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俊杰

摘 要：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自有大月氏开始兴盛。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大月氏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及融合的宗教文化政策，吸收西方的文化，也传播中国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大月氏 东西方文化交流 经济贸易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自大月氏时就已经开始。汉朝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并凭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先进的文明震慑欧亚，西域各国纷纷来附，印度、安息乃至罗马帝国也纷纷与汉朝建立友好联系。这个时期是我国中外关系史早期一个重要阶段，大月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大月氏历史发展简述

大月氏是古羌族的一种，最初被称为“禺氏”、“禺知”。据《史记》、《汉书》载，月氏故地在“敦煌祁连间”。当时，在我国北方草原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其势力格局是“东胡强而月氏盛”，月氏势力比较强大，乌孙、匈奴等都曾受其奴役。直到匈奴头曼单于时仍以太子冒顿质于月氏，月氏人自己也因此而“轻匈奴”。但当冒顿继任匈奴单于以后，形势迅速变化。冒顿先破东胡，接着便派右贤王大破月氏，其时大约是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或稍早。两年后，冒顿死，其子继位，是为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前161年在位），再攻之，杀其王，迫其背井离乡，远徙他地。然而，此时的月氏并没有从河西走廊全部迁走。《后汉书·西羌传》载：“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众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为婚姻。”《史记·大宛列传》载：“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远徙的月氏人西迁入伊犁河流域，但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安稳的生活，不久就受到宿敌乌孙的袭击，迫使大月氏再次辗转西徙，“复西走，徙大夏地”，最终征服大夏。侵占大夏地的大月氏不久便分裂为“五部翕侯”，即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其中以贵霜部最强。

在历史上大月氏有两次大规模向西迁徙的活动，第一次迁入伊犁河流域。伊犁河流域曾为塞种部落散居之地，塞种人被统称为西徐亚人，是古老的草原游牧部族，当时居于药杀水（即今锡尔河）以北之地，包括伊犁河流域及天山北麓。在月氏人的打击下，塞种人被迫西迁，其中一支向阿姆河流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地区侵入。这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已进入衰弱阶段，在西面不断受到帕提亚帝国的侵扰，南面受到北印度希腊统治者德米特里亚斯的征伐，北面则承受着伊犁河地区塞种迁徙的压迫。在多方面的打压下巴克特里亚王国最终崩溃，并为月氏进一步南下谱写了历史前奏。第二次迁入大夏故地。在乌孙的直接打击下月氏再次迁徙，被迫沿着以前被它排挤出去的塞种部落南下的路线前行进入巴克特里亚。而受到月氏威胁的塞种部落与其他中亚游牧部族，则不得不离开阿姆河以南之地，进入伊朗高原，“向更西方和西南前进，而和帕西安帝国发生接触”，这又间接加强了巴克特里亚与帕西亚两地的联系。月氏的崛起和不断扩张、贵霜帝国的不断膨胀，促使塞种人将这种移民浪潮传播到更遥远的地区，更加促进亚欧大陆上的中西交往在更广阔的天地展开。

大月氏的西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他们举国迁徙，行走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几十年后，乌孙踏着他们的足迹尾随而至来到伊犁河流域。张骞出使西域也是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在西迁的过程中他们沿途传递了匈奴、乌孙和西域各国民族的信息，传播了各民族的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为中原王朝与中亚以至西亚之间直接交通的开辟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大月氏的地理位置为客观因素

大月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所起的重要媒介作用，归根到底首先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大月氏占据的巴克特里亚故土，地处中亚腹心，向东通往中国，向西经过波斯、两河流域，到达欧洲的罗马，向南通往印度，向北则可通中亚北部和西伯利亚。大月氏在东西、南北两大贸易路线的交汇位置，使其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大月氏的重要性更加举足轻重。古代的丝绸之路在今新疆境内有南北两道。南道西出阳关，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再到安息。北道出玉门关，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过葱岭，到大宛后，西北可达康居、奄蔡，西南折则与南道汇合入大月氏。这就是说，无论是南道还是北道大月氏都扼据要径，中国的丝绸经南北两道运到大月氏后，往西可达安息、大秦；往南可达大夏；往北可达康居、奄蔡。大月氏就是葱岭以西最重要的中转站。正因为大月氏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加之大月氏国境内又有各种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迥然相异的民族，这不仅为东西方文化在其境内融合創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

