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一

《清代野记》（以下简称《野记》）是近人笔记中比较著名的一种，它的作者“梁溪坐观老人”却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徐一士《梅巧玲》一篇引其书，认为作者即张祖翼，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也说“传作者为桐城张逖先祖翼”，惜均无实据耳。前一段时间在上海图书馆翻书，发现张祖翼的手稿《下里巴人集》及《磊庵金石题跋记》，据以综合考索，可确定坐观老人就是张祖翼（笔者另撰《〈清代野记〉作者之谜》一文，见《南方都市报》2017年2月28日）。根据这些手稿、《野记》以及新近出版的《张祖翼书法集》，大致可以复原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些片段，尤其是坐观晚清兴亡的三十年。

张祖翼字逖先，号磊庵、磊龛等，又号局中门外汉，晚年名其斋曰濠庐（得名于濠湖，即无锡鹅湖），安徽桐城人。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据笔者所知，目前仅存《下里巴人集》中自撰《清故遗民桐城张处士墓志铭》》一种。《下里巴人集》为手稿，封面有“磊翁六十五岁以后放”，并有“玉鉴堂藏书第七七二号”印记，当为无锡孙祖基旧藏。中有夾片一张，题云：“桐城张祖翼，字磊庵，工金石文字，尝西至埃及仿古，寓居吾邑最久，余幼时即熟识其名。此为其文稿之一，虽无精彩，惟亦足为寓贤留鸿爪也。”审其笔迹，即出自孙氏之手。据墓铭所载，张氏始祖出自江西鄱阳，明永乐年间岁饥，始祖贵四始迁桐，遂为桐城人。自其六世祖张淳考中隆庆戊辰进士以来，累世科第不绝，曾有“四代十翰林，三代十高官”之誉，以张英、张廷玉官位最为显赫。其父承涛，字春泉，号小庄，与冯志沂等人长期客居胜保幕中。其自述生平云：

处士生而颖悟，五岁就塾，十二毕五经，遂捉笔为文。顾不屑为举子业，好杂览群籍，师尝戒止之，弗悔也。年十七，谒代州冯鲁川先生与寿州，学为诗古文词及篆隶，知金石碑版之学。二十二补诸生，九应乡举不第，以亲老不能择禄，入资为县丞，随使泰西三年。役满后以知县分江宁候补，而处士滋弗悦也。光绪初元应试入都，吴县潘文勤公见所书篆隶，极称之，谓在二胡之上。二胡者，皖人胡荄甫、浙人胡不查。又云“南有二杨，北有一张”，谓杨沂孙、杨岘，皆同治间有声于时者。金石之趣，遂好蓄墨本，岁必有获，积至三千多种，终日手不释卷。需次金陵时，不妄交游，不善钻刺，视斗筲上官蔑如也。会端忠敏督两江，乃礼之幕下，未二年，忠敏罢。宣统三年，再起为铁路大臣，处士随之武昌，若有朕兆促其归者，果至中秋而难作，忠敏殉资州之难矣。国变后蛰居无锡荡口镇，闭门著书，鬻文字以供朝夕，成《磊庵金石跋尾》八卷、《金石后编》二十四卷、《伪石考》一卷、《碑行》二卷、《增校汉石存目》二卷、《语石校勘记》一卷、《诗文存》二卷，有印行者。

