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

1990年央视元旦联欢晚会上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是黄宏、宋丹丹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曲艺作品，至少在近30年的历史里，其创造的“超生游击队”一词已经固定下来，深入人心，且涌现出了不少同名的“互文”之作。如陈佩斯、潘长江的电影《超生游击队》（2007年）和电视剧《超生游击队》（2008年），甚至可以说，“超生游击队”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概念，而已获得了“肉身”，成为了一个丰满的形象——是后续所有旨在宣传计划生育的讲述都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影响的焦虑”。由此，我们对小品《超生游击队》的解读，可以，也应该上升到思想史的高度。作为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对抛去重男轻女的所谓封建落后思想，实现男女平等，做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主义“新人”召唤的回应，正如那一年元旦晚会的主题“跨入九十年代”所标志的，以及开场歌曲中反复歌唱的一般表现，“把新的一页翻开，把新的一幕拉开，以新的姿态开采黎明，站在新舞台。让昨天走进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去争取太阳金牌。”

之所以说“超生游击队”是一个创造性的表述，在于它和我们所熟知的，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水上游击队”等命名方式不同——游击队作为一种革命斗争组织形式，要依托一定的空间范围即根据地，并不断地发动群众。游击队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游击本身，而是为了最终的解放，因此被整编进正规军可以视作游击队的必然归宿。“超生游击队”却是两种手段的并置：“超生”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生儿子，而这是一种违反既有政策、法律的手段，是要被否定的；“游击队”的目的在于保存“革命果实”，不仅仅要生儿子，而且还要保证一家几口的安全，并以对现有政策、法律的否定即革命的姿态，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由此，“超生游击队”是两种否定性的力量在错位性地对话。这是《超生游击队》这一小品的基本叙事结构、语言特色，也是“笑果”产生的重要机制。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有别于《一枝花——计划生育曲艺集》（1987年）中所载曲艺作品采用的正面宣传、教育的强攻路线的战略迂回——成功的现实主义进路。具体而言，“宋丹丹”（注：以“宋丹丹”“黄宏”作为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具体角色的指称，区别于不带引号的演员宋丹丹、黄宏。文本所引用小品台词来自于《超生游击队》的网络视频。）承担了“超生”这条线索，语言为日常性的生活语言，而“黄宏”则挑起了“游击队”的这条线，语言是对革命话语的戏仿。

他们两人的种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了命名，尤其是对孩子的命名上。

“宋丹丹”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却没有哪怕一次命名权，命名权始终掌握在父亲“黄宏”手中——这也显现出他的领导权。对此，“宋丹丹”并没有抗争，而只是抱怨“黄宏”起的名字不好：不仅不像女孩的名字，而且压根就不是人名——“吐鲁番”“北戴河”“长白山”。对此，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批评男女性别不平等，正如“黄宏”一直想要儿子的重男轻女一样。然而，这样的批评可能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前所述，“宋丹丹”的语言是日常性的生活语言，比如“怀孕的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想吃点水果都没有”“你种的茄子能长出辣椒吗”等，基本上不离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这也正是她对他们俩躲计划生育的不满和最大焦虑所在——缺乏稳定、丰足的物质生活条件。在这样一种日常性生活语言中，“宋丹丹”也不是没有办法对孩子进行指称，比如以“老大”“老二”“三儿”等生育顺序作为标记，或者以“丫头片子”的性别特征作为集合。但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命名，只是一种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的私密性叫法，一旦进入现代公共领域就会骤然失效，不知所指。私密是建基于肉体的，这也是两个人都背着玩偶的“假孩子”，而只有“宋丹丹”会及时观察到“三儿”尿了、孩子营养不良显得“葱心绿”等生理反应的原因。相反，“黄宏”对这些有关肉体的问题比较迟钝，“他吃得上糠吃不上糠，跟咱俩关系都不太大”；或者说，他关心的是肉体的对立面，即符号与命名。

