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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

2017-06-03谭岩

清明 2017年2期
关键词:丽人姐妹工资

谭岩

到了七点,床头的手机闹铃响了,在清晨的宁静中,响得尖锐、执着又卖力,和往常一样,不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罢休的。这份儿尽职尽责的敬业劲儿,就像丽人坊里站店的那些姐妹,不管天晴下雨,一年四季只要一到上班的时间,准会一个不少地出现在店门口,又开始一天的忙碌。

若是以往,这闹钟的铃声就是号令,睡得迷糊的赵小艳就像被谁按了一下发条似的,从睡梦中一弹而起,接着是火烧火燎的梳洗打扮、洗洗涮涮,呯的一声关碰铁门的响声还在走廊里回荡,人早已风风火火地跑下了楼梯——那上班的时间是一分钟也耽误不得。可是今天,她不想再这么老实了,听见那颤动的手机蝴蝶一样在床头柜上扑腾,她闭着眼睛,从被窝中伸出了手,盲人一样在空中晃了晃,摸着了手机,摁停了响铃,继续她的懒觉——就是要让到了开门的时间,顾客们来一看,商店的门还关着。咱们是人,不是机器!

她在闹铃之前就醒了,只是还像熟睡的样儿闭着眼。长期的中规中矩的机器人似的生活,已经形成了按时作息的习惯,何况,这一回与老板的斗争——是的,是斗争,也让她心神不宁,毕竟是头一回与老板叫板儿,头一回与老板翻脸,虽然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很奇怪,一想到最终是自己要灰溜溜地走人,就很失落,很难受。头一天晚上,她还慷慨激昂,她站在那些受了惊吓的,举止无措的姐妹们中间,信心十足地挥舞着手,鼓动着姐妹们团结起来大罢工——啊,罢工!这真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词儿,她一想到这个词儿,就联想到上学时课本儿中的那些名词,什么五卅大罢工,什么安源路矿大罢工,全是火热的让人热血沸腾的场景,她甚至像那些指挥工人运动的伟人们样,气贯长虹地挥舞着手臂:打工的也不是好欺负的!现在想来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可当时她富有煽动性的话,让几个受到了打击的情绪低落的姐妹一下转忧为喜,好,就这么办!让他明天关门!

赵小艳是带着一种凯旋的激情回家的,心中充满了神圣的快感,上楼也不像平时那样疲惫不堪,一双高跟鞋噔噔噔的又快又有力。老公郑有才见她眼睛发亮,脸上潮红,问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儿,她一高兴、一激动就是这副模样儿。

高兴?!扫兴还差不多!

接着,她就把将要与老板叫板儿,要将老板军的事儿说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真不要你们了,你怎么办?郑有才听了一脸的担心。

就他那里能上个班吗?下力干活儿,哪儿找不到个事做!赵小艳进了屋,一脚抛掉高跟鞋,做出决绝的下定决心的样子。

话虽这么说,赵小艳心里还是打起了鼓。目前找工作不难,可是找一份儿合适的工作还真不容易,既要不耽误上班,又要能够得着家人,能照顾上学的儿子。早餐在外头吃,中餐儿子也可以在学校吃,可是晚饭,总不能再在学校里吃,贵不说,还没什么油水。前些日子,儿子在学校吃了一段时间,吃得头发又枯又黄,那是没有营养的结果。在丽人坊上班虽然忙,也很累,但是一天只上半天班,可以有時间做饭,一下做两顿的,上夜班自己不回来,丈夫郑有才用微波炉一热,两父子也能凑和着吃。想到真要丢掉工作,已下决心要大干一场的赵小艳又有些动摇,夜里都醒来了好几次。听见闹钟发出响声,她像在抗争似的,竭力闭着眼。无奈,虽然她仍像若无其事,身子在被窝里躺着,心早已飞了,她感觉到自己的眼球在眼皮下面快速地滑动;她担心那几个姐妹,那几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会不遵守约定,擅自去上班开门,让好不容易达成一致的统一战线从中瓦解。保不定她们一回去,她们的老公也会像郑有才一样——现在的男人,个个都不像个男人,都只会拖老婆的后腿。想到这里,她再也不能安心地躺在被褥里闭眼养神,当闹钟刚要第二遍扑腾的时候,她伸出胳膊,抓起了床头柜上的手机。

钱学芬吗,你这时在干什么?——什么?你们几个都在一起,在等我的电话?还有什么好讲的,罢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不去上班……好!先到学府巷过早——要我请客?没问题!

赵小艳打完了电话,开始穿衣起床。她庆幸自己电话打得及时,不然那几个家伙磨磨蹭蹭地又去开门了。这些个软骨头!她心中骂道。

今天,她要带着几个姐妹去给老板摊牌,摊牌的关键,是要大伙儿齐心。得知几个同伴已经在路上了,赵小艳也忙着梳洗出门。

凭心而论,赵小艳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刁钻的员工,也不是有意要耍心机,让老板难堪。她的敬业,她的勤快,她对公司的忠诚,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她的到来,店里的营业额直线上升,她所在的班组,月月名列前茅,小组的每个姐妹,到了月底都能拿到一百元的优胜奖。当然,这不在于钱多钱少,在于一种扬眉吐气,一种出人头地的优胜感。听姐妹们说,在她来之前,她所在的小组很少在销售额上比赢别人的。

她以前干过很多行当,开过餐馆,卖过保险,当过缫丝工人,和许多这个年龄阶段的女人一样,到头来也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家里闲了两年,为丈夫和儿子当了两年专职的家庭保姆,也在所谓的茶馆实际是小赌小博的场所打发过无聊的时光,可是人闲着没个班上也会憋出病来,况且指望丈夫一人拿工资养活一家老小也不现实。郑有才在一个行政单位上班,又不是什么领导,每个月就只有干巴巴的两千来块钱,日子也过得干巴巴的,想买一件好点儿的衣服都不敢。找个事做,找个班上,不论挣多少,总能补贴补贴家用。

通过别人的介绍,她来到了这家名叫丽人坊的服装专卖店。她一来就喜欢上了它,因为当个卖衣服的营业员,干净,轻松,还天天有新衣服穿,老板要求每个人一上班都要换上店里的衣服当模特,当宣传员;重要的是,每天都有半天的休息,家务事儿也可以照料到。