从这份自传，可以看出祖翼最看重的是自己金石学家、收藏家的身份。可惜他的著述大部分都已散失，或仅存残稿。

祖翼自言收藏拓本三千种，而《张祖翼经典藏拓系列》（重庆出版社2009）仅收三十四种、三十七件，尝鼎一脔，亦可以知味矣。这个系列为整拓精印，墨色鲜润，纤毫毕现，是近年来能够反映刻石原貌、具有特色的一种出版物，非割裂排印者所能比。这批拓片的准确名称应为“张祖翼父子经典藏拓系列”，因为这些拓片有祖翼藏印或题跋的仅十五种，其次子延奂藏拓则多达十九种。题跋的内容主要有三类：考年号，校异同，赏书法。考订年号者，如《西魏张始孙造四面像（后）》题跋一：“考后魏止有两丁丑，一则太武帝太延三年，一为孝文帝太和廿一年，既无元年丁丑，亦无九年丁丑，此恐有误。癸丑（1913）夏正十月磊翁记于濠庐，时年六十有五。”此考有误，故于乙卯（1915）四月又考之：“考西魏恭帝不立年号，第四年宇文觉篡位，岁次丁丑，实北周元年之元年，不知何以犹称大魏也。”基本确定此碑应刻于西魏。校异同者，如《后魏鹿光雄造像》题跋：“据《益都县志》所载，第二行第四字蚀。第三行二月丁丑朔、第四行三日壬辰，余皆同。今细审此刻，第三四两行似有刓改痕迹，《志》所载或系原刻也。按正月甲寅朔，五日亦非丙申，二月丁酉朔，三日亦非壬辰。又按孝昌仅三年，至四年二月临洮王立，改元武泰矣。此刻石果在正月，尚可称四年，若刻于二月则不得称四年矣。俟再考。丙辰夏正月华友濂大令卸任益都旋里，因假得县志较之。”通过校雠异同来考订真伪，正是金石家的当行本领。欣赏书法之美的内容，数量最多，而用语精练。如《张行恭墓志》题跋：“此拓本尚在匋斋得石之前，书法纯用侧锋取势，圭棱毕见，气息醇古，远之可方龙门造象诸刻，近之亦似等慈寺碑。读唐碑者，亦当如读唐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之别也。”又如《唐张希古墓志》题跋：“风神似苏灵芝，结构似李北海，何唐代之工书者之多也。”他比较喜欢用风骨、风神这样的字眼，评《李文碑》亦云“具拓跋普六之风骨，得永兴河南之风神”，以读诗之法读碑，饶有意味。祖翼次子延奂（1874-1931），字君美，号仲嘉、仲甲，晚年自号度翁。光绪十七年江南乡试，与兄延厚同榜中试。一时传为佳话。从父学书，临碑不下八百余种，祖翼老，遂代父操觚，人不能辨。著有《汉碑古字通训》《蜗庐印谱》。这套碑帖中，延奂的用印主要有 “张中嘉所得金石拓本”“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二朱文印以及“延奂永保”白文印三方，偶尔使用“奂”字印。

二

要想弄清楚张祖翼藏品的详情，仅靠《经典藏拓系列》显然不够，幸运的是《磊庵金石跋尾》稿本尚存。此书封面有“磊龛六十以后文字之记”印，题跋上方或用红笔注明了“已录”“伪”“王有”等字样，涉及碑帖近四百种，有跋者有二百余种。题跋往往注明碑石的宽高、存毁、著录，间有详考。个别碑石旁注明“另跋在后编”，然则一石或不止一跋。此书为草稿本，不知誊清本尚存天壤间否。

这册手稿前有《磊庵金石跋尾自序》一篇，首先回忆了其研习金石文字的过程，并在后半段阐述了他的金石观：

夫金石之学，由来久矣。自欧阳公著《集古录跋尾》，洪文安成《隶释》《隶续》，元明以来，代不乏人，而尤以国朝为盛。如北平翁学士、仪征阮相国、嘉兴张解元，毕力寖馈于兹，其所著录，殆骎骎乎与经史相颉颃矣。余以为金石之学，考据、鉴别、临摹三者缺一不可，而尤以能通刻画为辅助则能事毕矣。夫考据可以证经史之得失，鉴别可以辨字体之良窳与夫壇?之新旧，而临摹日久，则又暗与古合，一望而知其真赝，非易事也。夫金文之伪也，字口浅而外广内狭，真者则内外如一而深。石刻之伪也，用刀浅而不能直下，故其气味不古，而时露软弱之态。试观古刻，虽造像之欹斜倾仄，甚至不成一字，刊刻有一笔不坚卓乎？是知古人刻石也，今人凿石也。

可见他是非常注重考据、鉴别的统一，特别重视通过文字镂刻来判断金石真伪。其《伪石考》（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抄本残册）之作洵非偶然。

《经典藏拓系列》所收《砖塔铭》为重刻三段本，《跋尾》中所收为五片本，并有祖翼考证。有新意的地方，是他所作《砖塔铭》与《樊兴碑》之比较：

《砖塔铭》名贵久矣，凡习唐碑者，莫不奉为至宝，以为一时无两。不意晚出之《樊兴碑》与之同一机杼，结构、风神、魄力无一不同，所异者樊碑字大倍之耳。樊碑久湮荒烟蔓艸中，至道光八年周贞木学使始发见之，置之陕西学署。樊碑千六百余字，仅蚀百余字，较此铭之残蚀太半者更可宝矣。余昔年于京师购得樊碑，忽有所触，乃以此铭对勘，至数月之久，益信其为敬客所书无疑，不禁狂喜累日。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砖塔铭》出自《龙藏寺碑》，“而《樊府君志》尤其自出也”，已看到了二者的相通之处，祖翼则发挥“读碑如读诗”的做派，直接归诸敬客了。

