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村文化生态逐渐出现异化、失衡，中国乡村的意义世界逐步坍塌、瓦解和异化。面对目前农村的意义世界残缺不全的现状，应重新认识乡村和乡土文明的价值，呼应乡村的诉求，让儒学再次走进乡村千家万户，使其成为民众人生的向导、生活方式的底色、做人处世的标准和精神世界的信仰，在乡村人民和乡土中国重建儒学的生活规范和价值信念和意义世界。

[关键词]乡村儒学；意义世界；重建

[作者简介]曾凡朝（1968—），男，哲学博士，齐鲁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济南 250000）。

一、中国乡村意义世界的瓦解和异化

随着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侵华战争不断发生、外国资本大肆侵入，商品经济畸形发展。整个中国，包括乡村社会，即已开始受到以工业化为主的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等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工具理性不断高扬，价值理性不断退场，以功效为取向的工具理性不断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世界。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解读西方的现代化的视角。韦伯从社会合理性的角度，把社会合理性分为两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源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取向的工具理性不断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世界。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论述。乡村生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乡村文化逐渐出现异化、失衡。

在漫长的百年变迁过程中，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乡村社会的意义世界也开始巨变、异化、瓦解和重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曾在过去百年中，也不断的受到一种被损蚀和冲洗的作用，结果剩下了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

费孝通：《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6页。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被破坏。当务之急是要确立对传统文化经过补充改造的新的乡村文化。为此，梁漱溟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曾提出老根新芽说。他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是如此……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老的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4-505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以后称为“土地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伴随着重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同时进行着农村农民的意义世界的改变：“土地改革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不是以单个原子式的个体农民为独立单元的自耕农社会——像许多研究者以为土地私有达成的结构方式那样，而是党组织与农民结成的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土地改革一方面实施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私有化，一方面结成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二者中，后者是根基、也是实质。”

谢遐龄：《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在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中，中国乡村社会的意义世界在变迁中有新的创生：“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的牢不可破地结成。

新中国建国后所进行的过渡时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仅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的改造，而且是对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塑，到1963年至1966年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伴随着对宗族习俗文化、儒学人际关怀等民间信仰体系的破坏。“文化大革命”虽然以“文化”为名，但实际上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大革命。“文革”中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又进一步摧毁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价值和意义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信仰。当时人人高唱革命歌曲，带着内心的虔诚与庄严感“早请示、晚汇报”。“对组织忠诚老实”取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孝顺”“承顺颜色”转变为“听党的话”。以党的利益和指示为标准，亲子、兄弟、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受到鼓励。这些对乡村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意义世界的摧毁不可低估。

20世纪70年代末，极左的“文革”被否定，改革开放被启动，但在文化领域中，作为中国人传统信仰支柱的儒家传统——书院、宗祠、孔庙等普遍性的民间信仰都未恢复，传统文化并未正名。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但主战场很快转向了城市。大批的农民离乡离土，到处寻找工作机会，乡村社会结构的解体进一步加剧。传统的义利关系又重新被辩论。“‘义在利先不能取消或降格、代之以‘利在义先。……义永远在先。拨乱反正是改变义之内涵而已，‘义在利先须坚持不懈；绝不是让利居于义之前。”谢遐龄：《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但是，經济的功利化趋势呼啸前进，“利在义先”大肆抬头，“义在利先”节节败退。不正之风、不择手段日益滋长，强大的经济致富诉求对乡村道德世界反复碾压，对家庭关系、道德价值、心理情感、乡村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农村的集体活动、公共交往空间渐趋消逝，乡村的人际情感也越来越淡漠。“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在此一精神背景下高歌猛进，却使得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因为金钱至上已经失去了任何精神抗体，而拜金主义的肆虐客观上又给了乡土中传统文化残余更为沉重的打击，此次打击的力度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文革。如果‘文革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政治冲击，拜金主义则是对于传统伦理的经济解构，此一解构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得乡村社会所剩无几的人与人的温情迅速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功利和冰冷，从而引发了乡村深层的价值认同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孝道的式微和老人处境问题。”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卢国龙主编：《儒道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08—209页。“如果说，从近代到‘文革完成了对于传统乡村精神信仰的解构，改革则在实际上完成了对于传统信仰替代物的解构。经由此两次解构，客观上造成了乡村信仰的空心化，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既没有传统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又没有现代法治理念的乡村。历史的断裂就这样发生了，价值的真空就这样造成了。”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卢国龙主编：《儒道研究》第2辑，第208页。

