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丹妮

日本遗孤群体因为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日本人，所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障碍。“日本社会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关照，于是他们反而更思念中国，出现这个群体特有的一种错位。”

“追问‘我是谁，其实是在控诉战争。我的姓名是什么，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谁，这些谜可能到死都解不开。这难道不是发动战争的国家的责任吗？”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丹妮

“爸爸妈妈，我来看你们了。你们的孙子、重孙子在日本都过得很好，你们安息吧。”2017年6月27日，在北京郊区通惠陵园，赴日二十年寻找亲生父母无果的宫崎庆文在坟前低语。

一方灰黑色大理石墓碑下，合葬着他的中国养父母。72岁的宫崎庆文拂尘、上香、烧纸，行的是中国扫墓礼仪；舀水从墓碑上轻轻浇下，遵的是日本祭拜习俗。

宫崎庆文是一名日本遗孤。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撤退军民在中国东北地区遗留孤儿四千余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陆续有约2800名日本遗孤赴日寻亲并定居，宫崎庆文就在其中。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6月22日，来自日本14个地区的101名日本遗孤及家属组成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踏上前往中国的“感恩之旅”。

撕裂的历史造就撕裂的人生际遇。日本遗孤这一群体，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的父母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我是谁”。代表团中的日本遗孤年事已高，平均年龄76岁，再往后，更加折腾不起舟车劳顿。宫崎庆文说，“很多人可能是最后一次回来，再看一眼中国的土地。”

是秘密，也是负担

6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报告厅，大屏幕上投影着两行字：“一衣带水，两边都是故乡；亲情友情，盼常回来看看。”

舞台上，日本遗孤访华团成员正在表演舞台剧《孤儿泪》，再现了1945年8月中旬发生在中国东北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1930年代初，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伪满洲国，并设立所谓“开拓团”，大举强征日本普通农民送往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战败，官兵优先撤离，“开拓团”内不时传出体弱多病者自杀的消息，并且规定5岁以下的孩子不准带回日本。

“大姐，求求你收留他吧，给他一条活路！”舞台上，一位年轻的日本母亲哀求着迎面遇上的中国女人，她自己已经疲惫地走不动路，孩子尚在襁褓中。此时，报告厅内响起一片啜泣声。

宫崎庆文是《孤儿泪》的编剧。1945年，他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1947年初，他的亲生父亲返回日本前，在一位懂日语的见证人介绍下，将他托付给大连的闫子余夫妇收养，从此他叫闫庆文。

闫庆文小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只知道闫子余夫妇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自己的民族是“汉族”，阶级成分是“工人”。养父母生活并不宽裕，却想方设法花高价弄到大米给体弱的闫庆文吃，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一直希望闫庆文能接受高等教育，对他也严格管教。

1965年，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印地语专业的闫庆文从见证人那里得知，自己身上流着大和民族的血液。然而他将这个秘密又默默藏了十余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那时的政治环境，说出来谈何容易，更不要说去日本找父母了。”

甚至在成家以后，闫庆文都没有将身世告诉妻儿，“不想他们背负这个负担”。见证人帮他在日本登过寻亲广告，闫庆文也不太热心，“也不想找，既然他们把我抛弃在中国了，还有什么好找的呢？”直到1994年，一封日本厚生省中国孤儿对策室邀请其寻亲的信函寄到家中，“藏不住了”的闫庆文才决定赴日寻亲。但结果却是，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

“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总理就关注到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包括战争遗孤，也指示过要善待他们。”曾担任周恩来日语翻译的北京大学退休教授贾蕙萱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们回日本寻亲的渠道才逐渐建立。”

1984年3月17日，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解决在华日本孤儿问题协商结论》，对遗留孤儿身份的确认、回日本寻亲的组织以及两国政府的协调工作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帮助数千名日本遗孤找到亲人。

贾蕙萱长期在中日友好协会从事民间对日友好工作，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也是遗孤赴日寻亲高潮时，她借助在日本的各方关系帮助过多位遗孤找到亲人。

找不到原本姓名

6月27日，日本遗孤访华团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的会见。王晨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为日本遗孤回国寻亲提供了极大便利，迄今绝大部分遗孤已返回日本定居。”

