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苏昆山籍学者、诗人、教育家徐燕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分配到复旦大学任教，他真诚地拥护新生的政权和体制，在英语教坛上不遗余力地辛勤耕耘。在反右运动中，徐燕谋被同校教师、诗人孙大雨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中的一个，比较当时报刊铺天盖地对孙大雨的批判文字，徐燕谋的态度则是相对平和温婉的。他对孙大雨的错误言行表达个人立场时，语言带有规劝的意味，没有杀气，不见怒火。他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支持和拥护的，对所从事的工作是积极和热情的。1958年至1960年，是徐燕谋旧体诗写作较活跃的时期，他创作的旧体诗打上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烙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诗歌表达由个体小我走向集体大我，二是诗歌形式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徐燕谋；孙大雨；批判；旧体诗；晚年

[作者简介]刘军（1979—），男，文学博士，昆山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昆山215300）。

徐燕谋，名承谟，1906年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8岁时随父母迁居苏州，15岁考入桃坞中学（今苏州四中）。192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1925年转入新成立的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商科，1928年毕业，获商学士学位。1930年，任无锡中学英语教职，后任光华大学英语教师。1939年，任国立师范学院英语教授。1941年夏，重返光华大学及其附中任教，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英语教授。1986年，因忧郁症复发，投井自杀。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年近五旬的徐燕谋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外文系。时任外文系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的徐燕谋由中年步入老年，他真诚地拥护新生的政权和体制，在英语教坛上不遗余力地辛勤耕耘，“对工作热情、认真、负责、主动”，“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劲了”。

曹树伟：《一个令人敬爱的老教授》，《复旦》1955年12月31日。

在此期间，徐燕谋主编了《大学四年级英语课本》（1957年），《英语》七、八册教材（1962年），出版了注释读物《斗争》（1959年）、《败坏哈德兰堡的人》（1959年）、《魔鬼的门徒》（1960年）等。复旦大学也给了他较好的待遇，他担任了校务委员会委员（1957—1962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委（1964年）等职务。

一、徐燕谋与孙大雨

孙大雨（1905—1997），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著名的现代诗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徐燕谋是六十多个被孙大雨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中的一个。孙大雨与徐燕谋同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同为民主党派，孙是徐志摩赏识的新月派诗人，徐是徐志摩提携的青年才俊，孙为何视徐为反革命分子呢？这里面涉及孙徐的个人恩怨，也由于孙的诗人性情所致，可以说有一个长期铺垫的过程。

（一）孙大雨越开越长的反革命名单

1949年5月27日，孙大雨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聚会，原“大教联”成员李正文随部队回来了，李正文在这次聚会上匆促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会，结果，“大教联”中的民盟成员在干事会中全部落选，孙大雨是民盟成员，曾任代理干事会主席职务。这次落选对孙打击极大，“他一直认为这次选举是预谋的非法的过河拆桥行为；这一事件对他的后半生影响极大，几乎是成为他日后饱受磨难的起因和起点。”

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页。此后，孙将大教联中的章靳以、曹未风、漆琪生、李正文等人定性为“公馆派”（即国民党CC特务组织，解放后留在复旦大学的残余分子的反革命集团）。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孙又将李振麟、全增嘏等纳入“公馆派”。

上海市领导陈毅、柯庆施、魏文伯等人多次劝告和批评孙大雨，孙不接受劝告。

1956年8月，孙将复旦校领导苏步青、杨西光纳入反革命阵营。1956年12月20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孙大雨当着1000余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的面，称曹未风、李正文、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漆琪深、杨岂深等人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文教方面的重要分子，这些人多数是复旦大学的教师。1957年6月6日7日，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及复旦大学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孙进一步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将徐燕谋、谢受康、程雨民、龙文佩等人称为反革命，并说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社内也有反革命集团。

之所以将徐燕谋定位反革命，孙大雨这样说：“五四年我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我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我说：那是你们的错。肃反中徐燕谋来我这里，说这是打击苏联专家。去年年底市委书记魏文伯同志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对的，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错了。徐燕谋和党支书串通了，说我讲这样的话。我早知道这集团已超过公馆派，上海各方面都有这集团的人，复旦也不止一人。”孙大雨：《孙大雨在复旦座谈会的发言》，《解放日报》1957年6月8日。