传统文化被扫荡，乡村信仰空心化，乡村的文化生态严重失衡，形成严重的文化断裂与失忆，出现乡村文化的沙漠化，导致基督宗教和一些邪教在乡村快速传播。“乡村文化话语权缺失，失去了认同的基础”，“传统道德碎片化，农民的道德世界处于无序状态”，“乡村精英趋于没落，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

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中国乡村的意义世界逐步坍塌、瓦解和异化。

在中国乡村，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内在心灵应该如何安顿？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我们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在致富欲望的冲击下，如何才能支撑起中国乡村的温馨情感、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集体的、情感的、归属的、交往的内在心理诉求将魂归何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乡土文明和传统儒学的价值和意义。

二、重新认识乡土文明和传统儒学的意义

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化的过程。“100年前，90%的人生活在原野、森林、农村地区。在发达国家，到20世纪末这样的人只有10%一15%。”

[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陆亚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9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城市还是乡村，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一切都是相互依赖的、生态/经济、城市/乡村、北方/南方、人类/自然。”

[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陆亚东译，第134页。实际上，“迄今为止的城乡关系演变的过程是，古代是城市乡村化，从近代工业革命开始直到现在，是乡村城市化。恩格斯预言：未来是城乡融合。”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1页。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农立国，城乡一体化明显。美国学者施坚雅等研究中国的城市后用“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概念进行描述。

“城乡连续统一体”这一概念最早由学者们在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所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一书中提出，见该书的导言及F.W.Mote，G.WilliamSkinner，SybillevanDerSprenkel等人的章节（第102-103、258-261、609页）。中文译本见下面的相关章节：[美]施坚雅（G.William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中国社会的城乡》导言，西比勒·范·德·斯普伦克尔：《城市的社会管理》。中国社会学者张玉林认为，“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与乡村一样，城市是一种聚落，是人类居住区的一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地方，是社区。乡村和城市（城镇）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从自然村到集市、市镇、小城市、大都会，其间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空间特征、职业差异和社会异质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等，都是一个连续变化或累积的过程。位于这个过程的多种聚落形态被称为‘城乡连续谱，各种聚落都处于这个连续谱系中的某个位置，而兼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形态较为多见。”

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但是，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观念以及“农业与现代化不能两立”的思想和“贱农主义”非常普遍。对于城市和乡村的消极描述和负面看法不胜枚举：“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乡村与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近代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强势压迫性影响，逐渐遗弃了整体化思维、一体性观念和中道智慧，在思想方式陷于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形成了某些积重难返的片面观念，认为彻底推翻传统、打倒孔子才能完成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消灭乡村，消灭乡村才能实现工业化，打碎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认为现代化就是城市化，而农村这两个字就意味着落后和愚昧。“来自于文化人或城里人的对农民或农业劳动者因其‘土气、‘缺少见识而产生的瞧不起，以及当事人因为农业活动艰辛而产生厌农、离农的现象，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应该只是个人层面的认知或‘审美观念的问题，以及个体选择的问题。而将文化层面的轻视、蔑视和厌烦情绪发展成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的‘贱农主义，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降出现的独特现象，这在古今中外实属罕见。”

