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新疆的大棉田，就这样，真真儿地敞亮在了我面前。

我站在九连的地头，撑开眼皮使劲看，棉田的尽头是天，天的尽头还是棉田。棉田里的白棉花，铺展成白云的模样，蓝天上的白云，棉朵般地翻卷。所有棉棵上都举着棉朵，所有的棉朵都吐着白棉，那白棉花就开得无边无垠，无遮无拦了。整个大地，都被这柔软的白淹没。一时间，我心尖儿颤颤，不会了呼吸。那架势，活像天上所有的云朵都落在这里了。

所有的艰辛和劳顿，似乎都飘散在眼前的白色里。我从河南到新疆，从昌吉到新湖，从总部到分场，从九连到棉田，一路追随家乡的拾棉工，跨越大半个中国，寻找我的周口老乡。

我站在如云的棉田边高喊：“老乡，俺来找你们啦！”

“憨女子”柳枝儿

面前这女子并不怎么领情，她一边掰扯手里的棉朵，一边粗拉拉地问我：“找俺弄啥？你又不是俺男人！”

我被她噎得直瞪眼，感觉脸上挂不住。旁边的大姐朝我努努嘴，小声说：“她是个憨子。”我趁机问起了她男人，“憨女子”竟然竹筒子倒豆子似的说：“他在老家给建筑队搬砖哩。俺闺女十六了，俺儿子才八岁，都上学哩，个个喝钱的货。”正想夸她好命，她却不让我插嘴。“俺在河南老家没少给人打工。在足疗店给人端过洗脚水，在服装厂钉过纽扣。老板娘嫌俺钉得不好，不让俺干了，不让干拉倒，离了你这茅坑，俺还不拉屎了？这不，俺就一蹦子跑到了新疆。”

“憨女子”突然捂住肚子，她拽下系在腰里的棉花包，一溜小跑去了芦苇丛，回来时，脚步虚腾腾的。

她喘着粗气说：“俺一说茅房就想拉稀，这一个来月，肚子没有好的时候。天天给老板要药，药也堵不住，说是水土不服。俺在家三天拉一回，在这半天拉三回。身上的力气没有少，还是可有劲，就是耽误拾棉花。俺跑出去一趟，人家超过一大截。你看，她们都快拾到地头了，俺还在这半截腰。”

我有点替她着急，说：“少拾点棉花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这肚子，得赶紧治治。”没想到她一瞪眼说：“那可不行！俺得抓钱给儿子看病。”我一惊，问啥病。她说：“脑子里长个瘤子，医生说先吃药输水，过一段看看再开刀。”这可是个大负担，大苦难。我紧皱眉头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呐，你们两口子该怎么挣啊。”她又一瞪眼说：“能咋挣哩？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

我劝她说，儿子不会有事的，药物治疗一阵子，说不定就不用做手术了。这次她没有瞪眼，低头盯着棉朵说：“都怪俺命硬，家里养啥啥死。养羊羊病，养鸡鸡瘟，就连俺栽在院子里的花，没等打骨朵都死光了。连俺老公公也开地去了。”我问：“开地？在新疆吗？开几亩？”她又把眼一瞪说：“死了，在地底下干活哩！”

吓得我一哆嗦。

正巧旁边大姐背着棉花包经过，她说：“别拾啦，吃饭了。”我站起身一看，两个年轻人抬着饭盆朝这边走，身后是一片矮矮的村庄。我上前帮大姐抬棉包，二十几个拾棉工，蹚着棉花棵子都往地头走。

这是一片空地，地上戳着小半截干枯的葵花杆。在我还没到来的时候，这里曾开满了金灿灿的大葵花，那花盘比胖媳妇的脸盘还大，一圈的大花瓣，就像是包裹着黄锦缎。这一大片的大葵花，就这样朝着天上的大太阳恣意地盛开。

我正在大葵花中迷醉，大伙儿呼啦啦围到了饭菜旁。一大盆煎豆腐，颜色黄黄白白很动人，豆腐比汤多，浓郁的香味很诱人。有人从包里掏出大碗开始自己盛饭，一勺又一勺，冒尖一大碗，又去竹筐里拿馍馍，一看是炸油饼，黄嗒嗒香喷喷，刚出油锅的模样，下手就更猛。手指烫得一缩，却又立马伸出，拎一个饼在半空，一口咬个小月牙，两口一个大月牙，三口下去就剩半个了。

其他人也挤着盛饭，场面很活跃，把送饭的小夫妻挤到了一边。小媳妇的肚子脸盆一般大，小丈夫把她拉到身后。两个仍显稚气的脸木愣愣的，看来他俩是第一次来送饭。

我正呆呆地看，大姐端著菜用胳膊肘碰碰我，说：“你的碗呢？还不快去盛饭。”我摸摸布包，掏出一只小碗，大姐挤过去帮我盛了，递给我说：“瞧你这小碗儿，像个鸡蛋壳，一看就不是掏劲的人。”我端着豆腐闻了闻，大姐翻了我一眼说：“还不吃？闻闻就饱啦？”我说担心里边有大油。她扑哧一笑说：“俺来三十多天了，连个荤腥都没见。别说大鱼大肉，就今儿这豆腐，还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她指了指空地说：“这是老板种的葵花地，收了不少葵花籽，吃的都是新榨的葵花籽油，想吃别的也没有。”她就着碗边呼噜一口汤，压低嗓音在我耳边黏糊糊地说：“要不是今儿个你来了，俺还吃不上豆腐、油饼哩。”没等我说话，她又把油乎乎的嘴巴凑过来，这次嗓音更低，说：“老板娘爱面子，她怕曝光。”

我给大姐解释，自己不是报社记者，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跟随拾棉花的乡亲来新疆，是想了解和体验这里的生活和劳务情况。

她好像没听懂，一口油饼在嘴里嚼，含糊着问：“不是电视台的？那你是哪的？”我说是市作协的。她老人家张大嘴，啊了一声，说：“妹子，你还会做鞋？”上下打量一番说：“看着不像。”我猛地想起贾平凹先生，也曾被人误认为会做鞋。就一阵羞愧，怎好意思跟人大家一起“做鞋”呢。慌忙把眼睛转向别处。

正看见“憨女子”扛着大棉包，拖拖沓沓往这里走。她走到人中间，把大包往地上一蹾，浮土呼地腾起来，吃饭的人赶忙捂住碗口。“憨女子”从自带的布包掏出碗，她弯腰看看饭盆，又看看馍筐，突然把碗一扔，一屁股坐在土地上，可着嗓子嚎：“俺的饭谁吃啦？咋没饭啦？”我不安地看看自己的碗，那年轻的男主人，立时白了一张脸，他不安地看着地上的“憨女子”。只见她拍着大腿嚎，两脚乱踢腾，把地蹬出两个坑。“俺就拉一泡屎的空儿，饭就没了。这下好了，肚里没食，想拉也拉不出来了。”她拉来拉去的，大家伙儿谁也吃不下了。我越想越觉得抢了人家拾棉工的份饭，就连忙端着碗送到“憨女子”面前。小男主人拦住我说：“你吃吧，家里有，我带她回去吃。”

