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娅玲

摘要：《重返海法》是著名巴勒斯坦抵抗文学格桑·卡纳法尼的代表作之一。它描写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流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第一次有机会回访故土的情形。再次身处故土所激发的复杂情绪，及其与现实状况的强烈对比，增强了巴勒斯坦人身处故乡的悬置感。重返故乡的复杂情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像小说主人公赛义德一样的巴勒斯坦人的意识觉醒和认同转变。

关键词：记忆;游击队;抵抗;巴勒斯坦问题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亦称六·五战争）爆发。这是继1948年“巴勒斯坦大灾难”（1）之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数次战争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特别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其影响更为严重和直接。战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等地，并再次导致了5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且其中有近一半难民已是第二次逃离家园。（2）通过此次战争，一方面，以色列巩固了它在中东地区的存在现实，大大地打击了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阿拉伯人的信心和期望;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巴勒斯坦史上的第二次大逃亡，加剧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加深了阿以矛盾，并进一步导致中东问题的复杂化。

《重返海法》这部极具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是该时期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作品中，巴勒斯坦抵抗文学家格桑·卡纳法尼通过细致地描写主人公---赛义德夫妇在回返故乡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其深刻的感受和思考，展现了该时期巴勒斯坦人的真实处境和心境。

一、人物形象简介

1948年巴勒斯坦大灾难发生之后，巴勒斯坦人主体分化为留在以色列境内的和流亡在外的阿拉伯人这两部分人群。两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受到阻隔，无法互联。但1967年战争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领，这却也使得两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得以有机会交流。在这一时期，以色列短暂地打开了边防关卡，很多巴勒斯坦人自从1948年离开巴勒斯坦之后第一次得以有机会回故乡探访。《重返海法》中的赛义德夫妇就是这些回访家乡的巴勒斯坦人中的一员，其回乡过程中所引发的复杂感受和深刻思考极具代表性。

赛义德夫妇，也像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一样，在1948年被迫逃离家园。他亲眼目睹了其故乡海法城的陷落过程。海法城的枪炮响起时，他正在工作。在预感到情形严峻之时，他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无法成功回家。“每当他企图选择一条胡同返回他要去的方向时，就发现总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回到同一条路---通往海岸的路”（3）。他年轻的妻子沙菲娅此时刚从乡下来到城市，尚未适应周围环境。枪声四起，她看到丈夫久久回归，感到万分惊恐和绝望。她匆匆跑下楼，在街上各处搜寻丈夫的身影，却被人流推拥向前。然而，他们五个月的儿子哈勒顿却还独自躺在家里的床上。在人群中奋力挣扎想要回家的夫妻俩最终没能成功，被迫登上了驶离海法的船上。从此，哈勒顿成为了根植于他俩内心深处的悲剧，二十年来隐而不提，却一直隐隐作痛。

二十年后，各地巴勒斯坦人被允许回访故土，赛义德夫妇也想回去看看，回去寻找失散二十年的儿子。在驾车回访的途中，望着一路上熟悉的景色，记忆排山倒海般地袭来。往事历历在目，但物是人非。站在二十年前的家门口，一切如旧，但他认得家，家却不再认识自己。进屋之后，家里的陈设器具仍在，只有少数地方有所变化。在和房屋的新主人---一名犹太老太的谈话中，赛义德夫妻得知自己的儿子仍活在世上，但现在已是一名犹太军人杜弗。夫妻俩原以为血亲关系是无法否定的，相信儿子一定会原谅自己的生身父母，并与之相认。然而，事实是，从小以犹太方式在犹太社会长大的儿子认为即便生身父母是阿拉伯人，也無法改变自己是犹太人这一既成事实，进而选择站在了巴勒斯坦父母的对立面。

最终，儿子拒绝相认的事实，与亲生儿子及犹太老太之间的对话辩论，回家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一切使赛义德在最后终于醒悟，明白了要收回家园、找回孩子需要拿起武器，需要战争才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赛义德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转变，从前期的懦弱和不作为，发展为最后愿意拿起武器去抵抗奋斗。

