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适远

蒲类，这巴里坤在汉唐时代以前的名字，巴里坤是开始突厥化后的转音，和蒲类海是一个意思，即“巴里坤湖”。《巴里坤县志》解释说：蒲类是一种草。蒲类后来转音成了“木垒”，今天的木垒县保留了蒲类的名称。

大月氏人在哪里？

2000年5月，一则“巴里坤兰州弯子石屋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基地”的新闻震惊了国内外。那么这些石屋遗址的主人是否就是远古时期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究竟在哪里？

巴里坤八墙子乡，地处莫钦乌拉山也就是巴里坤山的西段腹地之中。这里山峦重叠，沟谷幽深，水草丰茂，是游牧狩猎的好地方。在远古时代，就有先访者大月氏人进入了。来到这里，大量生动活泼的动物群体岩画和着远古时代的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有一幅岩画引人注目，两匹马四蹄相对，刻画精细，比例匀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哈密考古界称为“对马图”。而在这之前，昌吉康家门子岩画也发现了和八墙子乡一样的“对马图”，看来这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了。

敏感的学者早已把视野敏锐地看向遥远的欧洲和中亚。就在那里，里海北岸——黑海的诺伏亚洛克谢伏卡地区一座颜那亚古墓内发现一具婴儿骨架被放置在两个马头之间。1973年，黑海北岸克尔诺索夫卡地区颜那亚墓地发现了石人像，这个石人像高约1、2米，下方刻有双马神图象。几乎和这差不多的时候，在前苏联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谢泽地区不仅发现用双马神殉葬的葬俗，还出土了一个长约7厘米的双马神残石像。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考证：双马神是塞人、大月氏人、伊朗人共有的图腾崇拜，也是所谓的“龙神”。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呢？好消息接踵而来，和哈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果不其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信息。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又发现了五组双马神岩画，这更证实和印证了哈密和鄂尔多斯的文化联系，充当的使者当然就是大月氏人。气魄浩大的大月氏人把足迹踏遍了欧亚大草原。即便是后来大月氏人建立的国家中山国，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也出土了一批带双马神图象的金牌银饰，把他们自己的图腾带到了中原，并在一定程度山影响了燕文化。作为欧亚大草原的霸主，大月氏人深刻影响了北方草原文化，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思索。而在大月氏语中，古代哈密的名称“伊吾”，其实就是“马”——一种身高1、85米高的马的意思，巴里坤也是大月氏语——“湖”的意思。想象力丰富的学者们已经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判断：大月氏人的故乡就在巴里坤。

巴里坤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聚集的地方，是亚欧草原之路的十字路口。在远古时期，大月氏人生活的中心地带是否就在今天的新疆巴里坤县呢？

横亘于西域新疆的天山，拦腰把新疆一分为二，天山以北是山清水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从西部天山阿尔泰一直延伸到东部天山巴里坤。天山以南则是以绿洲、沙漠、戈壁为主的所谓南疆和东疆，当然今天的东疆更多的早已被划入了南疆的大范畴之中。尽管如此，从昌吉、乌鲁木齐开始往东到吐鲁番、鄯善、奇台、木垒、吉木萨尔、巴里坤，落脚到哈密为止，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大东天山地理单元，进入到哈密地区的东天山勒马停缰，在此安营扎寨，则是狭义上的东天山，

巍峨的东天山雄距于哈密绿洲。东天山山南是哈密盆地，东天山山北是巴里坤盆地、伊吾河谷。在从汉代开始的记载中，东天山和祁连山常常混淆。正是由于这个错误，使得很多研究大月氏、塞人、乌孙甚至汉唐文化都发生了偏差。这个恼人的细节在岁月流转中让不知多少人迷失了方向。真所谓：不识天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答案其实很简单：从西汉开始，无论是卫青、霍去病，还是李广利打击匈奴的祁连山其实就是哈密东天山，而不是酒泉附近的祁连山！

小月氏人的故乡：此山非彼山

答案仍然是从《汉书-霍去病传》开始找到突破点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汉张骞对于大月氏的地望印象：“始月氏劇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