小夫妻抬着空盆，掂着空筐走了，“憨女子”端着空碗跟在后头，裤子上的泥土一走一掉。

拾棉工又往地里走，这时有人蹚着葵花茬子，急火火地走过来。女人五十七八岁，穿一条黑色胖腿裤，花格子棉马夹，粉色围巾裹住头，围巾的两个角在脑后系成兔耳朵，一走一颤一飘摇。她边走边喊，一口正宗的河南周口话：“你说这像话不像话？饭不等人盛就抢了，有人撑着有人饿着的，这像个啥！俺儿子气得脸蜡白，俺儿媳妇气得在家哭。你们干的是啥事么？”女人在我身边站下，胳膊在胸前交叉，左腿向前一步，右腿原地不动，面朝棉田的方向吆喝：“今儿来客了，你们就给我办难看，让人家作家都写上吧！看看究竟谁难看。”

地里没人吭声，大家伙各干各的活儿，活像一股风把女人的话给刮跑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什么都听见了，也听出来了，这些话是女人专门说给我听的。我拍拍旁边的布包让她坐，她低头走过来，不坐，半蹲着，看起来很生气。一缕花白头发从耳后钻出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折扇，眼睫毛倒是又密又长，随着她粗重的呼吸，忽忽闪闪。

“你说说老乡，这是不是给我办难看哩。几天前，他们说，老板娘咱做顿豆腐吃呗，想吃豆腐了。我就跑了几十里，在咱永丰老乡开的豆腐店里买豆腐。听说你来了，我又用新榨的葵花油，炸了一篮子油饼子，一人一个，算上你，还该余剩四五个。结果，你看看……”她两手一拍，啪地一下，又摊开。

我明白了，她就是老板娘，就劝她：“都是自家人，肉烂在锅里，吃多吃少这都不是个事儿，大家干活起劲就好。”

老板娘说：“说起拾棉花，山西、四川、安徽、甘肃等等吧，都比不上咱周口人，咱老乡干活最死守，从天明到天黑，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不停歇。百十亩的大棉地，两三天拾了个精光，找咱老乡拾花的‘地老板排长队，还有几家没有排上号，还对俺家掌柜的有意见。可就是这个小缺点，不拘小节，吃喝不顾人。你看，憨子就没吃上饭。”

说起“憨女子”，老板娘声音软下来。她说：“我跟她娘是一个村庄的闺女，她娘生下她没几天就死了。俺家没移民之前，我不断去看她，憨女子姓柳叫柳枝儿，三岁前机灵着哩，没娘的孩子少人疼，一场脑膜炎把这娃烧傻了，也不是真傻，就是有点憨乎。这闺女待人亲，干活不惜力。”老板娘的语调越来越软乎，跟刚来时的她不大一样。

老板娘的态度，一会儿柔软，一会儿强硬，让我对她心生好感。料定她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

也是想找个话题了解她，我夸她，“不拘小节”一词用得不一般，看问题的眼光也不一般，不用说，一定是个高中毕业生。

老板娘揪住围巾的一角掩着嘴，笑得很羞涩。她一拍我的肩膀说：“哪儿啊！说起来怕作家见笑，我满打满算才上了一年半的学。”她望着远处的公路，想找回遥远的童年。“那时家里兄弟姊妹多，父母不许女孩儿上学，姐姐下地干活，我在家照看弟弟。可是我就是想念书，天天背着弟弟去学校，站窗户后面听念书，听着听着就会了，用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一个女老师看见了，问我这，问我那，语文、算术都问到了，没有我不会的，她就准许我背着弟弟来上学。我一年级上了半学期，就直接跳到三年级，三年级上了一年整，俺娘死活不让我上了，嫌我没照看好俺弟弟，我又哭又叫又上吊，屁用也没有。我一辈子就是爱念书，见地上有个带字的纸片片，我也拾起来念半天。我还学会了查字典，不瞒你说大妹子，自从俺九三年移民到新疆，往家寄的信都是我写的。在中学教书的侄娃子说，俺姑写的信一个错别字也没有，用词造句很得当。”

我有些小感动，说：“没想到嫂子你那么爱读书，现在的人，没谁喜欢读书了，他们都爱上数钱了。回头你给我个地址，我好寄书给你。”她一下子攥住了我的手，感觉遭遇了一把铁钳子，她说：“那可比啥都主贵。今儿听三场领导说，要派个作家来俺家，我又高兴，又担心，担心俺水平低，被你看不起。”

天阴沉着脸，我和老板娘越谈越热乎，越坐越寒冷，她抖抖肩膀说：“刚才一生气跑出来，没有顾上穿棉袄，这会儿怪冷的。咱回家边做饭边说吧。”她也拉上了我的手，老板娘的手骨節很大，手掌心涩拉拉的像砂纸。

这时，大路边的杨树一阵哗哗响，黄树叶纷纷落，冷风扫过来，我浑身一激灵。

随老板娘进了家，一扇大门咣当当推开，一只白色小柴狗汪汪叫着扑上来，转着圈亲吻我的脚，却被老板娘一脚踢在后腿上，它嗷嗷叫着逃开了。院子真大，我怀疑到了篮球场。大门里停了两辆大车，长相怪怪的，我在中原没有看见过。老板娘给我介绍了，我也没听懂，大概是一辆翻地，一辆收割。再往里走，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东头加盖七八间土屋，西头一溜三间门朝东的灶屋，灶屋门口搭一个大木棚，一口大铁锅冒着热气。

一棵大柳树低垂着长枝条，很女性地站在当院。我忍不住拉上枝条，揪一片柳叶贴在眉毛上，一股凉凉的美好。树下，柳叶黄黄绿绿，重重叠叠，一地细眉毛。

西南角一片翠翠的绿，我扬起眉毛去看，一畦畦的菜鲜滴滴的。小青菜、大白菜、白萝卜、红辣椒、红番茄，还有小绿葱。我想起棉田边，那大片大片起白碱的空地，有些激动地说：“原来这里还可以种菜啊！种这么好的菜，怎不把那些空地，都开出来种菜呢？”老板娘指着菜地说：“那可不怎么容易，这一小片菜地，我下了好几年的功夫哩。新疆的土地盐碱大，得用清水洗泡三年，把地种熟还得三年。”

我收住自己的无知和天真，再看这片绿菜时，多了珍爱，多了敬重。

我帮老板娘做晚饭，她蒸馍，我炒菜。菜是白萝卜，院子西南角绿莹莹一片，现拔现吃，个个水灵灵。我在菜园边的水管洗萝卜，洗了一大盆白萝卜，水是从天山流下来的冰雪水，我手指头被冰成了红萝卜。柳树下放一面大案板，我在案板上使劲地切呀切，切了两大盆萝卜丝。大锅支在棚子下，我挥舞小铁锨似的锅铲子，在大铁锅里上下翻飞，空气中一股萝卜味。眼瞅着我把太阳炒下去了，把星星炒出来了。满天的星星密匝匝的，在头顶上一闪一亮。

劳作一天的拾棉工，背着沉重的棉花包，也背着闪亮的寒星回来了。主人家的小柴狗，忘记了后腿上的痛，又汪汪地叫起来，东南方向也传来狗叫声，一声连一声，被狗们远远地传递。

大木板桌旁，女工们围成一团吃晚饭，只是没有看见“憨女子”柳枝儿，我和老板娘急急慌慌往棉田走。寒气越走越重，像一群尖牙利爪的小兽，扑上身狂咬，满身是冰凉的麻疼。我紧抱自己的肩膀走，终于瞧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棉花棵子里蠕动。走近了，见“憨女子”两手不停地拽棉桃，拽一个，嘴里口号似地喊一声：“嘿咦！”“嘿咦！”一个棉桃，嘿两声没拽不动，她恶狠狠地用嘴咬，嘎吱一声咬下来，一抹嘴巴继续拽，跟前的大包，已高过她的肩膀。