日本遗孤访华团成员金井睦世是找到日本亲人和原本姓名的“幸运儿”之一，但对于自己被遗弃的这句理由——“得把男孩带回去”，她耿耿于怀了一辈子。

当年，金井睦世的父母参加了“开拓团”，带着她和弟弟生活在吉林农村，和养父母是邻居。1946年，父亲被苏联军队征去西伯利亚，母亲不知其踪，养父母将3岁的她和弟弟抱进自己家抚养。16岁的小叔叔找来，因为路途遥远只能带一个孩子回日本，他选择了弟弟，理由就是“得把男孩带回去”。“他们走那天，养母悄悄把我哄出去了，连面都没有见。”金井睦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中日不通音信的年岁里，金井睦世怀着怨怼，从没动过回日本的念头。1976年，养母临终前劝她去找亲生父母，她根本不想回。“养父母的恩不能忘，他们对我那么好，小时候我的穿戴比一般同学都强。”小时候的事她记得清楚，有同学叫她“小日本孩儿”，养母就跑去学校理论，还为此搬过家。

1986年，养父临终前再次劝她找亲生父母，金井睦世这才决定去日本寻亲。那个时候，大部分日本遗孤是农民，在吉林一家国企当干部的金井家庭情况好，就做了当年寻亲团的副团长。因为养父母留下了不少身份信息，金井睦世很快找到了小叔叔，然而亲生父母已经离世，金井看见政府档案记录中，自己的名字下写着“1946年，战争死亡”。金井睦世才知道，父亲当年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为了找她，甚至给周恩来总理写过血书，但终究没有找到她。

五年后，金井睦世携家人去日本定居，首要因素并不是回归故土或弥补上一代的家族感情。“他们（日本亲属）看我在中国生活得不错，也很放心。我主要还是考虑到下一代。”金井睦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儿子当时上高中，向往去日本读书，于是她想，“把这个便利用起来吧”。

1990年代初，中国的趋势变了，流行去国外留学；日本的政策也变了，允许遗孤带配偶和子女入籍。

现在生活在广岛的中山文林，也是为了下一代去的日本。中山文林没有金井睦世那么幸运，他和宫崎庆文等遗孤一样，没有找到亲生父母为他取的姓名。在吉林省蛟河市生活时，他叫李文林，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到了日本，经DNA鉴定为和族人，但没有亲属与他相认。入籍时要求登记日本姓名，他保留了养父母取的名字“文林”，给自己选了姓氏“中山”。

中山文林或许应该姓“安田”，有个姓安田的老太太，几次跑去广岛看他，和他说自己战时在蛟河住过，还提了好几个他认识的邻居名字。“但她又不想明说（跟我有血缘关系），我不想让她为难。我这一去好几口，别给人家增加负担。”中山文林说，他初到日本那几年，老太太偷偷给他写信、打电话，叮嘱他回电话必须在约定时间。

后来，老太太消失了，再没有和中山文林联系过，也没有亲属通知他是否老太太已经去世，“她可能也没有和其他人说过。丢下孩子，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中山文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种特有的错位

来北京前，日本遗孤访华团先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在那里，他们参观了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祭拜了方正县的中国养父母公墓，还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做了交流。

在东北亚研究所的交流让中山文林感觉很愉快，他尤其和杜颖研究员相谈甚欢，他感觉中国写历史的人对日本遗孤群体更感兴趣，“日本研究者不喜欢我们，有意模糊这段历史”。

杜颖从2008年开始研究日本遗孤问题，多次前往日本做调研，也得到过日本研究机构的帮助，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他们（日本遗孤）的血统是日本，但思维和文化认同完全是中国式的，所以他们容易对我们中国学者敞开心扉。”

对于日本研究者，日本遗孤经常表现出“应付的态度”，“他们说的话是划一的、一致的而没有特色的。”杜颖发现，“反而跟我们座谈时，他们的情感纠葛和认识是真实的：比如中国养父母养育他们体现了人间大爱，他们表示感恩，这是共识；问到一个家庭里面，养父母对遗孤和其他子女有什么差别，这些微妙表述他们会和我们说，不会和日本人说。”

这一现象背后，是遗孤们回到日本遭遇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追溯当年，这些因为战乱而流落他乡的日本人，回到真正的家乡时，没有成为寻找自我的终点，反而开启了他们的抱团抗争。

本次日本遗孤访华团团长、非营利法人中国归国者·东京日中友好之会理事长池田澄江就是抗争的扛旗者。1982年，她在日本律师和合弘之的帮助下，成为第一个未找到亲人而获得日本国籍的遗孤。

随后，池田澄江就带领遗孤抗议日本政府对他们的污蔑性称呼。“叫我们残留孤儿，我们坚决抗议。”宫崎庆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遗弃是国家行为，残留是孤儿不愿走的主观意识。实质上我们就是被遗弃了，（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

