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应秋 王萍

摘要：清末民初是贵州教育发展史上重大变革期，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式教育是当时教育改革的重点，它主要表现为贵州各级各类学校迅速发展，近代学校体系逐步形成和发展， 近代学校初露端倪。因此，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体系形成过程与发展原因值得教育史研究者探讨。本文对清末民初贵州学校体系形成作系统梳理，概括其发展特点，分析其发展原因，探讨它对贵州文化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形成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6-0024-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06

清末“新政”后，晚清社会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变革步伐加快；民初，西方思潮在中国社会激荡，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在此社会背景下，贵州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变革的洪流当中，从而引起贵州社会急遽变化。近代学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清末民初贵州社会变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清末民初，贵州当局在建立和完善近代学校体系过程当中，采取相关措施和发展思路，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值得探究。

一、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发展状况

1894年严修到贵州任学政，对贵州教育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将西方教育思想和近代学制引入贵州。1897年严修仿照张之洞在四川举办遵经书院的办法，对贵州学古书院进行改革。1898年贵州巡抚王毓藻将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经世学堂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诏书，贵州巡抚邓华熙在当年将贵阳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1904年林绍年由云南调任贵州巡抚，感到“成效尚觉难期。推原其故，皆由小学、中学未能遍设，教习非尽学堂卒业之人。”“惟边省风气初开，既无完全师范，所取学生亦未合格。而管理未尽得法，一月有数人之假归，一年有数次之考补。新旧搀杂，程度悬殊。教员一日之内，叠教四五等之学生，既苦劳而无功。学生去来无定，志业屡迁，亦皆勤而无获。三年以来，空悬‘高等之名，而尤中学之实。固由规模未备，亦办理不善之所致也”。[1]鉴于此，林绍年下令停办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在官府提倡，民间热心办学的情况下，贵州很快掀起一股办学热潮。全省各府厅州县大力兴办学堂，逐步建立从初等到高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校体系（表1）。

表1可知，清末贵州不仅建立从小学堂到高等学堂的普通学校，还开办有职业学校性质的实业学堂和军事学堂。虽然这些学堂受经济、政治等因素制约，规模较小、师资短缺、条件简陋，但它们毕竟与旧式书院、义学和私塾不同。这从办学理念能看出两者本质不同。清末，贵州当局举办新式学堂的根本宗旨在于学以致用，如开设师范、农业、矿业、法学、军事等各级各类学校；而旧式教育开办书院、义学和私塾的理念恪守传统道德文化，开设课程内容单一，读经和学习八股文，它们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这充分表明清末贵州举办新式学校已经摆脱旧式教育体制的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近代学校体系。

民国初期，贵州各派军阀之间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缓慢。1926年，周西成主政贵州。在贵州各派军阀中，周西成比较重视教育，他任命有留日经历的周恭寿为教育厅长。在周西成的支持下，周恭寿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和发展贵州教育，制定切合贵州实际的教育政策和法规，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又有发展，其发展如下：

小学教育。民国初期，贵州小学教育有一定发展。1915年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上报教育部《教育部咨询所属学校数目学生名额及筹备情形》统计，当年全省小学从清末的658所增加到1340所，其中含女子小学111所。1917年全省有小学1922所。1930年全省有小学1752所。[3]

中學教育。民国初期，中学分为省立和联立两种，省立中学设在贵阳，联立中学设在各府所在地，由附近各县联合举办，经费由各县共同承担。1926年贵州省教育厅将全省划为8个中学区，每区设立省立中学一所，联立中学一律改为省立中学。在此前后，还相应建立一批县立中学和私立中学，全省中学发展到26所，但全省举办中学的县仅有13个，仍有72个县未举办中学。

师范教育。1912年贵州当局把清末举办的其他师范学堂先后停办，只将清末举办的优级师范简易学堂简易科改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21年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立。直至1935年中央军入黔，全省仅有正规的男女师范各1所。

职业教育。民国初期，职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种类型。甲种职业学校与中学同等水平，乙种职业学校相当于高等小学。辛亥革命后，清末贵州举办农林学堂改为农业学校，矿业学堂和蚕桑学堂随之并入农业学校，改为甲种农业学校。从1912-9128年，除一些短期培训讲习所和2所短期存在的职业学校外，贵州正规职业学校有甲种实业学校1所，乙种实业学校5所。1928年农业学校停办，只在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科，直至1935年贵州职业教育留下空白。

高等教育。辛亥革命后，清末贵州举办的6所高等性质的学校陆续停办或改办中等学校，仅有官立贵州法政学堂和公立宪群法政学堂2所。1928年周西成将法政专门学校改为贵州大学。次年，由于经费原因停办。至此，贵州再也没有举办高等学校。

从上述所列学校体系建构可以看出，民国初期，贵州近代学校体系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除小学和中学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外，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都在减少，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举办高等学校的情况。如前所述，民国时期贵州开办学校出现停滞现象，与当时贵州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当政者无心发展教育有关。仅在周西成主政时期有一定起色，随着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战败身亡，贵州教育又出现回落。