这里所说的“贱农主义”，是指以农为贱的观念、意识、言说、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贬损农村和农业的价值，从文化和价值层面否定，从物理和实践层面上消滅农业、农村和农民。它不只是停留在对农民的制度歧视，而是包括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轻贱，也即以整个“三农”为贱。张玉林：《当代中国的贱农主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向何处去：对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评价与反思》，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张玉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这种实属罕见的“贱农主义”既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政策的产物，又反过来加剧了城乡失衡，是一种文化危机和文明危机，理应从根基上破除乡村属于传统社会城市属于现代社会、乡村是农业社会城市是现代社会、乡村是自然经济城市是市场经济的城市—乡村的二元叙事，彻底转变以农为贱的观念、话语、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重新认识乡村和乡土文明的价值，破除和化解“贱农主义”的文化危机或文明危机。

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不像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现代化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非农化。城乡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研究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等学科，其涵义有地理学意义上、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生态学意义上的等等。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因果、相互连带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潮流，乡村及其文明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衰败凋敝。即使在20世纪的早期，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虽然优先发展工业，其乡村一度也遭到城市化的蚕食，但其乡村仍然是其文化和人格的基础。当时到访英国的华盛顿·欧文在实地考察后说：“外国人想要准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性格，绝不能将观察范围局限在大都市。他必须深入乡野，旅居于农庄村落，探访古老城堡、郊区别墅、农场小屋以及村舍。他应该去公园和花圃漫步，沿着树篱和林荫小道溜达，去逛逛乡村教堂，参加守夜、集市和其他乡村节日，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和各种脾性。”

[美]华盛顿·欧文：《英伦见闻录》，黎曦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53页。现代化的英国，其精神在乡村。中国亦然，乡村中国和儒家文化仍然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原乡。

乡土文明强调着人与自然、人与乡村、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共存，是乡村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其所蕴含的自然、淳朴和静谧是历代人们的精神原点。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本身结构看，工业文明代表了人类征服利用自然的一面，农耕文明则代表了人类与自然和天道之间的和谐共处；人类文明的维系存续，依赖这两方面的协调平衡，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人之际的协调平衡。所以，乡土文明与工商文明不是单纯的一分为二，而是人类文明中两极的阴阳互补、合二而一。“从文明史的源流来看，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于乡村，乡村文明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文化母体，就像天地是孕育了万物的自然一样。”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见：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8369/？from=timeline

乡村的英文单词“country”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英语中，‘country可以表示一个国家，也可表示一片‘土地；‘thecountry可以是整个社会，也可以是该社会中的乡村。在人类漫长的居住史上，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以之谋生的土地与人类社会成就之间的这一联系，历来为人们所熟知。”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乡村与城市》，第1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乡土社会中隐藏着人类文明更为本原性的精神力量。尽管工商文明在制度建构和科学知识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农耕文明却为迄今的人类提供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正如大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家园一样，这些来自农耕文明中的伟大宗教与哲学，迄今依然为现代人类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精神滋养。如果说，工商文明代表着人类在制度建构与理性推进方面的巨大成就，则发达的理性与知识，依然需要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宗教信仰情怀来引导。”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8369/？from=timeline。

传统儒学来源于农业社会，有着天地交泰的宇宙观基础，有着自强厚德的人文主义情怀，有着重视宗族和家庭孝悌仁爱道德价值观。“从儒学是社会教化、以文育人、人文化人、人文成人的意义上说，儒学是人文化成之道；从个体生命成长的意义上说，儒学是反躬修己之学；从人际关系的意义上说，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是爱的艺术；从理论的出发点以及理论终极目标设定的意义上说，儒学是道德的理想主义；从开物成务、社会治理的意义上说，儒学是经世济民之学；从横的角度说，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从纵的方面说，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4年，第4页。在由农业文明而进至工商文明的时代、在呼吁“全球伦理”的“全球化”背景下，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儒学是否有其适应性呢？正如西方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称为永远的智慧一样，古代圣哲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的智慧也具有永恒的魅力。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应恪守的价值标准，同时，“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讲的。在儒家看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仅中国人要恪守，只要是人都应恪守，否则，人就不成为其人。”

