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摘要]每当人们研究唐诗的发展时，有一个必不能跳过的环节——边塞诗，每谈到边塞诗，人们脑海中最先想到的是杨炯、卢照邻、高适、岑参等人。两者作为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共同促进着中国诗歌的发展和繁荣。在康熙帝《御定全唐诗》的四万八千多首诗中，边塞诗占据了约两千首的篇幅，这是个不容小觑的数量。而过去的研究者们往往习以为常地将他们整体化，忽略了边塞诗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作品，也较少注意不同作家之间的创作倾向。闻一多先生曾指出：“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时代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到陈子昂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作为理想诗歌的审美风范，再到张说，其诗歌的表现范围更加广泛，不仅“理关行政” “义涉箴规”可以入诗，以至于“梦上京之台沼，想故山之风月”亦可以入诗。所以，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风格手法，边塞诗作者都存在不同的区别。从边塞统帅代表郭元振、张说和边塞文人代表高适、岑参入手，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引发的情感不同处入手，比较出边塞诗中统帅诗和文人诗两者间的区别。

[关键词]边塞文人；统帅；郭元振；张说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0-0094-04

早在周宣王时代，就可以追溯到边塞诗的源头。保存在《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就可以看作是边塞诗的滥觞，包括将领写诗，《小雅·出车》中：“王命南仲，往城子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1]周宣王给南仲下达命令击退北方猃狁的同时，还直接派写诗的作者在北方筑城，由此不难看出，诗中的“我”也是位级别较高的出征将领。然而普遍的观点都认为：边塞诗产生于隋末唐初，极盛于开元天宝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换句话说，边塞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文学现象。本文从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着手，以唐朝为边塞诗的时间背景，将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息息相关的认识、情景的边塞诗进行对比，比较边塞统帅诗与其他文人边塞诗的异同。

一、报效祖国与实现自我价值

首先，从出使边塞时身份的不同来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文人中，官至宰相又能以将领的身份出使边塞、安邦定国的人屈指可数，而郭元振、张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诗人的为人处世、品性作风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作品。俗话说得好“诗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更好地了解郭元振的边塞诗，我们可以先从郭元振这个传奇人物入手。

郭元振，名振，以字行。作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郭元振在武后、中宗、睿宗、玄宗等朝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新唐书·郭元振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元振）任侠使气，拨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遗宾客。百姓厌苦。”[2]如果仅依据《新唐书》中的记载，郭元振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担任县尉的他却如此扰害百姓。但在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形状》中，却另有一套说辞：“元振至县，落拓不拘小节，尝铸钱，掠良人财，以济四方。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2]此记载中非但没有掠卖人口，即使“掠良人财”，其目的也是为了“以济四方”，而非“遗饷宾客”。张说和郭元振两人年代相近，同朝任官，且时有文章赠答往来。所以，从张说对郭元振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了解郭元振的为人。虽说张说是称赞郭元振的文，说它“文章有逸气，为时所重”。所以，我们从“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的观点出发，郭元振也不可能是《新唐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可以说，郭元振其人不仅任气使才、具有传奇色彩；作为将领，郭元振在边塞立下的军功更是不可磨灭。长安元年十一月，突厥与吐蕃联合进犯凉州，当时的凉州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城中也因此而斗米万钱。郭元振临时受命，出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到了凉州，突厥、吐蕃闻风退去。同时，郭元振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从而彻底解决了凉州地區十分紧张的粮食供应问题，平衡了粮价。郭元振在凉州任命的五年，《资治通鉴·武后纪》是如此评价的：“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睿宗先天元年，元振担任朔方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任职期间，郭元振修筑了丰安、定远两城，作为行军聚集之所，在边防上也颇具战略意义，“后世颇赖之”。

如此所向披靡、足智多谋的郭元振，其边塞诗又是如何来表达他多年征战边关担任统帅的感受的呢，他创作的边塞诗与其他文人边塞诗又有何区别呢？且看郭元振仅存的一首边塞诗《塞上》：“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3]使人们能感受到作为一个边塞将领所带有的沉重责任感，相比于郭元振的激昂慷慨，其他文人创作的边塞诗却有所差别。这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唐朝（主要是初盛唐）国力强盛，国威远扬，中外交往密切；同时为开拓国土，边塞战争十分频繁；唐朝尚武的风气和科举入仕的艰难使得一大波不得志的文人都向往去边塞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一方面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在边塞立功得到朝廷的赏识，而入朝为官。