夜，在不经意间黑透了。

老板娘和女工们房屋的灯光都熄了，棚子下的灯泡还亮着。“憨女子”柳枝儿，正在抠棉桃里的白棉花，她不时地用棉袄袖子擦鼻涕，擦一下，吸溜一声，自个干得很热闹。她左手捏棉桃，右手抽棉花，一把把塞进大棉包，空空的棉壳顺手丢到锅灶旁。棉花包慢慢地高起来，棉桃包一点点矮下去，空棉壳把她柳枝儿一点点埋起来，她身子一动，空棉壳一阵干燥地响，呼啦啦，像一堆灰褐色的小风铃。

我耳边响起憨女子的那句话：“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

眼一热，心一软，我抬脚就朝棚子走，想给柳枝儿帮帮手。吱呀一声门开了，老板娘捧着葵花籽走出来。她望着“憨女子”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那儿子不是柳枝子亲生的。”

“什么？”我问。

老板娘说：“是她在足疗店捡来的私孩子。”

我囫囵吞下一粒葵花籽，咳嗽得眼泪止不住。

老板娘安排我住后院，她儿子结婚的新房里，她说：“那屋暖和些，夜里降到零度了。明天天阴还要冷，你拿笔杆子的人顶不住。”我不想惊扰人家小夫妻，何况那小媳妇还待产，我就摇头说不去。老板娘有点为难了，说：“那你想住哪？”我看看东边的小土屋，又看了看棚子下的柳枝儿，我说：“我住她们屋，想睡柳枝儿的铺。”

正好柳枝儿收工了，我们仨一起进了小土屋。小土屋可不小，里面空间大着呢，一个大筒子房，被土墙隔开两三间，每间铺着一张张小木床，连成一方大通铺，门口有桌子，还有一套破沙发。

灯一亮，把姐妹们照醒了。有的没睡着，趴在枕头上，鹅着头看我们。眼前一片白花花，很刺眼，原来她们都没有穿内衣。我说：“你们……这样不冷吗？”她们一个个看着我，把我看得很羞涩，活像没有穿衣服的人是我。一姐妹接话说：“冷啥？那么多人出气儿。”大姐露着半截膀子说：“干活累了一天，晚上也好让身子松快松快。”她费力地搬动身子，说，“身上哪都疼，老骨头快散架了。”

老板娘抱一床半新的棉被，放在“憨妹子”的床铺上，对我说：“你就睡这吧，今晚凑合下。”“憨女子”一噘嘴，一把把被子推到了一边，说：“俺不跟她睡。”我没料到会这样，还以为自个挺受欢迎呢，我的脸一阵火烧火燎地烫。

老板娘一冷脸说：“为啥？”

她用手比划我，比划她，又比划床，说：“她那么胖，俺那么胖，床那么瘦……”

我一下子笑起来，这“憨女子”倒掂量得清。

大姐撩开被子，想让我睡在她旁边。我把被子抱到沙发上，拍拍扶手说：“我就睡这儿啦！”一股尘烟儿把我呛得直咳嗽。

睡在墙角的一个小姑娘，很轻巧地溜下床，她把我的被子抱上去，柔声说：“姨，你睡我这儿，沙发太脏啦。”老板娘也说：“冲门口睡怪冷的，冻病了可就麻烦啦。”

在小屋门口，我倒了盆热水正洗脚，小姑娘披着棉袄出来了，把一雙鞋子放在我脚边，小猫似地说：“姨，换上我的鞋子吧，是新的。”弓着腰，小猫似的跑回屋。

这是一双绣花鞋，手工纳的千层底，黑呢子鞋帮，黑色鞋襻，鞋头绣一朵大红牡丹花，两片绿叶，两只粉红蝴蝶，振翅欲飞的样子，很像刚才那小姑娘。

我舍不得上脚，提着绣花鞋回到屋，小声对小姑娘说：“你的绣花鞋真好看！”她碰了碰旁边的女子说：“这鞋是俺姐送我的。”

“绣花女”莫鲜灵

第二天清早，我在棉花棵子里找到莫鲜灵，她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双单眼皮很耐看。她说：“那双绣花鞋是婆婆做的，来前婆婆在我包袱里塞了三双鞋，三双鞋绣的花都不一样，牡丹的那双我送给了堂妹，还有一双在包袱里。”说着去看自个的脚。我也看，也是带襻子的黑布鞋，虽然鞋上蒙了一层尘土，但那朵芙蓉花仍开得红艳，层层丝线套色，外浅里深，两只蜻蜓一飞一落。

我自幼喜欢绣花，却又笨手笨脚，捏绣花针就像拿根木棍子。今天突然瞧见绣花鞋，喜欢得像是眼里长了手。我说：“好美的鞋，好巧的手。”

莫鲜灵说：“我二十岁嫁过来时，就跟婆婆学绣花，绣些小孩子的猫头鞋、小肚兜，女孩的绣花鞋，拿到集上卖，换点零花钱。你看，这两只蜻蜓是我绣上去的，怎么看也没我婆婆绣得活泛。”我喜欢会绣花的女孩，就暗自叫她“绣花女”。

我说她已经绣得很不错了，只是不明白，婆婆为啥给她带那么多鞋？她说：“婆婆让我两双鞋替换穿，干活时，千层底的布鞋最养脚。俺婆婆还说，留一双送给老板娘，怕她给我穿小鞋，吃不饱，受委屈。”

我心里一阵发烫，说：“你婆婆真疼你，想得真周到。”

“绣花女”说：“俺婆婆跟俺亲妈一个样，待我亲得不得了。她只生了俺老公一个独子，她说儿媳妇就当闺女养。俺娘也就我一个闺女，在家也是娇惯得很。俺老公爹在河里逮条鱼，她把鱼养在水缸里，老两口不舍得炸炸吃，非得等我回来才让吃。”

也许是说到了油炸鱼，“绣花女”有些嘴馋了，她咽下口水继续说：“俺娘儿俩对脾气，口里、心里都不藏话，有时俺俩同时说出一句话，说了一起笑，老公爹赶紧关上门，说俺俩是一对大憨瓜。”

“绣花女”莫鲜灵忍不住笑起来，棉花枝子乱摆动。

她见我一直往本子上刷刷地记，就干脆站起来说：“第一次怀孕老公不在家，我扛着大肚子回娘家，娘家有人玩，一住半月不回去。俺婆婆来看我，背了一包棉衣服，还有一双大棉鞋。当时才进九月，天还不太冷，一村子人都笑她。她说这是刚给我买的，看穿上小不小，不合适，回去换。临走还塞给我二百块钱，让我多买好吃的。谁知第三天就落了一场雪，那雪下得像棉朵子，一村人都说我好命，投奔一个好婆婆。”

“绣花女”回忆说：“怀孕六个月时，我身子沉得走不动，以为吃得太胖了。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双胞胎。我不信，说别开玩笑了，医生说没开玩笑，真是一对双。俺婆婆高兴坏了，趴在地上直磕头。我想要一儿一女，可生下来却是俩小子。俺还是想闺女，瞧见人家怀里的闺女就眼气。怀了第二胎，一生还是个破小子。婆婆劝我说，来个啥是个啥，小子就小子，咱刘家根子多了，户就大。

“老公长年不在家，一大家子都用钱，三个孩子的防疫针，打一次就得花二三百。婆婆说，不吃不喝也得打。我生双胞胎时患过肝炎，婆婆不让孩子吃我的奶，仨孩子全是喂奶粉。俺婆婆熬夜绣花卖，俺公爹把老宅子上的树都卖完了。我心疼俩老人，就来新疆拾棉花，婆婆舍不得我受苦，熬了几个通宵夜，做了三双绣花鞋。”