此外，日本遗孤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体诉讼。这场诉讼历时五年，2200名遗孤起诉日本政府未积极提供生活援助，直到2007年诉讼结束，原告方接受了日本朝野政党提出的更积极的政府援助政策。

与在日本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日本遗孤回到中国时，反而备受重视。2009年、2015年，池田澄江两次率遗孤团访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杜颖看来，日本遗孤群体因为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日本人，所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障碍，“日本社会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关照，于是他们反而更思念中国，出现这个群体特有的一种错位”。

伤口从未愈合

从2017年2月份开始，中国归国者·东京日中友好之会开始张罗日本遗孤第三次组团访华。宫崎庆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来想组织80人的团，后来报名的多，来了101个，其中遗孤是45名，剩下还有家属和日本友人。”

“这帮人就这么点生活费，为大家考虑，经济负担要轻，住宿条件要好，旅行社都换了四五家。”宫崎庆文说，最后费用定为每人十万日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全部自费，包含往返机票和哈尔滨到北京的机票，6月22日启程，28日返程。

访华团中，日本律师和合弘之是最受人尊重的贵宾。他也出生在中国东北，因为在日本战败前被父母带回日本，避免了成为遗孤的命运。但是，和合弘之从帮助池田澄江入籍时就特别关注日本遗孤群体，长年从自己的事务所掏钱组织日本遗孤的诉讼事务。“这趟过来，他也想看看中国各方面对日本遗孤的态度。我们回去以后马上要和厚生省会谈。”宫崎庆文说。

此次访问行程中，参观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祭拜中国养父母公墓都是配合感恩主题的常规参观点，与黑龙江省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关学院的交流则是首次。这两个学术单位近年因为研究需要，到日本拜访过中国归国者·东京日中友好之会。日本遗孤访华团团长池田澄江安排行程时，特意对北大教授印红标表示，“前两次访华都是联欢性质，这次很希望拜访些学术机构。”

访华团在黑龙江时，出面接待的是黑龙江省外事办日本处。到北京访问时，访华团住在护国寺宾馆，6月26日晚，中日友好协会设欢迎晚宴款待了他们。据访华团一位人士透露，“这三次过来，联络、领导人接见都是通过中日友协安排。”

“我没找到家，我们相当一部分孤儿没找到家。”6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宫崎庆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说出了他的困惑，“‘宫崎只是我随便起的一个号。面对日本人，我说我是地道的日本人。回到中国，我说我是有日本血统的中国人。但我到底是谁？”

这不是宫崎庆文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整个日本遗孤群体一直想解开的谜题。访华团成员、53岁的成川良子直到二十岁随父母迁往日本时才知道，母亲成川美子是日本遗孤。上中学时她和母亲走在街上，母亲突然自言自语一般说：“我呀就这么一直往东走，总有一天能走回家了。”成川良子当时不明所以，现在回想，那是母亲唯一袒露过心迹的一句话。

“我妈妈这一生，什么都没有，连生日都是随我爸。其实她有记忆，当时什么情形她都记得，但她不肯说。”成川良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有的日本遗孤，至今仍不愿开口。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日本留学生，课余阅读中文材料时了解到日本遗孤群体，她回想姥姥虽是日本人却在东北长大的经历，怀疑姥姥是日本遗孤。“我去问，姥姥才告诉我自己是。之前家里从来没有人说起。”这位日本留学生对这一群体越来越好奇，当得知朋友想就这一题材拍纪录片，她动员姥姥说出自己的经历。姥姥没同意，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一看见中日战争的照片就哭。

面对访华的101名日本遗孤及家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印红标与梁云祥宣布，即将开展一个日本遗孤口述历史项目。“我们看到的总是宏大的官方历史，但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小历史。”梁云祥在《孤儿泪》演出开始前说，“你们经历了这么丰富的人生，应该把你们的故事留下来，与宏大历史交织，这对中日两国都会是有益的事情。”

宫崎庆文准备明年组织编排一部新的舞台剧《我是谁》，剧本已经写好了。宫崎庆文说，“追问‘我是谁，其实是在控诉战争。我的姓名是什么，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谁，这些谜可能到死都解不开。这难道不是发动战争的国家的责任吗？”

宫崎庆文还计划在东京筹建一座日本遗孤纪念馆，将这些年集体诉讼、与厚生省会谈积累的资料作为第一批馆藏。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时诞生的遗孤群体已步入暮年，宫崎庆文担心，再不抓紧时间讲述和留存他们生存与挣扎的痕迹，他们终会被扫入历史的灰烬中。

“作为个体，我们无法左右历史和政治，我们能左右的是我们的人性。”北京大学教授梁云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