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轻松的活儿其实并不轻松。她刚来试用的那三天,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老板规定,上班不准坐,就是没有顾客,也必须在那里站着,随时做好迎接顾客的准备;再说,招来的不仅是卖衣服的营业员,还是服装模特儿,哪有穿着服装的模特儿是坐在那里的?就站。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还好说,可一站一个班,我的妈呀,那就真的叫难熬。很多来应聘的,试用不到一天,连招呼也没有打就走了,可是赵小艳,硬是足足地站了三天!老板说,碰到过年过节的,别人放假,商店里就是生意最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加班,都要站,没有三天的站功是不能胜任的,要想来上班,首先必须过这一关。

站完三天下来,赵小艳的脚就肿了,一挨地,脚板都像踩着针,踩着火,可是她咬着牙硬挺过去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认准的事儿,怎么着都要搞好,决不半途而废,让人耻笑。这种倔强的个性,这种争强好胜,让她成了这群三十来岁四十岁的姐妹们中唯一敢站出来,与老板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别的人都是橡胶泥,是面团,老板想怎么捏怎么捏,想捏个马儿就是马儿,想捏个乌龟就是只乌龟,捏得大伙儿屁都不敢放一个,顶多在背后咕哝两句,一见老板的面就又低眉顺眼。可她不成,她生就是块石头,就是玉,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儿,小时候爹不对她也敢顶撞,为此没少挨过棍子;到了学校,老师冤枉了她,她不依不饶要老师道歉,为此初中没上完就退了学;结了婚,丈夫说的三句不对她就拍案而起,年轻时那几年还敢拿着菜刀上。不问青红皂白,就捏就碰,欺到头上,没门儿!站店的也是人呢。很多时候,都是她出头露面跟老板顶撞。老板虽然很难堪,很气愤,很没有面子,但也拿她没有办法,因为她说的都在理儿,不是无理取闹。更关键的是,她的那些做法、那些提议,事实证明都是正确的,怎么进货,怎么摆架,怎么采取促销的优惠措施,都能为店里创造可观的效益。

赵小艳也明白,一个赶大车的,绝不会因为一匹马会尥蹶子,就废了它,要做的只不过是系好缰绳,让它专心拉车就是。老板就是一个驾车的人,他挥舞着手中的鞭子,指挥着这一群半大不小的娘儿们,专心为他的商店,为他雪球样滚滚向前的资本卖命。因此,她也无所顾忌,有了话就要说,要争。

除了一站站上十个小时:一个班从下午一点站到晚上十点,再连着第二天早上八点站到下午一点,再就是没有休息时间,一个月,两个班轮班,只有一整天休息时间,可是你在休息,人家在为你顶班,下个月人家休息,你就要为人家顶班,一上两个整天。算来算去,你休息的都是自己的时间,都是预支的自己将要休息的时间。最让大家心中不平,说起来都义愤填膺的,是你家里不能有事,人也不能得病,要请假可以,最多半天,而且,请一次假,当月的全勤奖就没有了,一个月只能请一次,一次就要扣一百。一个月的工资,总共只有一千来块钱,有时只拿到八九百,这一百一扣,谁不心痛?因此,有事也要拖着,有病也得忍着。在老板的眼里,这些人都是机器,不是肉长的,也不是拖家带口的人。他只要看着每天人到得整齐,货卖得好,脸上就有笑意,否则就黑得像锅底,像谁都欠了他三升陈大麦,走路都要小心,生怕招来一通臭骂。

这丽人坊站店的都不是人,是塑料模特儿,是机器,可模特儿也要清洁,机器也要有维修的时候啊!

什么?讲人性?讲和谐?要讲你回去讲吧,哪儿好讲你去讲——现在是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哪里没有?!

你要提个什么意见,那老板鼻子里哼两声,扬着脸不屑一顾。其实他也不是真正的老板,听说是老板的一个侄子,是丽人坊这个家族企业众多连锁店的一个管家之一。可是这个管家,这个工头儿,比老板还老板,还要狗气。他,还有他的老婆,共同来看管这个分店,别人不准坐,他们两口儿却成天坐在那个收银台后面,除了收钱,那四只眼就虎视眈眈,监视着这几个站店卖衣服的营业员:是不是对顾客不热情,是不是又想偷着坐一下,是不是没客人的时候不去收拾货架,又在那里聊天说笑,是不是……倒像两个探头。这探头对准的不是顾客,顾客自有这些卖衣服的负责,丢失一件衣服,哪个班丢失的,哪个班的人赔,都按店里价格最高的赔!赔得大伙儿心头发痛。因此交接班的时候,也是最紧张的时候,都忙着清点,拿着一支笔,掌心里捏一张纸片儿,拨弄着那一件件衣服上的价牌儿,一一对着型号。哪个班数量对不上,少了一件,哪个班倒霉,而坐在那里摇晃着二郎腿监视她们的两口子,却是一脸的幸灾乐祸。到了夏天,大家伙儿站在那里汗直淌,走进试衣间试衣的顾客出来也是一身汗,热得直骂娘,他们两口儿坐在那里煞有其事,却似没听见。实在热得他们自己也扛不住了,才站起来,從锁着的柜子里拿出空调遥控器。可店里的两台空调也只开一个,而且是开能对着他们自己吹的。还热的话,就在自己身边再放一个小电扇,空调、电扇双管齐下,都只往他们的身上吹。有时,真的老板蓝巴儿弯来视察了,走进店一抹那额头突然冒出的汗,问怎么不开空调?这时两个空调才一起打开。可空调也就是开那么一两天,蓝巴儿弯一走,那空调就又关了。赵小艳站在店里,成天热得头昏脑涨。到了冬天也是一样,大家站在那里总要不停地跺脚。这一夏一冬,真是煎熬。

为什么不开空调?还不是因为核算了电费水费,核算了开店的成本!节约归己啊,有知内情的一个姐妹说。

一到这里来上班,赵小艳就觉得自己是被拴住了。工资不高,人也累,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只好在这里先干着。好在所在的班组月月都是先进,月月都拿优胜奖,也还算过得开心。要么就不干,要干就干好。每天都在操心着这一个班卖了多少多少,都在跟另一个班比拼,精神好像也有了寄托,虽然忙是忙点儿,过得也还算充实,乍一看,人也很有精神头儿。