颜炳罡：《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家文明》，《光明日报》2015年4月14日，第7版。东西方文化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时都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尽管有此巨大的社会变化，但是被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特殊国情所决定，中国的工商文明仍然应该把‘根扎在乡土文明中，如果这个‘根枯萎了，那么中国的工商文明势必会出现种种病态。就全球化的普遍伦理来讲，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因此，如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共同发表的《全球伦理宣言》所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

李存山：《中華民族的耕读传统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见附录1：关于《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几点解释性评注。列奥纳多·斯威德勒、保罗·莫泽：《全球对话时代的宗教学》，朱晓红、沈亮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这就是孔子儒学提倡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孝悌为本、崇尚道德的儒学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三、乡村儒学：重新构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

“乡村是儒家文化的根，儒学是乡村文化的魂。儒学自创始起，就没有离开过乡土，乡村广阔而深厚的文化沃土是儒学的原乡，是儒学持续生长的力量源泉。”

颜炳罡：《“乡村儒学”的新挑战》，《人民政协报》2016年2月22日，第9版。先秦儒学原本是以民间学术的形态在当时出现的。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儒学是九流十家之一，当时并未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虽曾在鲁国当官，后行摄相事，但他一生以恢复传统礼乐文明为己任，周游列国，栖栖惶惶，终不见用，退而授徒讲学，教书育人，传播文化，这都非鲁国政府的官方行为。秦定天下后还出现了焚书坑儒的现象。直至西汉建国70年间，仍然是黄老当道。儒学一直处于弱势，不受官方重视。“自汉代至民国，儒学本来就是活在民间社会，起着指导、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价值。历史上儒学的形态既有上层社会的经典注疏传统等研究性的层面，又有把经典中的精神与经验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制度与管理方略的层面，更有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层面。”

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乡村儒学”之前的说法是“民间儒学”，在此之前有“民间的儒家”的说法。1999年7月6至8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举行、由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办的“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国际研讨会上，刘述先先生曾将“民间的儒家”从“精神的儒家”与“政治化的儒家”两大意义系统中分离出来。

“我一向认为，儒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如果不在概念上有所分疏，根本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讨论。我自己惯常采取一种三分法：（1）精神的儒家（spiritualConfucianism），这是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也正是当代新儒家通过创造性的阐扬与改造力求复兴的大传统。（2）政治化的儒家（politicizedConfucianism），这是指由汉代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朝廷意理的传统，以纲常为主，但也杂入了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的因素。（3）民间的儒家（popularConfucianism），这是在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杂以道教、佛教的影响，乃至鬼神的迷信。”刘述先：《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2005年10月29至31日在京召开、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2005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上，颜炳罡先生做了《民间儒学何以可能？》的报告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2005年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专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367-384页。后收入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55-175页。。2013年1月18至20日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郭齐勇先生对《民间儒学的新开展》做了专题演講

正式刊发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2015年上半年杭丽华女士发文《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对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2015年赵法生先生发表专文《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

卢国龙主编：《儒道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7-220页。。2015年11月14-16日在北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尼山圣源书院、云深书院联合主办了“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2016年2月22日，颜炳罡先生撰文《“乡村儒学”的新挑战》。颜炳罡：《“乡村儒学”的新挑战》，《人民政协报》2016年2月22日，第9版。另外，还有不少专家学者，针对“乡村儒学”或“民间儒学”进行了不少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什么是乡村儒学呢？借用颜炳罡先生的说法，乡村儒学即儒学的乡村形态。它既是传统乡村儒学的延续，“又是新的历史时期应对人类问题对儒学的新发展”。乡村儒学本色是扎根于乡村社会，切合于民众生活，贯穿于民众的伦理实践；乡村儒学最基本的特质是“大众化、草根化、世俗化、生活化、实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儒学也可称为“大众儒学、草根儒学、世俗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从传统意义上说，乡村儒学“是相对官方儒学、权力儒学而言的。当官方儒学解体之后，它主要是相对于学术儒学或精英儒学而言的”。“相对精英儒学或学术儒学言，民间儒学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是通俗的而非学术的，是生活的而非理论的。”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55页。“乡村儒学的基本理念是：以乡村儒家文化的重建来带动乡土文明的重建，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培育民众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重建乡村的人伦秩序和文化生态。”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卢国龙主编：《儒道研究》第2辑，第211页。这种“儒学的新发展”和儒学的“重建”，用郭齐勇先生的话说就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儒学灵根再植”。