三、宗教、文化的交流是主观因素

1.宗教文化的兼容。在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势力侵入之前，巴克特里亚之地已经受到多种宗教的影响。先是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作为伊斯兰精神文化的琐罗亚斯德教，实际上先是在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传播的。后来，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也传入此地。因此，大月氏人征服之前，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并且这些宗教信仰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大月氏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地建立贵霜帝国后，在宗教方面采取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政策。这种宽容政策在他们的钱币上有着生动的反映。从黄金之丘发掘的贵霜王朝的钱币的铸像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印度教的湿婆神、佛教、波斯祆教的神、希腊宗教的神都很崇拜。有一枚迦腻色迦时期的钱币，刻有穿希腊服装的释迦牟尼像，而周围是用希腊字母拼成的“佛”字。在印度西北犍陀罗、中部的秣兔罗保留下来的佛教寺塔建筑和佛教雕刻、美术，都体现着希腊文化与中亚、印度文化互相融合的色彩。大月氏对宗教文化的宽容还体现在他们的文字方面。贵霜王朝使用三种文字：在巴克特里亚一带主要用贵霜文，在印度西北主要用佉卢文，在粟特地区则主要用粟特文。大月氏在宗教文化方面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既为各种宗教各种文化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又为它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各种宗教和文化在帝国境内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呈现出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繁荣局面，从而为中外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大月氏征服大夏以后，逐渐脱离游牧习俗习惯于城郭生活，迅速吸收当地的古代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并和当地的塞迦文化因素相结合，使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佛教主题下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主要是希腊艺术和佛希腊、罗马和波斯文化，随着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我们将从1978年在阿富汗西伯尔罕、前苏联和阿富汗学术考察团在“黄金之丘”发掘出大月氏王族墓葬出土物的一些艺术品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1）2號墓出土的爱罗斯别针是一种褥扣饰品，两个组成一对，为一裸体小孩骑鱼：小孩头发卷曲，背生双翅，当为希腊神话中之天使爱罗斯神。这种带翅膀的小天使往往和其他神像配合起来，组成一个带情节性质的画面。（2）表现酒神狄奥尼苏斯的金饰品更富于情节性。根据古典故事，狄奥尼苏斯征服印度胜利而归，是由豹驮着回到希腊的。但是在这件金制别针上，狄奥尼苏斯坐的却是一种由中国的龙和希腊的狮身、带翅膀的怪兽格里芬杂交而成的动物身上，他的形象是古典的，和他坐在一起的阿里埃德娜，两人拥抱着。而在他们后面则是长双翅的胜利女神耐克，她一手拿着环，一手拿着橄榄枝，像是在祝福。怪兽前面跑着一个尖耳朵、长满胡子的人，他用希腊-波斯式的用兽头装饰的杯子喝酒。画面虽小，但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情绪，感人至深。（3）丘墓藏的主人都有戴印章戎指的习惯，印章戎指的底板是黄金制成的，上錾着希腊神像，在这之上往往镶有宝石，工艺十分精巧。其中一块大的，錾刻的形象为一个雅典娜，身穿长袍，头上戴战盔，左手拿着剑和盾，在她的下面用希腊字母从反方向写着雅典娜的名字，说明这种戎指形的饰物是用来做印章的。在另一块印章中，雅典娜为站立的形象，身着盔甲，左手持盾，右臂扬起飘动的斗篷搭在右臂上面，在她旁边也用希腊字母刻着雅典娜的名字。这些出土物表现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后形成了新的造型，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和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大月氏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3.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大月氏通过民族迁徙的浪潮把中国文化的影响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地区。大月氏作为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虽然在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与中原地区有过直接的文化交往，但无疑受到中原文化的潜在影响。如“黄金之丘”出土的工艺品以中国龙的形象占显著地位，还发现了有翼天使、大雁纹、对兽纹等纹样，这体现了大月氏所处之地已经成为沟通中国、波斯、印度和希腊的文化中介。在希腊神话里雅典娜是宙斯神的女儿，在希腊诗人荷马史诗的描述里，雅典娜被视为战斗女神。在艺术表现上，雅典娜常被塑造成手执长矛和盾战胜怪兽和巨人的样子。而黄金之丘2号墓出土的戒指，它上面的纹饰为坐着的雅典娜像，而非平常所见的站立像，由此可推测，在希腊化的国度里，雅典娜神的雕像，有了新的造型，而不一定都是如同在希腊所见的站立像，而应也有坐着的雅典娜像。此外，这件雅典娜之造像，其脸部五官和衣褶之造型都相当简略和粗糙，与写实的希腊风格大不相同。这或可解读为希腊文化在贵霜成立前的大夏，已渐次衰微，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与其说是粗制滥造，倒不如将之视为一种简笔化风格，这或许是月氏——贵霜的一种艺术风格。因此，大月氏在二次西徙的过程中，在接受中亚文化、希腊文化的同时，不断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地区。

四、经济贸易起到促进作用。

月氏鼎盛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月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发展了，氏族成员有较多的产品，氏族酋长有更多的产品，就要求在氏族与氏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交换，同时也为了满足生活上的奢侈和生产上的需要，更迫切要求产品交换。从黄金之丘等出土物中发现大批的汉族文物及希腊人的绣幕，匈奴与统治区内的乌桓、羌、东胡等族都有交换和贸易；月氏与匈奴为邻，无疑也与月氏有交换。中国的丝绸已远销希腊。当时的欧洲称中国为“支那”希腊故称中国为“赛力斯国”。“赛力斯”在希腊语中即“丝”之意，也就是希腊称中国为丝国的原因。这些销往印度和希腊的丝绸，很可能是由河西月氏人转销的，尤其是销往希腊丝绸的时间，正是月氏将发展到鼎盛的前夕。月氏在地理上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它在贸易上十分突出的中介转输作用。在与欧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的过程中，大月氏成为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制品，罗马的麻织品等贸易物资的中转站。

总之，由于大月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其所实行的特殊的宗教文化政策，加之其频繁的迁徙和商业活动为沟通中外交通、传播中外文化，对东西方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技术、宗教文化的接触交流、融汇、渗透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沟通中西交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08.

[2]班固.颜师古注.汉书·张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李贤等注.后汉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司马迁.裴驷，集解，张守节，正羲.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