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强佳杉+李湘宁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作为农业文明之国而存在，因而治水在中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1949年之后，水利建设更被列为新中国政府的重要议程，直接反映出中共国家政权建设的历程。本文作者藉由比较建国之初皖北和苏北在淮河治理中的不同选择，剖析了人事关系、财政支持和技术专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揭示出省级政治之于国家政权建设的作用，进而回应了一个流行议题——在建国之初的政治格局下，地方领导人的自主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政策的落实和效果？

治水在中国政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而农业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的根基所在。明清以降的国家都把大型水利工程视为施仁政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政府供给的最重要公共品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亦不例外。1949年12月，华北局在给毛泽东的月度报告中，专门提及拟在来年“大力治河，兴修水利，防涝防旱，以工代赈。华北明年拟增水田五百万亩，水车八万架。”[1]究其原因，在当年夏季，华北遭遇较为严重的干旱，华北局曾要求“全党动员起来，将抗旱生产节约备荒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干部带头亲自动手，克服困难”。[2]由此可见，在建国前后，中共地方领导人已经把治水视为日常行政不可或缺的部分。

众所周知的是，治理淮河是新中国着力推进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并且深受中共领导人的重视，1951年5月，毛泽东专门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