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疆危机中的海洋观

2017-06-29王冰青

东方教育 2017年8期

王冰青

摘要：海洋观是人们对整个海洋及人与海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由于近代遭遇的民族危机，中国的海洋观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转变。主要表现在：逐步重视海疆的价值；具有了一定的海洋主权意识与相关概念的提出；近代海防观开始萌发与发展；海军开始受到重视，并开始建设近代化海军；以舆图的方式对中国的所属海域进行标识。然而，虽然中国近代海洋观已逐渐发展成熟，但其发展过程中不乏众多制约性因素。

关键词：海疆危机；海洋观；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2

所谓海洋观，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和理论思维形成的有关海洋以及与海洋相关联的客观事物和人类活动的认识。海洋观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也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性，不同时期的海洋观便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的海洋行为特征。一个历史时期的海洋观不仅影响着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海疆的战略安全，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传统海洋观的特征

中国早期的海洋观，是古代沿海地带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与海洋的长时期频繁接触逐步形成的，这时期的海洋观只是有关海洋的初步认识，但这一传统的海洋观却独具东方特色。

在中国古代时期，海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国家的天然屏障。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主要是由于内陆的地缘威胁始终困扰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这种斗争使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便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政策取向，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这样的海洋观。此外，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很容易让国人滋生天朝上国的满足感，这就加剧了我们的海内倾向。并且，这种倾向进而成为一种惯性，历代延续下来。久而久之，这种历史惯性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海洋不被纳入其统治范围内，一度被边缘化。这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1]

此外，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多“以农为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传统的农业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观的发展，使我国传统的海洋观一元化倾向严重。因此，古代时期对海洋价值的认识大多表现为“海产之利，鱼盐并重”，“藉海为活，以海为田”。[2]这种对海洋价值的片面认识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传统农业思维的延伸，完全没有认识到海洋本身所蕴含的商业性和开放性。

同时，中国传统海洋观并无任何对外侵略性，它不以开疆拓土，掠夺财富，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在政治上“示强威、宣德化”，扩大国家影响，在经济上“通洋裕国”，繁荣经济，这无不充满和平气息。正如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3]

于是，区别于西方外向型的海洋观念，在中国传统内向性的海洋意识指导下，明清统治者囿于狭隘的政治利益，不惜违反经济发展规律，从海洋全面退缩直至闭关锁国，使我国在近代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落入了步步挨打的境地。

二、中国近代海洋观的勃兴

1840 年，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当西方的海洋意识不断强化，逐步发展成为海洋霸权主义观念时，近代中国的海洋观念仍然十分淡薄，海权意识依然十分缺乏，中国和西方在海洋观上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西方國家东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面对这种落差的刺激，逐渐摒弃传统之狭隘、落后、愚盲的海洋观，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开始反思海疆领土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海洋权益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安危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反思中，以近代海防观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海洋观开始萌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逐步重视海疆的价值。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海防危机日益加重，上至林则徐、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下至普通知识分子、一般官吏，其中更有魏源、王韬等思想家，这些人逐步认识到了海疆对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性。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关天培的《筹海初集》等著作无不表达了他们对海疆的重视和对海洋的探索。

此外，清政府开始重视东南、南部海疆岛屿战略地位。经过清末海防论争之后，台湾的海防战略地位日益为一些清廷官员所关注，其中海防重臣沈葆桢曾表示，台湾战略地位不容小觑，它不仅对东南海疆的安全至关重要，对整个国家的安全都有重要意义。中法战争后，倡导“塞防海防并重论”的左宗棠重申十年前沈葆桢等人的建议：“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4]1885 年10 月12 日，清政府发布诏谕，将台湾的战略地位提升到国防高度。在诏谕中谈到，台湾作为东南海洋的门户，关系海疆全局。所以应随时根据时事变化变通对策，以通过台湾控制南部海疆。因此，着手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年驻扎台湾。诏谕一发布，即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从此，台湾的海权战略地位确立了下来。