二、沉默的消极认同时期

在赛义德回到海法之前，其内心一直处于一种逃避状态。在丢掉儿子“哈勒顿”之后，他和妻子几乎不再谈起儿子，即便在极少的情况下提起儿子也对“哈勒顿”这个名字避而不谈，而采用“他”这样的人称代词来替代。其随后生育的两个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叫做“哈勒顿”的哥哥。周围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不再提起“哈勒顿”，皆默认他已死去，不复存在。虽然在赛义德及其妻子心中，儿子“哈勒顿”是其内心深处永恒的痛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将其埋藏在记忆深处，不去触摸。实际上，他们所逃避的不仅是丢掉儿子的痛。在这里，儿子“哈勒顿”的遗失代表着家园和国家的丧失。似乎不提起这些事情，就等同于忘掉，等同于这些事情从未发生，所以，生活还可以照常继续。谁都明白，这只是假象，是一种逃避行为。

在刚弄丢儿子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赛义德夫妇也曾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寻回儿子，但都以失败告终。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逐渐放下，继续当下的生活。但事实上，在正常的生活表象之下，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遗忘。他们既没有遗忘儿子，也没有遗忘海法以及巴勒斯坦的一切。所以当他们在回访途中靠近海法之时，“记忆已不是一点点重现了，它像一堵坍塌的石墙，重叠交错一齐挤入脑际。往事接踵而至，使他思绪万千”（4）。不仅如此，在回访海法的一路上，赛义德对妻子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讲战争、阿拉伯人的失败……讲停火、广播、侵略者的抢劫、戒严……讲收拾衣物逃难的邻居、三个阿拉伯士兵在维多利亚医院附近的山丘上坚持了两天战斗、脱下外衣在耶路撒冷进行巷战的人们……”（5）。由此可见，在沉浸于过去记忆的这二十年来，赛义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完全知晓，但是他却只是作为一个局外者在观察、讲述，并未参与其中。

赛义德的这种消极、逃避的状态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共性。他们大多沉浸在对于失去家园的悲痛中，执着于往日巴勒斯坦幸福生活的回忆。同时，在悲苦的现实困境中，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努力存活。在此期间，外界似乎听不到巴勒斯坦人的声音，这个群体似乎消失了。巴勒斯坦人隐没在其他各国的社会中，似乎假以时日便会“消融”其中。巴勒斯坦著名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将1948年至1964年巴解组织成立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失去的岁月（the lost years）”（6）。他认为在这段时期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或人民已经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作者格桑·卡纳法尼在其另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阳光下的人们》中也主要刻画了那些可怜、悲苦却又麻木、逃避、消极的巴勒斯坦人物形象。

此时的赛义德和其他很多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一方面带着苦难的灾难记忆努力存活，另一方面却也从未试图拿起武器去抵抗、去改变现状。他们所做的只是消极地等待，等待有一天可以回返家园，等待回到日思夜想的巴勒斯坦。因此，当儿子哈勒顿（杜弗）质问他“二十年过去，先生，二十年！为了找回你的孩子，你做了写什么呢？……你不要说你们是哭着度过二十年的！要知道，眼泪不能找回失去的亲人，也不能创造奇迹”（7）的时候，他无法给出回答。不仅如此，“赛义德们”还曾阻止自己的下一代去参加游击队。因为他们害怕牺牲，害怕失去，但是他们不明白所失去的只有通过抗争才能取回，消极地等待是无效的。

因此，这一时期，赛义德对巴勒斯坦的认同是一种消极的认同。他对巴勒斯坦有认同感，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遭遇和记忆，他也渴望着回到巴勒斯坦的家园，渴望恢复自己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这些记忆和渴望成为他认同巴勒斯坦的重要资源。但另一方面，他对巴勒斯坦的认同是消极的、沉默的、旁观的。然而，正如其儿子杜弗（哈勒顿）所说，眼泪不能找回失去的亲人，消极等待也等不来已经失去的家园和祖国。

三、反抗的积极认同时期

回到海法的旅行使赛义德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站在记忆中的巴勒斯坦的家中，与自己家的新主人的谈话，在物是人非的现实的撞击下，赛义德的意识开始急速觉醒。“赛义德感到，二十年来他一直生活其中的壁垒已经打碎，如今他看问题已比过去透彻得多”（8）。此时，赛义德隐约感觉到了儿子赫勒敦将会作出令人失望的选择。他看见自己家里的桌椅、挂图、橡树、阳台、孔雀羽毛等一切物件和空间都已经不再为自己所有。回忆中他所执着的一切记忆都在现实面前一一坍塌瓦解。于是，他预感到在儿子“哈勒顿”的事情上也会同样如此。家里的东西都是自己置办的，还保留着自己生活过的痕迹和细节，但现在这已不再是自己的家。儿子哈勒顿虽然身上流着自己的血，但或许也将会成为别人的儿子。因此，赛义德意识到固执地等待过去的一切恢复其原貌是不可能的。毕竟，这一切的遭遇都已成为现实。要改变现实，只能依靠奋斗。