我说：“你婆婆厚道得像棉花，她的心跟花一样美好。”“绣花女”好像没听懂，但她还是用力点点头。

我想起另一双绣花鞋，就问起昨晚那个小姑娘，“绣花女”说：“她叫莫多多，是俺堂妹。”

“耳环女”莫多多

我走近莫多多，她连忙把自己藏进棉棵里，像只鸵鸟，顾头不顾腚。我知道这孩子有意躲着我，就蹲下去轻轻地叫：“莫多多，小多多。”她在里边吃吃地笑，棉枝缝隙里，一张稚气的小脸喜盈盈。昨夜，这心善的小姑娘，主动让我睡在她的旁边，她侧着身子，贴着墙边躺，尽力把自己缩成一只小猫咪。后半夜时，她突然翻了个身，细长的手臂搭上我的脖子，呻吟了一声，弱弱地喊：“妈妈。”我不动，她又喊：“妈妈。”我轻轻地拍拍她的背，她一骨碌翻向墙壁，响起轻微的呼吸。我再也无法入睡。

我看着莫多多喜盈盈的脸，决心不提她喊我妈妈的事，我说：“让我猜猜，你为什么叫多多？”她小嘴一噘说：“因为嫌我多余呗！”我从她堂姐莫鲜灵那里听说了，多多妈一连生了两个女孩后，就一心巴望能再生个男孩。几年怀不上，后来怀上了，生下来还是个丫头。她爹看看仨女娃，说了句：“太多了。”甩手找人喝酒去了。妈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多多。

多多说：“大姐出嫁那年，俺爹生病去世了，二姐正在上海上大学，我在县城上初中，家里只剩下俺妈一个人。她不吃饭，光干活，动不动就跑到爹坟上哭，人瘦成了一张黄表纸，眼看着走不动路了。我放假回家陪着妈，家里地里的活儿我都干，开学的时候，我决定不去学校了，退学在家陪俺妈。我本来学习就不好，一心想让俺妈好，世界上的人很多，亲妈只有一个。”

这孩子乖得让人心疼，想起她梦中唤我妈妈，明白这孩子是想妈妈了。五年前，我十七岁的女儿还像个奶娃子，十根手指葱白似的，从没沾过洗衣、做饭的水，家里人每天轮流给她往私立学校送饭。可是，十七岁的多多却一个人来到新疆的大棉田，一天十三个小时不停地拾棉花。我理解她梦中的呻吟，那是一个女孩子超强度的劳累，她还是朵娇嫩的小花，她还没有真正长大。

我问：“妈妈怎舍得让你来？”

她连忙说：“是俺自己要来的，背上小包袱，跟俺鲜灵姐就上了火车。”

我发现多多的小手真灵便，手指头像在电脑上敲键盘，快得我几乎看不清。她跟前的棉花包越来越鼓胀，比她的小细腰要粗上十多倍。我上前帮她拖大棉包，像拖一头淹死的小牛犊。

这时，我看清了小姑娘的手，我把它们拿到自己手里细看，大拇指、食指的指缝各裂开两道口子，边沿已经变黑，看得见里面鲜滴滴的红肉。伤口张着嘴儿，随时会被鲜红的血液填满。手面上有几条大的划痕，有深有浅，有旧有新。崩开的细纹，像密集的鱼鳞。我伏下脑袋，轻吹孩子的手面，让暖暖的热流安抚她的伤痛。

多多却嘻嘻地笑出声，她说：“姨，好痒痒哩。”

望着这无边无际的棉田，看着拾棉工日复一日的劳作，我禁不住问多多：“这样的日子不枯燥吗？从早到晚，一睁眼就是棉花、棉田，你不感到烦躁吗？”

这孩子却把手摇摆成小蒲扇，她说：“不烦的姨，这棉花好看着哩。”她点着棉朵给我看：“这朵四个瓣，这朵五个瓣，每一朵开的都不一样，怎么看都看不够，好看着哩！”

没想到会是这样，望着眼前这个花季少女，想想也是，花看花，哪有看够的时候。

我问多多：“每天能拾多少斤？”

她说：“五六十斤呗。”我知道她指的是公斤，拾棉花的人都这么说。我一算，大惊。“多多，你比一個老工还手快，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元啊。那这两个多月的棉花季，你就能挣八九千块喽！丫头，那么多钱是买嫁妆吗？”

小多多腾一下红了脸，说：“俺还小哩！嫁妆钱俺妈一天天攒着哩！大姐二姐给她的钱，她一分也不舍得花，说给俺盖个二层楼，招个上门女婿，给她养老送终哩。”

我说：“你妈这打算真完美，她生你这个多多真不多。”

多多说：“我挣钱要给大姐二姐，每人买个新手机，她们的手机都不好。还要给俺妈买对金耳环。俺村里的妇女都戴金首饰了，连最老的祖奶奶，指头上都有金镏子，俺妈身上啥也没有。俺妈说过，千打扮，万打扮，不戴耳环不好看。我就下决心给她买对大耳环，我天天多拾花，天天不缺工，多抓一把，俺妈的金耳环就加重一点。”

我就这么呆呆地站在新疆的棉田，面朝河南老家的方向，对多多妈妈深深地羡慕和妒忌，像小虫子一样啃噬我的心。我使劲地翻手机，希望能翻出一条女儿的问候短信，哪怕是仅仅一条，哪怕是浅浅的一问。

“指甲姐”付二妮

我走到大姐身边，她正在棉棵子里，低头摆弄手指头，猛抬头看见我，惊她一哆嗦：“啊，是作家妹子。”记得，我来的那天，大姐是第一个走近我的人，她挤进人堆给我盛豆腐菜，敞开被窝让我睡她身边，使我在感情上认定，她就是我大姐。

大姐五十七八岁，圆脸盘，厚嘴唇，说话慢吞吞的，一副厚道老实的模样。

她说：“吓我一跳，以为是老板娘呢。”她指指前头说：“她们手脚快，把我撇到后头了，我拾花慢得很，手疼。”说着，抖开白布让我看。

我一看，直冒冷汗。

大姐的十个手指头，除了小拇指以外，其他八个指甲盖全掉了，刚长出月牙似的新指甲，裸露的大半截，红牙牙的瘆人。我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在本子上记下了：“指甲姐”付二妮。

“指甲姐”说：“大儿子一家在上海打工，年前，把俺老伴也带去了。小儿子二十五岁了，在天津给人搞装修，刚给他把媳妇定下。在乡下，男孩子过了二十二岁，找不到媳妇，会很没面子，会被人看不起。家里的几亩地没人种，包给人家了，收麦子、种秋，老伴就不用回来了。我在家没事干，年龄大了，打工没人要。正好张大力回来招人拾棉花，俺就来了。咱老百姓闲不起呀，不是干这就是干那，不干没饭吃，不干就没钱娶媳妇。大儿子不用管了，小儿子还没成家，还得花钱，我出来抓一点儿，是一点儿。”

她摇着头说：“现在，农村娶个媳妇可不得了，先盖两层楼，俺村里有人都盖三层了。三层楼也不行，还要在城里买一套。买了房还不行，还要买辆车。这叫什么‘一动不动。”

我新奇，问什么意思。

“指甲姐”说：“我也没学问，说不好。一动就是汽车，不动就是房子。”

