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这是增强理论自信的价值基础和首要任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精神优势，是理论自信最深刻的源泉。没有真正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任何关于理论自信的论调都是自欺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理论自信需要从坚定信仰开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当下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两点必须突出强调：一是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高扬起来，保持和巩固共产党人的精神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不忘初心，而不忘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无疑是首要的和核心的内容。二是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事实证明，尽管我们党对两者之间关系作出了多次阐明，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没有彻底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仅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阶段性定位的意义，而且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展开。只有基于两者的统一，才能更加有效地增强理论自信。

进一步深入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个中国道路的核心课题，构成增强理论自信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其要义是“缩短和减轻”现代化的苦痛。一方面，在20多年试验的基础上，对市场和资本的两重性应有更加清醒和理性的态度，在着力发挥市场和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积极作用的同时，更要善于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有效抑制市场和资本逻辑导致的不平等消极后果，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理论自信最终来源于实践自信。中国道路的优势只有在实践中越来越充分体现出来，理论自信才能获得更加巩固的基础。当前增强理论自信需要直面三个突出问题。

正确分析和把握当今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增强理论自信需要面对的第一个突出问题

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的困境和挑战。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全球化并没有像西方承诺的那样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富两极世界。同时，作为全球化发起者的西方世界，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和民主危机，不仅宣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罪行，而且具象地展示出资本主义整体性衰落的特征。当历史终结论还言犹在耳，福山又发出了美国政治衰败的无奈感叹。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微小的、短暂的起伏。从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到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短短20多年间，世界历史进程已经处于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分水岭上，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就在于直面这个重大的转折时刻，揭示时代特征发生的重大深刻变化，阐明解决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中国软实力的相对薄弱，是增强理论自信需要面对的第二个突出问题

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的奇迹获得全世界的广泛认同，但中国软实力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之间还存在鲜明的“落差”。如果联系苏联解体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背景，平心而论，这个“落差”的形成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并由此决定了，中国软实力与中国硬实力之间的协调是一项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工程。理论是文化的核心，是软实力的基础和根本。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当然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但是应着重指出的是，将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全面而深刻地提升为中国理论，阐明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优势，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指导和帮助。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总结中国经验和全面阐释中国问题，在此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新文明类型的方向，才能在国际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等方面有效地改变硬实力与软实力不相协调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在个别领域被边缘化，是增强理论自信需要面对的第三个突出问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坦率地说，这种反差折射出，中国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但在思想领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肯定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之相对，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的社会思潮不仅反映在思想理论领域，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实践中也有一定的表现。理论自信不能沦为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之间的關系。两者关系阐释得不彻底，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遭受挑战的重要原因。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理论创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理论的彻底性，拒斥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才能拥有理直气壮地宣扬理论自信的底气。

许耀桐：理论自信必须具备“三力”

包含理论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他指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他还说，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我们要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增强自信，在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继续开拓，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由此可见，自信尤其是理论自信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怎样才能做到理论自信呢？我认为必须具备“三力”。一是“定力”，定力就是理论的坚定性，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绝不为任何的诱惑所动摇；二是“功力”，功力就是理论的坚实性，要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学习，系统掌握，夯实牢固的理论基础，而决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一知半解上；三是“引力”，引力就是理论的指导性、引导性，要自觉地坚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南，不搞经验主义，不搞以干代学。只要具备了这样的“三力”，就会对中国理论有更好的认识和坚持，就能更好地确立起理论自信来。

陈志刚：要坚持党建理论的创新性亮色、人民性本色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针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任务，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在理论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党建理论的鲜明特征和优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底色，也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坚定不移地以最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区别于西方政党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外物所惑的思想前提。在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把农民打造成了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推翻了“三座大山”，避免了封建王朝中农民起义的弊病，建立了光明的新中国。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而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避免了苏东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悲惨命运。不仅如此，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我们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其相反，西方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广泛奉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即使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免左支右绌，在经历短暂的繁华后最终难以摆脱经济危机的魔咒。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着眼于不断发展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创新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亮色。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成就了一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创造出一个个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就在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自觉，不断根据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情况，推进党的理论的系统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重大飞跃，形成了两个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挑战，围绕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开拓了党的建设新局面。在党的建设的内容上，我们党不断丰富和拓展，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拓展到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的主题和主线上，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了“保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丰富拓展，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党的建设方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要管党”，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再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其认识水平不断深化。在党的建设的整体规律上，从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到邓小平提出的制度治党，再到十八大以后提出的“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不断创新，确保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建理论的价值追求，以坚持批判继承作为党建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本色。是否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非马克思主義政党的试金石。九十多年来，我们党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把人民解放、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价值追求。据此，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强调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观。与西方政党理论坚持抽象人性论，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党”，模糊、淡化阶级性，维护所谓的“普适价值”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阶级性，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强调自己除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人民取向，使得党的理论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拥护，确保了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推进理论创新，除了必须总结当代生动发展的实践创新成果外，还必须从历史传统和人类文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的政党，九十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方针，既深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的优秀思想，又敢于借鉴西方政党的一些合理观点，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如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历史上的御史监察理念和制度，推动了党的巡视监察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还借鉴西方政党的权力监督思想，提出了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监督新观念。坚持党建理论的批判继承，为我们党观察国内国际问题提供了开阔、开放、辩证的视野。

只有坚持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人民性、批判性，我们党才能坚定理论自信，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才能更好地建设一个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肖金明：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有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思想基础支撑和实践理论指南。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尤其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重大课题，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位、内涵外延、理论内核、实践逻辑、现实路径等展开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成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条根本主线。这一战略定位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超越，是涵括四个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侧面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府组织治理、市场组织治理、社会组织治理三个基本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关联，反映了治理与制度关系的内在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文化制度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生态文明制度现代化、党的建设制度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组织）现代化等重大主题，体现了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逻辑。通常来说，政党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党的治理现代化为前提。党的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现代化，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执政制度以及党内治理制度法规化、法治化，是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需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有关治理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法与国家学说的创新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全球治理理论的推介，现代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基础理论研究，大国治理与地方治理规律研究，基层民主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等新兴领域治理应用理论研究，等等。这对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视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成为进一步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内容、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的重要支撑。

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别。相比较而言，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的研究相对偏少，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再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完整概念内含着党的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大主题。相比较来说，党的治理尤其是党内治理现代化研究和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研究较弱，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内容存在平衡性不足。

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必须依循十八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关联。第一个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期目标的实现，将为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制胜法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逐步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必须坚持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出发点，着眼于突破以下重点难点。

一是要创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在党政关系理论上取得突破。科学阐释领导与执政关系的逻辑，推进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与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有机结合，形成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和国家民主、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和社会法治的民主法治新常态，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和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二是要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在政权理论体系上取得突破。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突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载体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枢纽，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主要通道和支撑。

三是要创新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理论，在协商政治和党派政治理论上取得突破。推进政党政治理论创新，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汇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资源，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促进协商政治与监督政治相统一，促进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与科学民主依法参政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建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要创新法治中国理论，在党内法治和社会法治理论上取得突破。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必须丰富和发展法治中国理论体系。以法治中国建设为宏大背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构建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社会规章制度体系，合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法律制度基础。在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大格局，强化民主与法治关系的实践逻辑，与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三位一体的总格局相结合，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局面。

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实践导向，坚持国家治理一般规律与中国治理特别逻辑相统一，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国家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切入，突出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特色和制度优势。

责编/贾娜 周素丽 王坤娜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