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川 汪 冲

新常态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定位调整思路

●刘小川 汪 冲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一些新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双下降、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压力增加等。然而，现行财政政策思路却面临着众多困惑，例如强刺激财政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矛盾、财政赤字与责任政府建设的矛盾、公共支出扩张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矛盾等。因此需要调整现行财政政策定位。调整的思路是：弱化积极财政政策、夯实财政基础，强化财政市场功能、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法治财政建设、规范政府行政履职。

经济新常态财政政策政策思路

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公共政策，兼任全国税收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30余项，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国家税收学》、《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研究》、《当代西方通货膨胀》等职专译著10余部，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等奖励10余项。

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的财政政策，显然是基于延续新常态之前的传统定式思维制定的，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很好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会通过矛盾转嫁而加重代际负担。鉴于此，亟待调整我国财政政策定位的思路。

一、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态势及其困境

（一）现实经济的困境

2013年始至2015年，我国经济逐年下行，GDP增速比上年分别下降了0.2、1.9和1.3个百分点，2016年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又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在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通道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工业品价格下滑等。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持续回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总体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下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数十个月为负。消化过剩产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对外贸易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降低，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对外经济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加工贸易比重大幅下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其他低成本国家。

同时期，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下降了2.7、1.6和2.8个百分点。在财政收入相比GDP下行更甚的境况中，财政刚性支出居高不下、各项改革的减收增支压力增强、收支缺口扩大（参见《2016中国统计年鉴》，下同）。财政收入增幅低于年初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低于年初预期。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7200亿元，仅增长3%，既有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也有税收改革带来的减税原因。总体上看，如此之低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是历年罕见。

此外，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减税降费改革的同时，非税收入波动性较大，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削弱。2015年，全国一般预算的非税收入27325亿元，增长28.9%，同口径增长10.6%。其中，中央非税收入6997亿元，增长57%，同口径增长50.3%，主要是部分金融机构及中央企业上缴利润增加；地方非税收入20328亿元，增长21.5%，同口径仅增长1.3%。作为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大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财力。两年前的201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高达40385.86亿元。201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为32547亿元，同比减少8840亿元，下降21.4%。2016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248.6亿元，较2015年又下降13.2%，已经连续两年下滑（参见财政部《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二）现实社会的困境

伴随经济增速下降，失业问题凸显。目前，中国的失业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加值跳水般地下降，失业急剧增加。2009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言人称受金融危机影响，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厚的白领失去工作。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一些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大学生就业率并非如统计数据所表明得那样高。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媒体将这些人称之为“啃老族”。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2015年1月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

伴随着经济新常态，我国社保压力增大。一方面，社会保障收入增加放缓，支出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速。在财政补贴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速仍低于支出增速。在社会保险降费率的基调下，预计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缴费收入难以增长。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刚性上升。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增长过快，需要警惕。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15年年初的预算安排是：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088.07亿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31633.39亿元；财政补贴收入9741.75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8463.97亿元。而预算执行的结果是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6354.08亿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33814.63亿元；财政补贴收入10244.17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9117.66亿元。从中可以看到，社保收入和支出决算数均超过预算，并且社保财政补贴数超预算达5.2%，显然给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参见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关于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总表》）。

伴随着经济新常态，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失业上升和财政压力增大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贪污腐败、既得利益和社会公平（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既得利益集团”、“政府不作为”、“环境污染”、“食品和生产安全”、“医疗公平”等社会敏感词语表明公众普遍的不满情绪集中在对基层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开放成果分配不均、以牺牲环境保护换取经济利润等层面。特别是执法部门选择性执法，政府权力滥用与不受监督，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改革成果受惠对象不均衡，对敏感问题的过度反应与过度处理等都容易成为社会性事件的“引爆点”。

二、现行财政政策定位思路之困惑

显而易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党中央及时制定出应对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即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可是我国财政政策的定位思路却没有相应调整，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困惑。即使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以及改革目标对策都是正确的，但是有可能因财政政策定位的失误而前功尽弃。

（一）现行政策目标

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目标之一是保持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面对经济换挡的现实、结构调整的阵痛以及前期刺激政策负面效果的显现，政府层面一直在着力淡化各方对GDP的过度强调，以“区间”的方式明确经济增长目标。这将明显扩大市场对于GDP增速“可接受度”的弹性，从而让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更为稳定。同时，保持合理区间可以避免政策对经济波动过于灵敏，为优化结构改革护航，确保宏观政策的稳定，从而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

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目标之二是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抢占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已经成为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中流砥柱。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困惑

现行财政政策目标的困惑之一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进一步刺激地方经济攀比，加重代际负担。为了配合推进结构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落实“十三五”规划的过程中，政府执行了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积极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2012年之前的三年内，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基本呈下降趋势，大约每年减少赤字1000亿左右。可是2012年以后，赤字增加额出现持续上升，2013年为2304亿元，2014年为412亿元。2015年出现强势拉升，财政赤字增加额高达12193亿元。按此口径，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将高达2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2%。如果包含政府性基金的赤字，则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达25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58%（参见《2016中国统计年鉴》）。财政赤字的攀升，必然带来政府债务的高企，尤其是地方债务，2014年的全国地方债务余额高达15.4万亿元。显然，这一财政强刺激政策，不仅加重了代际负担，而且通过提高地方可支配财力，进而必将激励地方攀比追逐经济增长。