最不方便的,是没有休息时间,一年到头,哪儿也不能去,什么走亲访友,更是不可能,到了年三十,还要来上半天班,开半天门。婆家在乡下,离县城有几十里,婆家几个老人都健在,郑有才又是个孝子,每年都要回老家去过年。去年的年三十,下了一场大雪,赵小艳上完班,骑着踏板车,一路千辛万苦,在沿途人家团年的鞭炮声中,好不容易才回到乡下的老家。进屋的时候,她的头发上都结了冰,一屋的人都坐在桌边等她,等得菜都凉了,郑有才坐在那里,脸拉得老长。本该她这个媳妇服侍老人的,却成了老人在等她。郑有才很不高兴,可不高兴也没办法,最多住一夜,初一又要赶到丽人坊去开门:老板说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商店生意最忙的时候。

过年有补助?别提了,有的企业、单位,都是成倍的工资,一个年一个节加班下来,少说也是大几百上千的,这丽人坊倒好,加一天班补十块钱,打发乞丐呢。别说了,说出去丢人。为什么还要去呢?这商店不是要开门嘛,要开门总得有人守啊。这过年加班也是轮着的,可是还有的姐妹,比她住得还远,她骑着踏板车,几十里路赶回去,虽然迟点儿,还能赶上一家人的团圆,可她们,下了公路,还要走山路,到家天就黑了,第二天又要按时来店里开门,就真是个难事儿。

小艳姐,你看……?来商量请她代班的人一脸难色。

好吧好吧,算我倒霉!我三十初一值班,你们先回去,初二来吧。赵小艳爽快地笑着说。本可以轮下来在家过个清闲年的她,又顶上了班。

一年四季,她比谁都忙。可是忙得开心也好,然而,最近丽人坊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儿,让她开心不起来了。

赵小艳所在的班有四个人,除了钱学芬外,还有小王、小李。钱学芬是个老职工,听说丽人坊开分店时,她就在这里了,她是这个班的班长,年龄也最长,她的处事跟她的年龄一样,稳重,不温不火,除了顺从老板,自己没有任何主见,遇到事儿,脸上都挂着淡淡的微笑:那你们说怎么办?这当班长的报酬,是一个月有百来块钱的操心费。老板见赵小艳嘴有一张,手有一双,能说会干,几次私下里要把这个班组长换给她干,可赵小艳怎么也不同意。钱姐是个爱面子的人,她当班长,那人家钱姐的脸往哪儿搁?

还有一个小王,叫王小枚,来得也比赵小艳早。人长得漂亮,不怎么爱说话,一不说话就像比任何人都有城府。听说还是正儿八经的中专生,学财会的,在这几个人当中,算学历最高的了。也是运气不好,毕业后分到了一家企业,后来企业改制,被下岗了。有的说,是她和企业的那家厂长好上了,被厂长老婆发现赶走的。她脑子灵活,遇到什么账目的事儿,她一口一个准。这个月完成任务多少,提成多少,月底每个人工资多少,她能说得和第二天领到手的钱一分不差,神了!问她是不是偷看了老板的工资账薄,她总是笑而不答。可惜了,这么好的人才。她们姐妹们家里事儿什么都讲,包括两口子床上的糗事儿,有时也会拿到店里来当笑话讲,只有這个王小枚,什么事儿都捂得紧紧的,不肯吐露半句儿。她总是含着笑听别人的故事,如果说她,王小枚,讲讲你的老公,你们遇到这些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她立刻就会收了笑脸走掉,装着去整理衣架,或者别的事儿,一边走一边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好像大家都很无聊,只有她最清高。不过大家都知道,她的娘家也和大家一样在山里,也很穷,她的婚姻更是比谁都不幸,先前离过一回婚,现在两口子也不和睦。不知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红颜薄命。

年龄最小的要算小李,在赵小艳的后面来丽人坊的,李正凤。真是个疯子,什么话都敢说;年龄最小,却一口一个老娘;打扮得也最时髦:黄头发,皮短裤,鱼眼袜,长统靴,又一脸浓妆的妖艳样儿,难怪就有人把她当成了发廊里的小姐。她说,有一回骑着自行车回家,穿过一条小巷子时,一个骚老头子挥手拦她,说要玩会儿。这李疯子不知从哪儿得知的经验,说现在逛发廊的,最骚的、最不要脸的,都是些老头子,城里那些拿着退休工资的老头儿。大家就说,李正凤,你是不是在发廊里搞过?李正凤也不恼,她夸张地嘘一声,在涂得红红的嘴唇上竖起一根指头,保密!不要让我老公知道了。完全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听我讲!她伸手打了一下打断她的人:我一听,就在自行车上挥了一下手,真想掌那不要脸的老家伙一耳光。可你们猜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大家都鸭子一样伸直了颈项,望着她。说到兴头儿上的李正凤接着说,那骚老头子竟还撵着我的自行车,一边跑,一边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十!干不干?王八蛋的,以为老娘我在跟他谈价钱,把我伸出的巴掌当成了五十!一句话说完,大家笑弯了腰。

自从这个李正凤来了,丽人坊里多了许多笑声,可有时也让大家紧张,不光是笑声招来了老板不满的目光和训斥,还有交接班的时候,衣服不是数多了就数少了,多了还好说,一少大家的心就悬起了:又是几天的班白上了!就又重新点数。每个人都分工负责几排衣架,大家都忙着各清各的,只有这李正凤,坐在柜台上怡然自乐地摇晃着两条套着黑色鱼眼袜的腿。一见接班的进门,她就给自己下班啦。

李正凤,你怎么不去清?

我数过了,不会错的!

她坐在那里不动,继续晃着两条腿。可结果,清过的人都发现自己没有错,赵小艳不放心,就又去点李正凤看管的衣架。她手在衣架上拨拉着衣服,嘴中念咒似的数着数。她从长长的衣架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一路数过来,两趟下来,突然脸就拉下了:李正风,你说你是清的多少?

一看情势不对,李正凤停止了晃腿,从柜台上溜下来,忙问,怎么,我搞错了?

你自己清!

赵小艳使劲地把手中的一个空衣架往架上一挂,发出清脆的金属响声。问题就是出在李正凤的那几排衣架上,她总是不是少了就是多了。中饭时间早过了,大伙儿饿得肚子冒烟儿呢,一趟清下来,又要耽搁半个小时,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吃饭呢。可是这个家伙,却笑嘻嘻的,哟,原来是我搞错哒!

如此几回,也影响店里生意,老板娘成天坐在收银台里吹空调吹电扇的,也不高兴了:看着打扮得漂漂亮亮,连个数都数不了,真是个体面苕!

