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授予我“胡适奖学金”！

今天是胡适先生125周岁生日，再过十几天，就是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00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文章，拉开了“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幕，胡适先生也由此成为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今天，北京大学也正在举办纪念《文学改良刍议》发表100周年，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以及胡适先生到北大任教100周年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我无法分身两地，心里虽然为没能去北大参加纪念胡适校长的会议而感到些许遗憾，但却有幸来到“中央研究院”，在先生最后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胡适院长，我得承认，我内心的激动比遗憾更加强烈！

2016年12月17日，在胡适先生墓园

[作者简介]

席云舒（1973-），男，原名席加兵，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3）。

这里我想谈谈我是怎样走上胡适研究道路的。说来惭愧，我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胡适先生的名字，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胡先生的文章还没有被选入中学教科书，著作也远不如今天这么普及。我从大学课堂上了解到的胡适，是一个只能写半部书的胡适，一个既主张“文学改良”却又倡导“整理国故”的自相矛盾的胡适，一个宣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胡适，一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胡适。虽然后来也曾听一位老教授讲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但在我的大学时代，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远不如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那时候我们都读过不少鲁迅先生的书，而很少会去关注胡适先生的著作。

2016年12月17日，“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给席云舒颁奖

我这一代大学生还多少受到过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影响，李泽厚先生在文章中竭力赞扬“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使我对《新青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我在大学期间很难接触到这份稀有的杂志，学校仅有的一套影印本保存在图书馆的特藏室，并不对学生开放。我想了很多办法，终于有一次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进入图书馆特藏室目睹了这套杂志的真容，尽管连一篇文章都没来得及读完，但其圈点密布的繁体字竖排版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们这些习惯于简体字横排版的年轻人很难适应这种阅读。那时候市面上还找不到《新青年》的横排版。2001年我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就打算出版一套简体版《新青年》。我费了很多周折找来了一套影印版，没想到电脑录排成了最大的障碍，照排工人根本无法准确、高效地完成录排工作。于是我只好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来把63期杂志逐字逐句录入电脑，前后整整花了6年的时光。等到这套饱经磨难的书2012年终于由黄河出版集团出版时，我已经告别了工作9年的出版界，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整理《新青年》的过程中，我仔细阅读了里面的每一篇文章，这时胡适先生的文章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凸显出来。因为在我看来，在胡适先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高一涵，都空有一腔改革中国文化的激情，却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都还只是在“文学革命”的目的上下功夫，甚至为着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便是一例）。只有胡适先生的文章，从《文学改良刍议》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实验主义》等，谈的在在都是改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具体方法。我无法想象要改良中国文学和文化，却没有具体的、科学的方法，那样能把中国文学和文化“改良”成什么样子！这个漫长的阅读过程逐渐改变了我大学时期形成的对胡适先生的印象。后来我又系统地阅读了胡适先生的著作，对他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同。

由此我也体会到，要想了解一位大学者的思想，只有去认真地读他的书，而不仅仅是听别人怎么讲，每个人讲的胡适都可能只是他自己理解的胡适，道听途说往往会谬以千里。今天，由于胡适先生的历史地位逐渐得以恢复，大陆上对先生的评价日高，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各种关于先生的传闻流布于网络，最流行的一则网文说他在美国读书时天天打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但如果不去读他的书，就很可能对这些传闻信以为真。

2011年我开始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胡适先生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而我最初打算研究的就是胡适先生怎样用他的“实验主义”方法来改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但后来欧阳哲生教授告诉我，胡适的英文论著还很少有人好好研究过，他建议我把重点放在胡适先生的英文著作上。我在为博士论文准备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胡适日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德拉菲爾德、袁同礼编订的“胡适西文著作目录”中提到的不少英文论著，都既没有被《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录，也没有被《胡适全集》收录，于是我开始着手搜集这些英文散佚论著。经过几年的考证和艰难搜集，除胡适纪念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80余篇未结集出版的英文手稿外，我先后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国内民国时期的英文报刊上，共搜集到胡适先生的英文佚文150余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重要的学术论著。这些英文佚文，我已提供十余篇给《胡适研究通讯》刊登，相信大家都已经读到。同时我也正在编一套《胡适英文文集》，希望这些英文散佚文献能够早日与学界见面。我的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这个选题，主要就是通过这些英文文献来确定的。

2016年12月20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学术研讨，右侧为潘光哲教授

我的博士论文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我深深感到愧对今天这个奖项，我更愿意把这个奖项看作是各位专家评委对我所做的胡适英文散佚论著发掘工作的鼓励，希望这批新材料的发现，能够对胡适研究有所助益。

今天，胡适先生的作品已走进中学课堂，大陆已公开出版的有关胡适先生的著作足可以摆满几个书柜，人们对先生的认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所敬重的前辈学者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样的时代虽然还没有到来，但我们已经听见了它渐近的足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