现行财政政策目标的困惑之二是：盲目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大幅度加重财政负担。为了助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就业水平、缓解社会矛盾，当前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包括提高对地方财政补助，建立健全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同时，统筹考虑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物价涨幅等因素，大幅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建立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促进在职和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协调增长；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等。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和城乡基层就业创业政策，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设立规范公益性岗位政策，建立困难群体长效就业帮扶。在实施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为了化解过剩产能及人员安置，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根据地方任务完成情况（主要与去产能规模挂钩）、需安置职工人数、地方困难程度等因素，实行梯级奖补。

2012年至201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5.1%、19.5%、18.2%和19.3%；2012年至2014年，财政社会保险基金补助增速分别为21.4%、15%和14.5%；2016年一季度财政社保支出增长率为23.2%，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速提高了11个百分点（参见《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6.4）》）。显见，财政社保支出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GDP和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2013年至2015年，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的剪刀差分别比上年缩小了1.0、7.5和47.6个百分点，全国社会保险基金财政补贴的增速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66、14.58和20.74个百分点（参见《2016中国统计年鉴》）。显见，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盈余呈现大幅缩小，导致财政负担激增。

按照现行财政政策思路的选择是：通过继续实施赤字财政、增加政府债务等方式，大幅度扩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显然这一政策，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不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现行财政政策目标的困惑之三是：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将导致财政效率下降以及社会公平的缺失。在教育方面，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重大项目和财政补贴制度，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在医药卫生方面，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在脱贫攻坚方面，继续增加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在农业方面，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产粮（油）大县奖励力度。同时，推进棉花、大豆目标价格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在生态环保方面，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推进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修复试点，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提高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扩大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范围。在保障性安居工程方面，落实棚户区改造税费优惠政策和贷款贴息政策，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和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在文化体育方面，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2012年至2015年，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9.5%、13.8%、14.3%和15.8%，远高于GDP的增长。在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财政公共服务支出似乎存在全覆盖和替代市场的倾向（参见《2016中国统计年鉴》，下同）。例如教育服务领域，社会教育经费的财政支出占比，从2012年的78.3%提高到80.7%（2013年）和80.6%（2014年）。但是，我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并没有由此而根本好转。例如，2014年的全社会人均教育经费，上海（3738元）是河南（1650元）的2.3倍。公共服务经费的使用效率也未见有较大提高。显然这一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增加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

（三）现行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现行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一：可能出现追逐经济增长思潮回归且与调结构目标相悖。

分析上一轮刺激政策，单纯增加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会造成产能过度积累和债务负担提升，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工业品企业的债务和产能可能会快速扩张，二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代表的投资主体债务将得到扩张。虽然当前国内需求的低迷需要适当的积极财政政策，要从需求、供给两方面入手保持经济短期的合理增速，并增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让短期增长符合长期最优增长路径，但这绝不是采取强刺激财政政策的借口。

现行财政政策与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存在一定差距，其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增长“锦标赛”模式的回归，与调结构目标严重相悖。上一轮的刺激政策，即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产能过度积累和债务负担攀升的状况，迄今为止尚未完全化解，而且有可能继续加速延伸下去。第二，现行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打补丁”，仅体现于经济体制改革“减震器”和“安全阀”的功能定位，而对推动社会转型升级的“发动机”功能认识不足。第三，现行财政政策的另一潜在后果是：现行财政政策着力点忽略了体制机制性的基础性矛盾，而是将现行的经济社会矛盾发力向后推移。显然这是一种“短视战略”，只会造成代际之间的负担不公平和矛盾的继续累积，是不可持续的。

现行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二：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与责任政府建设相矛盾。

具有责任能力的政府在行使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地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从现实结果来看，政府采取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批准了大量的以铁路、公路、机场、地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撑这些项目融资的是银行贷款，以及地方融资平台为代表的融资机构。由于刺激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当刺激政策力度削减以后，产能过剩现象凸显，再加上庞大债务带来的利息负担，企业利润锐减，遏制了新增投资。大型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为了维系下去，不惜高息融资，进而又带动资金利率上升，而中小民营企业受高资金利率影响，利润和投资也受到负面影响，进一步制约了就业和投资增长。

维系政府信用是政府的显要责任之一，这是因为法定货币如若失败则对政府的合法性无疑是致命的威胁。上一轮刺激政策中的货币政策已经对政府信用提出了严峻考验，现时背景下继续增加财政赤字与责任政府这一行政理念相悖。在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突发的背景下，各级政府扮演“全能型政府”的角色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出现对整个社会实行大包大揽的局面。所以，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多增加公共投入与政府职能存在矛盾，显然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行政部门管理效率的提升。其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与责任政府建设相矛盾。政府债务持续居高不下，不仅不利于降产能、调结构，而且将会危及政府信用体系，无疑与责任政府理念大相径庭。第二，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在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过多增加财政公共投入，将会强化地方政府的“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定位，不仅不利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而且不能有效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财政政策定位调整思路

