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

【摘要】20世纪的中国可谓风雨飘摇，起伏跌宕。在内忧外患的强压下谨慎地迈出关乎民族存亡，国运兴衰的步伐。而作为20世纪的最后一位作家——巴金，用心和笔陪着祖国走完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从巴金作品风格的转换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出不同时期社会现实的差异。二三十年代的青春激昂，四十年代的沉郁冷静，八九十年代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完善，每一种风格对应每一个历史脚印。这不仅体现了身为作家的求真求实的原则，更突出了身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

【关键词】风格 青春 沉郁 自省 知识分子 责任

巴金（1904-2005）是中国近现代的最后一位作家。在101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热心于文学创作，笔耕不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灭亡》，《萌芽》，《新生》，《憩园》等20部。短篇小说《复仇》，《将军》，《还魂草》80多部。散文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维辛》，《再思录》，《随想录》68部，以及数量众多的文学译著。他的作品产生的影响可波及三四代人。其中代表作《家》不仅歌颂了五四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抗争，更鼓舞了当代的青年反抗权威，求知求索的热情。巴金于晚年不幸患上帕金森症，住院长达8年之久，在病痛的折磨和精力的限制下，仍坚持写作，并将目光由现实转向了自身，开始了一场自我反省与自我完善的升华。最终著成生命绝唱——《再思录》。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溘然长逝，同时也告别了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读者们为了纪念这位时代作家，纷纷发文悼念：有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亮着。

1、创作早期：青春激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巴金先生创作的早期。人们习惯用“青春的赞歌”来形容这一时期的作品。的确，早期的作品主要叙述对象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和新知识的浇灌，成为有自主意识，懂得反抗的青年群体。他们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有决裂抗争的勇气，有救国救民的抱负，他们代表着民族和国家新生的希望。纵观《激流三部曲》中的人物命运，巴金设置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深陷封建愚昧泥沼的人日渐沉沦或死亡，另一种是具有理性反抗精神的人日渐走向光明与希望。在《家》中，梅芬，瑞钰的死与觉新的悲剧，反之是觉民的抗婚成功与觉慧的胜利出走。《春》中惠的含恨离世与淑英的重获新生。《秋》中以高家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分崩离析与觉民，淑华反抗过后的幸福婚姻。从这些人物的命运中揭示巴金对封建腐朽的强烈批判，但更多的还是对淑华，觉慧等人的赞颂。

在散文方面1938年创作的《做一个战士》中，巴金更不吝惜自己对反抗精神的赞颂。“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战士是永远年轻的。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战士”是巴金寄予对青年学生的更高厚望，他希望青年学生的反抗并不是单纯感性的反抗，而是永远追求光明，永远年轻，不知灰心与绝望，不知畏缩的反抗。他们要勇敢地追逐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而且要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2、创作中期：沉郁冷静

40年代，在经过多年的艺术探索后，巴金的艺术技巧更趋于成熟，风格也变得深沉冷静。他先后写下了《云》，《雨》，《日》，《星》等多篇散文，而这一时期的小说《寒夜》是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是继《家》之后的又一部扛鼎之作。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它倾注了巴金对普通人物命运的深刻同情，写出了小人物生活的辛酸。鲁迅曾说过：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原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他在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可就是如此有价值的梦想却被日本侵华战争和大后方的腐败统治的现实撞得粉碎。二妻子曾树生与母亲的不和又加重了矛盾冲突，如此种种，是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又身患肺痨的“病人”。最终悲剧的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巴金在《谈<寒夜>》一文中说：“《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背景，事件等却十分真实…….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事件每天都在发生。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在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此时的巴金已到中年，目睹了更多的世事纷纭，但他的目光没有迷离，反而更加细致，敏锐。他冷静地将笔端逐渐转向小人物和一些生活琐事，于自然平凡中挖掘更深的善恶美丑。同时淡化情节的铺叙，注重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在情感抒发方面，巴金趋向于内敛，含蓄的风格，不同于早期的不加掩饰地表现出自己对于社会黑暗的憎恶与青年反抗的赞美，而是依旧借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进而产生同情，怜悯的感受，而这种写作风格所蕴含的影响将会更持久，更深刻。

3、晚期创作：自我反省与自我完善

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晴天霹雳，在经历了这场浩劫后，1978年，年逾古稀的巴金先生开始创作《随想录》。他在痛苦中回忆，在反思中不断攀登思想的高峰，通过对真实人格的塑造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

他在《隨想录》中说道：“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想起了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什么是“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讲到：“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是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是灭了体质以救灵魂”由此可见，文革期间，人的神性被泯灭，兽性在滋长，而看透了这一切是一个“大骗局”的巴金，重新燃起了灵性的烈焰，冲破了权威的桎梏，恢复了身为人的自主意识，开始了阔别已久的审视与思考。而《再思录》是巴金在《随想录》之后的滚烫再思，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在病魔缠身之后写成的，由于行动受限，精力不足，巴金的目光不再聚焦在现实社会，而转移到个人以及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中。在《再思录》中，他旗帜鲜明地喊出“没有神，都是人”。巴金在晚年用血泪经验坚决地捍卫自己在五四时期所追求的价值标准。

巴金对于中国的贡献绝不仅仅止于这些影响巨大的作品，他用尽一生所践行的对知识分子责任的呼唤，更应是世世代代的读书人所铭记的良知。正如他在《随想录》中说：“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受灾难。”在国家处于迷茫，压抑，无生机的困顿中，创作青春赞歌鼓舞着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为国家开辟前进的道路。在白色恐怖的强大高压的笼罩下，通过细致地刻画人物来冷静分析内外矛盾。在人民遭受重大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浩劫中，巴金作了一次人性的解剖与反思，履行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同时他的追求也是他对后代知识者群体的期许：一个知识分子要在岗位上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在做人，治学（写文章）中坚守“有骨气”的精神品格。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晨光出版社 1947

[2]胡景敏《<怀念二叔>：巴金晚年对现实的最后一瞥》、《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9

[3]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 1918

[4]巴金《随想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白凌云（1997—），女，驻马店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发表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