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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两浙金石志》

2015-04-10张蔚

文化交流 2015年4期
关键词:阮元金石浙江

张蔚

金石是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与艺术价值。散落各地的华夏金石文献,以存于山东、浙江等文化底蕴深厚之省份为多。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地方金石志的编修始于其时亦盛于其时,阮元主持编纂的《两浙金石志》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乾嘉道三朝阁老阮元为官政绩卓著,学问广博精深,金石仅为其经学研究的附庸,却是最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之一。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出任山东学政,他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山左金石志》(以下简称《山左》)的编纂事宜。此书后来由阮元经手主编完成。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调任浙江学政,这使其对两浙金石文献有了初次认识。嘉庆四年(1799),阮元奉署浙江巡抚,则是其编修《两浙金石志》(以下简称《两浙》)大展拳脚的契机。

浙江的地方金石志除去《两浙》外,其他还有不少,如丁敬的《武林金石记》、陆心源的《吴兴金石记》、钱大昕的《天一阁碑目》等,无一不在金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惟有阮元主编的《两浙》囊括一省地域,收录自秦代至元代至正年间的金石铭文共680种,是迄今为止浙江地方金石志中最为完备的一种。这正是官私之别。浙江的金石大家多为布衣,其所编撰的金石志即便倾尽个人收藏,加上个人声望的影响,所得也无非只是浙江境内一隅的金石文献。而阮元作为一省大员,身边幕僚成群,其主持编纂的金石志带有半官修的性质,对于金石文献的搜罗范围既广,考证又能取各人所长,大大缩短了成书时间。《两浙》编纂历时十年(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十年[1805]),其间阮元还编辑了《两浙輶轩录》《两浙防护录》两种书,照他在《两浙》序中所说,《两浙》仅是在这两种书的编纂之余完成的,可见他对于记载与传播浙江文化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阮元一生在金石学研究上的成就有“十事”,地方金石志的编纂占二,即《山左》与《两浙》。《两浙》是其作为一省地方大员延揽幕席、首次独立主编的地方金石志,无论在责任上还是感情上自然投入更多;而《山左》是他的初次尝试,也是地方金石志的典范之作,在用心程度上较《两浙》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认为《两浙》在金石收录的原则上,比《山左》更加严谨。

一地的金石收录按说是择取诞生于此地的金石资料,再宽泛点可选取长期留存于此地者,后者主要指原出产地不在此却因人、事搬迁至此的一些金石资料,多出于收藏原因。《山左》搜罗金石之宏富是其特点之一,却有一味求其宏富的嫌疑。该书在金石收录上既不问出处,就连是否长期留存于山东一地的编纂原则也一并忽略,比如孙星衍当时在山东任职,所藏金石碑刻较多,阮元将孙星衍的收藏悉数编入《山左》中,并提出“金之为物,迁移无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东者为断”。而《两浙》在金石收录的原则上则比前者严谨得多。书中对于每一种金石的来源都有记载,如非本就存于浙江的金石像砖瓦之类,而藏家是浙人,便正好符合长期留存此地的金石收录原则。从《两浙》序中可知:“道光四年(1824),粤中有钞本十八卷,校原稿文有所删,钟鼎钱印之不定属浙物者亦多所删,然亦简明可喜。”《两浙》于道光中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在粤中删刻,原稿部分被删的原因序中没有写明,不知是阮元主张还是阮元认同。我想其原因除了简明扼要外,更重要的是回归到地方金石志的金石收录原则罢。

至今《两浙》无简本,我手中的“浙江文丛”中之《两浙》,是据浙江图书馆藏浙江书局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的影印本,重回那个指读手记的年代却也让人多了份独立静思。金石志是颇为枯燥乏味的志书,无非将搜罗的金石资料,大到摩崖,小至残砖,单独立篇幅,“录其全文,附以考证,记其广修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等等,可是慢慢体味其中的金石文字记载,遥想古人治学之细致严谨,又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选取内中三种金石稍作剖析。

“汉宜子孙残砖”在书中占有的篇幅并不长。“右残砖长四寸,厚一寸,八分文曰‘宜子孙三字。何氏(元锡)得于临安道中,琢为砚。梁山舟侍讲为之铭曰:‘青黄斑驳,似石非石,来自于潛山,疑东汉时物。磨镜无光,琢砚则良,宜尔子孙,长为书田之耕氓。嘉庆辛未仲春为梦华世友铭。八十九老人山舟书。”介绍文字,短短几句,却足以将那一幕幕雅好金石的收藏家们互动的场景生动地还原出来。何元锡将在临安得到的残砖打磨成砚台,使其成为一件新的艺术品,别具匠心,这是藏家的活动;梁山舟通过残砖质地判定其时代产地及其琢磨成何物的优劣,眼光独到,这是鉴定家的活动;梁山舟为此砚作铭,无论是自发行为抑或受人之邀,俱是一场欢快的聚会,这是藏家与鉴定家之间常有的互动往来。原本《两浙》记载的初衷只是此残砖的基本情况,可转瞬又成为一桩轶事。

唐代金石载入《两浙》的不多,经幢占据将近一半,而能够原物幸存至今的怕是更少。《两浙》中记录下来的三座安国寺经幢如今依然屹立,其中属咸通六年(865)的一座最为精致。其高7米,周长4.6米,从底座到顶端共19个层次,是我国最早的石仿木构,座身镌刻“九山八海”及蟠龙图雕,十分逼真。清代的金石志书首重文字考据,同时也会对书法略作品评,前述经幢便是兼具两者的极好范例。“周大令(春)《海宁州碑考》云:‘瑛书出入颜平原徐东海之间,颇得苏胄曹笔意。”这是引用《海宁州碑考》中记载的对刻工周瑛的书法评价。而就“其书‘募作‘慕,……乃俗字”这一论点,阮元有不同看法,他根据《说文解字》、“汉灵台碑”、《仓颉篇》及《广雅释诂》为佐证,说明“慕”并非俗字。只这一段话,当时学者的博涉专精就足以令我辈汗颜。

山川名胜的题刻是金石文献的一大来源。从题刻内容分,有为此景胜之命名,有携手同游之题名,也有触景生情之咏诗等,作者多为文人书家。在浙江为官的文豪,多有题刻者,非苏轼莫属。他至浙江为官,却早已看淡官场,多了份落魄中的快意潇洒。临安玲珑山上的“九折岩”题字,是他多次登山的杰作之一。其余如东坡手笔之《登玲珑山》诗、“醉眠石”三字及相传其醉时高卧枕流处之三休亭,在“九折岩”文后的介绍中均有记载。

金石本身只是死物,但有了文字的镌刻,便有了悲喜,有了姿态,有了传承,再将其搜罗汇编,更有了永恒流传之价值。阮元虽非浙人,但其为浙江学政三年,又抚浙近十年,对浙江感情之深厚,对文化传承之重视,对幕席众人之推重,对自我要求之严苛,单凭《两浙》一书便能一览大概,不由令人唏嘘。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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