的，一个是本体层面的。事实层面的流亡是指个人从祖国流亡，即作为经验事实的流亡经历，它是时间与空间的流亡。而昆德拉在文本中流露出来：流亡不仅是他作为个体从祖国的流亡，还有他所属的民族从整个世界的流亡。在《被背叛的遗嘱》和《帷幕》中，昆德拉一再将自己的回忆定格在“弱小民族”，而对被大国剥夺存在合法性的生存困境，定格在捷克民族命运被几个大国决定的悲苦命运。他在《帷幕》中写到：

“慕尼黑这个城市的名字已成为希特勒投降的标志。但我们应当更具体一点：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四个大国，德、意、法、英，共同协商了一个小国的命运，它们甚至否定了这个小国的发言权……在欧洲，一边是大国，一边是小国；一边是坐在协商大厅内的民族，一边是整夜在候见厅中等待的民族……区分小民族与大民族的，并非它们居住人口数量上的多寡，而是更为深刻的东西：小民族的存在对他们自己来说，并非一个顺理成章、确定的事情，而总是一个问题，一种赌博，一种风险；面对大写的历史，它们总是处于自我防卫的姿态，因为这一历史力量超越着它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甚至都看不见它们”。（1）

当一个人与民族的生存失去自然的合法性时，它就流亡在世界之外，在昆德拉的记忆里，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创伤和记忆，影响着米兰昆德拉的创作主题与叙事结构。

其次，流亡既是20世纪人类存在的特殊景观，又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状态，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犹太民族几个世纪的流亡哀歌，都使人类生存笼罩在这一根本性的存在境遇之中。可以说，流亡某种程度上对探讨人类精神起源及现实状况具有永恒性意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为自身的人》一书中对人类的存在状态作了描述：“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打破了标志动物生存特征的和谐一致，它们的出现使人变成一个异例，变为畸形怪物。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与自然隔膜；他无家可归，却又禁锢在与一切生物共有的家中。在一个偶然的地方，偶然的时间，他被投入这个世界，而他被赶出去，也是出于偶然。由于认识自身，他知道他的无能为力和存在的局限性。”（2）从伊甸园中人类遇到了它自身不能回避但又没有最后答案的追问----存在成为问题。人在关掉乐园以及与自然的和谐之后，他成为永不停歇的流浪者（如奥德修斯、俄荻浦修斯、亚伯拉罕、浮士德）（3），但流亡伴随着一个永恒的追问与祈望，人类将在生存与诘问中寻求存在的答案。因此，流亡伊始便纠结着回归的必然，因为人类渴望绝对，并与另一种和谐来解决存在中的分裂状态。

如果说，人被逐出伊甸园是人的第一次丢失，那么，现代世界中人与上帝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的第二次丢失。艾略特曾在20世纪的荒原上发出凄厉的呐喊，这种精神的荒原生活之所以无法忍受，在于标识人在生存中位置的标尺随着上帝的倒掉一起倒掉了。昆德拉对流亡经历的体悟是由个体外在的遭际上升为人类总体存在的根本状况，并选择了一种主动的姿态。贡布罗维奇曾有一句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4）昆德拉对他的解释恰恰表明了主动性流亡的共同看法：“他也许是想说作家特别强烈的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使他成为一个隐喻意义上的流亡者，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不如说，它的本性是反集体。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5）

人类生存内在的根本性流亡在隐喻的意义上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生存的流亡性----尤其是小说家。

由于流亡带来了撕裂性的生存经验，它使作为生存空间的“家”变成了一个异己的幻想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的意义设定与表述也都变得可疑起来。如果流亡者出于离“家”的状态，这个家是被现代性文明规定的“家”，但这个“家”并非流亡者所能回归、所愿回归的家。而流亡者试图重新回归之“家”，则是另一种具有诗意属性、自然的整體，是纯粹的形而上家园，只有这个家园才能将流亡中破碎的生命重新捡拾起来。这种整体在昆德拉的思想中是完整、自然、原始的存在状态，流亡者从一个地方流亡出来，但又归向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去处，流亡必然牵扯着对“家”的重新找寻，流亡必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回家”。

第三，“家”是具有多层含义的交织体，作为生活概念它指具体屋舍，作为政治概念它指国家，而作为本体概念则指生存的世界。在人类学家看来，“家也把结构赋予时间，包含记忆和期待。”（6）生存世界是人生存的场所，但这一场所不是指物理性的某地，而是指一种意义交织的整体性空间，这一空间既是人生的方向性归依，又是人获得自我肯定与依靠的场所。“家”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空间，包含着生存的信念与承诺，正是依赖于这样一个空间，个体生存的意义才得以确立。然而，一旦由“家”建立起来的生存可能性、持续性以及完整性遭到破坏时，意义、空间、体验和中心等生存概念就在断裂性经验中瓦解了，变得难以辨认。在此，“世界显露出可怕的暧昧性”----对世界的认知变得困难，真理变得不可把握。所以如果“家”消失了或者被否定的话，将会极大地“触动我们”，这种话触动来自一种非常规的断裂性生存经验的震惊，这是流亡的根本性体验。流亡破坏并取消了“人”与“家”的意义性关联，将人抛出意义世界而处身于无意义的荒原，“家”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变得陌生而不可思议了。

综上所述，我们明白：对流亡以及家园的双重含义的理解，带来对命运的双重理解，带来叙事结构与状态的双重建构，带来生存事件的结构与状态与叙事文本的结构与状态之间的勾连与转换。因此，与形形色色的历史性性命相对应的是昆德拉所认为的无所不在、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规定着存在本质的形而上命运，对历史性命运与形而上命运的分离对应着流亡与回归的悖论性运动，当生存事件的结构与状态影响到叙事的时候，叙事文本的结构与状态也必然作出一种结构上的回应。

参考文献：

[1][捷]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第4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美]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第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3][美]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第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4][5]李凤亮、李艳：《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第474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

[6][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文妍、张亚辉译，第2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