终于，在赛义德和儿子（杜弗）的辩论过程中，面对儿子的无情拒绝，他终于失掉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希望。杜弗说“人归根到底是事业的关系”（9）。赛义德明白了在儿子眼中，人的身份与血亲、护照等毫无关系。“他这一生算是虚度了，这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伤心，他局的自己就要哭出声来……也许在那不幸的一天里死掉的那个小小的东西就是哈勒顿……他已经死了……”（10）。至此，赛义德终于在绝望后清醒，认识到自己所失去的一切，包括儿子，都无法通过眼泪和等待来寻回。

此时，他想到了自己那个想要参加游击队的二儿子哈立德。他的态度也从“来海法之前阻止儿子参加游击队”转变成了“希望自己回去时发现哈立德已经趁机走掉加入了游击队”。这一转变证明赛义德此刻是多么希望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参与游击抗战的信念足够强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所有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才能取回巴勒斯坦人的一切合法权益。由此，赛义德彻底觉醒，意识到在民族大难面前专注于个人的得失，消极地等待他人来纠正历史错误，这是完全错误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拿起武器奋起抵抗。因为有了祖国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赛义德说：“巴勒斯坦远不止是记忆、孔雀羽毛、一个孩子以及楼道上铅笔的胡乱涂写……哈立德他并不知道花瓶、耶路撒冷挂图、楼梯，也不知道哈勒顿，尽管如此，他愿意为它拿起武器，直至战死。而我们只不过在寻找记忆尘埃中的东西……当我们认为祖国仅仅是过去时，我们就已经错了……成千上万个像哈立德那样的战士，他们看着未来，他们纠正了我们乃至整个世界的错误。那些在失败中寻找残迹的人们的眼泪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11）。不仅如此，赛义德还清醒地认识到抵抗斗争中个人的牺牲或付出的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理所应当的，是为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未来而做出的光荣牺牲。“每个巴勒斯坦人都要付出代价。我知道，许多人已经献出了他们的孩子。我现在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付出了一个儿子，这代价是惨重的……这是我的第一次付出。”（12）但我们知道，这不会是赛义德的最后一次付出。

所以在最后，赛义德从海法离开之时，其内心的想法和及其对祖国巴勒斯坦的定义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通过自己的“第一次付出”，赛义德开始真正地为了祖国而付出行动，而不是消极地逃避和等待。他希望二儿子哈立德能够为了祖国和未来而违背父命偷跑去参加游击战争。这证明了赛义德思想转变的彻底性。

四、结语

作者格桑·卡纳法尼在《重返海法》中所塑造的赛义德的形象并非特例，而是千千万万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作者通过赛义德的觉醒来突显1967年前后这段时期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在思想上的转变。这个时期是很多巴勒斯坦人自从1948年前后离开巴勒斯坦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回去看看。虽然故乡已是物是人非，触目伤怀，但这种体验也能加深他们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感受和理解，并启发他们对自己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含义的深思。此外，得益于新一代巴勒斯坦人政治意识的提高、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和巴社会领导力量的出现等各种因素，巴勒斯坦人从沉默逃避到积极抵抗的转变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特征。

注释：

巴勒斯坦大灾难是阿拉伯语单词“??????”的汉译，英文将其译为 catastrophe，或直接音译为“the Nakbah”或“Al-Nakbah”。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们失去了近80%的土地，近四分之三的当地人民离散逃亡、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整个巴勒斯坦社会遭遇严重破坏。

数据来自联合国官方网站巴勒斯坦专题网页：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focus/refugee/refugee.htm.

[巴勒斯坦]格桑·卡纳法尼，郅溥浩译，《阳光下的人们》，华文出版社，2018年5月，第70页

同上，第67页

同上

Rashid Khalidi，Palestinian identity：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7，p.178

[巴勒斯坦]格桑·卡納法尼，郅溥浩译，《阳光下的人们》，华文出版社，2018年5月，第106页

同上，第90页

同上，第102页

同上，第104页

同上，第108页

同上，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