这里所提到的祁连山，就是哈密绿洲的东天山。学者们以为：“祁连是大月氏人对‘天的称呼，也就是唐代的析罗漫山、时罗漫山，祁连是汉语的音译。”《旧唐书-地理志》伊吾名下记载：“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名析罗漫山。”析罗漫山和祁连山是一个意思“天山”。然而，有关这个名称，细心研究祆教的学者终于有了新的发现，析罗漫山（时罗漫山）其实既是大月氏语，也可能是塞人的塞语，二者均为古波斯语，只不过一个是东部，一个是西部。到了唐代，整个西域除了佛教盛行外，祆教也在西域和中原地带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暂不赘述。但在哈密绿洲，却饱含了祆教的信息。《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赫然记曰：“时罗漫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也，绵亘数千里，其上有窦固破呼延王刻石记德之碑，姜行本磨去旧文，便刻新文，一赞唐德。其山高六十里，置坛场祈祷。其州下立庙，神名阿览。”这里透露了两个明朗的信息：坛场祈祷，这是在做法事。那会是什么法事呢？阿览。所谓阿览，它的含义是“祆教徒的神明。”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整个西域和河西走廊都有祆教的身影，唐玄奘路经哈密时，就看到了祆教的庙宇。塞人退出哈密绿洲一千年后，其后来者仍然把宗教信仰传承了下来，高高的东天山留下了他们的印记。由此观之，东天山在几千年里始终是游牧民族情有独钟的家园。而是游牧民族的大月氏人，家乡的选择也只可能是茫茫大草原和巍峨的高山。他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气息呢？从地理环境上考察，游牧民族天然的缺陷是不会耕作和纺织，这是农耕民族的特长，因此，对商品的渴望某种意义上除了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交通和交换生活物品。哪里会成为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地方呢？把河西走廊和哈密绿洲可以做个简单的对比。从规模上看，在酒泉附近的祁连山草场比起巴里坤大草原来说，狭小而仓促，适合于小部落在此生存，现在的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即是鲜明的一例。对于拥有几十万帐的大部落的大月氏人显然是无法全部落脚的，因此，在河西走廊有一部分大月氏人外，更多的大月氏人只能到水草肥美的大草原上寻求，东天山和草质优良的巴里坤大草原唤醒了他们的心，天然的大草原，多么优美的家园。从交通上看，巴里坤大草原还可以延伸到阿尔泰大草原，始终还牢牢控制着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咽喉，这是所有交易贸易的最佳通道，水草茂盛，路途便宜。舍此其谁？

白山，也就是析罗漫山，从大月氏到匈奴，都是他们心中神圣的图腾。与白山相邻的是著名的喀尔里克山，东天山最高峰。喀尔里克山在突厥语中被表达的意思是“黑山”，一白一黑，是哈密盆地东天山的两个兄弟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家妇无颜色。”这是霍去病公元前121年的战斗，让匈奴人流着眼泪离开了祁连山。霍去病以后包括东汉将军班超、任尚、裴岑都在哈密盆地东天山的黑白两山对匈奴取得了辉煌的战斗胜利。著名的班超记功碑、任尚碑、裴岑记功碑也都从侧面反映了两汉王朝和匈奴对于东天山的激烈争夺，正面则是巴里坤自古就是游牧部落栖息生活的理想家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坐标确定了。大月氏人的故乡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就在东天山，一切豁然开朗。高台遗址、墓葬群、大片的岩画记录使得大月氏人的脚步印痕越来越清晰，答案也终于隐隐浮出了海面。

发现大月氏人：兰州湾子遗址浮出水面

这是一个背靠巴里坤山也就是析罗漫山的小村庄，有个好听的名字：兰州弯子。夏秋之季远远望去，坐落在山脚的村庄掩映在绿草丛中，仿佛就是不闻世事只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桃花园，怡然自得。散落在村庄周围草地上的羊群也一派安然，无忧无虑。

村庄位于县城西南角，距县城5公里，海拔1808米，现居住232人，是巴里坤花园乡南园子村的第一村民小组。从清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就居住着一批原兰州籍人氏，现已有13代传人。当地之所以称这里为兰州湾子，是有历史依据的。据《巴里坤县志》记载， 镇西（巴里坤）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间，因修建镇西会宁城（巴里坤人称满城）将原居住在会宁城内的倪、邵两家兰州籍的人士搬迁到了現在的兰州湾子，当时县令让他们的祖先选址就选择了此地，因这里冬暖夏凉，极富有人类生存的条件，是耕作种田的理想之地，又是修身养性的圣地。他们居住在这里后，镇西人就把这些祖籍是兰州籍迁居而来重新落脚的地方称之为兰州湾子。到现在，这里的人家仍然普遍姓倪。