姐妹们说她两句,李正凤都会笑哈哈地接受,可是这老板娘说她,她就受不了,一下跳了起来,似要拼命撒泼的架势:老娘是没有文化,老娘是数不到数,怎么着?

赵小艳和几个姐妹拉住了她。没想到,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的家伙,一下孩子似的跌坐在地,大哭起来:我是没有读过书——我家里穷——可是哪个愿意穷啊——

这时大家才知道一个秘密,这个打扮得最时髦的小姐妹,原来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全。在可怜和感叹的同时,赵小艳自奋勇告地带管上了李正凤的那几排衣架。

然而,引起人烦心的事情并不是出在这个李正凤身上,而是那个不声不响的王小枚。

有一段时间,只见王小枚老在打电话。她虽然不愿意跟大家讲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的电话听多了,也听出了个大概:这几天是她娘家的妈病了,需要人看护。她的弟弟、弟媳,都在广州打工,没有时间回来看管老娘,娘家的事儿,多半是她在管。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跟她的弟媳吵了起来,说她是出嫁的姑娘,不能什么事儿都指望她。原来是那弟媳不准男人回来照顾老娘。正好在那里挣着钱呢,这回来一趟就是几千块丢到水里了。吵是吵,老娘躺在床上不能没人照顾,于是她趁换班休息的时间回了一趟娘家——听说是她的一个熟人,一个单位的副局长派的小车,连夜把老娘接到了县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阑尾炎,已经穿孔了,说再迟两个小时,就没命了。

她的老爹是个很少出山的农民,在那绵延的大山里,怎么转也不会迷路,可是来到县医院,面对这一条条长长的山洞似的走廊,这一层层一间间一模一样的火柴盒似的病房,下了楼就不知道上楼,转了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医院对他就如迷宫一样,更不知道哪里收费,哪里拿药,哪里拍什么片照什么光。王小枚要守在医院,就要请假。请半天假可以,不要那几十块百把块钱就是,可要一请两天、三天,就怎么也请不到了。那怎么行?你开头了,别人要请假怎么办?都想请假就请假,这丽人坊还开不开门?

任她好说歹说,赔着苍白的笑脸——她在医院里已经熬了两个通宵,显得疲惫不堪,姐妹们都看不过眼了,可是这个坐在收银台后的老板,那个管家,铁石心肠,就是黑着脸不答应。

你要请假可以,除非你不再来上班了。

好歹,人家也是一位老职工了,为公司为这个店,不说有功劳,也有苦劳嘛,赵小艳实在看不下去了,想帮忙说说情,可是这位管家,没有人性的家伙,手一挥,赶鸡子似的,去去去!没有你们的事儿,去照顾顾客!

站在收银台旁边,一直赔着笑脸乞请的王小枚,脸就渐渐地冷了,眉头皱了起来。

好,我辞职!请你们把我这个月的工资算给我。

听说她真的要辞职,那坐在收银台后的管事的两口子略显吃惊,相互看了一眼。可接着,男人便显出不屑一顾又烦躁的样子,对他老婆说,算算算,把她这个月上了几天班的工资算给她,还有她的押金——你押金条子带来没有?

我可以打收条!王小枚马上接口说。

王小枚走出店门时,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她却平静地没事儿似的望着姐妹们点了点头。大家发现,不知是不是因为熬夜的缘故,她的那张好看的脸变得有些吓人,一脸的铁青,让人难过的笑容中,也好像藏着什么深意。

过了没有几天,突然有一天门口停了一辆车,走下来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径直走了进来,进门就问谁是老板?

坐在收银台后面的两口子一看架式不对,忙站起来,请问有什么事?

我们是县劳动局监查大队的。请你们把员工的劳动用工合同给我们看看。

可是哪有什么合同!这里用人向来是说要就要,说开就开的。这管事儿的两口子又是递烟又是端茶,艰难地、口干舌燥地解释着,但那帮人根本不听,茶不喝,烟不接,专心地翻着看着,查看那些账目,还有一个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这几个穿制服的一进来,钱姐和小李都显出惊惶的样子,小李还偷偷地对她吐了吐舌头,只有赵小艳神色自若,该干什么干什么。穿件制服怎么了,还不是个人嘛。有一个年岁大的,见到在一旁有条不紊地整理衣架的赵小艳,走过来问,你们都与店里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了吗?

赵小艳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用工合同,这新词儿她还头一回聽说,可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东西一定对丽人坊,对公司很重要,于是她打着圆场说,是说要签的,是这几天忙——

那人神色古怪地望了望她,赵小艳突然感到不好意思,闭了口,干咳了一声,低下头去,继续整理着那排衣架。

临走时,那一行人开了一张条子,递给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老板,让明天到县劳动局去交罚款。两口子一见那罚款单上的数额,两对眼珠就都鼓圆了,等候那穿制服的上了车,车门一碰,喇叭一按,走远了,这管事儿的两口子才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打电话,找蓝巴儿弯,真正的老板,向他们的叔叔汇报。听不清他们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讲的是方言。如今这个世道,钱都是被外地人赚的。

第二天,蓝巴儿弯就坐飞机来了。不知道这蓝巴儿弯用了什么手段,很快将这事儿抹平了。罚款到底出了多少,谁也不清楚,倒是那王小枚,拿到了几千块钱的赔款,养老金、医保金、下岗待业金,都是一些没有听说过的新名词。这时大家才知道那不声不响的王小枚的狠气,就想起她走出这个店门时,那一脸的铁青,那笑中的含义。大家私下里也很高兴,有一种吐了口恶气的感觉,王小枚拿到手的赔款,姐妹们到时自然也会有,就让大家有一种看到了什么光明前途的兴奋。

的确,直到这个时候,赵小艳才知道,这法那法的,竟还有一个劳动合同法,她们这些无人管的地位低下的人,还能受到国家的保护;头一次听说,还有什么“三险”,这企业是必须要为打工的人交的。当天回到家里,她就把老公下作了一番: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还有养老金、医保金、公积金?亏你还是个公务员!狗屁不知道。老公红着脸辩解说,我又不是劳动局的,我怎么知道!