同时，清朝地方政府对南部海疆岛屿的战略地位也重视起来。1909 年，南海东沙岛被两广总督张人骏收回并派遣军舰巡逻，而在此之前，岛屿被日本占领和管辖。鉴于南部海疆岛屿的重要战略地位，张人骏上陈奏折：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5]若果任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政府“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6]正是由于张人骏的极力倡导，清政府将海南岛崖州所属榆林港和三亚湾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基地。

二是具有了一定的海洋主权意识与相关概念的提出。1864年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未经我国政府准允，擅自在大沽口拦江沙外私扣三艘丹麦货船。事后，清政府总理衙门为维护我国主权，义正言辞与其交涉，并指出：“查此次扣留丹国商船处所，乃系中国专辖之内洋。”并致信李福斯：“缘滋事之处系属中国洋面……所以本王大臣不能不向贵大臣理论者，非为丹国任其责，实为中国保其权。”[7]此次普丹大沽口事件中清政府的应对态度与处理措施显示出其海洋主权意识萌发。此外，1899 年12 月清政府与墨西哥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其中第11条规定中、墨两国“彼此均以海岸去地三力克（每力克合中国10 里）为水界，以退潮时为准。界内由本国将税关章程切实施行，并设法巡辑，以杜走私、漏税”。[8]从当时“水界”的使用语境可以推测出，水界指的是一个国家能够管辖的海域范围，这个范围不仅包含领海还包括该国海洋中的岛屿。

三是近代海防观开始萌发与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陆续从海上东来，清政府所面临的海防危机日益严峻。正是出于化解和防范海洋危机，所以近代海洋观的萌发主要体现在近代海防观上。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和部分开明官员已经认识到了海防的危机，如左宗棠面对列强入侵，藩篱尽撤的现状，不禁慨叹：“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9]日本侵台与吞并琉球以及中法海战等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李鸿章针对时局，感慨道，如今东南部万余里的海洋疆域，西方列强中只要有一国挑事，其他国家皆互相勾结煽动，这实在是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呀！清廷最高统治者对此有相同感慨，同治皇帝发布上谕指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10]

受西方海洋战略理论影响，再结合中国海防情形，李鸿章提出了海疆自守策略，即“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1]也就是，天津、山海关一带为海防重心，长江入海口为次重点。这种陆基防御、要塞防御的方针成为清政府当时的海防策略。很多地方要员都纷纷对李鸿章提出的自守策略表示赞同，两广总督应翰说：“是以言江防者，未先筹战，宜先筹守，防江口即所以防金陵，固金陵即所以固皖、鄂，合上下游之力以固长江，则财力易集，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则事机易赴。”[12]浙江巡抚杨昌浚也认为：“是今日自强之道，陆军固宜整理，水军更为要图。”[11]（卷99，P35）这意味着清政府的海防观念从单一“坚船利器”的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的海防观念转变。在新的海防战略指导下，自1880年起的十余年里，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接连建立了起来，渤海湾三角防御体系初具规模，从而成为了京津的重要屏障。

四是海军开始受到重视，并开始建设近代化海军。鸦片战争惨败后，林则徐痛定思痛，说道：“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13]受近代海洋观影响，中国的近代海军建设起步。其发展是从自己仿造军舰或者从外国直接购买舰船，以及改善落后的武器装备开始。1840 年2 月，林则徐最先从一名美国商人手中购买了一艘商船并下令改造成军舰。之后，试制近代化舰船、火炮等武器装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洋务派的推动形成一股股风潮，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和广东军装机器局相继创建，这就推动了中国海军在舰艇和军火装备上的近代化。在努力生产国产战舰的同时，外购军舰的步伐也在进行中。第一次海防筹议后，清政府加快了外购军舰的步伐，1876 年至1881 年，就从英国订购了炮艇13艘。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发展尤为重视，不惜重金为其从英国和德国订购了“超勇”、“扬威”、“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等巡洋舰，从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大型铁甲舰。到甲午战后，清廷对海军进行了重建，虽然存在规模小，舰艇性能差等问题，但是这一时期海军的近代化已基本完成。