几百年里，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新的生命出世，老的生命离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悲欢离合、衣锦还乡，一幕幕情景剧一代代演绎着。谁都没注意房屋后的那个沉默的天山。当我的脚步第一次迈到这里时，正是七月流火的时节，但在这里却一片清凉。我第一次看到了兰州弯子的岩画：双角优美划着弧线的北山羊、被猎人追逐的梅花鹿，紧随主人的步伐奔跑的猎狗，手持弓箭骑着骏马的猎手，目不暇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很平凡的一天。村庄上一位农民想到春天已经来到了，田野正等待着播撒。但积肥却出现了问题，愁眉不展上时，脑子里电光一闪，想到了巴里坤山中那些不知什么时候就有的石碓中经常有羊粪。当即他拿起铁锹赶上马车直奔山上。然尔，就在他选中一处石碓开始下锹时，听到有类似刮石头的声音，他用力往上一挥，一个东西出现了。他一瞅，像一个腌东西的陶器。他想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收拾好东西，直奔县文化馆。文化馆的同志处理这些文物已经比较有经验，一看，估计是个宝贝。第二天，就送往地区文物管理所。经地区请来的自治区文物部门的专家鉴定：这是距今约两、三千多年前在此生活过的人使用过的一件陶制品。这个鉴定结果，让自治区考古所兴奋不已，立即着手准备发掘。闻听到消息的县委、县政府也注意到这是一件极有文化价值的大事，积极予以了配合。经过认真准备，一九八四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一行人风尘仆仆来到巴里坤，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经发掘是一处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人类居住过的石屋，有主室、附室之分，共占地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经考古队炭14测定，该遗址为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3000年左右。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象这样的石堆遗址还有三处，都非常完整，没有受到较大的破坏。还有几处规模较小，待发掘后才能定论，当时只对石堆进行了定性，没有全面发掘。一九九○年被列位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遗址”。

巴里坤：游牧人的共同家园

这里经新疆考古所发掘，收获累累。最注目的有两个器物。一个是环首铜刀，一个是铜镬。这里的人尸遗骸有欧洲原始白种人，也有黄色人种的羌人，和东天山以南的哈密五堡、焉不拉克、艾斯克霞尔等发现的两种人种一致。远古时期，古老的青铜时代哈密绿洲是亚欧两种文化的交汇地，更是所有游牧人路经东天山愿意选择生活栖息的家园。巴里坤无愧于远古时期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美誉。

造型优美的铜镬，是青铜时代的杰出作品。但它即可能是大月氏人使用过的器具，也可能是这之后的主人匈奴人打造出的。兰州弯子在《汉书》中被称为“疏榆谷”，是塞人、大月氏人、匈奴人先后定居的王府。

同时出土的还有羊型铜牌饰，与鄂尔多斯乃至欧亚大草原表现出了共同的文化属性。和铜镬一样是汉代匈奴人所用的器物。汉代，哈密、巴里坤均属于匈奴人游牧的范围。匈奴的青铜器表现出了很高的工艺，从流传下的铜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这既是充分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也是匈奴游牧文化高度成熟的结果，反映了匈奴人的聪明才智。在上个世纪，波兰的土地上发现了和巴里坤、新源几乎一样的铜镬，风格一致，造型雷同，匈奴人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了欧洲，民族的迁徙给今天的历史传递着生动的信息：他们来自东方，来自巴里坤、伊犁大草原。在鄂尔多斯大草原，也发现了许多铜镬，这也决不是偶然，这也是匈奴人的家园故地。出土的文物强烈昭示着我们，暗示着我们。面队地图，恍然大悟，这不是一条中国的北方大草原带吗？既有当地土著蒙古人种，如羌人——华夏族的主体祖源，还有欧洲原始人种白种人，也有高加索白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分出现在东经93度的地区，是我国西北地区已经发现的，而那些最东进的古代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是不是就是活跃在哈密、巴里坤到河西走廊的大月氏、塞人、乌孙人呢？他们来自于遥远的里海，当迁徙的浪潮把他们推入到亚洲后，他们就这样从西亚一步一步踏马而来，反认他乡是故乡了呢？