可是,正当大家私下高兴的时候,管事的二老板传达大老板的话了。一是公司将为大家交“三险”的钱补到她们的工资里,每月一百元,要交大家自己去交,日后不得再提出类似的补偿;第二,原来收的押金全部退回,公司打的收条都收回——来上班,都是要交保证金的,没有想到,就是这张押金条子,那盖在上面的丽人坊几个鲜红大字的印章,关键时候起了作用。原来王小枚拿着这张盖有印章的条子告到了县劳动局,公司被迫承认了事实上的劳动用工关系,为王小枚补交了几千元的养老金、失业金、医保金等。当然,公司损失的远远不止这些钱。这回是吸取了教训,退掉押金,收回盖有公司大印的收条,目的是销毁用工的证据,那一笔预备随时处罚店员的押金,是老板拿在手中的一条看不见的、可以随时抽打人的鞭子,自然是不能少的,只是以后从职工的工资中扣除;第三,从这个月开始,以后大家领工资不再自己签名——那好!一听说不用再写字,李正凤高兴地一拍手,望着人直乐。她的几个字怎么也写不拢,每次在那工资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会写出一身汗,那散了架的笔画就跟横七竖八的乱柴棒一样,这个猪头!赵小艳狠狠地想,这分明是公司不想再留下与任何人有劳动用工关系的证据,是在防备大伙儿再去起诉上告。

那管事儿的二老板,这个世界上最称职的管家,拿着那个他记账的小本儿说完了,问大家有没有意见。这分明是个霸王条款!赵小艳本能地觉得,这时大伙儿应该站出来反对,按那劳动局的人的话说,应该和王小枚一样,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可那一时她只觉得脸上在发烧,脑子里也乱哄哄的,那本早就应该看看和学习的劳动用工合同法,郑有才迟迟没有找回家来给她看,她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应该怎么来据理力争。她望着大家,望着这六七个姐妹,指望其中有一个是明白的,能够站出来卫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可是个个都低着头,低眉顺眼,任人宰割的样子。还有那个李正凤,还在为不用再写自己的名字暗自庆幸,在那里高兴得搓手,兴奋得左顾右盼。这些可怜又可恨的人!

钱组长,你的意见呢?

见大家都不做声,二老板点将了。他长着一张南方人黝黑的脸,也操着一口南方人拖得长长的普通话。站在人群中的钱学芬受到惊吓似的,慌忙扫了大家一眼,说,大伙儿没意见,我就没意见。

这位管家又点了另外两个人,那回答好像商量好似的,竟然是一个腔调。赵小艳想说什么,可是还没等她开口,那管事的就总结似的说,好,就这个样子啦,把“三金”发到大家工资里,都是大家同意了的!可不要反悔呀,我这里有证据,几月几号,有些什么人,开职工大会一致同意的!说着,他挥了挥手中的那个本子。这就是会议记录,是证据,就是将来你们谁要是上法院打官司,也是铁板钉了钉的,白打!

那时正是夏天,天气闷热,店里舍不得开空调,大家一个个热得汗直淌。王小枚走了,赵小艳所在的班就差了一个人,四个人的活儿就只有三个人顶着。招人的告示也贴出去了,进门来应聘的虽然有两三个,可是一个也没有熬过那三天的站关,有的来试用不到一天就走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儿!坐都不能坐——唉哟我的脚!离去的人一边抱怨,一边趔趄着已不灵活的双腿,像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有的勉强来撑过了一天,第二天就没有勇气再来了。

差了一个人,可生意还得做,活儿还得照样干,争先创优拿优胜奖的信心还要有。赵小艳和剩下的这两个人组成的一个班,仍和以往一样,铆足了劲儿跟另一个班搞竞争。你这个班卖了五千,我就要卖五千五,你卖八千,我就非要卖八千五,如果哪一天,另一个班超过了她们,赵小艳们就会加班加点,延长关门时间,怎么着也要把损失夺回来。

开始的时候,她们还指望能招到一个人,多一个人,怎么说都会轻松一些。进门来的顾客,你要态度热情,要不停地跟在她的后面介绍商品,她在那走廊似的衣架间里走去走来,你也得跟着走去走来。赵小艳想起姐妹们卖衣服的形象就觉得好笑,一个个跟屁虫似的,跟在顾客的屁股后面,一面嘴中不停,一面指手画脚,好像一个个长舌妇在传播什么谣言,又像一个个可怜巴巴的人,跟在那挑剔的、一脸矜持的什么大人物后面乞求着什么。顾客一进门,你就没有一刻闲着,同时还得防备有人偷衣服。这被偷走的东西可是要赵小艳们按店里最贵的衣价赔。

喂,请你站一会儿!

有时,丽人坊里顾客来得多了,嘈杂喧嚷,有的在看,有的在试,正拿着一件顾客试过了的衣服往衣架上挂的赵小艳,一眼看见正要出门的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她的那个包比进门时鼓了许多。

哟,这么好看的包,在哪里买的呀?

见这卖衣服的人走过来,那女人本能地将包往身后藏。赵小艳趁她不注意,一下夺过了那个包,哗啦一下拉开了拉链,扯出了一条连商标也没有来得及撕下的健美裤。

这是什么?赵小艳举着一面旗子似的问道。

防偷防盗,对赵小艳来讲,还不是最难的事情。来了两年多的时间,她已经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极少有人能从她的眼皮底下挟带衣服出去。除了刚来时,少过两回衣服,她们这个班只要有她在,再也没有为丢失衣服的事儿赔过钱。难的是三个人一个班,人手少,工作量大,人辛苦。

她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城,哪会有这么多人买衣服?一个月下来,营业额总在十来万,光这县城里卖衣服的店子,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也有几十上百家,可这丽人坊的生意就是好。夏天的衣服相对价格低,可是营业额却丝毫不减,反而上升,这就意味着,以前只卖一件的,现在就要卖两件三件,大家的劳动量大大增加了。可是工资并没有增加一分,一月累死累活地下来,也就一千二三百块。李正凤抖着这薄薄的一叠儿工资说,妈的X的!这还抵不上那发廊里小姐几天收的打炮钱。钱学芬也说,这不抵她老公一晚上的血流(打麻将)收入。钱学芬的老公是税务局的,税务干部个个都牛,麻将也越打越大。

对于赵小艳,这钱可珍贵。这一千多块钱,就是一家一个月的开支,水费,电费,还有乡下婆妈的生活费。老公郑有才的工资,她都一分不少地存着,存着将来儿子读书用。她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都是公务员,郑有才却不像钱学芬的老公那么有钱?郑有才虽然在县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可是也不是什么官,没有人们常说的什么灰色收入,除了常跟当官的出去吃两顿,拿回家的工资也少得可怜。除了日常必须的生活开支,连买一件衣服,赵小艳也是算了又算,计划了又计划,现在常穿的几件衣服,還是做姑娘时买的。

