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琳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鲁迅杂文中的“反讽”艺术共同类型及特点研究

郑 琳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杂文，源于“表现得深切和格式得特别”，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文章立足于西方叙事学中篇章修辞“反讽”艺术的角度，深入探讨鲁迅杂文文本中出现的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三种类型及价值，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杂文深刻的思想意蕴。

鲁迅杂文；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

一、“反讽”与鲁迅杂文

(一)“反讽”的含义

“反讽”这一术语，英语称作“Irony”,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语“eironeia”一词。十六世纪，反讽在西方语言学中，属于一种传统的修辞艺术，但只是其中较为次要的修辞格，它所使用的修辞范围也十分有限。人们用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等方式来表达反讽，以此来表示“言在此而义在彼”、“拐弯抹角的陈述”、“口头所说的与实际相反”等语言风格相关的语境义。古希腊修辞学又将其称之为“反语”。[1]18世纪至19世纪初，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提到：反讽和夸张、嘲弄、滑稽等手段一起，丰富语言的内在意义，打破了词语表面含义和作者意图之间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达成言在此而意在彼，进而实现思想的跳跃。[2]《牛津英语词典》中对“Irony”一词的解释是：1.文字的所指含义与其表面表达的意义相反的一种修辞方式，通常以嘲弄的形式来暗含蔑视或谴责的内涵。2.比喻事物的发展状况与本来被期待的结果或自然发展的状态相反。该定义将反讽划分为言辞反讽(Verbal Irony)和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两种。前者指充分利用语言手段表示反义，后者则是指由于事态的发展同某人原来的意料或期待相反而造成的一种嘲弄。[3]

(二)“反讽”在鲁迅作品中研究概况

“反讽”，一开始只是以修辞格的面貌出现在古希腊的戏剧中，意为“佯装的无知”，一直以一个“复杂的令人头痛的概念”发展着，直到新批评的手上其内涵才逐渐地明确起来。[4]迄今，国内外学者关于鲁迅作品的“反讽”艺术研究，从知网、维普网两个网站入手，采取关键词、主题等变换搜集方法，共搜集到58篇论文。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以单篇小说或小说集为对象，从小说类型、语言艺术、思想内涵、主题意蕴、叙事语境等方面研究“反讽”艺术，共占41篇，如杨剑龙《反讽：鲁迅乡土小说的独特魅力》、叶世祥《反讽：从一个新角度解读鲁迅》、王沁《试论鲁迅小说中中庸众境遇的反讽性》等。2.以鲁迅作者本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反讽”艺术，共占3篇。例如张芸《反讽者鲁迅》、孙放远《鲁迅与夏目漱石》等；3.以鲁迅杂文为研究对象，从诗学角度研究反讽艺术，共1篇，如许树林《鲁迅杂文的反讽诗学研究》；4.其他如序跋、结构等角度来研究反讽，共占据13篇。例如，杨高平《板块与反讽：中国百年文学总体结构之一瞥》等。迄今为止，从搜集材料来看，以鲁迅杂文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反讽艺术的成果较少。因此，立足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采取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对比方法对鲁迅杂文作品的“反讽”艺术类型进行概括，建构体系是可行的。

(三)鲁迅杂文的特征与“反讽”艺术内在的契合性

鲁迅杂文杂文透露出最大的特点是犀利透辟、思想深邃、文笔犀利，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篇篇杂文，犹如“匕首”、“标枪”直刺腐朽社会的本质，常常使他的论敌胆战心惊。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讽”艺术的巧妙运用。首先，思想的契合性。杂文的创作，以笔作为战斗武器，需要使用“反讽”。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5]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6]是“匕首和投枪”[7]其次，实际创作使用“反讽”高频率特征。例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的《非所计也》短文中使用“反讽”次数，据完全统计，就高达9次，几乎每段都有涉及；再如，鲁迅在其《华盖集》中的一篇短文《流产与断种》中使用“反讽”的次数也高达18次。

综上所述，“反讽”艺术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研究得较为全面和细致，在杂文或者是杂文集中研究得不够深入。因此，针对鲁迅杂文的“反讽”艺术类型研究，既有研究的可能条件，也有研究的必要条件；此项研究全面开展不仅能从一个全新的语言学理论的视角来审视鲁迅优秀的杂文作品，也有利于拓展深化对鲁迅杂文作品思想的认知和分析。

二、鲁迅杂文中“反讽”艺术的类型

“反讽”艺术在鲁迅的小说作品领域研究得比较细致，出现的“反讽”艺术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言辞(语)反讽[8]、情境反讽(性格反讽)和结构反讽。[9]下面就紧紧围绕这四种类型，结合鲁迅杂文中出现的“反讽”进行深入分析：