“还有‘三斤三两，”她解释说，“不是咱拾的棉花三斤三两，是钱，是一百块一张的红票子，放在电子秤上称。俺村里张家娶媳妇时称过，三斤三两，一屋子人帮数钱，数了十二万元，吓得我回家得了一场病。”

我一听也惊讶，听说城里也有这情况，但我没有亲眼见过。

“指甲姐”说：“这还没有完，打结婚证时，还要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

这听起来像句诗，有数量，有色彩，有意境。但“指甲姐”说：“不是那回事。万紫是一万张五元的紫票子，千红是一千张一百元的红票子，一片绿，是一大堆五十元的绿票子。全下来也得十几万。”

我累出一身汗，说：“这一算，车子房子都按最便宜的买，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五六十万。这对于在土里刨食的老百姓来说，真是难过的关，扛不动的山。”

“指甲姐”说：“可不是嘛！俺娘家那个村，一百多口人，二十几个光棍子，有的一家仨儿子，仨光棍。”

她摇头说：“没法子。”

这真是大姐无法解决的大问题，这贴着文化标签，却铜臭味十足的彩礼，越来越让老百姓无法承受。

我帮“指甲姐”把八个手指都用创可贴裹住。她戴上手套，拾棉花时就显得笨拙，但她双手不停，稳抓稳拿，不急不躁。

她说：“人家都说，老婆纺花——慢慢上劲儿。我这是，老婆拾花——慢慢抓。”

我被她逗得直笑。我边帮大姐拾棉花，边听她讲。

她说：“我们一群人跟随老板，坐火车来到这里，住进老板家的土屋子。到地里一看，棉朵还没有全开，拾棉花还要等几天。这光吃老板家的饭，不干老板家的活可不行。张老板就给我们派了活儿，搓葵花头。不是白干，按天工算，每人一天一百元。我就腰里系个袋子，一手拿锉，一手拿葵花头，使劲地锉，葵花籽就掉进腰间的袋子里。

“我天生爱惜东西，见葵花头上的籽没锉净，我就用手抠，谁知这毛刺扎进指甲缝。庄稼人皮实惯了，我只顾干活，没有在意。这活儿干了一天半，又去跟人打葫芦。这葫芦就是西葫芦，嫩时可以炒菜吃，长老后，打出里边的籽卖钱。

“我们用棍子把葫芦从秧子上打掉，用脚一个个踢到一边，两个人一排，都朝中间踢，手脚配合，那真是手脚都用上了。那时的天真叫热，三十六七度的高温，把人晒得没地方钻。

“又打了一天半的西葫芦，夜里手指头开始跳，像里面有个小心脏，跳地呼呼咚咚，疼得我直想跳。都说十指连心，一点都不假。天亮一看，八个指头肿得像八个小灯泡，指甲盖被拱歪了，脓水在指甲盖里面，小鱼儿似的乱跑。轻轻一捏，水就一股股地流出来了。没一会儿，指甲盖里脓水又满了，指头肿得要炸开似地。一个妹妹看不下去了，用缝衣针一个个扎开放水，然后用创可贴粘住，第二天，满地的棉花开白了，我就下地拾棉花去了。”

“指甲姐”一提起棉花，脸上就乐开了花，她说：“妹子，你是没看见，那头茬花开得雪团子一样，一抓一大把。我一抓手一疼，咬牙忍住，抓着抓着就不疼了。头一天就拾了七十多斤（公斤），一百多块到手了。四五天后，指头不疼了，一揭胶布，指甲盖掉一个，一揭，又掉一个。有一个没有掉，被一丝红肉连着，一拾花，又剐掉了。不到两天，八个指甲盖全掉光了。”

我寒心著，又后怕着，如果大姐被缝衣针扎成脉管炎，或者破伤风，那大姐还是这大姐吗？

“指甲姐”却不这么想，她想的事情，都如棉花一般的美和好。

她说：“夜里疼哭的时候，俺也想着回家，可是一想，人家张老板，又是掏钱买火车票，又是安排咱吃住，刚来几天，还没给人家拾几斤花哩，就走了，这对不住人啊，钱短人长哩。”

我问：“家里人不知道你指甲盖的事吗？”

她摇摇头：“哪敢给他们说？他们要是知道了，还来人哩，还领走哩，不说，都过来了。”

我蹲在地上说：“姐，我心疼你。”

她说：“这有啥？咱女人来世上就是受苦的，把苦药当成甜水喝，那嘴里心里都甜了。”

我把姐的话一字一句地写下来，这时，听老板娘在地头哎了一声，我站起来，见她冲我摆摆手。我蹚水过棉棵子走过去，她让我帮她做午饭。

灶屋案板上一大块面团，老板娘说：“今天咱们吃面条。”我一听很高兴，还真是好久没吃面条了，家乡人爱吃面，估计地里的姐妹会更高兴。

墙角有一架压面条机，满身灰尘地站在那儿，老板娘端半盆热水擦洗一遍。我揣摩，这机器应该很久没有发挥作用了。

案板上的大面团，让我有点手痒痒，就捋起袖子去揉面，结果有点让人沮丧，我只在面皮上留下两个手掌印，这面太硬了。老板娘说：“是你气力太瓤了。”她上来一摁一个坑儿，只几下，大面团就软乎了。她说：“新疆的麦面光照时间长，弹性大，糖分大，吃着劲道，做拉条子最好吃。”我说：“蒸馍馍也好吃，我一口气能吃俩大馍，在老家只吃一个。”

说着说着，就说到河南老家，说到了新疆移民，说到了她的名字，赵月清。

“移民女”赵月清

我对老板娘说：“才知道你名字，赵月清，真好听。”她正在案板上揉面，抬手遮住脸，说：“还以为不是叫我呢，这名字多少年没人叫了。”

我俩一起压面条，机器呜呜响，但没影响她说话。

赵月清说：“这名字还是那个女老师起的，是她把我领进教室，上了一年半的学，我没有上够，就让我的孩子替我上。大儿子干活多，把他耽误了，老二、老三都上出来了，一个研究生，一个本科生，我什么生也不是，可是他们都是我生的，也美着哩。孩子们的课本我也读，文科书都能读懂。”

这就是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不叫你老板娘了，叫月清嫂。我说月清嫂，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移民到这呢？”她说：“当时也说不清为啥，就是想换个地方活。咱家有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我就是想换个地方生活。”

面条压好了，一把把摆在案板上，像一案板整齐的白线。煮饭的时间还早，我俩并排坐在棚子下说话。

想起二十年前的事，赵月清说：“那天我对俺男人说，公家让移民哩，咱村里有三家谈过话了，咱也去吧。那几年，日子过得不称心，大嫂经常找俺家的事，原因就是，俺老公爹安排俺男人当工人了，没让她男人去。她每天指鸡骂狗，俺男人压服着我，不让吭气。我憋屈得要死，对俺婆婆说，‘我不想和你儿子过了。俺婆婆哼了一声说，‘买个鸡拴在鳖腿上，飞不了你，也爬不了他。离不了婚还得过，过是过，可是我一心想离开家。

“俺男人考虑了一夜说了一个字，‘去。他高中生，比我有文化，早就想出去闯一闯。天一亮他去找到领导，很快就批下来了。一起来新疆十七家，安徽，山西，陕西的都有。来到各分一间房，门口盘个土炉灶做饭，冬天盘个火墙取暖。

