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宁+吴磊

摘要： 家训是家庭教育之精华与经典。汉魏时期是我国古代家训的奠基期，其间之伦理思想呈现出“西汉雏形、东汉成型、三国创新”之衍生轨迹。其主要论域为“修身、治家、处世、为政”等四个方面，“仁、义、礼”为汉魏家训强调修身之主要内容，治家伦理则强调了“慈、爱、孝、顺”，在处世方面，要做到“谨、慎、谦、让、诚、信”，为政则要恪守“明、贤、清、廉”的伦理准则。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为“和”。研究汉魏家训伦理思想能为当代家庭教育“教导哪些内容，用怎样的方式来教导，教导之际应注意哪些问题”等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汉魏家训；伦理思想；衍生轨迹；主要论域；核心价值追求；家庭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2-0091-06

家训是家庭教育之精华与经典，而伦理思想则为家训内容之主要内涵，通过对家庭成员伦理思想的灌输与伦理道德的养成，家庭教育便能收到“主题突出、代代相传”之成效。汉魏时期是我国古代家训之奠基期，其间之伦理思想经过“西汉雏形、东汉成型、三国创新”等阶段，形成以“修身、治家、处世、为政”为主要论域，以“和”为核心价值追求的伦理趋向，从而为汉魏以来的古代家庭教育，乃至当代家庭教育給予了生动有益之启示。

一、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之衍生轨迹

两汉三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1]。这一时期有71位作者共计创作了81篇家训。其中，西汉时期的家训主要是精要的修身为政伦理；东汉时期的家训则为男女分训，男训强调修身慎交伦理，女训强调妇德持家伦理；三国时期的家训提倡儒道互补的伦理思想，提出“静默养德”的伦理观念。

西汉时期家训数量不多，主要有刘邦《手敕太子》、孔臧《给子琳书》、司马谈《命子迁》、东方朔《诫子书》、韦玄成《诫子孙》、刘向《戒子歆书》、欧阳地余《戒子》、何并《告子恢》、陈咸《诫子孙》等。这些家训虽然篇幅简短，但伦理内容却精炼扼要，涉及面也较广，其主要成分以修身伦理与为政伦理居多。比如孔臧《给子琳书》赞赏“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之德行；韦玄成《诫子孙》认为只有具备“于肃君子，既令厥德，仪服此恭，棣棣其则。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车服，荒嫚以队”的美善德行，方可为君子。又如刘邦《手敕太子》认同太子结交贤能之人的做法；刘向《戒子歆书》认为“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他告诫儿子为官应做好本职工作；欧阳地余《戒子》告诫儿子“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要求儿子在为官之任上恪守廉洁；陈咸《诫子孙》要求子孙“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陈咸反对严刑重法，主张以恩德感化民众；平当《告室家》告诫妻子：“吾居大位，已负素餐之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余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平当认为，身居高位之际不能无功受禄，不能不劳而获，不能接受朝廷封给的侯印。这种不图名、不图利的为官之德堪称时代典范。

东汉时期家训数量陡增，其中论及伦理的多达39篇。这一时期针对男子的家训中，有些谆谆告诫子孙交友必须谨慎，切莫滥交狐朋狗友，而应交良师益友，同时说话、做事也要谨慎，切莫对人品长论短，以免招惹口祸。比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告诫侄子们“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亦即不要乱说别人的坏话。而此间最有特色的是出现了6篇女训，这为后世女训的创作提供了优秀范本。其中，荀爽《女诫》是以四言诗的优美形式告诫女儿，出嫁后要做一位顺从的妇人，要早起晚睡，和颜悦色，勤俭持家，正身洁行；蔡邕《女诫》告诫家庭女性在梳妆打扮之际，应把心态调适好，应知晓“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之理，亦即应让心地保持“洁、和、鲜、顺、理、正、整”的良好状态。