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也就是使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乡村儒学是“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伦生活为体”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13页。。“儒学一定要进入民间”

王绪琴：《“大陆新儒家”与民间儒学的发展——李明辉先生访谈录》，《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走向乡村，“由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学转化为百姓日用应知、能知、可知、所知之学”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60页。，使儒学在乡村成就为人间的无垠绿色，实现乡村儒学在当代社会应有之发展。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儒学伦理的，是温情脉脉的，“传统中国乡村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梁漱溟先生将它定性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就是以伦理关系和伦理情谊为本位”。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卢国龙主编：《儒道研究》第2辑，第207页。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页。但是，这种乡村的“伦理本位”和“‘礼治的社会”已经遭到重创和破坏。梁漱溟先生早就感叹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目前乡村伦理问题比梁漱溟时代更为严峻，那时，传统乡村的教化体系如祠堂、乡绅、家训、家谱等基本还在，可是，由此后来过激的反传统运动，乡村的一切教化体系已经荡然无存。”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卢国龙主编：《儒道研究》第2辑，第211页。“目前农村的意义世界残缺不全，主流尚未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停留在村委会（城市则是居委会）干部的口头里，远离农民的日常生活。”

范丽珠、谢遐龄、刘芳主编：《乡土的力量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页。而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却日益迫切。因此，重建乡村伦理是乡土重建的当务之急。

儒学是乡村的根，其价值之一，“在于以传统优秀伦理来唤醒我们内心固有的善性，以合乎伦理的行为来唤回我们失去很久的敬畏之心、羞恶之心、感恩之心。”

刘云超：《“乡村儒学”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人文天下》2015年第1期。乡村儒学融入乡土中国，重建乡村“‘礼治的社会”，重构乡村的意义世界，使乡村走向和谐有序。尽管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幸运的是，几千年的儒家文明史，“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陆象山讲过，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

原文为“若某则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语出《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包扬显道录》。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

杜维明：《体知儒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也就是说，中国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越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越是拥有儒家的基本价值。”

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它不仅是深入到国人骨髓里的价值观，还已经融合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做事的行為准则。“虽然经过一次又一次、一浪高过一浪百余年批孔反儒的狂潮冲洗，儒学并没有随着这些时代的狂飙而风吹雨打去，儒家的灵根没有从这个民族灵魂深处冲涮干净，儒家的价值观依然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可的价值尺度、是非标准。”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75页。“儒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至今仍然活着。虽然未公开起主导作用，毕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范丽珠、谢遐龄、刘芳主编：《乡土的力量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第12页。儒家的血脉在乡村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儒学的血脉和旺盛的内在生命力，一直在乡村百姓的血液里，这就使得乡村儒学在乡村生活规范和价值信念的重塑，以及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的构建中有了根本上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儒学本质上是生活的智慧和现实的学问，是人伦日用规范之道”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13页。，重视宗族和家庭，重视宗法秩序和家庭伦理。“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变化的，但家庭中的亲情是不能改变的，家庭也是不会消失的。现代社会是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但是恰恰在这样的社会，出现了家庭的危机，与此同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重视家庭亲情，这是有深刻原因的。事实上，在现代竞争激烈和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正是家庭使人有归属感，家庭亲情使人得到温暖。家庭亲情不仅使人的情感得到安慰，而且是人类幸福的源泉。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体验，所证实。”