孙承认对徐燕谋有意见。在孙大雨污蔑的六十多位党内外反革命分子名单中，有一位叫刘家骥的，孙大雨并不认识他。在法庭上，众多人民代表质问孙大雨为何将刘家骥纳入反革命分子，孙大雨说，有一次，学校工会派老师去无锡休养，“我对徐燕谋有意见，聽说刘家骥是徐安排和我在一个房间的，我就把刘当做了是徐燕谋一伙的反革命分子。”肖笑、黄萍：《孙大雨为什么要污蔑好人？》，《文汇报》1957年8月24日。

自1957年夏批判孙大雨以来，《复旦》校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揭露、痛斥孙大雨的报道、讽喻诗和漫画。复旦师生、民盟支部和房产公司职工召开集会，或上门声讨，由政治批判上升到对孙的生活与人品进行丑化、妖魔化。有人揭露，解放前孙为谋求一官半职，曾不断向孙科、张道藩和CC系头子摇尾乞怜；有人说孙想谋求一个师范校长位置，就大拍三青团头子陈雪屏的马屁，陈母去世后，孙曾三次吊丧，叩了三次头；孙的母亲跟他要火油，还得付钱给孙，孙的妻子与其同行到杭州，孙坐软席，其妻坐硬席

江曾培：《剥开孙大雨的丑恶嘴脸——复旦外文系全体教职员上午集会揭露》，《新民晚报》1957年6月29日。……一时间，众声喧哗，沸沸扬扬。

被孙污蔑为反革命的徐燕谋，自然也卷入了这场对孙大雨的浩大批判当中，在整个过程中，徐燕谋又发出了哪些声音呢？

（二）宽厚质朴的徐燕谋

1957年6月26日，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分组集会，批判孙大雨的反动言行，徐燕谋、全增嘏、林疑今等教师在会上发言。徐燕谋指出，孙大雨应该交代和罗隆基、彭应文、陆诒的关系，徐燕谋又说，支持孙大雨的群众只是那些写恐吓信骂共产党为“共匪”的人，孙大雨是一步步走向黑暗了，我们要好好帮助他。还说，评级工作我也参加，评他为二级教授，大家并没亏待他。他在发言中讲“集团”中人加一百分，不是“集团”中人只加几分。他自己这次到底加了多少呢？他加了近一百分，孙大雨不能这样冤枉人。

《我校反右拍斗争深入开展——孙大雨应该交代和罗隆基的关系》，《复旦》1957年6月27日。

徐的说法是客观的，据吴中杰回忆，“1956年的评级定薪工作，又使孙大雨大为恼火。……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

吴中杰：《外文系还有一轮新月》，《美文》1998年第7期。

6月29日，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全体师生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建议学校行政撤销孙大雨外文系教授职务”的决议。会上，多名老师对孙大雨提出忠告。外文系工会部门委员徐燕谋最后说：孙大雨虽然今天没有来，但我们还是要继续争取他来，欢迎他彻底检查自己。他的命运是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孙大雨是右派小集团人物复旦外文系师生对孙的无赖行为极端愤慨，建议学校行政撤销他的教授职务》，《文汇报》1957年6月30日。

被右派骨干分子孙大雨污蔑为反革命分子的陈其五、李正文、曹未风、杨西光、漆琪生、章靳以、全增嘏、杨岂深、李振麟、徐燕谋、苏步青、谢受康、程雨民、龙文佩和被污蔑有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解放日报、新闻日报两单位的代表7月4日晚上集会，决定向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书，要求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并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孙大雨。

《要求国法制裁孙大雨》，《复旦》1957年7月6日。

8月3日，陈其五、苏步青、徐燕谋等来自高教部、上海市高教局、上海作协、复旦大学和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16人，作为控诉人，将孙大雨污蔑其为反革命的事实提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请求依法侦查。

1958年6月2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诽谤罪处孙大雨六年徒刑。

比较当时报刊铺天盖地对孙的批判文字，以及部分师生、工人登门批驳孙，用漫画、打油诗等形式挖苦、讽刺孙，徐燕谋的态度则是相对平和温婉的。他对孙的批评不无中生有，肆意谩骂，多以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孙的错误言行表达个人立场，很多时候，这些语言带有规劝的意味，没有杀气，不见怒火。

这与徐燕谋的修养性格有关，他平素就是一位上课时充满活力，生活中宽厚谦让的人。朋友们谈起对他的印象时，莫不如此。张芝联说：“燕谋在光华任教时，同事和挚友都称他为‘徐老夫子，蔼然有君子之风，为人温柔敦厚。”

