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村

五四时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九一六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只要学有专长，无论思想新旧、学历高低，都可以在北京大学执教。这给其他大学也树立了典范。因此五四以后，许多没有学历的积学之士，都有机会高居上庠，成为一代知名学者。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梁漱溟、陈寅恪、钱穆、熊十力、童书业、张舜徽、沈从文、启功、金克木等等。

这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即蔡元培领导的北大，為现代教育史树立了优良传统，即重学识而不重学历。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印象。五四时代的大学教育已经开启了后来的“留学生时代”，对学历的要求日见高涨。虽然在各大学里几乎都能见到没有学历的教授，但是总论起来，这些毕竟只是特例。而且他们能登上大学讲堂，凭的不只是自己的学识，还必须有“特殊人物”的推挽。如梁漱溟、熊十力之于蔡元培，陈寅恪之于吴宓，钱穆、童书业之于顾颉刚，沈从文之于徐志摩，启功之于陈垣，鲁实先之于杨树达，徐复观之于沈刚伯。

即便如此，他们进了大学以后，还是免不了受到歧视。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说，一九三○年他经顾颉刚介绍，来燕京大学任教后不久，便感觉自己“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一日赴颉刚处，告欲离去”。最后在燕京大学“仅及一年，便匆匆离去”，又回苏州教中学去了。而燕大对他也无意挽留，“余临去，燕大亦未续发聘约”，可见他此次“出山”，彼此都不欢而散。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余嘉锡。余嘉锡与钱穆不同，他虽然没有学历，但却是前清举人，与湘督谭延闿为乡榜同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旧功名还没有完全失效。然而他在辅仁大学这些年，尽管有陈垣先生照顾，还是感觉很不自在，一度曾作“归乡之计”。一九三三年五月，杨树达于日记中说：“（余季豫）在辅仁大学，意不自得。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绌。比此病后，又时局日紧，故决计南归。余念此后聚散不可知，为之怅惘无已。”

到了童书业的时候，学历的重要性更难以替代。童书业本来聪明绝顶，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可是因为出身世家，食古不化，拒绝接受新式教育，这便严重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九三五年六月，他离开杭州来北京，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后，虽然凭《古史辨》的影响在史学界声光渐起，但长久觅不得一席教职，甚至连一所愿意“以数小时敷衍”的大学都没有。直到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的前一年，他才在吕思勉先生的帮助下，在光华大学担任了讲师，时间不足一年。之后便避居宜兴张渚镇，依托一所中学任教。

可见做学者而没有学历，或者学历低下，是件很不幸的事。所以大部分没有学历的学者，都习惯于安贫乐道，与世无争，只在学问上求进步；即便遭到不公平待遇，也宁愿委曲求全。还是以童书业为例。据赵俪生先生说，他与童书业同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发现童书业平生最大的弱点，就是“怕字当头”。有人总结他有六怕，主要是怕失业、怕政治运动。每当政治运动风声一起，他就紧张起来，“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而怕政治运动的根源，还是怕失业。正如童先生的女儿童教英所说：“父亲二十一岁独立谋生，以赤子之心在乱世中颠沛流离，过着坎坷困苦的生活；虽有学术建树，却因无学历文凭而地位低下；虽有人扶持，却也屡遭白眼和屈辱。”直到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他才名正言顺地当上山东大学教授，任历史系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获得“前所未有的推重”。因此进入新社会以后，他“适应环境的思想非常深厚”，对共产党始终感激涕零，曾一再地向人表示，“国内知道童书业的名字，是党的栽培，万分感激，（我）欠党的东西太多了”（《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生怕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不好，对不起共产党，失去党的信任，以致经常做出过度的表现，让人哭笑不得。

童先生之外，我还有一个亲见的例子，就是马蹄疾先生。马蹄疾是较童先生晚一二辈的学者，没有经历五四时代，但却赶上了后来的学历化社会，同样不能逃避被歧视的命运。马蹄疾本名陈宗棠，浙江绍兴人。他小时候只读了几年小学，便学徒做工人，学问全靠自学。二十岁前后，写信给郭沫若，希望能来北京，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继续自己的学习和深造。在郭沫若的帮助下，被调入社科院文学所，做图书馆资料员。