已经有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许多像她这个岁数的,谁不是一年几套衣服啊,打扮得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丽人坊里新进了一款女装,淡绿色的无袖中长裙,赵小艳一见就喜欢上了,穿上去几个姐妹也都说好看,要形有形,要款有款,还显得年轻,像没结婚的大姑娘似的。女人最爱听的就是别人说自己年轻,赵小艳也听得心头痒痒的。可是一看那价格,心头又打鼓了,要三百八十多块钱呢,还是内部打折的。家里的两个煤气罐子都快空了,煤气又涨了价;下个月老娘过生,答应给她买一双皮鞋的,一直也没兑现,要一下掏出三四百块钱买件衣服,赵小艳真的有些心痛。上班的人可以在店里穿任何一款新衣服,可是一出店门,都必须脱下,那毕竟只是当模特穿的,不是自己的。脱下这件衣服的时候,赵小艳总有一种丢失了什么的空虚忧郁的感觉。

可是没有几天,赵小艳又高兴起来。

王小枚走了,四个人的活儿就由三个人顶着,这一顶就顶了一个多月。王小枚是上个月五号走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月的二十五号了,一个月又快出头了,还没有招到人。几个人就在私下里说,四个人的活儿,三个人干了,上个月的事儿就算了,可这个月,怎么着,到了月底,也会分得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因为三个人上了四个人的班嘛,而且,这个月她们每天的营业额的趋势,好像又要赢。赵小艳算了一下,如果分得另一个人的工资,这个月的工资就多四百多块钱,那件衣服,就买定了!

人一高兴,干事儿的积极性就更高涨,好像生活中有了什么奔头儿的样子,虽然天气闷热,在这店里一天到晚汗湿不干,转去转来的双脚不停,一下班,嘴里就嘘嘘着,像踩在针尖儿上,一走脚一软的,可是一想到那份儿多得的工资,人人的脸上就都是笑容。

因为天气闷热,大约是流汗时到那空调面前站了一会儿的缘故吧,赵小艳感冒了,头痛脑涨,四肢无力,这么热的天,还冷得浑身打颤,牙齿咯咯地响,晚上睡觉,还盖上厚厚的棉被。可是早上闹钟一响,赵小艳又强拖着身子去上班。

你不要命了?!

丈夫郑有才说。赵小艳很难看地笑了一笑,带着病容说,本来就人手少——再说,请半天假,就要扣几十块钱。当然,她还没有说,坚持到最后,到月底,她们这个班每人都可以多分得三四百块钱,她的新衣服就买成了。

最难受的那几天,赵小艳都是咬着牙坚持上班,硬是撑着半天假都没有请,都是下了夜班,晚上到医院去输液,挂吊针。两瓶子吊针又吊去了一百多块钱,就只剩下三百了,赵小艳付药费时心都在痛。她骂自己不争气,白白搭去了这一百多块钱。

三个人终于坚持到了月底,而且,让她们高兴的是,虽然少了一个人,她们这个班仍然赢了。

这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到了晚上十点,虽然还有几个零星的顾客在丽人坊里转悠,赵小艳们已经拿起拖把在拖地了。

管家老板和他的老婆,叫她们几个去领工资。赵小艳正拿着一个湿淋淋的拖把拖着地,李正凤心不在焉地跟着一个顾客还在那里转,趁那不知道别人要下班了的顾客不注意,她举着手,做出要敲打那不知趣的顾客一下的样子,引得赵小艳直好笑。今天大家的心情都很好,轻松而又愉快。不仅发工资,还要发一份额外的收入,当然,这都是大家的劳动所得,是应该的收入。愉快的赵小艳就对钱学芬说,你先去领,我把这边拖好了就来。

过了一会儿,钱学芬领了工资来了。

领了多少?双手拖着地的赵小艳仰起脸,笑眯眯地问。

钱学芬望了坐在收银台后的老板管家两口儿一眼,不做声,似乎面有难色。赵小艳觉得不对劲儿,啪的一下丢下拖把,朝那收银台走去。

事情并不是像赵小艳们一厢情愿所想的那样,并没因分担了另外一个人的活儿,分享另外一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并不是她们私下已经算好的多拿四百五十块钱,而是只表示了一下,增加了一百元。

怎么能够这样算!这不公平!

赵小艳没有接受这个月的劳动收入,从声音和表情,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男老板一听,马上站起身说,不公平?不公平你到公平的地方去上班啊,我说给你们多少就是多少!要知道,现在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有!

赵小艳一听,火了,你说什么?谁是蛤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从不发火的赵小艳突然像变了个人,面色通红,两眼冒着火苗,一手指着那老板的脸,一副受了奇耻大辱的凶猛样儿,吓得钱学芬赶紧过来拉住了她。

争吵声引得店外的路人引颈观看,好事的还跨进了店门来,把那刚拖好的地又踩了几个脚印。

你不要侮辱人!你想赶我们走,我们还不想干了!钱学芬,李正凤,走,我们都走!明天都不要来上班了。说着,就要拉着两个姐妹出门。钱学芬还在犹犹疑疑不想走,偷偷瞟一下老板,赵小艳两眼一瞪,你还想在这里当蛤蟆?!看热闹的嘻笑着望过来,钱学芬的脸就红了,跟着赵小艳往外走。

管家老板姓将,年纪不大,派头不小,别的本事没有,却学会了那一套欺软怕硬、仗势欺人、财大气粗的有钱人的恶习。他跟他的老婆一起来为叔叔看这个分店,虽然已经做得很尽力了,但是因为上次处理王小枚的事儿,让公司白白遭受了损失,在他叔叔那里挨了训,还要扣他的工资,到现在想起来都不爽,不爽的心情时常发泄到职工们身上。这个月,他发了好几回火,一回是有一个班又不见了一件衣服——让她们按最贵的赔!谁让她们不操心;一回是下班时,卫生没打扫干净;还有一回是那个姓李的,点数总是点不清楚,耽误商店生意。他虽然不是老板,只是替叔叔照管,但是在这店里,他就是天王老子,就是说了算的,他的权威谁也不容置疑,不就是几个打工的吗!

