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贵帅　时芳芳

摘要：校园建筑在高校扩建中得以迅猛发展。不同地区的学校有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作为文化的缩影，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建筑符号作为建筑的元素，能够直接反映建筑的地域特色。它代表或传承着一个地区、一个空间的文化脉络，是能体现该地区独特环境风貌的重要载体。大学校园有其自身独立、封闭的特性，可通过其建筑阅读到清晰完整的年代变化。为此，以厦门大学校园内嘉庚建筑群不同年代变化的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来探索其在传承文脉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符号；校园建筑；应用；载体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1-0060-06

一、符号与符号学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可以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觉的东西就是对象及其意义的体现者。其理论渊源可以追至符号学。符号学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担任重要角色。早在欧洲中世纪，关于符号学的争论已经开始了，但这时期的符号学观念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著名论断：“任何东西都是其它象征的象征”，说明了符号之间可以相互说明、代用。直到近代，莱布尼茨提出的符号逻辑学，认为符号能够排列，并且可以表达所思。后布尔等人开创了公理学，夏尔·桑德·皮尔斯在公理学的基础上提出符号学，他认为符号学是一种论述意指作用的新科学，诸系统问的可调换性以及它们在物质范畴内的关系。符號学不过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逻辑学的代名词。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符号进行分类如：图像、标志、象征等。

F·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阐述符号学。他认为：“语言符号取决于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其试图建立不排除社会和心理的意指作用理论。根据索绪尔的解释，能指是“声音形象”，就是符号形式（符号形体），所指即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是符号内容（符号意义）。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方面，亦即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二元关系。如：文字或产品形态和前文中禁止吸烟的标志等，主要指外在的表现形式；所指，即是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的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是潜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内涵。

对索绪尔理论中的“能指”和“所指”的理解，以生活中十字路口的指示灯为例：红灯或绿（黄）灯是“能指”，“禁止通行”或“允许通行”是“所指”；其中，红灯或绿（黄）灯就是“符号的形式”即“可以物化的载体”，“禁止通行”或“允许通行”就是“符号的内容”即“能够被感知的内在形式”。但家中通常所用的白炽灯则既不会有“能指”又不会有“所指”的含义，只拥有单一的照明功能，故不能作为符号来解释。索绪尔理论中的“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将其理论应用在建筑上，则建筑本身的外形及梁、柱、墙、窗户、门等构件为实体部分即是“可以物化的载体”，而其外形和构件所隐含的意义，即是“能够被感知的内在形式”。

为此，引用此理论来对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中的符号进行研究，以探究其背后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义。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即建筑的实体是能指，建筑实体所代表的抽象意义是所指。

二、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中的符号及其应用

下面以厦门大学的建筑为研究的出发点，究其原因有三：其一，由于笔者在环境艺术领域学习多年，对造型艺术及建筑设计有一定的了解；其二，由于在厦门大学学习多年，对厦门大学的“嘉庚风格”建筑有着较为多年的体验，故以嘉庚风格建筑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三，大学校园空问相对于现代都市空问而言，有相对独立性或封闭性的特点，表现在建筑设计方面，其建设过程中有一个较为清晰变化的脉络。这种“清晰变化的脉络”对于“符号”的研究有着积极、准确的作用和意义。

（一）嘉庚风格建筑及符号

厦门大学是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先生出资创办，他对厦门大学的建筑设计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建于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厦门大学的前期建筑，是按照他的想法进行设计和建造。主要包括：建于20年代映雪、集美、群贤、同安、囊萤五座楼组成的群贤楼群和50年代成义楼、南安楼、建南大会堂、南光楼、成智楼五座楼组成的建南楼群。它们采用白岩、红砖、琉璃瓦的材料；骑楼式走廊、绿栏杆的结构；建筑外形采取中式大屋顶（指闽式重檐“三川脊”歇山顶）和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设计元素来设计。正是这些设计元素形成了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琼楼玉宇、雕梁画栋、古今、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风格。而这些建筑被人们尊称为“嘉庚风格”建筑，也是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思想及“中为主，西为辅”建筑思想的体现。