张芝联：《忆燕谋》，《新民晚报》1987年3月5日。钱锺书这样评价徐燕谋：“顾君简莫，多笑而寡言。”

钱锺书：《徐燕谋诗序》，《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4日。施蛰存认为徐燕谋“襟抱冲和谦退，遇到我们二人意见有不同的问题，他从来不争不辩，微笑而已”。

施蛰存：《哀徐燕谋》，《新民晚报》1986年4月26日。在郑朝宗眼中，徐燕谋“为人沉默寡言，当座客高谈阔论时，他总是在旁静静听着”。

郑朝宗：《怀旧》，《随笔》1987年第1期。徐不在公开场合高声喧哗，却常将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事的看法寄托在诗行中。不过，就徐公开出版的《徐燕谋诗草》，以及当时和此后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他只字不提孙大雨对他造成的伤害，仿佛此事从未发生，其坦荡与宽厚，胸襟与气魄，可见一斑。

二、徐燕谋的时代讴歌

徐燕谋走过晚清、民国的种种人生起伏，亲历了旧时代的颠沛流离与妻离子散，但他没有丧失对生活的期望和憧憬，他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支持和拥护的，对所从事的工作是积极和热情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积极参与土改、知识分子改造等活动。

建国之初，徐即奔赴安徽，参加皖北土改，岳丈戴克宽赋诗二首，期盼他在参与土改期间，面对土豪劣绅，能心怀慈悲，又祈祷他能一路福星高照，有诗云：“作福作威凭一念，愿君弥勒与同龛”；“历史重编奇彩焕，福星一路使君贤。”

戴克宽：《徐壻燕谋赴皖省参加土改赠二首》，《果园诗抄》，1957年油印本，第32页。

1956年3月8日的《复旦》刊发了一组“学习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体会”的文章，其中有徐燕谋的《无比的鼓舞和振奋》。徐在文中指出从周秦至国民党统治时期，想为人民做事业的进步知识分子，终因大环境的压迫，遭遇打击，無法施展抱负，他说：“我们必须通过生活的体验，业务的钻研，和政治学习，加紧自我改造，充分发挥潜力，才能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信任、关怀和期待。”

1958年3月1日，徐燕谋与复旦大学的陈望道、苏步青、周谷城、谭其骧等35位教授、副教授签名通过了“红透专深、坚决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促进派”的又红又专的集体规划，与全国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的科学家、教授，展开社会主义竞赛。

《红透专深动风起云涌》，《文汇报》1958年3月2日。该倡议得到复旦历史系、生物系、中文系和化学系的响应。同月13日，复旦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讨论民主党派组织如何推动教学整改问题，徐燕谋说：“不靠鸣放，很多问题就难改。”

《老教授决心投身教学整改》，《复旦》1958年3月20日。

因反对院系大调整，复旦外文系教授杨烈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批判，1958年5月10日，外文系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工会联合召开了一次总结思想，检查红专规划的谈心会，会上批判杨烈的颓废思想。徐燕谋、黄有斐、曹又霖、龙文佩等指出，“杨烈教授没有从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非但不积极参加斗争，还经常一言不发。”

《批判杨烈教授的颓废思想》，《复旦》1958年5月17日。6月8日，复旦外文系和历史系教师一道到市区宣传总路线，“从来没有上过台的徐燕谋、葛传槼先生当天编了一段快板，上台演唱”。

《台上干劲足台下情绪高》，《复旦》1958年6月9日。8月7日8日晚，复旦全校老年教师连续集会，誓师跃进，决心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拔掉一切白旗。徐燕谋作为外文系老教授代表，发表了题为《坚定共产主义方向》的讲话，他说：“这几天在外文系老年教师中间出现了一种蓬勃的气象。过去的暮气沉沉一扫而空，每个老年同志都是雄心勃勃，老牛破车变成了骏马飞机。我们不服老。”

徐燕谋：《坚定共产主义方向》，《复旦》1958年8月9日。9月15日，复旦外文系老教师热烈响应组织民兵纵队，实行三化号召，在烈日下坚持听了三小时的报告，“徐燕谋、陈华庚等老先生平时身体都很差，可是他们这次也不落后于青年人。”