他在来北京之前，曾去杭州拜访夏承焘先生。夏先生在当天日记中说：“陈宗棠自温州鹿城工厂调往北京文学研究所作资料工作，晤于政协，为作一函介见□□□。宗棠仅二十余龄，辑成红楼梦等小说论文集、元曲集事迹等。”（《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不过，他在社科院待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一年，便被下放到辽宁鞍山，先在《鞍山日报》当记者，后调到图书馆，最后又调到群众艺术馆工作。“文革”结束后，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恢复，他被调到该院文学所工作。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来辽宁社会科学院，在鲁迅研究上卓然成家。出版了《许广平忆鲁迅》《鲁迅书信札记》《鲁迅讲演考》《鲁迅与浙江作家》《鲁迅与同时代人》等六七本书。当时地方社科院有这样成绩的人很少见，理应格外受到尊重。然而却是相反。有些人很歧视他，认为他只有“小学文化”，只能做科研辅助工作，搞不了科研。我还记得，有一次去文学所，正赶上社科院评职称，在走廊里展览学术成果。参评者的出版物一般都不多，只有马蹄疾蔚为大观，仅成果目录就是一本铅印小册子，比有些人的文章加在一起还厚。可是后来听说，他这些书和文章都被认作“资料整理”，不算研究成果；最后其他人都评上了，马蹄疾却没评上。

现在想起来，他在所里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编书。先是在北京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年版）编纂工作，之后又编《鲁迅大词典》。接下来是去杭州，当时浙江文艺出版社要重编《鲁迅全集》（这个项目后来未成）。他长时间待在外面，固然是因为学问好，对鲁迅著作极其熟悉，尤以发掘、考订与鲁迅有关的史料见长，于是总有出版单位要借重他的专业。但恐怕也是因为他不愿意待在所里，想尽可能脱离这个环境。否则以当时在外之苦，出无车，食无鱼，长期下来谁能受得了？

他委屈在这种环境里，心情当然不好。勉强度过六十岁，便患胃癌去世了。我还记得他病发前，我夫妇二人曾去看过他。他住在新建的怒江小区，三间屋子都不大，其中一间做书房。书房临窗是桌子，旁边是两只大书柜，近门处放了一张双人床；床边是个小书柜，大约三层，里面摆放的都是他编著的书和杂志。下面是早年出版的，上面是那几年的新书。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本，还有《胡风传》《水浒研究资料》《水浒书录》《文坛艺苑逸话》《李辉英研究资料》《鲁迅：我可以爱》《鲁迅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历年的《鲁迅学刊》等等。

他告诉我俩，他受王重民家属托付，正在编纂《王重民集》。说着拿出一叠复印的稿子，翻着要我俩看。他平时就极瘦弱，这时更瘦得不成样子，眼睛张得很大，手伸出来，关节历历在目。我们都劝他不要太累了，他说：“不要紧，人只有气死的，没有累死的。”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极深。所以他病逝后，许多人评论他的死因，都说是“积劳成疾”，我却总是想起他这句话：“人只有气死的，没有累死的。”

当然，“大部分”不等于全部。在童、马两先生之外，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即不甘受人歧视，以“疾人之轻也，而益轻人”，表现得目空一切。尤其是五四一代“自学成才”的学者，多是出自内地的“苦学之士”，他们长期孤处乡僻，学问愈深，性格愈孤僻，汪中所谓“学成而后孤”；进入学历化社会后，很容易出现反抗心理。赵贞信、鲁实先就是其中的典型。

有关赵贞信的经历，童书业先生在《记赵肖普君》里记叙甚详，我在《顾颉刚与童书业》里也做过介绍，这里只说鲁实先。

鲁实先名佑昌，湖南宁乡人。一个人能 “自学成才”，一般都有不错的天赋，而鲁实先更是天资卓迈。他年仅二十四岁，便以《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文，深获杨树达先生赏识。他将该文加以充实后，请杨树达作序。杨树达看了，极其惊叹，谓“鲁只二十六岁，而成就卓卓如此”。在序文中对他极力推奖，称其“突过前人，远出侪辈”，“可谓超越前儒，古今独步矣”。而对其提出的“执弟子之礼”的要求，则再三“逊谢不敢任”，以为自己“不足以为鲁君师”。