三国时期家训数量多达34篇，在整体风貌上呈现出一种“外儒内道，静默养德”的伦理特色。虽然西汉时期东方朔《诫子书》曾在随机取舍儒道思想的心态下提出“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的训诫，东汉时期郦炎《遗令书》告诫过襁褓中的儿子将来应该成为儒道兼容的“刚焉柔焉，弱焉强焉，学焉愚焉，仁焉隐焉”之才，但真正包容并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并在家训伦理中充分体现出来的则是三国时期的家训。这可谓三国时期儒道兼容的玄学思想始登大雅之堂的一种体现。比如诸葛亮《戒子训》所训诫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谓“外儒内道，静默养德”伦理思想之代表。诸葛亮要求儿子成就的是儒家之君子，即“修身养德”的儒家君子；但要成为儒家君子，内心须以“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的道家伦理为支撑，亦即必须怀有道家倡导的“静默”之心，方能踏踏实实地践行儒家的“君子之行”。

二、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之主要论域

家训作品大多围绕修身齐家等主题，突出伦理教育[2]。而在伦理教育方面，其主要论域则为“修身、治家、处世、为政”等方面。

修身是汉魏家训中首当其冲的伦理思想阵地，而“仁、义、礼”则为汉魏家训强调修身之主要内容。比如东汉时期刘廙的《戒弟伟》告诫弟弟要结交贤者，要能够“厚己辅仁”，亦即通过结交贤者而使自己更加厚实、仁德更加充实的意思，这是对交往伦理“仁”的重要性之阐发。三国时期吴国的张纮《临困授子靖留笺》曰：“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张纮要求贤明的君主以正义来割舍私恩。这种思想与荀子“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荀子·君子》）所强调的“以义制事”比较相似，他们都重视“义”在处理实际事务中的作用，以免因个人喜好或个人恩怨而坏了正事。沐并《豫作终制告云、仪等》曰：“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非圣人莫能履其从容也。是以富贵者有骄奢之过，而贫贱者讥于固陋，于是养生送死，苟窃非礼。”汉魏家训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修身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正心修志”。钟会之母《诫子行仁政》有言：“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当修所志，以辅益时化，不忝先人耳。”只有心态上端正了，才能免除祸患，进而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能够顺利修身，汉魏家训同时强调了对情欲的控制。诸葛亮《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诸葛亮认为，一个人应志存高远，去除情欲，方能成就大业。

汉魏家训的治家伦理则强调了“慈、爱、孝、顺”的贯彻。比如曹操《诸儿令》曰：“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儿，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曹衮《令世子》要求世子“事兄以敬，恤弟以慈”。曹操所言之“慈”是“慈善”（仁慈善良）的意思；曹衮所言之“慈”是“慈爱”（仁慈关爱）的意思，若把两者综合起来，“慈”便包含“做人要善良，对待家庭成员要仁慈，对待晚辈（或卑辈）要关爱”之内涵。班昭《女诫》曰：“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班昭强调了家庭中长辈（舅姑）对晚辈（儿媳妇）的关爱。关于孝，梁商《病笃敕子冀等》曰：“孝子兼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这里强调了对长辈思想方面的孝。关于顺，荀爽《女诫》特别强调了妇女的顺从：“竭节从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颜悦色，事如依恃，正身洁行，称为顺妇。”这是由于荀爽认为，妇女处于家庭伦理关系网中的关键环节，妇女顺从舅姑和丈夫，则能减少婆媳纠纷，教育好子女，让整个家庭成为慈爱孝顺之家。

在处世方面，汉魏家训强调“谨、慎、谦、让、诚、信”。其中，“谨”与“慎”是与人交往时应恪守的原则；“谦”与“让”是面对名誉、地位或钱财时应恪守的原则；“诚”与“信”是许下允诺、达成口头或书面协约时应恪守的原则。比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赦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马援希望两个侄子向龙伯高学习，因为龙伯高为人敦厚，说话周密、谨慎，没有什么可让人指责之处，且能谦约节俭、廉洁公正，有威严。班昭《女诫》曰：“谦让恭敬，先人后己。”这是将“谦”、“ 让”二字连用，要求妇女对待家人应谦让、恭敬，做到先人后己。王昶《家诫》曰：“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王昶认为，汉朝的东平人刘桢（字公干）博学高才，且能讲诚信，有节操。郦炎《遗令书》认为“朋友莫如信”，这是要求对待朋友一定要讲诚信；钟会母《诫子行仁政》認为“虽接鄙贼，必以言信，取与之间，分画分明”，这是要求对待所有人都得讲诚信，不管是地位低下的人，或者是坏人，都应如此。