总体来看，磊庵所藏碑帖虽多，神品并无多少，有一件“秦度”倒是很特别。 宣统三年正月，祖翼客居海上，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件古器，祖翼一见即知为徐芷生旧藏，二十年前曾在徐家见过，据说是徐氏从地摊上买来的。这件小东西为铜制，两端有管，可以“贯木为尺”，又有小穿，“所以楗木”，从来金石目录未见著录。祖翼以拓片寄送京师老古董家，皆云未见，可以称得上是“海内孤品”，祖翼则考定为“秦度”。延奂自号“度翁”，斋曰“宝度斋”，实得名于此。

三

祖翼读碑，“考据、鉴别、临摹”兼重，于“临摹”一道用工最深。《张祖翼书法集》所收录的祖翼书法作品，太半为临池之作，既有《毛公鼎》《散氏盘》之金文，亦有《孔宙碑》《史晨碑》等之汉碑，复有南北朝之《邓太尉祠碑》《魏牛橛造像》，复有《樊兴碑》《龙藏寺碑》等唐碑，复有苏轼、米芾之帖，取径宽博，法度精严，功力深厚。其《临樊府君碑》跋云：“沧桑后壬子旧历七夕， 临《樊兴碑》弟（第）四通于苏州僦舍。此碑与《砖塔铭》同一机杼，早于《砖塔》九年，惜道光间始出土，前辈名家皆未之见，无提倡之者，遂不为时所重。余极喜临之，然每下笔辄不得其神韵，盖余用笔重，而此碑下笔甚轻，故格格不入也。余曩临李北海、苏东坡，一临辄能得其大概，今此碑虽仅临四通，然零星临者已不下百余遍，终不能得其神髓也，奇哉！” （《张祖翼书法集》，第210页）又临《孔庙碑》款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嘉平既望，临于都门客馆，弟（第）百七十二通。”（同上，第158页）均可见其临池之勤，用功之深。其临《邓太尉祠碑》当得上“苍浑遒健”四字，题跋则一反其常态，信笔涂抹，收放自如，结体欹整结合，古意盎然。诸多临本，此幅最得我心。

其自作书法作品，多为册页。篆书册页，法度谨严，笔力饱满，若《孔宙碑》题名尤佳；汉隶则端庄有余，浑朴似有未及；行书取法苏轼，而法度精严，偶尔参以文徵明笔意，而不落浮滑。张耕《清末书坛大匠张祖翼》（《书画世界》2014年11月号）云：“取法乎上的张祖翼没有一点时人的俗套，每一笔篆法几乎都可从秦汉的文字中找到出处，当然苍浑的笔力是他自己经年锤炼而得。笔墨的趣味更是他体会斑驳的碑石、摩崖，锈蚀并奇特造型的青铜重器，还有他的行万里路，还有在文章学习中慢慢得来的。所以，他的篆书无一笔习气，没有晚清时期大多书家追求新面貌的刻意而为；无一笔滞气，因为他临习的都是古人精品，直接秦汉，故笔力爽利。”这大体是不错的。张祖翼与吴昌硕、高邕之、汪洵同称海上四大书法家，其书法根植钟鼎碑石之浑朴，间采苏、米之灵动，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可是在喜好创新的时代，他的恪守古道却不免被淹没的命运。