蒙培元：《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儒学重视爱亲敬长，有着以孝悌为仁之本始的仁爱道德观。在《论语·学而》篇，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中国文化最根源的观念之一，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且为社会普遍接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系统继承了这一价值观并加以系统的说明、发挥、论证，上升为人之所以为之道，强化为华夏民族的共识而已。通过长达两千多年的政治提倡、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作品的宣扬乃至官吏选拔等方式，‘百善孝为先成为中华民族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颜炳罡：《儒学复兴之门何以开启——从中国大陆孝道推行运动说起》，《人文天下》2015年第4期。孝悌为仁之本始，“仁义是儒家最为根本的价值观，是儒家全部理论的依据所在，仁与义，一柔一刚，一阴一阳，撑开儒家的价值世界，昭示了人与禽两重世界的根本差别。”

颜炳罡：《儒学复兴之门何以开启——从中国大陆孝道推行运动说起》，《人文天下》2015年第4期。儒家的孝悌仁义重新接续乡村的丰饶大地，解决最突出的乡村孝道式微、老人处境艰难、自杀率持续攀升等一系列问题，修复乡村社会不断消解而所剩无几的人与人的温情，化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和冰冷，把乡村儒学化为民间大众的行为规范、生活指南、思想向导和信仰皈依，增加乡村深层的价值认同，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

然而，在历史的重创和摧残后，乡村儒学的弘扬和乡村意义世界的重建犹如新生命的开始，任重而道远。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曾将现代儒学比喻为“游魂”

余英时：《新民说余英时文集·第2卷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为什么？余英时在文中指出儒学困境的空前性，“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

余英时：《新民说余英时文集·第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261-262页。过去“儒家通过制度化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传统文化”

余英时：《新民说余英时文集·第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262页。，但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全面解体，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先后动摇和崩溃，“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

余英时：《新民说余英时文集·第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263页。。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失去了可以托身的制度，犹如失去身躯的魂魄，成了“游魂”。同时余先生还说，“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当然也是儒学新生命的开始。”

余英时：《新民说余英时文集·第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263页。“新生命”如何开始？余先生在此文中并未明确回答，但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儒家思想与现代人生》中对此有初步的回答：“近年来我对儒家究竟怎样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的问题曾反复思索。我所得到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避开建制而重新发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55页。

乡村儒学是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担当意识和文化情怀的儒家学者在21世纪乡土中国创造的新的文化实践。“台湾的儒学进入乡村，主要靠的是宗教的力量”

王绪琴：《“大陆新儒家”与民间儒学的发展——李明輝先生访谈录》，《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而大陆的儒学进入乡村则要依赖于一切儒学精英的有力支撑。“儒学从来就不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奢侈品，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发场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接续泰州学派的讲学传统，让儒家从神圣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中解放出来，走向现实生活，将其还给平民百姓，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之学，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应有之发展。”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54页“儒家从来就不只是坐而论道却不起而行动的空头理论家，不只是龟缩于书斋而皓首穷经的宁静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参与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去解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去研究当代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回应这些问题，以求解决问题之道，这才是孔子‘圣之时者的真精神和孟子‘圣贤易地而皆然的真义。”

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11页。所以，“儒家学者的工作不应只停留在撰写研究论著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实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气，鞭挞丑恶。”

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是天理良知不断展现的历史，也是仁义不断实现的历史。仁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然而，无论人类如何追求，仁无止境，义无穷期，人类永远只能在追求仁义的过程中。就人类社会发展目标而言，虽然追求仁至义尽，但仁的全副实现、义的全副实现，永远处在既济而未济的过程中。”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第135页。

弘扬乡村儒学，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儒学学者应当发挥上天的刚健和土地的质朴及天地交合的不息生命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做出长久而持续地努力。让儒家的活水流向中国乡村，使乡民的生命有所归依，内心有所安顿，重建起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