二、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发展的特点

清末民初，贵州教育在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大背景下，积极融入时代潮流，初步建立贵州近代化学校体系。但是贵州近代化教育体系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办学主体多样化

清末民初，传统教育急剧转型，贵州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办学以外，一些团体、个人和教会也在创办学校。其办学形式有：

1官立学堂。如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级各类学堂，它是清末民初贵州主要办学形式。

2社团学堂。如华之鸿、唐尔镛、任可澄等人创办通省公立学堂是当时贵州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中学。

3客藉学堂。如四川、云南、江西、福建等外省人士举办客藉学堂，后来演变为各省同乡会会馆学校。

4私立学堂。如平刚、彭述文等于1904年举办寻常小学堂（后改为合群小学）；同年，黄干夫、凌秋鹗等人创立的民立小学堂（后改为达德学堂）。

5教会学校。清末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石门坎办的光华学校和基督教内地会在贵州赫章葛布办的志华小学等。

6女子学堂。仅贵阳有7所女子学校。

民国初期，贵州办学主体与清末基本相同。仅在办学规模和数量上有所变化。新式教育兴起以后，贵州省对私塾并未严加禁止，而是要求改良以后作为新式小学的补充。1912年贵州学政司订立了《改良私塾办法》十二条。1920年贵阳地区尚有私塾100余所。大批私塾通过改良，成为贵州初等教育的重要补充。1934年贵州有小学1819所，其中40%为私立小学。

（二）各级各类学校分布不平衡

清末民初，贵州各地学校发展很不平衡，差距较大。贵州学校分布的不平衡性在地域上尤为显著。以1917年贵州各地区小学分布状况来说明贵州学校发展的不平衡性（表2）。

表2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贵州小学数量分布严重不平衡，遵义地区教育文化相对发达，开办小学数量最多，达到405所，而毕节地区教育文化发展较为滞后，开办小学数量仅有85所，前者开办小学数量是后者的476倍。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贵州各地小学分布极不平衡。

再以贵州举办中学为例来看学校分布不平衡性。由于受经济条件影响，贵州办学十分困难，以致贵州教育不发达，中学办学方式采取几县联合办学，这种办学模式称为联立中学。教育厅直接举办的中学称为省立中学。全省8所中学除贵阳模范中学为省立中学外，其余为联立、私立或县立中学。 1917年，全省有8所中学，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都匀、安顺等地，全省90%以上的县没有中学。直至1930年，全省共有中学26所。然而，这26所中学，仅分布在13个县，其余72个县仍未举办中学。

（三）学校发展规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清末民初，贵州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特别是民国初期，贵州军阀混战，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形势，当政者无暇顾及教育发展。教育经费枯竭，学校发展受限，严重影响贵州教育发展，使贵州的学校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915年贵州有小学1340所，在校学生50639人；1930年发展到1752所，在校学生83000人，在全国居于33位，处于靠后位置。1930年全省有中学26所，在全国排列第26位。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全国总平均为227%，贵州为5.53%；全国平均每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为11.07人，贵州仅为3.99人，在全国各省中排在26位；中学数量在21位，学生数排在20位，经费排在24位，中等学校学生均费排32位。每千人中受初等教育的人数仅为5人，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在第33位；平均每人负担教育经费全国平均为0.1048元，贵州为0.023元，在全国排31位。”[5]显而易见，清末民初贵州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无论是学校数量、在校生人数，还是教育经费都在全国处于靠后位置。

三、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发展的原因

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快速建立与蓬勃发展有诸多方面原因。但总体来讲，它与地方官员积极拥护清末“新政”和维新知识分子广泛宣传新学思想密不可分。

（一）地方官员积极拥护清末“新政”

清末民初，贵州地方社会进入转型变化阶段，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向近代教育制度转变。其主要得益于清末实行“新政”，废科举、倡新学之推动。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设立蒙养学堂。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5年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从1906年起废除科举，清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于是，这场由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在全国迅速展开。清廷颁布兴学诏书后，贵州各级官员积极响应。“当科举将停未停之际，本省学校渐次萌芽，在官府方面，奉中央命令，不能不有所兴革。……故在光绪三十年前后，官立私立学堂皆次第兴起”[6]显而易见，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贵州地方官员积极拥护中央教育改革政策。在地方官员推动下，学校在贵州各地普遍涌现，他们大力兴办学校，并对以前的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整改和加强，使之完善，初步建立起近代学校体系。

（二）维新知识分子在贵州广泛宣传“新学”

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一折》奏议“自京师及各府州县皆设学堂。”戊戌变法失败，李端棻因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运动被流放新疆，中途遇赦，转回家乡贵阳，继续宣传维新改良派的教育思想。在维新知识分子李端棻、严修等一批有识之士提倡、鼓吹、践行之下，贵州一些知识分子既不满于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落后，又勇于探索变革现状，加上社会新思潮对旧思想冲击，引起这些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新观念的向往，进而对“新学”采取拥护和支持态度。[7]新学火种传入贵州，便呈燎原之势，薪火相传的研习新学之风在贵州各地日渐兴盛。尤其是严修对学古书院的改革及经世学堂的成立，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严修在经世学堂讲授现代科学知识，开创贵州第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进行现代教育的讲学活动，新学第一次有规模、有意识地移植贵州，迈出贵州近代教育第一步。因此，维新知识分子将新学思想传入贵州，使贵州知识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这为建立贵州近代學校体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对教育文化的影响学校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它对教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清末民初，贵州近代学校的发展对贵州教育的影响主要在于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培养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改变社会风气方面。