一九四○年底，鲁实先写信给董作宾，提出想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一“低级研究生或练习生”。因为他没有学历，不具做“低级研究生”的资格，董作宾经与李济商量，拟请他做事务员。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鲁实先若能来史语所做事务员，“助弟研究古代年历，必能省弟许多工夫”。而在这同时，顾颉刚对鲁实先也“有意拉之”，正在想办法请他来齐鲁大学研究所。然而两方尚无结果，复旦大学经杨树达推荐，已经捷足先登，请他任中文系教授。

但是他当上大学教授以后，心情并不舒畅。经常因为学术见解不同而与人发生争执。尤其是他作为“后生初学”，不懂得学界派系、门户的规矩，一再闯出大祸。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殷历谱序》一文，对董作宾的《殷历谱》大加赞赏，称作是“亘古未有之作”。他看了不以为然，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斥傅斯年〈殷历谱序〉之谬》。之后，又写了一本《殷历谱纠谬》，将董作宾的“亘古未有之作”，批驳得体无完肤。这既得罪了董作宾，也引起傅斯年强烈不满，从而对他痛加丑诋。说他想借他人之名出风头，如同《西游记》里的妖精想吃唐僧肉，“欲获一脔之割也”。

律历学是一门冷学问，没几个人能看懂谁是谁非。他既遭傅斯年斥责，遂被一些人视作“妄人”，在学校里更难以立足。一九四六年，复旦大学回迁上海时，他决意辞职回湖南故里，任中学校长。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一九四九年流落台湾后，他开始变得疏狂自负，目中无人。据说每次上课，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讲课，其他时间一半用来骂人，一半用来吹牛。一九七七年，他以脑溢血病逝后，徐复观曾写过一篇《悼鲁实先教授》，将他的狂态描画得跃然纸上：

他因为天资太高，少年成名太骤，中晚年又受到抑压，所以狂性不改，口头上不断得罪人，遂不能为东海大学所容，转到国立师范大学……去年八月二十三日我由美返港，经过台湾时，住了三个星期。他和黄健彰先生打伙请我吃饭。席中他的天真、狂气，丝毫未改；谈到他在继续著作的古文字学时，几次向我说：“徐公！这真是前无古人啦！”说完哈哈大笑。

我还记得初读这段文章，一时不觉莞尔。后来才发现徐、鲁两人性格相近，徐复观说鲁实先“狂”，其实他也庶几近之。我在他留下的很少一部分日記中，便读到这样一段：“今日校阅《宋诗特征试论稿》完毕，其中析论之精、综贯之力，来者不可知，古人与今人，谁能企及于一二乎？为之叹息。”钱玄同尝说湖南学人“好作大言”，看来湖北学人也不遑多让。

不过徐复观这种疏狂的态度，也是在环境逼迫下产生的。众所周知，他是以军人出身，“半路出家”的学者，正如他自己说，他早年虽读过几年师范、住过三年国学馆，“在行军、作战中间，也不能两三天不打开书本的，但一直到四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不曾读过一部书，不曾读通一本书”。从他决心脱离国民党，从事学术活动之后，就经常遭人嘲讽，认为他这是“轻天下之士”，将做学问看得太简单了。先是怀疑他的文章“是钱宾四、唐君毅这些先生捉刀的”，之后又断定他“只能写政论，不能写学术性的”。直到他石破天惊，写出《象山学述》，证明自己不仅能写政论，也能写学术文章之后，仍然有人拒绝相信，有人还不惜花费精力试图找出他抄袭日本人的证据。

因此，他经沈刚伯介绍，去东海大学任教后，在教育界引起许多非议。认为以他的“学术训练”，若自以为读读《说文》，就可以懂得文字学，翻翻《广雅》，就可以通晓音韵学，“中文系也就不必办，许多必修课都可以取消了”。据说他到东海大学不久，校园就出现一则传言。说有一次，他遇见师范大学教授高鸿缙，交谈之下，高先生给了他一张名片。他看了名片，便称高先生为“吻公”。高先生听了莫名其妙。后来才想明白，自己字“笏之”，徐复观错把“笏”读成了“吻”。于是有人“彼此会心，相视一笑”，断言他若“甘心做个国文教师，和我们这些出身国文系，教书若干年的人争短长争是非，他就注定要失败”（梁容若编《常识与人格》，台北三民书局）。

