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国家出现之后，每一个人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父母之子，又是国家之民。父亲有权教训自己的儿子，却无权杀伤国家的臣民。父权之上，还有普遍保护人权的王法。

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问：“在古代，老子杀儿子不犯法吗？求具体解释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想来对中国传统法制不甚了了，又有些好奇。但他的好奇心恐怕要被一个网络答题大神毁掉了，因为此人回答说：“的确，在古代，父杀子是无罪的，无论理由是什么，这是礼法，也是传统。”这一回答还被某网站推荐为“最佳答案”。

我要是知道答题者是何方神圣，一定会建议他：不要好为人师，有时间的话不妨翻翻《唐律疏议》或者《宋刑统》，因为里面明明白白地记载：“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以刃杀者，徒二年；故杀者，各加一等；即嫡、继、慈、养杀者，又加一等。”宋朝的法律还强调了对弃婴、溺婴行为的处罚：“弃之者，徒二年；杀者，徒三年。”显然，按照唐宋时期的立法，老子杀了儿子是犯法的。

不过，传统法律对亲属间犯罪的刑罚，通常又不同于对一般犯罪行为。比如说，同样是盗窃罪，盗了亲属的财产，跟盗了陌生人的财物，受到的刑罚是不一样的——法律对亲属间的财产犯罪行为，处罚往往会更轻一些。再比如说，同样是杀人罪，杀害尊亲属跟杀害其他人，量刑往往也是不一样的——法律对杀伤尊亲属的犯罪，处罚会更加严厉；反过来，如果是尊长杀伤了卑幼，法律给出的刑罚则要轻于一般杀伤罪。

不独传统中国的立法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便在今日，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刑法仍保留着类似的定罪原则。比如韩国刑法典第251条规定，家长杀害婴儿，将面临10年以下劳役的刑罚，而法律对一般杀人犯罪的处罚是死刑、无期徒刑。

许多人对此感到无法理解。将亲属间犯罪与一般犯罪区别对待，也许还好解释，因为发生在亲人间的人身伤害毕竟更令人难以接受。那法律又为什么要将杀伤尊亲属与杀伤卑亲属区别开来呢？这可能体现了一种尊卑有序的地方性伦理价值，但归根结底，还是基于普遍的人性假设：父母对于子女都有出于本能的爱护，极少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的子女，因此，即使法律对杀伤子女罪行的处罚略轻，也不会产生犯罪激励。

请注意，支持这一假设的关键要素是血缘，而不是伦理关系。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存在血缘，比如继父、继母与继子、继女，情况可能又不一样。我讲个小故事：北宋初，开封有一名女子残忍地杀掉了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未久，泾州定县也发生了一起人伦惨案：一名妇女将儿媳割喉杀死。按《宋刑统》，这两名凶手只会受到“徒二年”至“徒三年”的刑罚。但宋政府认为这一法定的处罚畸轻，不合情理。为此，他们修订了刑法：“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将继母杀伤丈夫前妻之子女、家婆杀死儿媳的犯罪行为，剔出亲属间犯罪的法律适用范围。

宋政府这么解释修订刑法的理由：“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换言之，国家立法的基础，乃是普遍的人性假设，而不是抽象的伦理原则。

那么，国家又为什么有权将“老子杀儿子”之类的行为列为犯罪，并作出刑罚呢？这需要有政治哲学上的解释。可以想象，在父权制原始部落，族长、家长对其族众、家人操有天然的生杀大权，“老子杀儿子”乃是天经地义的父权。但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这一野蛮状态。

我还是用一则小故事略为阐释：孔子的弟子曾参，是一个有点愚孝的人，有一次锄瓜，因不小心弄断瓜根，被暴怒的父亲一棍子打昏，但曾参苏醒后却向父亲赔罪，还回到房间弹琴，表示身体并无不适。你知道，儒家非常尊崇孝道，那孔子是不是对曾参的孝行表示赞赏呢？不是。恰恰相反，孔子很生气，将曾参痛骂了一顿：“汝非天子之民也？（你父若）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人们多从“正确的孝道应当如何如何”的角度解读这个故事，这当然没有错，只不过失之流俗。其实这一故事还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作出更深刻的解释：国家出现之后，每一个人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父母之子，又是国家之民。父亲有权教训自己的儿子，却无权杀伤国家的臣民。父权之上，还有普遍保护人权的王法。

东汉时，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儒家还从政治神学的高度，解释了为什么国家要对“老子杀儿子”作出惩罚：“父煞（杀）其子死，当诛何？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天地所生，只不过借用了父母的精血。国家受命于天，负有养教子民的责任；父母虽有生身之恩，却无杀伤子女的权力。

许多人以为儒家讲的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又认为西方基督教义视万民为上帝子女，冲击了“老子杀儿子”的父权合法性，而中国传统恰恰缺乏这样的神学理论。但看了本文之后，你会发现，那些说法不过是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无知罢了。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