(一)言辞反讽

言辞反讽，主要表现在语言层次方面。因此，从狭义“反讽”角度来阐述，主要是指言辞反讽，也被称作“描述性反讽”。在文本的叙述中，表面上呈现的是一种含义，暗地里蕴蓄的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读者只有依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揭开其中的奥妙。以《流产与断种》为例，《流产与断种》中的言辞反讽可以细分为语言上的正话反说和设喻对比鞭辟入里两种，具体表现如下：

1.语言上的正话反说。

利用词语进行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本来就是表达反讽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屡见不鲜。《流产与断种》中就多次巧妙地运用了正话反说，例如第一段叙述：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轰然响应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是偶尔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世事本来大概是这样。段中，“没有什么恶意”、“情有可原”都是正话反说。当时有人斥责青年不成熟的作品，并“赠与”了一个恶谥“流产”。青年的作品固然不够圆润、纯熟，可是这样的评价也过于严苛。作者曾两次对此进行反驳，内心对此应该是深恶痛绝。所以，表面上写的是作者理解这种司空见惯的时弊；实际上，却是对这种求全责备态度的不满，对不支持甚至是阻碍类似“青年创作”之类新事物的疾首蹙额。类似的词语文中还有很多，例如心平气和、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革命家、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平安、出类拔萃等均属于此类，表面上表达的是无上的赞美，实际上贬损之意不言而喻。

2.设喻对比，鞭辟入里。

议论文中，喻证法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指用形象的比喻来证明论点，使得深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形象，容易被人接受。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杂文里也经常使用设喻类比，使得议论鞭辟入里，如在《拿来主义》一文中，作者以“大宅子”为比喻，来论述“要开动脑筋，放开眼光，自己来拿”。此外，还以“鸦片、鱼翅、烟灯、姨太太、烟枪”作比喻，来透彻论述挑选和占有的原则、方法，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和方法。同样地，《流产与断种》中也运用了喻证法，文中用“孩子初学步”来喻指新生事物的成长，可能是幼稚可笑、危险不成样子，生动形象地写出新生物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此外，还将“愚妇人对待孩子初学步的态度”和“保守派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作对比，突出对待新事物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怀着恳切的希望的心，鼓励新生事物的发展。连愚妇人都明白的事情，怎么那些自诩为“智识高超之士”难道不明白吗？是思想顽固不化，还是迟钝不开窍，亦或是自私自利的心在作怪？这值得读者深思。

(二)情境反讽

反讽，具有严肃批判性的内在本质，喜剧的外表下潜藏着对深层环境和人生价值观的深层次探求。情境反讽，作为杂文反讽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观点的确立、论点的反驳和思想立意的凸显起着重要作用。黄擎博士曾经将情境反讽分为四种即：现实性情境反讽、历史性情境反讽、虚拟性情境反讽和异常性情境反讽四类。[10]如在《流产与断种》一文中，主要涵盖现实性情境反讽和虚拟性情境反讽两大类，具体表现如下：

1.现实性情境反讽。

社会现实生活中，美梦如烟、事与愿违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在杂文中，也可以通过反映社会生活常态的情境描绘来体现反讽意味。文中，作者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直接批驳了保守派对待改革(新事物)的态度。文章宛宛叙述道：

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该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

文中的“我”主观上有进步的愿望、创作的激情和求教的态度，却遭遇了禁锢或谈道理的困窘境遇。这一现实对话情境的生动刻画，表面上写的是学士文人对待后起者不厌其烦的告诫和教导，实际上讽刺了顽固保守派在文化圈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他们将扼杀一个个年轻的思想、阻碍新事物的发展、减缓社会变革的进程。

2.虚拟性情境反讽。

杂文也可以现实为依据，虚拟出某些假定性的事件或情境来呈现情境反讽。文中三、四、五三个自然段，虚拟语言情境的刻画和描绘，折射出保守派自私自利、利益至上的心态、凝聚了作者对司空见惯的保守派的劣根性的批驳和感悟，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保守派对待改革(新事物)普遍存在的一种谬误。第三自然段展示的是“智识高超之士”的“谆谆告诫”，类似于“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之类追求完美的思想频频再现，言犹在耳；第四、五自然段通过对话情境的描绘：

毫无流弊的做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智识高超之士”表面上的“谆谆告诫”和追求完美，更像是对新事物一种禁锢和求全责备。对待别人是求全责备，对待自己则是百般推托、千般搪塞。两种语言情境同样是“智识高超之士”发出，却又呈现出言论前后矛盾、自露丑相，实际上只是一种反对、阻碍革新的借口。

(三)结构反讽

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能够充分展示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假如能巧妙地渗入“反讽”这一法宝，不但能够扩张文本含义，而且无形中增大文本容量。结构反讽是一种常用的“反讽”艺术手段，《非所计也》这篇杂文就是典型的反讽结构。初读作品，感觉平平无奇、淡如清水；细细品味，不禁拍手称奇。