在这之后，又有人发表匿名文章，说他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因为自己“从没在大学读过中国哲学史”，在课堂上“上下古今漫谈一切，从延安见闻，到东京裸体舞，到原子弹，到瑠公圳分尸案，到雷震、张君劢的新党运动，无所不谈。讲到本题，则骂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同上），将一门课讲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在东海大学十三年，始终是个“黑牌教授”，没有正式的教授资格。

而且他不能取得教授资格，原因不仅在学校，还在教育部。据梁容若说，东海大学曾将他的资格送过教育部，结果在列入议程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认为以他的学识，只能教小学，不能教大学；其中包括他的“同乡好友”管公度。教育部长张其昀见状，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临时撤回”他的资格，以免他在评议时“被零票否决”，太没面子。他在这种处境下，难免与人发生不快。最终因为与梁容若的冲突，被学校“强迫退休”。

梁容若是他东海大学的同事。有关两人交恶的原因，一向没有确切的说法，许多人解释为“学术见解不合”。其实他与梁容若的冲突，根本与“学术见解”无关。主要是梁容若喜欢贬低他的学识，打击他在学生中的威信。据说，梁容若多次对学生说，徐复观不懂音韵、不识平仄，“有特识而无常识”，“中国文学史知识，只有我三分之一”。又说，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号称名作，实际错误百出；甚至《老子》五千言里，找不出“人性”字样，他竟然“如野马之走旷野”，“讲出两章九十多页老子的人性论”，这只能用“无中生有，颠三倒四”来概括（同上）。

徐复观知道这些事以后，当然心中不快，写文章质问梁容若：“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特识，说到常识，自有中文系以来，不知有几个人的常识会多过我？”但梁容若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编了两本《大度山杂话》，“对徐复观投桃报李”。上编收录他历年发表的有关日本的文章，证明自己没做过汉奸；下编除了收录自己的文章，还选了八篇其他人的文字，以“表现徐君的真面目”（《大度山杂话·序言》）。用台北三民书局、台中中央书局名义自行印刷，在学校广为散播。“送出去被退回来，退回来又抱着亲自送”，不休不止。两人从此彻底绝交，互相对骂了一年以上，最后是两败俱伤：一个被学校解聘，一个被“强迫退休”。

两人的这场互骂，曾在台湾教育界造成奇观，也是近百年来发生在学者之间的最严重的冲突。相较之下，当年鲁迅之于陈源、之于顾颉刚，都是小巫见大巫。只是两人相骂的内容，完全无关学术思想，而是名誉、地位之争。可见一个学者不能用学历来证明自己，要获得公平对待，在大学站稳一席之地是何等困难。也许有人认为，徐、鲁两人不能适应环境，与人每起冲突，主要是性格问题。两人都过于自负，自尊心太强，对外界评价过于敏感。只要稍受委屈，就会当作奇耻大辱，以“疾人之轻也，而益轻人”，最后只能重蹈赵贞信之覆辙。

我认为，这样的时候不能说没有，但显然不能以偏概全。从鲁实先“词意诚恳”，求做杨树达的“私淑弟子”，写信给董作宾，希望去当时的中研院做“低级研究生”甚至“练习生”这两件事看，他在去复旦做教授之前，性格质朴好学，没有任何“自大其学”看不起别人的倾向。后来所以性情大坏，主要是环境造成的。据说校方经杨树达推荐，在决定聘他担任教授时，曾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能够在教授会上通过，全靠陈子展一人独排众议。因此，他来校任教之后，必然会面临许多成见，遭到诸多排斥。不要说他年仅二十几岁，是性格孤僻的“苦学之士”，即便是老成学者，恐怕也难以自处。

徐复观同样如此。他在许多文章中说过，他“对知识的虔敬，出于天性”，在办《学原》杂志时，很希望“以此为桥梁，有机会和教授先生们接近”，“对大学教授的评价非常高”。直到主办《民主评论》以后，他经过广泛的接触，发现许多“教授先生”有名无实，“他们没有读通过一本书，没有开好过一门课，整天以内拍外骗的方式，在校内校外，当文化界中的土豪劣绅”（《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这才逐渐改变态度，看不起这些“学校之士”。谈起学问，虽然还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小学程度”，但马上会补充一句，“很多‘名人还在幼稚园里”。甚至以公开信谴责李济和王世杰，称王世杰作为“中研院”院长，“对中西的学问，一无所知”，“学问和地位，未免太不相称了”。

