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子阁

摘 要：本文介绍了供给学派，并评价了将供给学派理论付诸实践却受颇多非议的里根经济学，并分析了里根经济学与如今当政的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异同，并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进行了分析和区别。

关键词：供给学派 里根经济学 特朗普经济政策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8（c）-170-03

1 对供给学派的介绍

供给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这个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而对报酬的刺激能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而自由的市场经济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所以应该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从20世纪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到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再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供给学派的思想。

2 对于里根经济学的评价

历史上对于里根的经济改革褒贬不一，赞许的人们认为他帮助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局面，而后美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良好增长。但是也有人认为里根经济学与美国经济复苏并无关系，在其实行经济复兴计划后，导致了美国经济史上的“里根大衰退”。在其连任期间美国财政赤字暴涨，造成“里根综合症”，这个综合症包含了许多方面。

第一是巨额的财政赤字，里根在就任和连任的演说中表示“必须削减赤字”，而在他8年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却高达13386亿美元，超过了他所有前任204年中的赤字总额。以反对凯恩斯主义为基石的里根却创造了远超凯恩斯主义盛行时的赤字记录，此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总体上一直呈快速膨胀的态势，巨额的赤字成为美国政府的常态，成为“里根综合症”的主要症状。

第二是巨额的贸易逆差，二战之后美国保持了多年的贸易顺差，但1976年起就连续出现逆差。在里根前任卡特时贸易逆差总额达到1447亿美元，而里根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内的贸易逆差分别高达2597亿美元和5962亿美元。而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里根政府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其霸权使日本、德国等国家“自动限制”对美国的出口。但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未因为美国的霸权措施而减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与财政赤字类似，在里根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巨额贸易逆差也称为“里根综合症”的另一个典型症状。

第三是巨额的国债，由于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所以巨额的财政赤字必然导致巨额的国债。里根上任之前，即1980年美国的国债规模为7119亿美元，而他执政8年后国债规模达到了2.1万亿美元，在他8年任期内增加的国债将近达到其所有前任累积的国债的两倍，国债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25.8%上升到41%。巨额的国债带来沉重的利息反而又成为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国债与赤字之间相互“促进”，成为“里根综合症”的又一顽症。

第四是巨额的外债，里根上任之初，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拥有1407亿美元的净债权，而到了1985年，美国却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成为净债务国，到了1986年，美国净债务达到了2650亿美元，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到1988年达到5320亿美元。巨额的外债也成为“里根综合症”的一个症状。

第五是巨大的贫富差距，里根在上台之初把最高累进税率从70%降低到了28%，使中上层纳税人在数年内累计得到了7490亿美元的好处，而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纳税额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通货膨胀而上升了20%。同时，里根还削减了大量的扶持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项目，这使得美国的贫富差距更为悬殊。里根经济学使美国的穷人饱受煎熬，人们称里根任期为美国穷人“失去的8年”。

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并不是里根经济学的功劳。在其执政期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却不比滞胀时期出色。除了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革命”，使得美国经济有所缓解之外，里根综合症带来的影响都在一直影响着美国。

3 里根时期与特朗普时期经济政策的异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台时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力图恢复美国的经济增长。比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实行一揽子的减税计划，废除房产税，提高个人免税金额。总体上来看，特朗普的政策與他的前任奥巴马政策有较大的变化，在经济理论上更加倾向于供给学派。

其实特朗普与里根两人的经济政策是有多处相类似的。第一，在税率方面，特朗普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的税收，废除遗产税，房产税等；里根政府也实行了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对于个人所得税，里根完全采用供给学派的观点，减税时只看税率，不看纳税的绝对数额。对于企业则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对于企业的发展利润投资给予优惠税。第二，在政府支出方面，特朗普削减政府预算和社会福利开支，除军队、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部门外停止招聘新的员工以削减开支，撤销或替换奥巴马的医保方案，降低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里根也在其执政期间压缩社会福利，力图减少赤字。这也是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促进劳动力进入市场，这与供给学派的福利政策不谋而合。第三，在就业方面，特朗普力图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张制造业回流美国来增加就业岗位；里根政府也主张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第四，在对于企业和市场的监管方面，特朗普主张放松对市场的监管，废除针对市场过分监管的法规；里根在任期间也要求放宽或取消管理企业的法规，鼓励企业投资和发展。第五，对于货币政策，特朗普主张加息，反对低利率，以此控制通货膨胀；里根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以稳定物价。

