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理论自信的民族传统与实践根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吸纳了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追求人类的理想社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吸收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不断进步的源源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安邦济世思想，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等。这些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时代条件对这些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如“与人为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思想，就是对儒家文化中“吾日三省吾身”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理念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合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人民可以满怀自信地走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有中華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支撑，一定能够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坚持理论自信，不仅来源于民族传统，更来源于实践的证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相继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引导中国取得辉煌的发展成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实践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这是我们理论自信的实践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来自实践，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实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牢牢占据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中国的成功，使中华民族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挨打的局面，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存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焕发了新的青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从实现总体小康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继续得到发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前进，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许耀桐：中国理论注重人民性、创新性、应用性

中国理论注重于人民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宗旨和光荣职责。中国理论始终强调，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力量。在理论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积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帮助人们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要广泛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要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决策和工作的全过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决策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呼声，在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接受检验并完善决策。

中国理论注重于创新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一直强调理论创新，例如在经济领域，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纠正了超越阶段的冒进发展；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放弃了无所不包也无法实现的计划经济；创新性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理论，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创新理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能够像中国这样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国家少之又少。

中国理论注重于应用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使理论获得广泛的应用并取得成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既要精通理论，更要应用理论，而精通理论的目的也全在于应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确立了“实践标准”，使实践成为衡量理论是否有用的尺度。因此，中国理论必须随时适应运用的需要，有用的要坚持和发展，没有用的就要改变或废除。而西方理论进入其他国家后，往往空谈抽象的概念、定义、理念，并将其经典化、模式化，离开实际的运用，根本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以上中国理论的优势，归根到底在于，中国理论立足于本国，易接地气，显示出强大的理论自信。当然，对于西方理论我们也不能一味排斥，需要认真地学习借鉴和吸收，但这样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定要建立在对我们自身的理论自信的基础上。

辛鸣：中国理论彰显中国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一系列理论突破，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

中国理论时刻彰显价值。理论不只是逻辑的推演、话语的罗列，理论说到底是价值观的体现。例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社会主义”，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这既是通过“市场经济”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好东西拿过来，又是通过“社会主义”把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不好东西剔除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人”假设。市场中存在的每个个体都是“经济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通过每个人自私自利，达到全社会的福利改善。这个理论不能说错，从全社会来看，普通老百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对社会做贡献，可以理解。但是别忘了，中国社会除了有十三亿多普通百姓，还有近九千万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逻辑，党员干部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是“信仰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里面，不仅有“经济人”假设，还有“信仰人”假设。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西方强调“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是中国理论强调政府要积极有为，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政党是为人民的政党。所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彰显了中国的价值。

中国理论顺应趋势、遵循规律、彰显价值，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理论是科学的、管用的，是好的。

胡家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一系列理论突破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新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凝结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社会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同时也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与时俱进和开放的品质。首先，它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也不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教条，而是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解剖变动不居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得出符合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其次，它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修正、发展、完善已有的认识，使其不断逼近客观现实和真理。对价值规律、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的认识，都经历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断适应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过程，并逐渐凝练出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原则，成为新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开放的胸襟，能够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科学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例如数量分析方法和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观点都被引入进来，成为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都否认社会主义能够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未来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将“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列宁虽然后来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经济中引入了商品、货币和交换关系，但他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看法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是一直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然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其优势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生成新的更大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从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一步步深化。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论断，这一论断科学总结了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命题，它源于实践，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并保持与时俱进和包容开放，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南，这是我们理论自信深厚的科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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