“宋丹丹”也曾想过一些可能的命名，比如“珍儿”“玲儿”“凤儿”等包含着美好情感祝愿的名字，听起来顺耳，也像是女孩子的名字。这说明“宋丹丹”其实有命名的能力。只是，她始终无法逾越心中的那道坎儿——“整天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她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超生”的“逃犯”，自己身份都不合法，至于她的孩子那就更是难以逃脱“贼”“非法”等伦理价值判断。在国家这一更大的父权结构中，“宋丹丹”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在符号层面生育并命名一个合法的新主体，并将其带入到國家的宏大叙事中；超生的孩子只能是“黑户”，就像“黑洞”一样，是一种禁忌，事实上存在，但不可见、不可言说。因此，也可以说他们并不存在。由此，再美好再符合女性想象的好名字都是无用的。

“宋丹丹”的困境充分显示出对计划生育中的不可言说、禁忌的现实主义模仿的困境。其根源更多地在于自身使用的日常性生活语言——不是像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的那种创世、立法性语言，而是被笼罩在“超生”阴影下的，自然无法从内部完成对其的克服与超越。更何况，这种语言还掺杂了对城里人语言的模仿——

宋丹丹：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

宋丹丹：还腆脸说呢，人家在背后指着咱叫啥你知道不？

黄宏：叫啥呀？

宋丹丹：流动大军。

“宋丹丹”从报纸上、火车站里、人们的议论中学会了很多新的名词，比如“B超”，但她并不了解这些新名词的内涵，更不理解城市的运作机制，往往在模仿中有走样、变形的可能，比如“屁超/P超”令人发笑。这也会让人怀疑她那些自认为的好名字“珍儿”“玲儿”“凤儿”等究竟来自哪里，是否也是自模仿而来。模仿而又并未真正吃透，甚至对这种日常生活性语言也并不具备完整的所有权，这也进一步说明“宋丹丹”难以通过修辞等方式钻语法规则的空子而完成命名的难题了。

相较于“老实巴交”的“宋丹丹”，“黄宏”似乎并不存在命名的困难，毕竟他滔滔不绝，总是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将妻子的抱怨轻松化解。但这种化解并不是基于“真”的说服，不是基于理性的计算、权衡，也不是混淆视听、无理取闹的狡辩，当然也并不提供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承诺，但这套说辞最重要的在于将“流动大军”“走一路生一路”讲述为战略大转移，甚至是战略大包围，为夫妻二人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

宋丹丹：你跟人家能比呀，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黄宏：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驻我扰，他疲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宋丹丹：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弹棉花我掌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两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点出了“黄宏”的心里话，但“宋丹丹”是不认同的。在日常生活性語言中，长征、游击等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事件，而且相关的革命话语也已经过去。将现在的生活世界用过去的语言、表达方式打开，其间的错位会让人觉得“黄宏”跟不上时代。

然而，在“黄宏”的领导下，“超生”的流浪、沿着铁路线的辗转生活被讲述为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这就一下子与历史上往往以失败告终的农民流寇主义划清了界限——不是流寇，而是革命者。进一步，城里的老太太被讲述为“小脚侦缉队”，明确了“敌我”关系，学鸟叫、击打工具等成为通讯的密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黄宏”模仿经典游击战“十六字诀”确立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原则，即“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驻我扰，他疲我生”。在这样的模仿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被重新安排了秩序；“黄宏”其实跳出了既有的政策、法律框架而在新的话语结构中为自己和家人进行了立法。

然而，“黄宏”在孩子的命名上有一处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即老大“海南岛”的命名着实憋了他三天。在这三天里，“黄宏”究竟在思考些什么？

也许他需要时间去接受生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这一事实。不管怎样，在这三天里，孩子事实上处于肉体和符号分离的状态。但就国家层面而言，她着实可算光荣的独生子女，有集体之名。但“黄宏”的“憋”显示出他自女儿出生那一刻起就拒绝了独生子女，拒绝了在计划生育体制内的命名，可能已经在盘算再生二孩、三孩，直到要到男孩。“黄宏”可能已经意识到更多的麻烦，而且是序列性的麻烦将接踵而至。由此，能否系统性地解决老大的命名——就像递归出数列的通项公式一般，直接关系到以后所有的其他命名，以及更重要的整个叙事的讲法。显然，这三天的“憋”是为了以后的“顺畅”。某种意义上，这三天构成了整个小品的叙事时间的原点。