在他看来,这赵小艳虽然喜欢跟他为店里的事儿争辩,但骨子里也应是个软柿子,是个他想捏就捏的橡皮泥,他只要一使出当家老板的威风,她就会乖乖地不吱声了——这店里,这个丽人坊分店开设以来,进进出出也有几十号人了,哪个不是这样啊?因此,他更不可一世,话说得毫不留情,针一样扎人。可是,真没想到,这回却碰到了头一个不服硬的主儿,他像武林高手一样撒出去的利针暗器,全被叮叮地挡了回来。当他在毫不相让地争吵的时候,他老婆偷偷地拉他的衣袖,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能服这个软吗,以后还怎么在这里当“老板”?因此他的话更加不留余地,更加抖狠。没想到这赵小艳一转身,不仅自己走了,还要带走那一班人。

他知道这个赵小艳的号召力,能干,肯帮人,说话有鼓动性,虽然不是班长,但在这帮子小嫂子中就数她最有威信。她能够把这班人带走,难保她不再一吆喝,把另外那个班的也带走。另外那个班的,有两个还是她介绍进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她要好的昔日同事。更要命的是,就在丽人坊的对面,有一家大型超市正在装修,在招人。

如果这几个人都跑了,都跑到那个超市去了,一时又找不到人,开不了门,到那时怎么办?望着这一时空荡的丽人坊,那丢在地上的两个拖把,地上还没干,踩得一团糟的满地脚印,这位姓将的二老板,只能在这帮小嫂子面前耀武扬威,其实并没见过什么世面,一阵口舌之快后也感到后怕了,仿佛看见了暴跳如雷的叔叔那充满怒气的面容。叔叔说了,他再管不好,再出什么差错,就要把他撤回去。那一年可要损失上十万的收入呢。

叫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偏要讲狠,我看你怎么办!他的老婆一跺脚,合上了没有发完工资的账本。

这位将管家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他拍了一下自己的头,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句什么,然后垂下头,慢慢掏出了手机。

情况就跟这个将管家预料的那样,一出丽人坊,赵小艳就策划出一场罢工风暴,她掏出了手机,四处联络,打电话告诉另外一个班的姐妹。她在那个班也上过班,有两个她还替她们代过班,都好得姐妹似的。她把今天的事儿跟她们一说,个个都很气愤,早对丽人坊的把人不当人看,憋了一肚子火。如果你们碰见了这样的事儿,三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儿,还只是拿三个人的报酬,你们愿意吗?當然不愿意!赵小艳就告诉大家,新开的超市正在招人,说只要去上班,上一天班,就给店员交一天的“三金”,工资报酬也并不比丽人坊里低。都是替人站店子卖衣服,哪里不能站啊,还要受这种窝囊气!

小艳姐,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炒了这个将老板,到那家超市去!我们都跟你走!

不过,赵小艳劝大家,还是要先礼后兵。于是大家都商量好,由赵小艳这个班先去找那管事儿的讲道理,提要求,然后其他的人再去表达同样的意思。总之这一回,大家是要团结起来,不能让将老板再像以前欺负王小枚样,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想骂谁就骂谁,要让那将老板看看,站店的也是人,不是蛤蟆,更不是喝去唤来的狗!

嘻嘻,这下有好戏看了——谁让他像个白眼狼!李正凤一听说要罢工,让老板关门,高兴地一拍巴掌说。因为没有文化,写不了字,也数不了数,没少受过那将老板的训,这下逮到机会报复了,李正凤对罢工是一百个同意。只有这钱学芬,赵小艳在整个筹划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最后,赵小艳问,钱姐,你说这么搞行不行?钱学芬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回答:你们说行就行。

那就这样定了——明天早晨九点,我们在学府巷集合!赵小艳说。

可是这天早上,还没到八点,一个个就沉不住气地到了学府巷。这是临着丽人坊的一条小巷子,过个十字路口,走不了三分钟就到了丽人坊,是个很热闹的卖小吃的地方。早餐或者午饭,姐妹们都会走过十字路口,来这里匆匆吃碗面条,或者买几个馒头包子。

很远,赵小艳就见李正凤站在一家餐馆门口对她挥手。以往上班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前几分钟,到丽人坊去开门,擦玻璃,做卫生,李正凤总要挨到八点过两分才风风火火地跨进门,比谁都事儿多,可今天,不到八点,就都守在这儿了。

小艳姐,在这儿!生怕赵小艳没有看见她,李正凤站在巷子正中,挥手喊叫。

你们想吃什么?到了餐馆,找了个桌子坐下,赵小艳拿出做东的架式说。

钱学芬说,我还以为你早去上班了呢。昨天晚上,将老板没打你电话啊?

打了。赵小艳坦率地说。

昨天晚上刚一到家,赵小艳就发现手机里有几个未接来电。她的手机放在包里,包又放在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没有听见。打开一看,见是那将管家将二老板打来的,没理他。刚去洗了一个澡来,电话又响了。

是谁?她拿起手机,装做不知道谁的样子问。

是我呀,小将,将大洋。小艳姐,都怪今天我脾气不好,我不该对您发火——请您跟她们说,明天早上八点,都准时来上班啊。

赵小艳心里冷冷一笑,面无表情地说,我又不是班长店长,我跟她们说什么?对不起,我累了,我要睡觉了。

赵小艳说着,关了电话。可一会儿,电话又打来了:小艳姐,大人不记小人过,我向您道歉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赵小艳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一次争取利益的机会,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想了一会儿,又忙着拨起号码来。看看其他几个姐妹,这姓将的打过电话没有。果然是有的打了。小艳姐,你放心,我们跟你走!打通了电话的姐妹说。拨钱学芬的电话,对方的手机却老处于转移呼叫中。她拿不准钱学芬的立场。就在大家商量好,昨晚散伙儿回家的时候,赵小艳还特意嘱咐道:明天说好的事儿,不准反悔呀。快嘴快舌的李正凤说,谁反悔,谁生儿子没屁眼!