虽然两人的改革方案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里根经济学融合了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以货币学派为基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以供给学派为基础，实施大规模减税以刺激投资增加供给，与此同时也倡导自由贸易，他新自由主义的理念直接导致了如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加深；而关于特朗普，其竞选时的经济政策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而且许多政策之间还存在逻辑冲突，其贸易政策有着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其次由于特朗普与里根所处的经济背景不尽相同，里根上台时面临的是通胀率高达两位数的恶性通胀、失业率为8%居高不下与经济衰退问题，也就是“滞胀”，而特朗普面临的是低通胀，高赤字和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如今美国失业率为4.6%，已接近充分就业，但如今美国收入两极分化严重，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里根解决问题的目的是降低通胀，刺激经济增长；特朗普的主要目的是稳通胀，保就业，治理美国的经济结构性失衡。所以里根经济学主张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抑制恶性通胀（核心通胀率达到12%以上）。但是目前特朗普所面临的美国核心通胀率（即剔除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和能源价格变化之后的价格变化率，由于这两种价格变化较为频繁，幅度较大，受供给方面因素影响较大，所以剔除他们更有利于判断价格总水平和社会总供求平衡状况）不足2%，特朗普无需大幅收紧货币政策。

4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异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虽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许多差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供给学派的许多思想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许多联系和借鉴意义。

第一，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思路需要从供给侧加强管理和调控。

第二，对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供给学派所倡导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对于解决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问题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在我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结构下，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都得到了扭曲，宏观上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失衡状态，这是一种违背市场机制的国家干预主义。

第三，应该重视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制度和机制创新。供给学派经济知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供给学派认为，市场机制、生产效率最为核心的要点就是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上，创新是最为核心的。我们在借鉴供给学派知识时，不能只重视供给侧，而是应该在根本上借鉴经济增长的创新这种认识。

总的来说我国如今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供给学派并不是简单的等同，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发展有我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促成社会的发展。

5 文献综述

除了上述讨论外，我国学者围绕供给学派理论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供给学派理论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比较分析、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的评析和启示、部分学者也借鉴了供给学派思想提出了针对我国国情的政策建议。

供给学派理论对于我国的适用性分析是我国学者讨论研究的一个热点。朱莹莹（2011）作了在金融危机下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适用性分析，她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也不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与条件，如今我国现状是没有有效供给，对经济的干预长期过当，政府干预失败。而供给学派主张供给，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符合我国国情。胡胜蓝（2010）认为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都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非常成功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法得出二者孰轻孰重的结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更适用于危机发生时和发生后一段时间的我国经济，而供给学派财政政策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供给学派有关削减福利支出的理论仍不适用于如今的中国，只有综合运用需求和供给管理才能实现经济的良好运行。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并且仍将產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张弥（1999）比较了国内外供给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与特点，认为国外供给学派主要是研究制度和经济结构既定条件下的供给不足问题，而中国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指出，中国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低效率导致的，而且低效率的根源是体制问题。另外他们还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下，高投入替代低效率有可能把产量维持在一个既定水平上，但是同时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是高投入，深层症结是生产和供给的低效率。

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是我国学者讨论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曹建新和黄尔妮（2011）指出了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他们认为供给学派理论局限性包括必须满足前提条件的性质、忽视阶层分析法、功利的工作观和忽视非劳动收入等。我国应降低政府开支，通过免征额、起点税率、边际税率等的科学组合合理收取个人所得税，实行税收与物价指数挂钩，简化税制，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避免通货膨胀引起的“税级爬升”，解决税收问题。刘孟琦和袁娟（200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向税率低的地方流动，其他国家税率降低而我国税率保持不动，必将削弱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因此结构性减税并非以我国税收收入减少作为必然代价，而是进一步完善税制并优化税收结构的必然选择。我国应通过降低个税边际税率，统一企业所得税，调节消费税，完善配套措施来进行结构性减税。

也有许多学者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联系我国实际状况提出了一些具体应用方面的启示。张智明（2001）运用供给学派理论提出了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建议，他认为供给学派虽然是兴起于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其中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观点对于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有一定借鉴意义。产量是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加大要素投入可以加速西部的生产发展；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限制性规章条例，为投资主体创造宽松的环境。张胜兵（2006）指出了我国现阶段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存在一系列问题，供给学派的理论有利于改变我国国家行政机构对企业干预过多，政企不分的现象，并为我国现阶段利用国家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我国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卓有成效，调整和减少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干预，从更多地强调政府宏观管理转向更多地强调激活企业的微观活力，由此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世界知名企业。罗良文 （2002）指出在我国，只有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有望比较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他认为，供给学派重视借助于劳动力市场来使劳动力资源得到较高效率的配置的思想，应当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大方向。如果劳动力市场得不到完善，我国的劳动就业方式就走不出行政配置方式的怪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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