“初来新疆时，一看那么大的田地，我喜欢得直蹦高，地连着天，天挨着地，俺的心扑棱棱开花了。咱中原地少人多，这儿地多人少。

“干活让除草，那草棵子长得像小树，跟铁锨把子一样粗。开始我不会干，就用铁镐砍棵子。旁人说，‘你这是骗谁呢？光铲草，不除根，过几天还得铲，你这不是白费劲嘛。我就一棵一棵刨草根。几天下来，胳膊腿都肿了，一摁一个坑。一瘸一拐地赶回家，一看，三个娃娃挤在房门口，都歪着小脑袋睡着了。那是等大人回家，等累了就睡着了。那时，大儿子八岁，二儿子五岁，小儿子才一岁半。

“大人出去干活，小孩子就没人管了，大儿子就像个小大人，照看俩弟弟，饿了就他们做饭吃。第一次做饭，烧柴火把锅烧干了，直冒黑烟，幸亏我回来了，差点出大事。

“棉花发棵时需要水，几天浇一次，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滴灌带，只见满地的黑胶管，不见水，水从浇灌滴进棉棵，省水又养苗。那时候，水从毛渠里走，毛渠，咱老家叫水渠。水渠流的都是天山雪水，凉得很，水深到人胸口。要浇哪块地，就在地头扒开个水口。那一回，我下力太猛了，一家伙把水口子扒大了，那水呼一下冲过去，把地冲开一大截。俺男人喊人用土填，一铁锨土倒水里，一股烟没影了。他就拉上我的手，俺兩口子并排坐水口，旁边人赶紧用草捆子塞，用砖头堵，用土填埋。总算堵上了，把俺两口子拉出来，成了两只大泥猴，身子都冻硬了。

“还有一次给北地浇水，棉花棵子长到半腰深，我正在地头刨草根，突然呼通通蹿出来三条狗，一条大的，两条小的，扫着我的裤腿跑过去了，眼珠子冒红光，身上的毛湿嗒嗒的。前边的人一片惊呼，说，狼！狼！我这才知道那不是狗是狼，咱平原老家哪有这家伙。狼跑没影了，我后怕了，腿一软歪倒在泥水里，半天没起来。

“棉花摘下来时，天已经很冷了，就像现在这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床铺，孩子们只好睡在棉堆里。早上我做好饭，先去棉堆里扒孩子，看见一个黑头顶，一薅头发，出来一个，一薅头发，又出来一个，一口气薅出仨孩子，就跟接生一样。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还会接生哩。那两年，移民来了十七家，有八家生娃娃，都是我接下来的。可奇怪，这八个娃娃，都是夜间出生的，白天他们的妈妈扛着大肚子还在地里干活，半夜就有人敲俺家门：‘快点快点嫂子要生了。我慌忙穿衣，摸黑到他家一看，不是他嫂子要生了，是他老婆快生了。一眼看见小孩的黑头顶了，我生过仨孩子，这事儿有经验。一手按肚皮，一手护阴门，说，‘屙！屙！使劲屙！呼啦一下，娃娃出来了。是个男孩，哇哇地哭，小鸡鸡一撅，热乎乎地尿了我一脸。我用血手一抹拉，满脸血红，像个唱戏的。我就骂娃娃：‘娘那逼，尿得还真高，还给我洗脸哩。产妇哼哼着说：‘你骂吧，他娘在你手里呢。”

我忍不住想笑，但没有笑出声。

赵月清说：“那时候，女人生娃娃像屙屎，顺溜得很。她们天天下地劳动，一刻没闲过。不像现在的小媳妇，一怀孕就不下床了，你看俺媳妇，呆在后院不出屋，俺儿子天天伺候她。我一个人做二十多人的饭，他爸爸开车给人翻地去了，这几天可挣钱。”

赵月清扭头看看我，问：“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只顾埋头记录，不抬头地说：“生孩子。”

她说：“末了，我还是遇上一个麻缠的主。扒开产妇腿一看，不是黑头顶，是一只小红手，还抓呀抓的。我的妈呀，吓得我冷汗哗地下来了，布衫子都溻湿了。这娃是要抓走他娘的命哦！我就轻轻牵住那小手，乖乖宝宝地喊，说着哄着，把手送回娘肚里。正要伸手进去转胎位，谁知又掉下一只脚来，这回把我吓孬了，一屁股把热水盆子坐翻了。眼看产妇没一丝气力了，我说，你们骑上马去医院吧。家人说，那么远，会颠出人命的，嫂子你还是想想办法吧。我一咬牙，一狠心，把胎儿转磨个头朝下，一按肚皮，孩子出来了。浑身乌紫，打了十几下脚心，这才哭出声来。”

我听得身上发冷，脸上发烫，很想喝口水，可是人家月清嫂不留给我插嘴的机会，她好像要把这二十年的经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这倾诉的闸门一经打开，跟她扒开的水口一样，一时半会儿很难堵住。

我不想堵住，我只想倾听，我很想倾听。

赵月清说：“打那起，我不再接生了，后来条件好了，生娃娃都去大医院。”

她长出一口气，沉思一会儿说：“作家妹妹，你说怪不怪？我接生的八个娃娃，现在都是大学生，有的正上学，有的毕业了。我这双手，你看看，不应该是农民的手，应该是当老师的手。想想，我这手摸过的娃娃，哪个都有文化，我说的对吧！”

我终于可以回答了，我说：“对！很对！我应该叫你赵老师。”

她用右胳膊掩嘴笑，伸出左手来打我，我一边躲一边想，我十八岁当小学老师，几十年没爱上这职业。月清嫂却想念书当老师，想了一辈子。

月清嫂望着灰突突的天说：“这天恐怕要下雪了，千万别下大了，人进不了地可就麻烦了。白花花的好棉花收不回来，那可是真要人的命。”

说到这，她想起了一个人。她说：“有一年下大雪……”

月清随上那场飞扬的大雪，给我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蜻蜓女”杨大秘

月清嫂说：“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是拾棉花季节。这女子我也只过一面，她来过我家，找她认识的一个拾花工，当时就站在这棵柳树下，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单眼皮，薄嘴唇，挺白净的一个女人，出事后才知道她叫杨大秘。

“那时，俺家有几十亩棉花地，俺男人回老家领回十来个拾棉工，跟现在一样，给谁拾花，谁管吃住。那天一大早，王连长来我家问：‘你们家的花工少不少？我一听，身上直发毛，问：‘咋回事？俺男人也出来了，重新查了一遍人，说：‘不少，还是十二个人。十个女工，两个男工。连长骑着摩托车走了。

“没多大会儿，村人说：‘西南地路边杀死个人。我撂下手里的东西跑去看，公安已经用布条围起来，一个女的躺在那，没头了。

“清早，雾还大着，天格外冷。连长骑着摩托车在地头转，看看哪块地的棉花开齐了，好派花工去捡拾。这时他发现，棉地边有个黑东西躺在那儿，就想，这是谁家毛驴卧在这儿，一夜还不给冻死？以为，头天晚上，毛驴找草吃，卧路边没回家。那时，家家都使毛驴车，喂的都有毛驴，俺家也喂了两头。我也学会了使牲口、赶驴车。

“连长走近一看，是个人，没有头。赶紧回连队汇报，警察围住，侦查现场，挨个问工头，谁带的人少了。很快查到前头那家，他带来的人里，少了一个叫杨大秘的女工。三十多岁，有两个男孩。结果，这户工头家的十几个花工全带到连部去了。

“办公楼上，大灯泡头顶上照着，公安对他们一一盘问。最后，只剩下了六个人，其中一个浑身发抖，头冒大汗。一审他就交代了，说人是他杀的。”