没想到,钱学芬倒第一个问起打电话的事来。

没跟你打吗?赵小艳两眼望着她,望得钱学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打了,后来我就把手机关了。

我们商量商量,如果还要我们在丽人坊上班,我们今天去谈判谈些什么?赵小艳征求意见说。

已经过了九点了,往日顾客盈门、早已热闹起来的丽人坊,今天除了那位将老板和他的老婆,见不到一个营业员。两口子忙得焦头烂额,一时有人喊着要试衣,一时要收钱,几个顾客站在那里,见喊了几声没有人应,就放下衣服走了。老婆在那里照看顾客试衣,将管家坐在收银台后收钱,不时要看看门口,是不是有人趁乱挟带了衣服。他忙得额头全是汗,时时抬起手腕,看表上的时间。他是头一回发现时间是这么难熬。他昨天已经挨个打过电话,道过歉,赔过小心,早晨还不到开门时间,就又打电话,可电话打了不是没有人接,就是支吾两句,不知说些什么,挂了机,再打,手机关机了。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位姓将的管家坐立不安,浑身发燥,想到昨天只顾图一时口舌之快,就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还有,他昨晚已经跟叔叔打过电话,想起叔叔在电话中说的那些话,他的眼前就一片黑暗。叔叔说,这件事儿如果处理不好,他马上派人来接替他,让他卷起铺盖滚蛋。

正当他六神无主的时候,一抬头,见门口走进来几个熟悉的身影,他立刻见到救星似的高兴地迎过去,小艳姐!钱姐!小李,你们来了?!

李正凤有些奇怪地望着这位老板:如果是以往,迟到五分钟,这位老板的脸上就黑得可怕,不仅要训人,还要罚款。嘁,真还是怪事儿!走在正中间的赵小艳,一见姓将的这副讨好的嘴脸,感到有些失望。她想到二三十年代,那些领导罢工的人,都是如何的一种大义凛然,一种慷慨赴义,而面对的对手,也是剑拔弩张,不共戴天。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她带着一脸的凝重,一脸的尊严,挺起胸膛跨进这个丽人坊的时候,她的谈判对手,她的敌人,竟然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热情又喜于言表,这就让她酝酿在胸的那些情绪,那些义正词严,竟然一时发作不出来。

可是,她并不想就這么放弃。赵小艳冷漠地对一脸喜悦的老板管家点了点头,去柜子里翻找她的东西,一个喝水的茶杯,一双换脚的鞋子,一边淡淡地说,我们是来收拾东西回家的。

高兴的将老板儿一时脸色又变得十分难堪,他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一脸的无辜,这这这!小艳姐,你们——昨天晚上我不是打电话说了嘛,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些混账话!好,我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还有这些顾客,跟您正式道歉!说着,他当真站在那空阔的店中央,对赵小艳鞠了一躬。

几个来买衣服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一边看衣服,一边好奇地望过来。

直起腰的将管家又说,您们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只是不要走,不要离开丽人坊!

当真可以提意见?赵小艳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她放下了手中收东西的塑料袋。

当然可以提!能做主的我可以现在就回答你;不能做主的,我请示了我叔叔再说。这小老板一脸急于达到目的的诚恳。

好,那我们有以下几条!赵小艳胸有成竹地说道,突然找到了一种罢工领导者的感觉。

说起来,赵小艳们提的意见也是可怜,无非是要给大家正常的病休时间,正常的劳动环境,公正的劳动报酬,还有重要的一条,要尊重大家的人格——是啊,一个小小的营业员,一个给人家看店卖衣服打工的,除此还能有什么要求?见自己说去说来,也只是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基本的事情,一本正劲地提着要求,摆着一二三的趙小艳,突然感到了一种无趣,咽了一口唾沫,望一眼看着她说话的几个姐妹。这与她想象中的罢工谈判的神圣和庄严,实在相去甚远。简直就像一个人在向另一个人解释和恳求着什么。

您们说的要增加工资,这一条我不能做主,我要请示我的叔叔;至于说代班就要分得另外一个人的工资,昨天我已经跟我叔叔说了,他说公司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果以后,再有代班的,超过半个月,三个人干了四个人的活儿,其他三个人就可以分享另外一个人的劳动报酬,只是这次还是按我说的办;每个月要求增加病假事假,今天我就可以表态,以后大家可以保证每个月有半天的病事假,这半天不再扣工资,如果嫌时间短,你们可以自己调节,找人代班;再有说的室内闷热,空气不好,我今天就可以找人装换气扇。还有最后那一条,我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对大家有任何侮辱性的语言,如果再有,您们年龄都比我大,可以当众打我耳光!说着,这将老板果真自己扇了自己一耳光。

赵小艳很惊诧,这家伙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提的要求,基本全部解决,没有解决的也说得在情在理,也没有了先前的高高在上的横蛮。见一旁听着的钱学芬、李正凤也露出满意的神色,觉得别人又是道歉,又是一脸解决问题的诚意,自己再坚持闹下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她有些遗憾,一场重大的策划,一件重大的事情,竟然就这么解决了。不过,不这么解决,又能怎么样啊?她承认,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对双方都好。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左右着这世上的事情,这种力量不是她这个打工的所能掌握,所能看清的。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她不想去想,也不是她所能想透的,能想透的只是今天的这个事情,总算有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虽然那补偿的工资没有到位,领导罢工的感觉也没有找到,但做人也不能光看钱,不能让人小瞧了自己,更何况,她也不是成心来闹什么事的,大家要的只是一份尊重。于是,她只好遗憾地望了一眼那衣架上的淡绿色衣裙。

她又打了几个电话,大家都同意接受这种结果,同意去上班。紧张对立的气氛一下缓和了。转身去上班时,冒冒失失的李正凤问了一句,那我们今天上班迟到了,还扣不扣工资?

正准备去各自工作岗位的几个人,就站住,一起望着这管家老板。

将老板忙不好意思地讨好地笑着说,不扣不扣!就算我们——他望了一眼那一直在衣架中忙碌的老婆,为大家赔不是,代个小班!

见这边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可以放心了,那照看顾客试衣服的管家老婆,也挤出今天的第一回笑脸。

小艳姐,你真行!得知谈判的结果,大家都欢呼雀跃,望着赵小艳更是一脸的敬佩。姐妹们吵闹着说,下了班,找家馆子去庆贺庆贺!

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过了两天,管家老板宣布了他叔叔的一个决定,从下个月起,丽人坊员工的工资每人每月增加二百元。这意味着,丽人坊的工资超过了即将开张的大型超市开出的工资额度。

大家正在兴奋地议论,将老板叫去了赵小艳。

将老板还有什么指示?

这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这一场还没有施展开手脚的小小的罢工,已经为大伙儿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赵小艳打心眼里高兴,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话语也显出了轻松和活泼。可是她不知道,她的灾难也从此开始。

将老板叫来了赵小艳,低下头,从收银台里拿出一个显然是早已准备好了的信封,递过去:

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真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的叔叔,是他们董事会的意见——

本是笑吟吟的赵小艳,笑容凝固了。在一时安静的间歇,传来大门外,那一片车水马龙、汽笛轰鸣的闹市声。

责任编辑 鲁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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