环首小刀，在博物馆的灯光下闪烁着幽幽的光彩。这把古老的小刀在兰州弯子出土后，就一下凝聚了所有在场人员的目光。让考古人员惊讶的不是它的精巧和古老，而是它的式样、大小在内蒙古大草原额尔多斯同样出现了。这又会是一种偶然吗？联想到从哈密出土的鹿首铜刀和河南妇好墓出土的鹿首铜刀惊人的一致性，还有谁会怀疑古老的西域和内地之间会没有一条交流的通道呢？

北新道和新北道：相辅相成

作为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在西域的重要襟喉和枢纽，哈密绿洲具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进入西域的三条通道：北道、北新道、南道，哈密占据了三条。通常被史书记载的北道往往理解为最早的交通路线，而北新道却直到隋代才由裴驹补上，谓之“北新道”或“新北道”。殊不知，这个命名是对西域交通的不理解造成的。最早的草原路就是新北道，这其实也就是最早的商贸道路，全由游牧民族摸索而出。玉石之路，就是塞人、大月氏人从草原、沙漠、戈壁、雪山间用生命探索到的一条沟通东西方心灵的孔道。在西域，和这样的孔道相连的更细小的孔道可以说呈蜂窝状，不知其名，只有那些游牧的部落人群知道。这里牵涉到一个不广为人知的细节：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直到今天，从巴里坤草原到伊犁大草原、阿尔泰大草原，每到秋季来临，大批的哈萨克牧民既开始转场，进入冬窝子，呆到来年大地回春，草长叶绿，又迁回夏窝子。如果想了解新北道，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提示。其实，新北道早于北道，到匈奴联合乌孙人占据巴里坤草原时，新北道已经是开始运输丝绸、茶叶了，但是由于西域严酷的季节环境，到冬季来临时，天气寒冷异常，而新北道最难通行的部分恰恰是基本沿天山山麓穿行而出的这一段，山间小道逢冰天雪地，人、商品、畜的生命都难以保障，直接影响到商业交往的正常进行，值此情况下，北道应运而生。北道其实就是沿东天山以南开辟的道路，从敦煌或安西进入哈密绿洲，经三堡、四堡、五堡到一碗泉、了墩、七角井、七克台、鄯善、吐鲁番或进入伊犁，或由此经托克逊到库车、轮台等地。逐步形成了一个有趣但科学的走法：冬天寒冷之际，商队选择北道，阳光灿烂，虽然比内地通道干旱难涉，好在一路泉水地从东天山间始终没有间断而不匮乏，可备不时之需。夏天，北道酷暑难当，赤日炎炎，此时则选择新北道，山间凉爽湿润，人、畜皆有精神，没有生命之忧。聪明的游牧人所具有的商业头脑始终保持了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在和大自然的相處中，找出了两条悠然自得的冬道和夏道。从现在哈萨克牧民的生活习性中，其实可以看到史前大月氏人、塞人必然也是如此。大月氏人的夏季牧场在巴里坤山，冬季牧场肯定会在东天山以南。哈密市乌拉台乡发现了几乎和兰州弯子遗址一样的石碓场景，复制了大月氏人的生活痕迹，可以认定是大月氏人的冬季牧场了。到匈奴时期，这里活跃着的是号称匈奴四大部落的——呼衍部落。据文献记载，匈奴、月氏等古代游牧民族在战国时期已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尤其是为匈奴所迫而西迁的月氏曾生活在以“敦煌祁连间”为中心的区域。对此，王建新教授断言，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间有绿洲”的地貌环境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游牧经济，月氏的游牧半径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其统治中心王庭所在地也应在此，即很可能是夏季王庭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与作为冬季王庭的哈密市乌拉台遗址。大月氏人的生活区域基本摸清了。但，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还会在出现大月氏人的影子呢？