（一）推动西方自然科学在贵州传播与发展

近代学校为贵州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播下种子。明清以来，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八股取士是官僚阶层的重要来源，成为读书人的风向标。八股文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人的聪明才智，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毫无益处。然而，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被视为商贾、工匠之流的学问，在明清时期倍受冷落，造成大众自然科学知识水平低下，精通自然科学者，寥寥无几，成为“绝学”。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列强能打败清朝，科学技术起到决定性作用。为此，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科技知识。1862年，贵州籍贡生黎庶昌在京疾呼“请开绝学”[8]，由此引发知识分子群体注重研习自然科学的倾向。贵州荔波籍人郭竹居用自己修撰的《勾股细草》作为经世学堂的教学教材。贵阳籍人李裕福精于数学，他丁忧回乡后，帮助严修办经世学堂，亲自讲授数学。正是这些精于西方算学的知识分子借助新式学校为贵州培养一批具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如彭述文、黄干夫等皆是自然科学的佼佼者。严修对彭述文如此评价“陶其凎以彭述文解天元开方遒长草呈，开与福田之法恰同。”[9]由此可见，近代学校为贵州知识群体学习西方科技知识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

（二）在培养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方面提供重要舞台

学校在培养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它为近代知识分子成熟提供途径。近代以来，贵州具备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脱胎旧体制。如科学会的创始人平刚、徐天叙、张协陆，算学馆或达德学校的创始人黄干夫、凌秋鹗、黄齐生等人都是旧学中的士子。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曾醉心科举仕途，取得过秀才身份。他们的价值观和人格，或多或少保留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然而，他们之所以与旧有的知识分子不同，是他们在社会大变革的潮流下，敢于捕捉和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他们创办近代学校，既成为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里程碑，又自身從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其次，近代学校是培养贵州近代知识分子的沃土。自1902年以来，贵州初步建立近代学校体系，一批从事近代教育实践而率先近代化的知识分子，以学校为基地，以近代化为目标，担负起在贵州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为职责，培养和造就贵州近代化所需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达德学校为例，20世纪的前20年，培养王若飞、刘方岳、谢六逸等，他们成为推动贵州，乃至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杰出知识分子。从早期达德学校毕业生，又担负起造就新人的任务，他们薪火相传，为贵州现代化培养一批批不可缺少的知识分子群体。[10]

（三）在改变社会风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学校对贵州社会风气影响极为宽泛。以男女接受教育权利而言，让女子享有男子同等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女子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社会伦理规范。在封建伦理规范下，剥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被社会广泛认同，成为当时社会风气。近代学校让女子接受教育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彻底否定。如贵州达德学校在致力完善教育体系的同时，开风气之先，将女子纳入教育轨道。1905年凌秋鹗和黄齐生在达德学校招收女生，凌秋鹗为此誓言“男女共校，自吾校始。”[11]1933年达德学校率先在高中实行男女同班授课。又如，1915年遵义县长周恭寿开办县立女子师范，正式招生并分别设立师范班和简易班，它是贵州省最早的女子中等学校。

中国封建社会男女缔结婚姻关系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伦理观念，由此导致许多女子成为封建婚姻的殉葬品，过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苟延残喘的悲惨生活。近代学校崇尚人格独立教育，它反对封建社会习以为常的陋习，为妇女解放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1925年黄齐生任遵义省立三中校长，他对学生讲述自己早年出游巴黎、伦敦的所见所闻，以此开阔学生视野，学会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他支持学校青年余维德、杨德容的自由恋爱，在当时引起社会很大震动。[12]这些事例说明清末民初近代学校在实现男女平等教育，婚姻自由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变贵州社会积成已久的陈规陋习。

结语

清末民初，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贵州教育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说。从纵向看，清末民初是贵州学校体系从传统走向近代、封闭走向开放的时期，地方教育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受教育阶层分布日趋广阔、教育平民化程度不断提高、办学主体日趋多样、办学效率不断提高等；从横向看，由于贵州军阀混战，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就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与全国相比，仍处于落后地位。然而，从贵州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末民初是贵州近代学校体系逐渐完善的时期，它为当今贵州教育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任可澄，贵州文史馆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六[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25.

[2][4][5]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 教育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358， 405， 423

[3][6]孔令中. 贵州教育史[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88： 284-291，150.

[7]冯祖贻，曹维琼辛亥革命—贵州事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118

[8]黎庶昌应诏陈言疏，王廷熙等辑：《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一。

[9] [12]林芊.辛亥革命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M].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374-375，378.

[10]严修蟫香馆使黔记，丁酉八月二十三日。刘泳唐选辑，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州地方志参考丛书》，贵阳：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1986.

[11]凌秋鹗凌秋鹗致曾俊候的信[J]贵州教育志通讯，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