我们所熟知的边塞诗人骆宾王、高适、岑参、王翰、王昌龄等都是如此。骆宾王，字观光，他是唐代第一位有较大成就的边塞诗人，创作的边塞诗较多，他曾多次投身边塞，如西北、西南和北部边塞。也正是在西域充军的经历改变了骆宾王的人生轨迹，为他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提供了机遇。他创作的邊塞诗与郭元振不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经历，以一种自荐的方式希望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出使边塞时的骆宾王是不得志的，与郭元振作为将领出使边塞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如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是写给裴行俭的，前半部分追述自己宦海沉浮而不被用的经历和感慨，后半部分则通过描写边塞的军旅生活，表达自己的心志，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得视边塞，万里何苦辛……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又如《夕次蒲类津》：“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3]诗的前两句明显表达了作者期待在边塞苦战之后能功成名就，像班超那样封定诸侯；同时，诗的后两句又提醒自己及边将，不要像李陵那样使国家蒙羞。纵观骆宾王的边塞诗，往往不是单纯地表现诗人的边塞生活，而是把边塞和京华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他的边塞诗不仅写眼前，而且回忆自己的过去，并期待未来。所以，骆宾王的边塞诗是一种充满身世感慨，而感慨之余又渴望得到朝廷重用的作品。

郭元振和骆宾王同是写边塞诗，从两者出使边塞的身份来说，郭元振是作为将领出使边塞平定叛乱，维护边疆稳定；而骆宾王则是在京得不到朝廷重用，以一种失意文人的身份出使边塞，希望在边塞建功立业从而得到朝廷的赏识。一个出使边塞纯粹是为了报效祖国，一个是含有个人目的和感情色彩。

二、要求自己与依附他人

统帅边塞诗和文人边塞诗的不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人边塞诗多少带有理想的成分，希望入幕于好的将领，能带领他们打胜仗；而像张说这样的边塞统帅诗人则更注重现实的成功与否，他们不求助于别人，而是求己为国、为人。

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和郭元振一样，张说也在武后、宗中、睿宗、玄宗四朝为官。开元前期，他曾三次临边，带领军队平定叛乱，是开元盛世的功臣，与姚崇、宋璟等人一起被称为一代贤相。作为边塞统帅的武将，张说一生不脱离文人本色，对开元前期的文化建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唐书·张说传》中评价他：“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与苏颋一起被称为“燕许大手笔”。

张说的一生虽不像郭元振那样充满传奇色彩，但同作为边塞统帅的他，在描写边塞诗时，既有英勇雄浑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作为文人文采风流的一面。如他《邺都引》中的开头四句：“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将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另外，在他的《幽州夜饮》中：“凉风吹夜曲，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唐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3]作者在诗中通过抒发自己“重义轻生知许国”（《巡边在河北作》）的热忱，来表达边城将士却敌戍边的雄豪气概。这种气概是其作为边塞将领由内而外所抒发出来的，不假他人，来得比谁都真切。虽然末尾两句不免有颂圣的痕迹，但从前面“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的“宜”“重”二字中，作者更加突出的是作为将领的责任意识，这是其他文人边塞诗所不具有的情感。即使有像杨炯那样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和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慷慨豪迈之气，但他们的抒情出发点都是以现实的不得志、无法实现理想抱负为基础，他们渴望的建功立业之心更强于为国之心。张说与他们不同，作为统帅，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安邦定国、免除边境之扰，“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国家的安稳繁荣重于个人的名利。[4]又如他的《幽州新岁作》：“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此诗中不仅有作为统帅的责任意识，另一面也多了一抹久戍边塞、岁月蹉跎的忧患之感，将士们通过常年的戍守边疆从而使得京城稳定繁华。通过“去岁”“今年”所形成的时间差，张说在诗里多了一份对自己将士们的体恤之情。这种时光流逝的感慨在张说的边塞诗中多有体现，如：“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

相比之下，作为文人边塞诗代表的高适、岑参在诗中描写边塞的环境和通过环境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更加细腻。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篜，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还有他的《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又如高适的《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立马眺洪河，惊风吹白蒿。云屯寒色苦，雪合群山高。远戍际天末，边烽连贼壕。”风、马毛、寒毛、白蒿、寒色等景色的描写，不仅表达了作者身临边塞所见之景，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由这些所见之景所抒发的感慨：有对边塞艰苦环境的感慨，边塞将士们不仅面临征战的危险，同时还得忍受恶劣环境的煎熬，但尽管如此，将领们依然能在艰苦环境下带领将士们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如此，以高适、岑参等为代表的边塞文人注入更多自己的感情于诗中，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因为在京城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被朝廷重用，但出使边塞后不能遇到好的将领依旧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人边塞诗中，也有大部分诗作表达希望遇到英勇将领来带领他们建功立业的愿望。如高适的《蓟门五首》中“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江军”，“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 。这种感情最浓烈的抒发是在他的《塞下曲》：“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此诗作于在哥舒翰幕府任职期间，作者强烈地表达了想跟從有军事才干的主帅哥舒翰立功边塞的心情。作者不仅一反过去作品自谓穷书生而与豪贵作对比，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不平，而是反过来嘲笑文士，认为文士苦读书无用，还不如从军来立功封侯！