我端起茶杯一口气喝完了，月清嫂也喝完一大碗水。一片金黄的柳叶，在她碗里小船似地飘，她也一股脑喝进去了，拿柳叶当茶叶在嘴里嚼。

我伸长脖子问：“为什么杀她？”

月清嫂把柳叶咽下去，拍拍我说：“你听我说。”

“这里边还牵涉一个女人，她是杨大秘的大嫂子，妯娌俩一起来新疆拾棉花。没几天，杨大秘就发现，嫂子晚上总是出大门，到野地去解手，一解就很久，有时她都迷迷糊糊睡着了，旁边嫂子的床铺还空着。

“这天，刚吃过晚饭，杨大秘就瞅见一个男人站在暗影里，冲她嫂子咳嗽了两声就闪出大门了。不大会儿，嫂子裹着棉袄出去了。杨大秘跟随他们出了门，大雾里，这一男一女走得飞快，一晃就消失在棉田里。杨大秘蹲下身子，听见棉棵子一阵哗哗响，嫂子的声音像哭又像笑。杨大秘也是过来人，她明白了棉花棵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想啊……”

我想，在那个漆黑寒冷弥漫大雾的棉田边，杨大秘又惊又怕又兴奋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

但随着月清嫂的讲述，我对杨大秘的举动就不能理解了。

拾棉花的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了，杨大秘静静地看了几场棉花地里的激情大戏，她不动声色地等待一个时机。终于，还有十多天就要回家了，老板已给他们分发了返程的火车票。

那晚，还是在那个寒冷的棉田里，杨大秘及时地出现在那对野鸳鸯面前。她对忙活成一团的男女说：“你俩要是把棉花钱分我一半，这事我就烂到肚子里，回家跟谁也不说。”那嫂子和男人都连连说，好好好。

下雨天，不出工，那男人趁机到集镇上，揣回一把崭新的大片斧，还有一瓶啤酒和一包花生仁。

天黑透了，寒雾起来了，棉田里混沌一片。晚饭时，嫂子悄声对杨大秘说：“钱的事，咱到外边去说吧。”

可以想象，楊大秘跟着嫂子一路走向棉田时，心情还是很愉悦的，如果那对野鸳鸯都给她一半工钱的话，那她一个人能挣了两个人的钱，这可再好不过了。

三个人在棉田边蹲下，那男人摊开花生仁，打开啤酒说：“该回家了，咱们庆祝一下。”仨人举杯，杨大秘也喝了一杯，她问：“钱哩？钱咋说？”那人就转到她身后，用胳膊一勒脖子，一斧子砍下去，杨大秘就不动了。那嫂子吓得连滚带爬地跑走了。

那男人交代说，他把杨大秘的头砍下来扔进水渠了，作案的斧子也扔水里了。沾血的衣服鞋子，怕被渠水漂起来，就埋进了乱草窝。

公安在草窝里扒出了凶手的血衣和鞋子，在水渠里摸出作案的大片斧。只是杨大秘的人头始终没找到，把个水渠深挖了几十里，还是不见踪影，只好把那具无头尸火化了，让家人带回了家，杨大秘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月清嫂说：“没几天就下了一场雪，那大雪片子飘得呼呼响，看不见天和地。人说，那女人的头，可能被过路的野狼吃掉了，她找不着头，有怨气。”

那嫂子被判了刑，那男人没多久就被枪毙了。问他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杨大秘太贪心，她拿到钱也绝不会闭口的。他和那嫂子一商量，决定让她永远闭上口。

听完这件事的讲述，我震惊得闭不上嘴巴。我说：“我想到出事地点去看看。”

月清嫂看看时间，解下做饭的围裙，说：“走，我带你去。”

从月清嫂家向西走，路过当年那个老板家，向南一拐，眼前一大块棉田，一大群拾棉工在远处忙碌。月清嫂在地边停下来，用脚尖点着说：“就是这儿。”

这儿长着几簇干枯的杂草，与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但这里却消失了一条生命，让远在平原的两个孩子没有了妈妈。我站在曾经被一个女人的血浸过的地方，第一次感觉人性中的贪婪和残暴是多么的可怕。

我默默地说：“回家吧，杨大秘，带上你忏悔的灵魂回去吧。”

就这么看见一个小蜻蜓，银灰色的翅膀银灰色的身子，像一架小小的飞机，在杂草和棉棵上起起落落。我和月清嫂的目光对视了老半天，都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小的蜻蜓，还是银色的，还是在接近冬天的寒冷秋末。

中午，我和月清嫂抬着大盆面条去送饭，姐妹们显然很高兴，端起大碗就吸溜，用筷子一挑，从左到右一吸溜，小半碗就下肚了。“指甲姐”挑起长面条朝我挤挤眼，小声说：“沾老乡你的光，今儿还吃上面条子。你可别走啊，俺天天能有面条吃。”

收拾好空盆回村时，“指甲姐”走过来说：“老板娘，白路根说想吃米饭，哪怕一小碗也行。”

“指甲姐”帮他说话：“这孩子是南方人，吃不惯咱北方饭。俺两家是隔墙邻居，丈母娘整天嘟囔他。他媳妇对他好，整天给他焖米饭。”

我顺着“指甲姐”的目光望过去，一个瘦小的男青年，蹲在一个年长的男人旁边，正一根一根地吃面条，那样子不是在吃，而是用门牙一段段地切。

来这里拾棉花的男人不多，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干活吃饭又都默不作声，我就没能注意到他们。

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我还是记下了，送完东西回来，我蹚过棉垄子，走近白路根。

“上门男”白路根

白路根见我走来，就主动取下口罩礼貌地微笑。可是，还有一个口罩长在他脸上，一块四方白印，一笑一动。白印以外的眼睛、下巴、脖子、耳朵都是黑红色。这是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身材瘦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初见他，就让我想起南方的竹子。他操着南方口音说：“我在湖南出生，现在住在河南岳母家，做了上门女婿。”

我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很长的爱情故事。”他笑得很幸福。

他说：“白路根，是我爸爸找人按风水、笔画给起的，我一直在考虑这名字的含义。爸爸五十岁那年有的我，妈妈四十八岁。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十八岁。我爸妈都是军人，身体都不怎么好。據听说，喝满月酒时，一个战友叔叔说，你们俩身体都这样，又生这么个小孩，这不是害人家吗？

“果然，我刚满周岁，妈妈就心脏病复发去世了，还没过两岁生日爸爸也走了，我记忆里没有父母的印象。当时，爸爸的战友要领养我，姑妈不同意，她说，我是她哥哥唯一的根，也是他们白家的根。我就跟姑妈在广州生活，十二岁时被姐姐接回湖南，报了户口，上到中专毕业，学的是普通车床专业。后来到深圳恒泰制衣厂打工，在那里认识我老婆陈唤唤，我比她大七岁。

“2003年，我和陈唤唤分到一个组，都是搞喷漆，那年她只有十六岁。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只是默默干活，很少说话。陈唤唤却很活泼，爱说爱笑，经常在我跟前蹦来跳去，打打闹闹，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小孩子，人长得也好看。时间长了，我俩有了感情，知道她家住河南周口，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她家里人不同意和我谈恋爱，说年龄相差太大，其实是嫌我没有父母，没有根基，怕她受苦。就把她叫回家，一年没回来，也没有书信来往，但我相信，我俩的感情没断。后来，唤唤去广东东莞打工，离深圳很近，那一天，我坐车去东莞找她，她往深圳来找我，最后在车站会了面，我俩都哭了。那一年，我俩一有时间，就来回跑着，相互看望。2005年，我把唤唤弄到深圳打工，年底租房子住在了一起。那年唤唤十八岁。