他既看不起李济、王世杰，当然更看不起梁容若。客观地说，以梁容若在教育界的地位，不能说“还在幼稚园里”。他早在抗战之前，已是北师大讲师；一九四八年应魏建功、王寿康之邀，来台湾从事国语教育，任《国语日报》总编辑，先后编著十一本书，其中《文学二十家传》还获得过“中山文艺奖”。但是这十一本书，主要是语文教学和杂文随笔，无论思想、学识都与徐复观相去太远，“完全站在两个不同的层次”。这无需由其他处求证，从他攻击、指责徐复观的文章，就看得一清二楚。

他在《徐复观的学格与人格》中，一再贬低徐复观的学识，说他“读音讲书，取材立说，处处都成了问题”。说十几年来，自己担任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经过张其昀、梅贻琦、黄季陆、阎振兴四任部长，审查过五十多位中文专业讲师、副教授，“没有一个人的语文基本训练之低下、作品常识错误之繁多离奇，如徐复观其人者”。但是后面列举的例子，却大失水准；不是糜、麋不分，冀、翼不分，强、疆混用，匿、慝混用，就是将晋惠帝的永康元年，误作晋元帝的永康元年，将汉和帝的永元年间，误作汉明帝的永平年间，离不开中学语文教师之左右。其中只有一条稍具“学术性”，就是他认为徐复观在《象山学述》中，说陆象山“全家千余人”，是把《教授陆公行状》中“从以千余指”一句解释错了，不知道《史记·货殖列传》有“僮手指千”的说法，将百人误解为千人。但是徐复观坚持认为，“食指千余”的食指，指的就是人口，而不是手指头；陆象山一家九世同堂，有千余口人并不奇怪。到底谁对谁错，还可以讨论。

大概他自己也知道，这些证据都不足为证，为了讓人信服，他又自作聪明地编造了一则故事。说徐复观有位“及门弟子”，平时对老师非常崇拜，把他的老子讲义背得烂熟，不料，去考台大的研究所，口试时遇上了屈万里。屈万里问他问题，他都对答如流，于是沾沾自喜，以为这下一定考上了。想不到屈万里不客气地说：“错了！错了！错了！”最后当然是落第。（《常识与人格》）

可是他不编造还好，编了反而授人以柄，自取其辱。徐复观虽然曾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与屈万里发生争论，但始终相互尊重，私交不坏。徐复观写信给屈万里，证实了他在说谎之后，一连写了几篇文章—《以事实破谎言》。他还要求学校召开临时校务会议，由他和梁容若当面对质。他允诺对质时不做任何谴责，只问梁容若：“这一说法，是不是说谎？”“那一个故事，是不是说谎？”“只要把他在小册子中所说的谎，当大家证明出来，就算完事！”（《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好在学校为了息事宁人，没有让这个场面出现，否则梁容若难免张皇以对，感到无地自容。

回顾两人这场骂战，为学者的相处之道留下许多教训。尤其是当年以学历判断学问，附和梁容若，骂徐复观是“疯子”、是“妄人”的，现在回头看自己的文章只能感觉汗颜。可见任何对别人的评价，都是对自己的检验，“轻薄为文”的结果往往是自暴其短。当然，这样的事已经成为过去，在今天不可能发生了。这几十年来，学历化社会高度成熟，学历已经是学者的必备条件，而且对学历的要求还在不断提高。没有学历的学者，在大学里再也难以找到。据我所知，这些年以低学历进大学执教的，只有一位谢泳先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恐怕也找不出更多例证。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不难判断。道理很简单，大学可以培养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大学。文史学科本质上就是自学的对象，即便经过学校学习，以后还要回到自学的路上。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放在学术体制里都很难衡量。因此近百年来，对于学历要求的不断提高，代表的反而是学术判断力的下降，这岂不是很可悲的事情？可惜社会发展取决于多数人的意志，而不以“学理”为转移。所以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在幻想着“改变历史”，而只想为历史保留几则掌故，留下一段记忆。

二○一七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