三、文人的依附性

因为边塞文人与边塞统帅之间有身份的区别，所以两者在心态上也存在较大的区别。简单来说，边塞文人对边塞统帅或者说幕主存在强烈的依附性。不管文人到边塞是受幕府的聘请还是自己主动投靠幕府，他们将来的出路往往都要依靠府主的荐举，“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与府主形成一种升沉与共的关系。如岑参在安西得知封长清因败于安史叛军而获罪时，就忧心忡忡地悲叹道：“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送四镇薛侍御东征》）也正是由于边塞文人和府主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使他们在写诗时难免会表现出一种对主帅或者府主的阿谀奉承之情。这种情，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感激或是为了博得府主的青睐，另一方面不免带有为主帅吹嘘军功、广造舆论之意。所以，在对待自己所依附的府主或者将帅以及有关战争的问题上，边塞文人很难像边塞统帅那样冷静客观地看待。相比之下，边塞统帅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求助于自己取得战争的胜利，为国家争光、维护边境的稳定；他们也不阿谀奉承于任何人，他们真实的描写边境的情况，真实地抒发他们在边塞时的感慨，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郭元振和张说。

边塞文人高适，其前后两次出使边塞就存在鲜明的对照。前期北游幽蓟、送军青夷，那时的高适身份自由，观察问题时的角度接近于一般的文人士卒；后期高适入河西幕府，情况就不一样了。如前期诗中有描写对唐玄宗开边的微词：“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而到后期，高适却在诗中把开边看成是壮举：“上将（哥舒翰）拓西边，薄才忝从戎。岂论济代心，愿效匹夫雄。”又如，高适为布衣时，曾面对广武古战场发出“缅怀多杀戮，顾此增凄怆”的感慨，而当他入幕哥舒翰幕下時，却反过来歌颂战争的残杀。高适前期所创作的《燕歌行》等，抨击边塞统帅的骄纵，如历史记载哥舒翰“好饮酒，颇恣声色”，等他到了河西幕府时，这方面的写作竟不见一语。

不仅高适，同为代表的边塞文人岑参也存在着对边塞统帅的依附性，作品中也存在着前后兩种不同的态度。如他的《武威送刘单判官》中写道：“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苍然西郊道，握手何慷慨。”这首诗属于岑参和朋友之间的赠别诗，由内而外抒发的感情较真实。诗中，岑参对战争的残杀是痛恶的，无论是“断人肠” “天萧条” “鬼哭”還是“多髑髅”，岑参笔下的战后场景都是触目惊心的。而这种触目惊心到了《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中却变成了血淋淋的描写和庸俗的吹捧，是作为幕府文人对统帅的那种不假深思的信口歌颂。如现存岑参居北庭封长清幕府期间的诗作约有40余首，而直接写明奉献给封长清的作品就有12首。“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 “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正是因为边塞文人对统帅的感恩知遇和追随报恩意识的强烈，决定了他们创作诗歌时的态度。当然，高适、岑参等作为幕府文人，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和最能引起读者感受的是他们那些对边塞生活和风光的描写，以及抒发他们投笔从戎和实际感受的情感。所以，两者并不矛盾，不一定抒发阿谀奉承情感的就不是好的作品。

四、结语

虽然在文章中只举出了郭元振和张说两位具有代表的边塞统帅诗人，来对文人诗和统帅诗进行大致区别，不够详细也不够深入。但从整体来说，郭元振和张说作为边塞诗中的另类，其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地位还有待人们去挖掘和发现。文中只是从身份不同、理想不同和文人对将领所特有的依附性三方面入手，由外部身份的差异，再到随之而来的情感差异，使以郭元振和张说为代表的统帅——“文人中的武将，武将中的文人”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文人区别开来。对郭元振和张说两位传奇人物，不能因为其政治身份而对其文学上所做的贡献关注较少。当然，还是有少数学者认识并提出两人的重要性，对张说和郭元振二人给予了更多介绍。张安祖在论述“张说对唐诗发展的贡献”时指出：“认真研究张说这类在唐诗发展史上处于过渡阶段的作家和他们的呈现过渡形态的作品，对于弄清唐诗发展线索和历程是很有意义的。”[5]

[参考文献]

[1]陈俊英.诗经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07.

[2]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曹寅，彭定求.全唐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刘咰.旧唐书·哥舒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张安祖.唐代文学散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责任编辑：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