如果运用符号学相关的理论来看厦门大学校园中的建筑与嘉庚先生的建筑理念之间的传承关系，可以说厦门大学建筑即是“符号”。就索绪尔的二元关系理论而言，“厦门大学嘉庚建筑这一实体”即是“能指”；其代表“陈嘉庚这一爱国教育思想及‘中为主，西为辅的建筑思想”即是“所指”。

下面以建于20年代的群贤主楼和50年代的建南大会堂这两栋建筑及该建筑的主要设计元素作为对符号论述的对象。

建于50年代的建南大会堂是嘉庚风格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从组成建筑主立面的设计元素而言，上部采用典型的中式大屋顶作为设计元素，寓意中式建筑；下部采用西式罗马柱作为设计元素，寓意西式建筑。一方面体现出中国传统“上大下小”的思想，另一方面，中式大屋顶在上，西式罗马柱在下，寓意“东方压倒西方”（图2-1）。当然，无论这种思想是陈嘉庚先生本人的初衷，还是民问对其建筑思想的一种形象的注解，但从中体现出的“中为主，西为辅”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教育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组成建筑主立面下半部分使用的除西式罗马柱这一设计元素之外，还有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设计元素。

西式拱券门，造型上采用了西方拱券的式样，材料运用了闽南当地的花岗岩，既降低了成本，又体现了材料的地域性及质朴之美（图2-2）。

西式窗户，造型采用了十字加圆式样，外框是西方“十字架”，内部是圆形，意喻“中西结合”。材料就地取材使用闽南花岗岩（图2-3）。窗户体量小，在建筑的整体外立面仅起到点缀的作用。从其外框复杂的工艺雕花可看出陈嘉庚先生精心雕琢的设计动机，即希望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定义来看中式大屋顶，西式柱子、拱券门、窗户是能指，它们所体现的“中为主，西为用”的思想是所指。

换言之，组成群贤主楼中的设計元素，同样也可以被视为嘉庚风格建筑的符号。

群贤主楼建筑格局是“一主二次”，由主体三层、东西两边副房各两层构成。它是楼台亭阁，飞檐交接；红墙绿瓦互衬，青椽紫桁相问；窗棱户方，异彩纷呈的建筑组合，这种建筑群组合气势宏伟，华美俊秀（图2-4）。

综上所述，无论是建南大会堂，还是群贤主楼建筑外立面，都含有了中式大屋顶、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组成部分。这些外观设计都是上文中提及的嘉庚风格建筑的符号。这些符号均体现了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的思想。此外，成义楼、成智楼、南安楼、南光楼、映雪等建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嘉庚风格建筑元素与符号学的关系

由前论述可知，中式大屋顶、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是组成并表现嘉庚风格建筑设计元素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建筑设计元素的研究或解读如果运用符号学中索绪尔的二元关系理论来论述，那么，“中式大屋顶、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实体”可称其为“能指”，其体现出的“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思想及‘中为主，西为辅的建筑思想”可称为“所指”。这种符号为厦门大学后期建筑中的应用、延伸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嘉庚风格建筑的符号应用

正是由于对以建南大会堂为首的嘉庚风格建筑符号的传承和应用，所以嘉庚风格的后期建筑才能够传承厦门大学历史文脉并融入厦门大学校园整体环境中。也就是说厦门大学的后期建筑设计，由于运用了符号学的理论才使得校园内新旧建筑在时代的发展中能够成功地实现交替。但是，这些符号的应用，并不是照搬照抄原有的嘉庚风格建筑符号，而是以符号的“变体”形式存在于建筑设计中。这种变体形式主要体现在与其原有造型、色彩、材料、结构等方面共同性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差异性，即造型上由复杂不规则的图形到简洁的几何图形；色彩上由色彩较多到以几种主要颜色为主；结构上由砖砌到钢架玻璃幕墙；材料上由木头、闽南红砖到花岗岩和石材等材料。这些符号变体形式的运用，使厦门大学后期建筑这一群体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风貌。例如：颂恩楼、科学艺术中心馆、图书总馆等是新时期嘉庚风格后期建筑的代表。