鉴于上述分析，需要对现行财政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首先，树立财政政策定位的新思路，即积极顺应新常态、通过夯实基础进而促改革，而非采取强刺激式的财政政策；其次，确定财政政策新定位，即弱化积极财政政策、强化财政的市场功能；最后，确定重点抓手，即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推进财政领域法治化进程。

（一）实施部分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

制定盘活国有资产政策与制度。实施此项改革，不仅可以部分解决财政缺口问题，而且有助于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规模，根据财政部于2016年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3027.5亿元，资产总额高达119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也高达40万亿元。我国政府的净资产规模也颇巨大，不同研究机构的2013年统计数据分别为：106.9万亿元（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12-2013政府资产负债表》）、92.3万亿元（参见杜金富：《2012-2013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报告》）和56万亿元（参见中国社科院：《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5》）。显见，在维护公有制前提下，适当选择盘活国有资产制度改革路径，解决部分财政压力问题是完全可行的。盘活国有资产制度改革的方式有多种选择，例如国资产权（使用权）转让、国企股权置换、混合所有制以及公私合营等。通过此项改革，不仅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财政的经济转型升级“发动机”功能，而且有利于政府职能的优化。

通过部分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除了有望大幅增加政府财力之外，还有利于消除那些不利于经济增长、阻碍经济转型升级、压制创新、违背公平等的扭曲行为，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让财政切实扮演好改革排头兵的角色，承担起经济转型升级“发动机”的重任。在部分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通过向非国有资本推出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合理限定法人层级、有效压缩管理层级等措施，不仅将显著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发挥更强有力的支撑与助推作用。

（二）强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按照政府预算经济分类口径统计，2014年的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为1.33万亿元，而当年的服务类政府采购额仅为1934亿元，占比仅为14.5%，可见政府购买服务的潜力空间巨大（参见《2016中国统计年鉴》）。强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减轻财政收入压力，而且通过形成规范的公共服务市场体系，有助于促进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观念更新与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以有效打破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型企业积极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给予中小企业更多参与机会，大幅拓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从国际经验和现实国情来看，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潜力较大，可以涵盖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需要实施特许经营的领域，以及像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不仅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也有利于完善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政府购买服务是通过公共服务供应与生产的分离，为各购买主体间建立平等关系，使主体充分享有选择权而建立的必要机制，从而通过刺激竞争来克服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进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改革创新。服务型政府更加强调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指导理念。政府不再扮演经济建设主体角色，它不仅要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还要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可见，服务型政府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为了践行以公民为本位，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根据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来提供公共服务，也要通过创新公共服务体制，通过规范和优化购买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另一显著优势在于能够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减轻财政压力。政府购买服务中可以采用竞争性购买，通过公开询价、招投标等方式展开。政府根据公共利益需求，在多个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或方案进行比较和择优，并通过契约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更为独立与平等，合约精神得以更为完整地贯彻。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政府决策和选择范围随之扩大。由于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政府可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政府以运营补贴等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以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对价支付依据，并纳入预算管理、财政中期规划和政府财务报告，能够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担公共资金投入，符合代际公平原则，有效弥补当期财政投入不足，有利于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平滑年度间财政支出波动，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三）严格依法规范理财

随着新《预算法》的通过、《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确定以及《税收征管法》的修订等，我国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履行需要法律法规为依托，而依法理财是关键。所以，严格政府依法规范理财，不仅可以强化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规范政府行为，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维护市场秩序、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效率。

严格政府依法规范理财，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推进政务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严格政府依法规范理财，在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前提下，厘清政府财政管理的界限。其一，对现行的行政审批前置环节的技术审查、评估、鉴证、咨询等有偿中介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清理。严禁借实施行政审批变相收费或者违法设定收费项目；其二，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及收费项目、规定歧视性价格及购买指定的产品、服务等行为；其三，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加快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推进从事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的市场中介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与行政机关或者挂靠事业单位脱钩改制；其四，在财政供养人员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和一线倾斜，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严格政府依法规范理财，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其一，实施财政政策的精准杠杆调控。完善财税政策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二，切实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减少直接投入，更多地运用财政贴息、参股、以奖代补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吸引信贷资金和民间、社会、域外等资本进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和乘数效应；其三，突出税收征管重点，改进征管手段，全面清理各种优惠政策，依法打击偷税、骗税和逃税行为；其四，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绩效评价为核心的预算管理体系；其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求支出向重点领域倾斜，实现民生保障支出和产业发展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合理上升，降低行政成本支出所占比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刘昆.创新改革理念强化结果导向努力做好政府采购工作[EB/OL].(2015-12-04).http://www.gov.cn/ guowuyuan/vom/2015-12/04/content_5019804.htm.

[2]全国人大预算工委调研组.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突出问题[J].改革内参，2016，（16）.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