袁晚乐：《外文系老教师深感军事化的必要》，《复旦》1958年9月17日。

10月11日，复旦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就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普通劳动者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徐燕谋说：“我们去劳动，不宜从纯技术观点出发。主要是学习工人阶级的品质，这就不是简单的”。他又提出：“党的决定总是对的，要我们去劳动就去劳动，从劳动中自然会发现其意义，因此不必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观点马上遭到了有些人的反对。

1959年《复旦》相继发表了徐燕谋的《群众路线在英国语言教研组》《让有限的岁月做无限的事业》《让可爱的树苗，花开得比我们更美，果结得比我们更大！》等散文随笔，他在这些文章中表明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对身上保留的病根做深入剖析。他说：“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转变到不得已而接近群众，再从不得已而接近群众转变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乐意把自己充当群众的工具，把自己无保留地交给群众，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

徐燕谋：《群众路线在英国语言教研组》，《复旦》1959年1月21日。他又说：“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出我在教19世纪的英国作家兰姆的散文时，很欣赏文章中所流露的惆怅情绪，使我在思想上起了波动。惆怅情绪是资产阶级没落的情绪，必须改变。”

徐燕谋：《让有限的岁月做无限的事业》，《复旦》1959年2月24日。“我们老年教师一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总是非常痛心，恨不能时光倒流，再过一次青年时代。”

徐燕谋：《让可爱的树苗，花开得比我们更美，果结得比我们更大》，《复旦》1959年4月13日。

1962年1月，上海市外文學会年会举行，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在会上谈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徐燕谋探讨了高年级英语教学的几个问题。

《上海外文学会举行年会》，《文汇报》1962年3月4日。

1964年8月10日，复旦大学举行座谈会，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革命斗争，纪念毛主席的《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发表一周年。徐燕谋和谈家桢、周同庆、朱东润、赵景深等教授，以及青年教师发言，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

《胜利必属敢于斗争的美国黑人》，《文汇报》1964年8月11日。

这是一个火热与偏执的时代，徐燕谋是一名文人、学者和传统知识分子，多年的书斋生活和教学工作，并未使他沾染上市井气，在一次次整风和改造运动中，他积极呼应主流声音，尽力让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在教学工作岗位上，他认真编写教材，努力钻研教学方法。在思想改造方面，他一再剖析内心的疑惑，即便身体孱弱，也投身各种表态行动中。

二是继续写诗，讴歌火热的年代。

建国前，徐燕谋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旧体诗佳作，编有《徐燕谋诗》，深受钱锺书、龙榆生等人赏识。之前徐燕谋写旧体诗，多关照内心世界，有很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在1930—1940年代，虽经历求学、逃难、从教、停职等人生坎坷与起伏，在徐燕谋的诗行中，见不到太多政治的气息，注重艺术性与自我精神诉求的表达，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展现了诗人清高的人格与渊博的学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与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在磨合与观望间停止了诗歌创作。

1958年至1960年，是徐燕谋旧体诗写作较活跃的时期，他在《复旦》相继发表了21首诗。他说：“我挺喜欢搞搞诗，可是解放后，几年中没有写一行。最近，我开始写诗了。过去不写，是心中有‘鬼，通过整风，就像毛主席‘送瘟神，我送走了心中的‘鬼。”

徐燕谋：《让有限的岁月做无限的事业》，《复旦》1959年2月24日。这些诗打上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烙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诗歌表达由个体小我走向集体大我。1958至1960年徐创作的诗多是歌颂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赞美领导人的英明与伟大。如《重读少奇同志报告有感》《解放思想，打破迷信！》《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策”，提出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面面俱到感而作诗》《夜读毛主席诗文有感》《上海解放十周年有感》《建国十周年献诗》等，单从标题来看，就可知这些诗歌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基调。诗行中洋溢着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与期待，徐对共产党和国家的感情、立场淳朴而真挚。诗人放弃了早期那种关注个体命运，带有批判色彩和艺术气质的诗歌创作路径，选择与大的时代和主流保持同调。如诗句“一亿人家三万社，颈声齐向党中央。”

徐燕谋：《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策”，提出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面面俱到感而作诗》，《复旦》1959年1月1日。“旧年跃进已空前，争取新年胜前年。”

徐燕谋：《迎年诗》，《复旦》1959年2月19日。“人民六亿皆舜尧，万古无如此语豪。”

徐燕谋：《夜读毛主席诗文有感》，《复旦》1959年2月23日。“寄语水边人，饮水当思源。”