1.颂恩楼

建于2001年的颂恩楼是体现符号在厦门大学后期建筑设计应用中较为成功的代表案例之一。颂恩楼集行政、办公、教学为一体，是厦门大学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就建筑的主立面而言，其顶部设计是对传统嘉庚风格建筑中的中式大屋顶这一符号形式的应用，腰身设计采用的也是西式拱券门这一符号形式的应用，且入口还由一个大的西式拱券门和两个小的西式拱券门构成；此外，还有作为建筑细节窗户的设计，采用的也是西式窗户这一符号形式的应用（图2-5）。上述符号通过增加、变异等设计手法，最终形成新的嘉庚风格建筑符号的变体形式。这种变体形式主要表现在由“闽式重檐‘三川脊歇山顶”到“形似大屋顶，兼有庑殿、歇山之韵的四坡锥顶（即‘卷刹出檐，屋脊是高耸向上的弧形‘翘脊）”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是陈嘉庚先生“中为主，西为辅”的建筑思想的继续体现。

这种变体形式符号的运用，一方面由于强调形式的简洁、高度的理性化、系统的模块化，并以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和玻璃幕墙为支撑结构的“国际主义”风格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嘉庚风格建筑符号在后期建筑中的应用，使得颂恩楼这一建筑的外形显得简洁、大气，充满了现代气息，并具有新时代嘉庚风格建筑的精神风貌。这种以变体形式呈现于嘉庚风格后期建筑中的符号，虽然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在造型、色彩、结构、材料等方面的变化。但是，符号的变体形式的应用所体现出的“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思想及‘中为主，西为辅的建筑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科学艺术中心馆

建于2010年的科学艺术中心馆，也是嘉庚风格建筑符号应用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就建筑形式而言，顶部是中式大屋顶这一符号形式的应用，下部是西式柱子这一符号形式的应用，而这种设计形式的应用就是符号理论对嘉庚风格建筑的延续。从建筑总体外形来看，屋顶的设计相对于中式大屋顶这一符号形式而言，在造型上显示出由前期建筑的复杂到后期简洁的变化、在色彩上显示了由朴素到鲜艳的演变；柱子的设计相对于前期西式柱子这一符号形式而言，前期的西式柱子是上部柱身比例修长，上下比例变化不显著；采用古罗马爱奥尼克式的柱身；下部是中式柱础；整个造型较为复杂。而后期的柱子吸收了古罗马爱奥尼克柱式和陶立克柱式的优点，不采用柱础，圆柱直接置于阶座上，柱头造型简洁，柱身中间刻有凹圆槽，槽背呈带状，造型更加挺拔、简洁（图2-6）。由于上述这些符号的变体形式在科学艺术中心馆的应用，使得它外观显得更加鲜艳、充满了现代气息；同时，也通过这种符号与时俱进式的应用，延续了嘉庚风格的特色。嘉庚风格建筑符号在科学艺术中心馆中的应用，让新建筑更好地融入了厦门大学原有的整体的建筑群中，既是对厦门大学历史文脉的传承，又是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思想及“中为主，西为辅”的建筑思想进一步的体现。

3.图书总馆

图书总馆与颂恩楼、科学艺术中心这两栋建筑有所不同，是2001年在原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的，也是嘉庚风格建筑符号应用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从建筑主立面来看，西式拱券门和西式柱子等嘉庚风格建筑符号，是其符号的变体形式。在嘉庚风格建筑符号的应用方面，上部采用中式大屋顶这一符号形式的简化变体，腰身采用六根西式柱子作为对符号形式诠释的变体，下部采用西式拱券门作为符号形式。整体显得既简洁、大气又具有浓郁的嘉庚风格（图2-7，2-8）。

总之，上述的颂恩楼、科学艺术中心馆、图书总馆这三栋后期建筑是经过对符号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后，再将其结合嘉庚风格建筑思想，应用在建筑设计中的。笔者认为这种设计具有如下优点：一方面尊重了当地文化特色，设计出具有本土特性的建筑；另一方面，后期嘉庚楼群的设计与校园中前期的嘉庚风格建筑群是一脉相传，体现出了它既继承又有所创新，并与周边建筑協调统一成为具有嘉庚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现代建筑。这种符号的应用不仅能传承厦门大学的历史文脉，而且还能提高环境的艺术质量和人们对建筑的审美水平，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就是我们从事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