《非所计也》，首先引用“要电”的内容，友谊深等价于外交的成功，后文对此展开分析；第二段从“私人感情”角度切入，讽刺国民政府的无能，要把政务寄希望于私人感情；紧接着，作者运用事实论证，揭露日军入侵不已，国军节节溃败，尖锐地讽刺了所谓的“友谊”、“私人情感”都是假话、空话。如果到这里只是“自我暴露”式的“反讽”，下文则是“递进式”的“反讽”，让国民政府的“冠冕堂皇”无处躲藏。第四段，引用“要闻”对“溃败的事实”进行辩解，意思就是说坚持积极抵抗的宗旨不会变，至于结果如何“非所计也”，其实就是为丧权、辱国、失地做辩解。细细品味，颇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当“非所计也”无法再忽悠有识之民众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爱国志士上京请愿”的事情，作者奉劝“爱国志士”要慎重考虑，如无“私人感情”，说不定会“自行失足落水淹死”，进一步反映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真面目。政府针对“上京情愿”而发宣言说“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那么千万不可当假话。就像镇压杀戮上京情愿的人一般，明知道会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所不惜，所以这又变成了“真话”。

这种极富张力的“反讽”结构，给读者们留下了充分的思考、判断空间。

三、鲁迅杂文中“反讽”艺术的主要特点

(一)反讽数量众多，反讽类型丰富

1.反讽数量众多。

为了便于准确统计和直观说明，以《流产与断种》一文为例做详细展示。在《流产与断种》一文中，全文不足800字，据完全统计，共计18次运用到反讽。数量众多的反讽，使得鲁迅的这篇经典杂文内蕴一种遮挡不住的张力，能从外部投射到广大读者的身心，进而催人奋发、振奋人心。鲁迅写文章，总是力求发生某种作用，他在最早的论文之一《摩罗诗力说》中就特别阐明了这一点。他尤其厌恶和反对那种四平八稳、不痛不痒或隔靴搔痒的文章，且认为那种文中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摆设而已，认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作品才能深入后世、影响人心。[11]《流产与断种》亦是如此，运用数量众多的反讽，却无累赘重复之感，原因在于作者从写作的一开始就注重渲染文章的感染力，于关键之处合理布置，能有效增强作品战斗的声音和力量。

2.反讽类型丰富。

为了便于直观展示，《流产与断种》一文中丰富的反讽类型，综合文章第二大部分的详细论述，可以将《流产与断种》中的反讽类型绘制如下图所示：

《流产与断种》反讽类型图

《流产与断种》言辞反讽类型图

(二)有的放矢，立足真实

关于这一点，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论讽刺》一文中，他概括道：现在所谓的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觉不能成为所谓的“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只不过是造谣和污蔑而已。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他写道：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些作品为“讽刺”。[12]也就是说，“讽刺”(包含反讽)，是立足真实、有的放矢，用艺术语言或者夸张的笔墨，暴露社会中已经广泛存在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是可恶的事情，引起被讽刺着所憎恨却心怀善意，起到让读者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勇于改变的目的一种写作手法。

鲁迅先生，一生创作了众多的杂文，其杂文最大的特点是文笔犀利，针砭时弊，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讽艺术的巧妙使用。“反讽”，宛如一剂猛药甚至是一付毒药，却能起到以毒攻毒、有所触动的疗效。他将多种形式、数量众多的反讽熔之于一炉，体现出其精湛纯熟的语言艺术魅力。但是，反讽要做到有的放矢，否则艺术形式再精美，也只不过是无病呻吟。

[1]米克.论反讽[M].昆明：昆明出版社，1992：99.

[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2.

[3]姚俊.论反语理解的认知机制及其语用效力[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9).

[4]李金涛.打开中国近代小说精神空间的另一钥匙[J].中山大学学报，2005(5)：18.

[5]鲁迅.鲁迅文集之华盖集[M].万卷出版公司，2015(10)：3.

[6]鲁迅.鲁迅文集之且介亭杂文[M].万卷出版公司，2015(10)：1.

[7]鲁迅.鲁迅文集之南腔北调集[M].万卷出版公司，2015(10)：143.

[8]刘艳.鲁迅小说《药》的修辞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29-34.

[9]郭晴云.最冷静的叙述语境——论鲁迅小说的反讽艺术[J].昌潍师专学报，1999(12)：32-36.

[10]黄擎.论当代小说的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J].东南大学学报，2003(5).

[11]蒋道文.鲁迅新诗散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9)：7.

[12]鲁迅.鲁迅经典大全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393-401.

2017-02-30

郑琳(1985-)，女，汉族，四川西昌人，四川民族学院预科部语文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语言学与文学。

[资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民族学院资助科研项目“鲁迅杂文中语言反讽艺术类型研究”(XYZB160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