“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表面上这只是简单地以地名为人名。“黄宏”对这种命名方式有两个解释，一是“赖名好养活”，如同自己的“狗剩儿”，二是“都有纪念意义”——“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那不是在新疆捣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第二个解释尤为重要，尽管看起来也是生活中的琐事，但在这些琐事的背后，隐藏的真实纪念其实指向了“游击”——那里都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并取得了革命果实，即壮大自己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海南岛”“吐鲁番”“长白山”，勾勒出了共和国的疆界轮廓，而且，这不仅是一条在边缘处的“战略大转移”，更是由边缘向中心的“战略大包围”，隐隐呼应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胜利经验。如此的纪念与命名，就如同今日军队里仍然保留的荣誉番号，如“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连”等，是有别于独生子女的“光荣”的又一种“光荣”。正是以这样的模仿，“黄宏”完成了对普通地名的陌生化激活，并使这种陌生化在日常生活性语言中形成一种新的隐晦性叙事——一方面，完成了对不可言说的、禁忌的命名与言说；另一方面，也将“光荣”照耀进“超生”的黑户，使其变为合法——毕竟，对于“游击战”而言，“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不过，对于“黄宏”而言，“游击队”的边界或终结却并不在中心之处，而在于“国外”——

黄宏：说对了！咱们的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了上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字，我都想好了。

宋丹丹：叫啥呀？

黄宏：OK，撒哟娜拉。

一句“OK，撒哟娜拉”，终结了之前以地名为人名的“游击”。“想生多少生多少”，与其说是强调生育的自由权利，不如说让生育回归到家庭内部事宜。因此，所谓的“国外”其实呼应着“回家”，而事实上去往“国外”并不现实，一方面是没有护照，所有人都变成不可言说的“黑户”，另一方面，赋予自身合法性的“游击队”话语在“国外”语境中失去了想象中的“敌人”而失效了。这也暗示了“黄宏”领导的“游击队”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回家”。

神奇的是，最终完成对“游击队”的收编，也解决了“宋丹丹”因婆媳矛盾而声称“消灭”腹中孩子的威胁，靠的并不是“黄宏”的那一跪，而是“宋丹丹”突然被灵魂附体，一改之前的话语弱势，而化身“游击队”的“指导员”，提出“咱们两人交交心”——使用一种政治动员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语言：

宋丹丹：啊。他爹，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男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

宋丹丹：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地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这不好吗？

与一般的“指导员”动员常用的“忆苦思甜”不同，这里是“忆甜思苦”：将曾经的恋爱期生活塑造为浪漫的生活样板——白天干活、晚上讲故事，可谓物质、精神生活两不误；而大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也要将孩子培养成人，则建构起美好的未来想象——这是基于发展的承诺。由此，在过去、将来双重美好的映衬下、召唤下，自然目前的“游击”是艰苦的、没有意义的——毕竟，“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并没有错，但当下的生活早已不是比拼人口数量而是人口质量，关注的焦点也不再是人口数量带来的积极乘法效应，如“人多力量大”，而是负面的除法效应，即人均不足。“宋丹丹”的语言一改之前的散句节奏、转述模式，多了很多叠词、重复、对偶与排比，也出现了不少成语，给人感觉语言、表述都起了重要的变化，即变得有说服力、动员性，而且理论觉悟也上了一个层次。“咱们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也不生了”，完成了对“黄宏”的“游击队”话语、革命激情的噬除与消解。

尽管最后时刻的灵魂附体确实有些突然，但是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宣传是由内而外的，教育被内化为自我教育、自我批评。这与从外部强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使得“游击队”的收编显得十分可信且易于接受，在柔软中显出刚强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最后的最后，当“黄宏”“宋丹丹”商量好准备“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小脚侦缉队”的打断，而使得最终的结局呈现出一种向当下以及未来敞开的状态。这使得文本更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

单独来看，“黄宏”“宋丹丹”以及最后被附体的“宋丹丹”，可能都是或正或反的扁平的人物，但是，在有限文本内他们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层次丰富的“超生游击队”——一种对不可言说的言说，对难以模仿的模仿，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群体的命名。这种命名充分显示了曲艺作为文艺“轻骑兵”介入历史、现实生活的话语力量与创造性，无疑是消费时代的曲艺所亟需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