“2006年春节后，我想多学技术多挣钱，就带着唤唤离开深圳到厦门，做了电镀工，唤唤在一家工厂做手机配件。快过春节时，唤唤怀孕了，我往河南打电话、写信，希望能征得家人同意，让我俩结婚，可是得来的都是坏消息。

“我和唤唤只好去医院，把孩子做掉，那个春节，我俩是哭着度过的。

“那一阵子我心情很复杂，很痛苦。也理解唤唤父母的做法，谁不想让自己的小孩过得好呢。我就向唤唤提出分手，不想再害这女孩，跟着我没有什么幸福日子过，劝她放弃我。可是唤唤不同意，天天跟在我身后，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受苦受累跟着你。

“我从心底感觉很甜蜜。这中间，唤唤回过一次家，她妈妈电话里说家里有急事。唤唤一上火车，我就想，她这次真的回不来了，但心里认定她一定能回来。两个月后，唤唤出现在我面前，她只带了点路费跑回来，身份证被她妈妈扣家了，那时买车票还不是实名制。唤唤是被家人拉去相亲的，说定了亲就去打结婚证。唤唤偷跑出来，回到我身边。我心里又喜又忧，知道女孩子得罪家人的严重后果。

“2009年的一天，家里又来电话催唤唤回家，这次是让我送他们的女儿一起回，娘家人要看看我，我一下子感觉有希望了。

“家里人很好地招待了，虽然晚上让我俩分开睡，我心里已经很知足。

“唤唤的父亲找我谈了话，说也打不散，你们就成了吧。给唤唤补办了身份证，又开了张户籍证明，把我俩送上公交车。一上车唤唤就哭了，那一刻，我也流泪了。”

白路根声音堵在喉咙里，我也鼻子酸酸的。我说：“你们俩真是不容易。”

稳定一下情绪，白路根继续说：“2001年，我带着唤唤回湖南领了结婚证，在父亲的老家耒阳举办婚事。父母只留下两间破房子，我俩在那里拜了天地。没有亲戚朋友到场，族人也没来几个，都出去打工了，搬到城里去住了，只有一个堂哥帮我忙活，看上去也很冷淡。

“领着媳妇来到我父母坟地，我俩把坟上的杂草清理掉，跪在那儿烧纸、倒酒，心里难过，止不住流泪。我只见过父母在部队时的照片，不记得父母的模样。我说，‘爸妈，我是你们的儿子路根，这是你们的儿媳妇陈唤唤，我们俩结婚了，给父母敬酒了。保佑我们在外健健康康，没钱慢慢来。保佑我俩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唤唤哭成一个泪人。

“我领着老婆在镇上开了间房，在那里度过了我们的新婚之夜。

“回到城里继续打工，工作虽辛苦，但感觉很幸福。没过多久，我老婆就怀孕了。姐姐有心照顾我老婆，让我们回来和她一起住，一起经营她的小饭店。可是饭店生意不景气，我只好又出去打工，老婆刚生完小孩，带孩子很辛苦。这时丈母娘打电话来，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回来吧。

“2013年6月，我们一家回到河南周口，唤唤带孩子在家，我去厦门上班，还干电镀活，每月三四千。但肠胃不太好，吃饭少，没力气。今年6月回周口，在家帮亲戚搞装修，没有活儿，挣不来钱，老婆又怀了第二胎。想要个女孩，做B超还是男孩，男孩就男孩吧，白家又多了一条根。但负担更重了，还是想挣钱，就来新疆拾棉花，老婆不让来，担心我身体吃不消，我说，先找个地方赚一点钱吧，赚一点是一点。”

白路根始终微笑着向我讲述，他在讲述中品味爱情带来的甜蜜，对于拥有这份纯真爱情的他，苦难的童年不算什么，苦累的生活也不算什么。

他说：“我老婆勇气可嘉，她明明知道，嫁给我生活的路会很难走，但她还是历经八年的坎坷选择了我。她在经济上支持我，在精神上鼓励我，再苦再难也不放弃我，不放弃这份感情。我心里感觉过意不去，娶了她就像害了她一样，没有给她一个好日子，一个好的家。

“儿子的户口，本想在湖南老家落户，但想老家那里没有亲人照顾，河南这里有父母，亲人多，老婆孩子不孤单，就落户河南了，把根留在这里。

“我一直在考虑父亲给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孩子户口落下了，我才明白过来，父亲是让我，无论根扎在哪儿，都要走好脚下的路，一步一個脚印地向前走。”

我把白路根的话，飞快地记录到本子上，他说：“大姐，我和老婆有个理想。”

我抬头问他什么理想，他说：“想在河南开家湖南湘菜饭店，在姐姐饭店帮忙时，我学会了几个招牌菜，给岳母过生日时，我操刀露一手，大家都说怪好吃。”

我说：“我也想尝尝，可惜你的饭店不清真。”

我俩正说笑，白路根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就笑，背过头去说话：“挺好的，天天吃白米，不累……”

我知趣地走开，手机里飘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细细的，柔柔的，纯纯的。忽然感觉到了春天，棉田里吹来一股轻柔的暖风。

耳边想起冰心老人的那句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做晚饭时，月清嫂在蒸馍馍的大锅里，专门给白路根蒸了一碗大米饭。这个未来的湘菜大厨，为这碗白米饭思念了三十多天。

吃过饭，姐妹们各自进行短暂的休整，舀热水洗头洗脚，暗影里清洗身体。没有专门的洗浴间，洗浴间就是大院子。零下天气，泼水成冰，刚洗完头发，跑旱厕解个手，回来就像顶了一头细钢丝，根根站得立愣愣。洗好的衣服，搭在绳子上，不大会儿，就硬成了一张干羊皮，风一摇，咔咔地响。

我就着风，快速地洗了脸和脚，在没上冻之前，麻溜儿地往屋里跑。一双绣花鞋横在我眼前，“绣花女”莫鲜灵笑嘻嘻地说：“姐，别嫌弃，这双鞋送给你。”

我接过来，把绣花鞋从右手转到左手上，问：“给我的？为什么？”她说：“看你喜欢就送你了呗。”

走到门口又说：“俺婆婆说了，喜欢的东西要送给喜欢的人。”

啊，我还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低着头，我喜眯眯地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我端详这双鞋，仍是黑底黑帮黑襻子，但鞋头却绣着一朵大菊花，花瓣开得如张开的手掌，每一片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那柔长的丝线，描上柔长的菊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片花瓣，七种色彩，似开在黑色天幕上的七彩烟花。那炸裂般的美艳，蕴含了绣花人浓郁醇厚的情感。

姐妹们入睡可真快，头一挨枕头就呼噜上了，这枕头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催眠器。

我把“七彩菊”绣花鞋小心地放回“绣花女”的枕边。默默对她说：这是世上最金贵的鞋子，我哪有资格拥有呢？

我拉灭灯，不让灯光扰乱姐妹们幽深的梦。黑暗中，我盘腿在沙发上坐稳，听姐妹们在各自的梦中蹜蹜行走。她们走在白云般的棉地里，走在各自的日子里。黑也好，白也好，热也好，冷也好，风也好，雨也好，她们把经过的日子一个个捡起来，就像捡拾一朵朵的白棉花。而后，把日子塞进大棉包，压上瘦弱的肩头，弓下身子，咬紧牙，说声：“走！”

责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