四

祖翼于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五年随刘瑞芬出使英伦，写下百首《伦敦竹枝词》，曾名噪一时。这组诗以猎奇的视角勾勒了当时英国的生活百态，举凡伦敦的地铁、雾霾、圣诞节、戏院、舞会、博物馆、动物园等等，莫不涉及，描画的是一个晚清中国人眼中的伦敦形象，间杂英语译音，煞是有趣。其一云：“销魂最是亚魁林，粉黛如梭看不清，一盏槐痕通款曲，低声温磅索黄金。”注云：“伦敦亚魁林，方广可十亩，中有戏台，有茶酒座，有饭肆，有球场，有诸杂剧，有卖玩物食品，有水族池。周遭为楼，皆三层，中建玻璃大罩棚，不畏风雨，电煤气灯数千盏，申集丑散，为妓女聚会之所，粉白黛绿，联袂而来。视有当意者，即携入座，或茶，或酒，或饭，任彼意之所在。叩以夜合之资，大约以英金一磅为率。英金一磅重库平二钱，合库平银四两二钱有奇。约既定，即相将乘车而去，至其家，则以香饼酒一瓶为敬，坐而鼓琴，度洋曲，作天魔舞，又须另给一磅。逮酒阑灯炧，魂迷色授，不知为温柔乡、为罗刹国矣。英京无公然设娼寮者，故若辈所居皆若良家，至法京巴黎则有官妓院，大者穷极壮丽，有巡捕军为之守门，岁有例税，房屋器具皆官物，閤院妓女可数十人，客至出见，一丝不挂，纤微毕露，妍媸亦难辨矣。日有阿非利加黑妓二人，膚如漆，唇如血，齿如玉，目闪闪而绿，真夜叉也。吾不知好色者岂别有肺肠耶？较之伦敦，真有灵蠢雅俗霄壤之别矣。”其中“亚魁林”即水族馆，“槐痕”即酒，“温”即一，此类译音触目皆是。他如：“细腰突乳耸高臀，黑漆皮靴八寸新。”“家家都爱挂春宫，道是春宫却不同。”“怪他娇小如花女，袒臂呈胸作上宾。”描写伦敦的衣着、画饰、茶会的异域风景，每篇皆是，可以看到出使外交官那种鄙夷中夹杂着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理。随使英伦似是张祖翼的无奈之举，当时即遭到友朋的很大压力。《野记》云：“光稷甫先生问予曰：‘尔赴考否？予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予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师世长，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丙戌春随使英伦感赋四首》写道：“惭愧青油幕下客，强颜犹伴说輶轩。”“已叹虬髯成往迹，惭无鴃舌学新声。”这都说明一个没有科举正途的知识人只能通过留洋为自己捞一点资本。这种心理体现在《伦敦竹枝词》中，自然是猎奇中夹杂着对西方的不屑。

可是在张祖翼这里，“诗”与“史”经常纠缠在一起。其自撰墓铭以“大清处士”自称，有着很深的遗老情怀，但他不是那种只知道吟诗作文扮清雅的遗老，颇能洞达时弊。他的《野记》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清代覆亡的原因，小至替考风俗，大到制度变迁，细大不捐，尤其是对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族保守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其《满汉轻重之关系》云：“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自洪、杨倡乱，天下分崩，满督抚殉节者有之，而敢与抗者无有也。会文宗崩，廷议请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乃变计汰满用汉。同治初，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官文罢，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亦硕果耳。当同治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国相安，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及恭王去位，瞽瞍秉政，满人之焰复张。光绪二十年后，满督抚又遍天下矣，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通过督抚职位的满汉起落，很清晰地揭示了晚清政治的变迁与走向，而这一切的操盘手即是慈禧太后。“瞽瞍”似指庆亲王奕劻。再如《慈禧之侈纵》《慈禧之滥赏》《强臣擅杀洋人》《载瀓之淫恶》《满员贪鄙》诸篇，莫不将矛头对准了慈禧等满人权贵。

祖翼《下里巴人集》尚有未刊手稿《新乐府》十首，每首皆有长序，诗史融冶一炉，与《伦敦竹枝词》气味不类，与《野记》则精神相通。这组《新乐府》包括《行新政》《死西市》《瀛台囚》《大阿哥》《义和拳》《长安奔》《回京师》《戊申痛》《摄政王》《革命党》，写的都是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十几年间的重大事件，允称诗史。限于篇幅，本文只引用《回京师》一篇：

两宫据长安一年，各省疆吏纷纷疏请回銮，后因合肥相国一疏，始决计回京，以辛丑八月启行。在西安时杀毓贤，赐赵舒翘死，贬端王，废大阿哥，戍载澜，至京又斩徐承煜、启秀，皆纵容拳匪擘祸之大臣也。刚毅已于洋兵入城时服毒而死，众憨悉除，天下引领望新政再行，励精图治矣。不意一到京，荣禄、奕劻等以乱时损失不赀，亟欲各偿所失，大开贿赂之门。各亲贵及枢廷大臣皆尤而效之，即中宫亦复如是。于是西河沿金店林立，皆各王公大臣之过付处也。金钱朝入，墨敕暮颁，颇不失信，故天下趋之若鹜，不复知人间有廉耻气节矣。以至于正当联军议和时，李文忠竭力磋商赔款至四万万两，分年摊付，并五厘利息计之，已至九万万矣。于是各国乃交还京城地段，陆续撤兵。复遣醇王赴日本、赴德国谢误杀使臣之罪焉。