三、符号研究对于校园建筑设计的意义

厦门大学的嘉庚风格建筑均采用中式大屋顶和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设计元素来设计；材料上运用白色花岗岩、红砖、琉璃瓦；结构上采用骑楼走廊、绿栏杆形成了既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琼楼玉宇、雕梁画栋的风格，又不乏开轩面圃、简洁明快的南洋亚热带风格的前期嘉庚风格建筑。后期建筑从塔楼红瓦坡顶、重檐错落、楼栏悬空、气势宏伟的厦大新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颂恩楼；到色彩异彩纷呈，绚丽夺目的科学艺术中心馆的建筑设计无不体现符号在嘉庚风格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以及一脉相承的理念。其建筑中的设计元素无论是它蕴涵的建筑理念，还是平立面形式，抑或是呈现在建筑设计中的组合形式其本质均是符号的不同空问、不同地点的存在形式，都可以为现代建筑创作提供借鉴和素材，成为现代建筑设计的范例。

（一）尊重建筑环境的理念

本文所阐述的建筑环境不仅包含建筑地理环境、城市环境、地形地貌等环境，而且包括建筑所在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人文环境，即特定的地域文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主义”风格传入中国，这种强调简洁的形式、反装饰性、高度理性化、系统模块化，以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和玻璃幕墙为形式结构的单一建筑快速代替了许多地方具有文化特色的传统建筑，使得能够代表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渐渐地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这是一个忽略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而造成的结果。由此可见，地域文脉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将闽南文化这一地域文脉完美地延续、应用在校园建筑中。其以中式建筑风格为主，西式建筑风格为辅这一思想为设计理念，单体建筑均采用中式大屋顶和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设计元素来设计。体现了中为主，西为用的爱国思想，就地取材采用闽南当地的红砖、绿瓦、花岗岩，体现了在建筑设计中尊重当地的地域文化。正式基于这样的原则，为此才有了样式新奇：不中、不西、不古、不新，却一直有着强烈的“场所感”且享誉中外的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

（二）设计理念的传承

一栋好的建筑不仅要承载当地的历史文脉，而且还应研究、传承地域文化的设计理念。

就一栋建筑而言，如果没有设计理念，就没有了“灵魂”。然而理念不是随意信手拈来就能附加于建筑之上的。嘉庚风格建筑是在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脉的前提下，运用了中式大屋顶和西式柱子、西式拱券门、西式窗户等设计元素作为传达嘉庚先生思想信息的符号进行设计，并形成了样式新奇独特的建筑群，陈嘉庚先生又称其为“穿西装戴斗笠”的建筑风格。嘉庚先生之所以有这种思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嘉庚先生对于当地文化或东西方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他无形中其实是运用了符号学相关的理论，进而形成了今天嘉庚风格独特的建筑符号。这些符号虽然随季节的更替、时代的变迁、技术的发展，会产生在造型、色彩、结构、材料等方面的变化，但从中体现出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思想及“中为主，西为用”的建筑思想是始终不渝的。这正是人们今天应该学习和提倡的一个文化精神。有鉴于此，闽南文化也罢，地域文化也好，对于建筑符号手法或形式的应用研究均是其表象的，那么，隐藏在其背后对于建筑设计的、独特的思想或见解，才是一个设计师应该花大力气去研究的。

综上所述，嘉庚风格建筑运用符号作为后续建筑中延续和传承设计的元素，既体现了该设计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环境、传承嘉庚风格设计理念，又是陈嘉庚先生爱国教育思想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筑思想的体现。这些案例是现代建筑创作对传统文化借鉴的一种有益探索，也对现代校园建筑在继续表达、传承文化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对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符号研究，仅仅是作为一个点，故而延伸出建筑符号研究的一个面，从而达到对尊重历史文化基础上再进行建筑设计”的“面”，并希望这种以“点、线、面”推进的研究形式能为今后从事建筑设计的人们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能为地域建筑文脉的传承起到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