石人：大月氏人和匈奴人的自画像

石人子乡，是巴里坤的一个大乡。这个乡因为发现了石人而被命名为石人子，和哈密市的八大石、伊吾县的科如果勒两地出土的石人应该都是一个时期的，这个时期的石人甚至可以远溯到伊犁、阿尔泰的石人。有关石人的年代，原先判断为突厥时代的，显然是过于近视眼了。好在新疆本土学者早已关注到这个失误。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明哲研究员，发表了一篇《关于阿勒泰地区克尔木齐古墓群的发掘报告》，也就是今天的切木尔切克古墓群。这篇报告，一石击起千层浪，使整个考古界为之瞠目。他根据墓葬出土的文物推测，新疆草原石人的上限，约在战国，至少要在西汉时期。这一推测，将我国几代考古学家确定的，新疆草原石人皆为唐朝突厥人所为的时代上限，往前推断了一千余年。这就说明，新疆草原石人决不只是突厥人所为。在突厥人到达这里之前，这些石人，就已经在这辽阔的草原上，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洗礼了。那么，在这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在这广袤的草原上，又有那些民族在这里生息和繁衍？突厥族和这些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传承关系？为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会有着同样的信仰呢？以至于在墓前雕刻石人这一习俗，绵延不断地传承了下来？

石人子的石人至少不会晚于阿尔泰。草原的博大胸怀滋养了众多的游牧部落和人群，早于唐代一千年的会是哪一个驰骋的游牧人群呢？暂时让我们放下这个疑问吧！兰州弯子由于在黑沟以西，这一块主要以大月氏人生活为主的可以命名为西黑沟大月氏人生活区了。而石人子位于黑沟以东，分布在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5公里的范围之内，面积约8、75公里。遗址范围内水源充足，植被茂盛，犹有哈萨克牧民在此放牧。东黑沟遗址的墓葬形式以圆形石堆墓为主，对此兴奋而谨慎的学者认为：从出土遗物看其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汉代，应当是另一个古代游牧民族或部族的王庭所在地。那么，这究竟是哪一个民族呢？答案已经浮出水面。

大月氏人去了哪里？

目前，考古学界已经确定，兰州湾子是在夺取巴里坤草原后匈奴建立的一个夏季统治中心王庭，西汉时期可能是位居匈奴单于地位之下的匈奴右贤王的王庭，东汉时期则是北匈奴的夏季单于庭的所在地。和李陵同一时期的张骞西探西域时，大月氏人的势力早已退出了巴里坤到阿尔泰之间大片的肥美草原，已经转移到了今天的克什米尔和阿富汗，建立了大月氏国，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统治时间一直到了唐代，投靠唐朝后，大唐在此设立了吐火罗都督府。因此，在唐朝后，大月氏人被称为“吐火罗人”，其语言被称为“吐火罗语”。原来的土地在急风骤雨和刀光剑影中实现了主人的转换，取而代之的是骁勇的匈奴人，巴里坤正是匈奴四大部落之一——伊吾王呼衍骨突的领地。由此观之，草原有了新的主人。

在墓地整理中，还发现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殉葬品。譬如许多墓葬中被肢解的人，只留一半身躯，殉葬的马，都无一不反映出原始游牧部落祭祀的情景。其中，有一枚羊拐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被精心制作的羊拐子在王教授的眼里，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占卜用的道具。我的眼前浮现出哈密焉不拉克发掘的木俑，那是原始游牧部落的巫师萨满留下的，这个羊拐子莫非也是巫师沟通天地神灵的器物？兰州弯子高高的祭祀台，在茫茫时空中隐约闪出那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巫师，念念有词，倒走如飞，旁边是被捆绑着的瑟瑟发抖、面如土色的土著。

大月氏人的势力虽然退出了哈密绿洲，但剩下来的部落人群由于战时的关系却未及退走，包括河西酒泉和张掖也不乏其中，这部分遗民又被称为“小月氏”。到达克什米尔和阿富汗一带的被称为“大月氏”，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人就是他们的后裔。在史书记载中，“月氏人”属于焉耆“龙部落”。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敦煌）伊州（哈密）地理志》就有清晰的记录：“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张掖）、肃（酒泉）、伊（哈密）各有首领。”焉耆王族以“龙”为姓，这可能直接引发到了以后中原对龙的崇拜。在今天保留的地名中，留有吐火罗即大月氏人的就有哈密、巴里坤、焉耆、吐鲁番、库车、张掖、敦煌等。大月氏人的生活气息一闻便知。

巴里坤大草原在火与剑中见证了大月氏、匈奴的雄起与衰落，东天山再次望向历史的深处。

大月氏人，就隐身在这一片青山绿水中。

山无声，水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