四百兆，民膏竭。和议成，洋兵撤。亲藩谢罪涉重洋，宰相和戎呕心血。封章日日请回銮，千乘万骑发长安。罪魁伏诛祸首死，道旁欢舞迎天颜。天颜惨淡天心苦，行宫繁华如未睹。极天下养奉慈闱，罗绮珍馐不可数。一朝重入大清门，万僚不复朝玉尊。河间姹女天下母，王侯事业工治生，燕巢幕上不知险。一心崇拜洋大人，悔不当初称儿孙。

诗未必佳，可是这十首诗和序文构成了张祖翼对这十余年历史兴衰的一个总体把握。这十余年历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杀，杀维新派，杀洋人，杀主和派，杀鼓动义和团的愚蠢大臣，杀无辜市民，杀义和拳，几乎使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唐德刚语），而唯一不变的胜利者是慈禧太后。正如唐德刚所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慈禧太后均患上了心理“偏执狂”，再加上老太后身边的四人帮（载濂、载漪、载澜、载勋）等一小撮满清权贵也集体患上了精神狂躁症，在戊戌政变的阴影里一心利用义和拳来杀洋人。这帮人实际上颟顸愚蠢，完全不知道世界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据祖翼诗序，围攻东交民巷时“庄王等皆云洋人皆尽在此，所谓外洋有各大国皆恫吓之词耳”，其无知简直令人瞠目。

在这组诗中，张祖翼清醒地揭示了义和拳的本质、满清亲贵的愚蠢以及李鸿章的苦心。《义和拳》一诗小序直言“义和拳者，邪教也”，结尾处感叹：“呜呼，皆妖孽也！考北宋徽钦之时，有妖人郭京者，练六丁六甲兵以御金，旗上亦大书‘扶宋灭金四字，千古亡国败家之兆，如出一辙焉。”等到《辛丑条约》议成，收拾烂摊子的李鸿章又被当成了天字一号卖国大汉奸，为他说好话的人并不多，祖翼是其中之一。到底谁是最大的汉奸？如何定义汉奸？今天看来，端王、庄王、刚毅、毓贤这些人表面上排外，实际上却是引来八国联军、把清帝国推向深渊的人，似乎才是最大的奸人，只是应该称为患有狂躁症的“满奸”罢了。祖翼在《野记》中对汉奸问题已经有着精辟分析：“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明，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不知世变，不足以言治，信哉！

义和团运动乃是对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作威作福的一种自下而上的不自觉的反动，也是戊戌变法的一种反动，迎合了民众反洋仇教的心理需求，再加上被慈禧太后等满清势力利用，遂酿成“庚子之变”。这一事件表明，大清帝国的权力拥有者基本上处于前现代的思维，完全不具备应对现代政治危机的能力，所以义和拳运动的发生确实有一些政治“癫痫”的成分。至于庚子变后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野記》亦有所论及：“至二十六年庚子夏，拳匪倡乱，亲贵庇贼，致启各国之衅，京师不守，两宫播迁陕西，于是有十二月初十日敷衍变法之谕，去精华而求糟粕，愈变愈坏，人心愈失，以迄于辛亥十二月寿终矣。合观前后各谕旨，前者令人欢欣鼓舞，后者令人怒发冲冠。德宗变法，何等恳切肫挚；西迁后之变法，仅欺饰人民而已。且不仅欺饰也，方借此破格之名，而大开贿赂之实，在彼亲贵，方人人自为得计，不知树倒猢狲散，迄今日又从何处博得一文哉！尤可笑者，斥康、梁为叛逆，为奸邪，悬赏购之，恨不即日磔之，孰知异日伪行新政，仍不出康、梁所拟范围以外，自古有如此无耻之政府乎？噫，异矣！按：戊戌新政虽未成，而德宗名誉，已洋溢乎中外，泰西人至称之为中国大彼得，足征其佩服深矣。愚以为不有戊戌之推翻新政，必不致有拳乱；不有拳乱，革命事业无从布种。凡事莫不有因果，辛亥之结果，实造因乎戊戌也。”祖翼的观点，反映了明白事理的知识人的共识。

从《伦敦竹枝词》到《新乐府》，从最初的轻佻中夹杂着不屑到深沉的诗史书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曾经出洋考察的知识人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心理蜕变。悲哀的是，晚清时代曾经出洋考察留学的人几乎没有一人做到督抚的高位，在其位者或为谨懦循吏，或为颟顸勋贵，根本无法以古典世界的知识体系来引领帝国应对现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