五是以舆图的方式对中国的所属海域进行标识。对领土、领海主权管辖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是划入版图，这是维护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海国图志》的《东南洋沿海各国图》中，一些西沙群島的岛屿被清楚地标记在地图中，并注明属于海南岛万州所辖，这意味着它们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如煜的《洋防辑要》，南海各岛被标绘在其《直省海洋总图》里，代表西沙群岛的“九乳螺洲”和“双帆石”也被明确标绘在《广东洋图》之中，作为中国的海疆领土。廖廷相、杨士骧于光绪年间编纂的《广东全省海图总说》记载：“广东全面濒海，东南值吕宋群岛，南对婆罗大州，西南际越南东境，海面辽阔，总名南洋，属省境。”[14]由其浩瀚的海面和所描述的方位来推断，书中记载的这个“海”，就是属于广东省的南洋，即今天的南海。它是包括在总名南洋之内的中国之南洋，属广东省境。在1904 年的《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中绘有“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在这里“万里长沙”指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万里石塘”指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这张图中，明确了“万里石塘”即为中国的一个府，它的图例与潮州府、琼州府相同，都以双线方格表示，[5]（P311）这就清楚地把南海诸岛归入中国版图。以上地图都以清代官方地图命名，[15]具有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效力。

三、对近代海洋观制约性因素的分析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的50多年，清政府有时机和时间改变边疆战略，但最终却失去了机会。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中国近代不全面、不完善的海洋观的误导作用难逃其责。而且，制约近代海洋观发展和完善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以下列出了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中国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特点，决定了中国很难像美英那样奉行海洋战略集中原则。这种地缘现状客观上要求中国两者兼顾，不可偏废。这就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挑战，致使中国总是面临战略上的取舍困境。海防塞防之争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选择上的两难窘境，争论的结果是清政府采取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然而，连年的内外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防经费，清政府不能同时满足陆海两个方面增加的安全需求，不能有效配置日见紧张的国防资源，因此“海防塞防并重”战略最终破产了。这种防御性战略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中国自身的实力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

第二，清政府对海洋事业的重视和投入不足，制约了国家海洋意识和海洋强国思想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的认识与决策对海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马汉所说：“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16]近代中国在实现从传统的普世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海洋战略没有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面对时局的转换，统治阶级还是“希望通过羁縻手段，凭借文化上的强势，逐渐同化任何侵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弱势的民族和国家。这是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几千年相处经验的历史遗存与心理凭借。利用这种经验对付西方列强，事实证明是无效的”。[17]此外，在连绵不断的内忧外患之中，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加之地方主义兴起，致使清政府根本无法动员、集中全国资源对边疆战略进行统筹规划。因此，在近代民族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成长过程中，清政府在此方面的态度与决策有重要的推动或抑制作用。

第三，由于长期闭关锁国造成消极影响，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在清政府一些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倭仁曾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且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11]（卷47，P24）俞樾在《自强论》中道：“彼之智巧日出而不穷，而我乃区区袭其已成之迹，窃其唾弃之余，刻舟而求其剑，削足以合其履，庸有济乎？”[18]李鸿章的理解，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11]（卷25，P9-10）但是，他着重强调：“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10]（奏稿卷9，P35）按照这种本末观的要求，中国的“师夷”只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绝不去触动旧的生产关系。在这样的封建观念影响下，中国近代海洋观和边疆战略的彻底转变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升降起落、婉转迂回的发展过程。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向海则兴，背海则衰。海洋观影响着人们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甚至还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华民族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19]“以海为途”，以博大的胸怀和气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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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文豐. 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12.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8：16.

[7]沈云龙.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 册[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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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侠. 清末海军史料[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2.

[11]李鸿章.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4[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