徐燕谋：《上海解放十周年有感》，《复旦》1959年5月27日。“主席名言须记取，万里长征此初程。”

徐燕谋：《建国十周年献诗》，《复旦》1959年9月30日。这些诗句涌动着强烈的集体主义自豪感，诗人的主体性渐渐被遮蔽。

不过，即便是如此主旋律的诗歌，还是能在密集的赞美诗句中，品味出诗人的孤独与清高。如“人学政治，沁心入脾。我学政治，传粉点脂。心口不一，红专脱离。九年忽悠，愧为人师”，“全国跃进，甘居中游。万马奔腾，自称瘦牛。梦想渊明，东篱悠悠。是曰暮气，疾疾如仇”。

徐燕谋：《重读少奇同志报告有感》，《复旦》1958年6月3日。诗人在这些诗行中，检讨自己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中游思想，虽落脚点和用意在鞭策自己端正态度，坚定立场，但仍不改陶渊明般高洁隐士的精神追求，是诗人精神苦闷的表达。再如，在《下乡杂咏》八首中，“而今脚软花生眼，只会闲行看鸭嬉”，“远村不见近村迷，两脚沉沉压星低”

徐燕谋：《下乡杂咏》，《复旦》1959年6月23日。等诗句，回归适意的田园，清新脱俗，展现了火热政治生活之外另一种恬淡心态，令人眼前一亮。

二是诗歌形式的变与不变。年过六旬的徐燕谋，此前一直写旧体诗，受杜甫、黄庭坚的影响较大，擅长五言和七言。1958至1960年，徐燕谋发表的诗歌也多为五言和七言律诗、绝句，其中也有两首独特的诗，一首为四言律诗《重读少奇同志报告有感》，一篇为现代白话新诗《解放思想，打破迷信！》。这是搁笔不写数年后，徐燕谋首先发表的两首诗歌。形式上的变化，必然带来内容上的变化，也隐含了诗人的情感调整和意图选择。下面以《解放思想，打破迷信！》（一）为例：

不说牛津，便夸剑桥，

把碧眼儿看作学术上的“天骄”。

解放已非一朝，

工人农民早挺起了腰。

知識分子空谈改造，

检讨，检讨，

至今还挣不掉镣铐。

这一节谈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突出改造在思想层面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其诗行跳跃，诗句长短不一，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白话新诗，已明显改变了诗人长期旧体诗创作的方式。表面看来，该诗虽具备了新诗的形式，但仍可窥出其旧体诗的味道，最典型的就是这一节都用ao韵，一韵到底。

徐燕谋诗歌形式的变化，表现了诗人在是否要顺应火热的政治生活，还是坚持一贯的诗歌风格之间，存在着犹疑和彷徨，他想打破自己固有的创作传统，尝试写一些通俗易懂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诗歌。与政治生活贴得太近，又急于在诗歌中表达个人的主观立场，所以这一时期徐燕谋的诗艺术价值不高，少有能留得住的作品。

“文革”开始后，复旦许多老教授都被批斗，徐燕谋也未能幸免。徐的学生陆谷孙回忆，一度，徐燕谋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这笑声到了“文革”忽归哑寂。

陆谷孙：《余墨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他在“文革”中受伤至深，常常是独坐一隅，目光呆滞，“工宣队”对他说话，他总是以“勿来是”（不行）作答。某日中午，徐去国权路小肆吃饭，突逢下雨，见室内有伞无主，便借撑了去，谁知回来伞主竟为这等小事恶语相向，弄得旁观者都看不过去。

陆谷孙：《长歌话旧游：忆“文革”版〈新英汉词典〉编写组》，《东方早报》2009年2月2日。徐燕谋好友张芝联回忆，“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到上海探望燕谋，听说他遭受冲击，神经因刺激太甚而损伤。老友相逢，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由他的夫人代言。令人心酸。”

张芝联：《忆燕谋》，《新民晚报》1987年3月5日。

文革期间，他保留了建国前创作的诗文手稿，家人担心因此招罪，将其烧毁，仅有少数文稿保留下来，后收入《徐燕谋诗草》“烬馀集”中。

承包方（普通农户）

发包方（村社集体）

接包方（大棚户）尊重农户主体性，利益导向下的群众动员机制

村社统合下公共品供给机制如基础设施配套、纠纷调解

市场导向下的效益再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