关于如何为政，汉魏家训强调“明、贤、清、廉”的伦理准则。其中，“明”多用于对君主的素质要求，“贤”多用于对官吏的素质要求，“清”多用于对从政者的品德要求，“廉”多用于为政之际从政者面对各种诱惑的戒律要求。若将这四条原则综合起来表述，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代朝廷，只有当君明、臣贤，官场上下都能恪守清廉之际，才能使得政治清明，国家大治。在李秉《家诫》中，李秉回想起与先帝（司马昭）的对话，不免感慨道：“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此处的“明”是“圣明”的意思。刘备《敕刘禅遗诏》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认为，执政者只有凭借高尚的贤德才能使得手下之人服从于你或信服于你。嵇康《家诫》有言：“其立身当清远。”这里的“清”是“品德清高”的意思。欧阳地余《戒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这里的“廉洁”是“因为内心廉洁，故而可得廉洁之名声”的意思。以上四条准则中，“廉”是这四个范畴中最基本的、最必须遵循的为政范畴。“廉者，民之表也”，廉洁的官吏是民众的表率。一个人可能不是很明智，不是很贤能，也够不上清白无瑕，但他必须做到最起码的“廉”；他若“廉”了，则对百姓、社会和国家有益，他若不“廉”，则将给百姓、社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在“廉”的基础之上，他可以一级一级地追求“清”、“贤”、“明”，亦即先达到“清白、清高”的要求，接着再达到“贤能、贤德”的要求，最后达到“明智、圣明”的要求。

由此可见，汉魏家训伦理思想阐发了以“仁、义、礼”来“正心修志、去除情欲”的修身伦理，以“慈、爱、孝、顺”为家庭和睦之方的治家伦理，以“谨、慎、谦、让、诚、信”为基本信条的处世伦理，以“明、贤、清、廉”为基本准则的为政伦理思想，从而使得其伦理论域宽而不泛、简而有节，为后世家训的制订树立了优秀典范。

三、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之核心价值追求

“和”这一范畴最早是由西周时期的史伯提出来的[3]，他在回答司徒郑桓公问话时，讲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汉魏家训以构建和谐身心、和谐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和谐国家为理念，对和谐的作用以及达成各方面和谐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广泛阐述。其中三国时期蜀国向朗（约167年～247年）的《遗言戒子》是这一时期阐发“和”的作用之代表作：

《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向朗（字巨达）援引《左传·鲁桓公十一年》所记载的“楚郧蒲骚之战”中楚国大夫斗廉所说的“师克在和，不在众”（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团结，而不在于兵力之众多），并将“和”的作用从战争论域扩展到一切论域。他认为天地相和是万物得以生成之本源，不但天地间万物的生成要靠“和”，而且人世间一切关系的维系也“非和不可”：君臣和睦相处则国家平安，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则家庭兴旺、平静安宁，圣人之道“和”的重要性，一直守护着内心之“和”，从生到死都这样。向朗从小就没了父母，但两位好心的哥哥却对这位弟弟精心抚养，教导弟弟不要因为追求功名利禄而败坏了性情和品行。所以，当向朗对儿子向条（字文豹）训诫临终遗言时，要求儿子不要以贫穷为忧虑，而应该像圣人那样，勉力守护着“内心和谐”。品味这篇家训，可以推知，“和”在汉魏时人的眼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万物生成之本源，是国家平安之保障，是家庭和谐之保证，是实现人生理想（成为圣人）之路径，是从生到死必须恪守的重要信条。不管身处何境，无论面对何种关系，“和”都是最为珍贵的法宝。

在“为政、治家、处世、修身”等方面，如何才能求得和谐呢？郦炎《遗令书》做了精炼的回答：“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如果从“和谐”的角度来解读，那就可以解读为：在为政之际，要想求得君臣和谐，则臣子应对君主和国家忠心耿耿；在侍奉双亲之际，要想求得家庭和谐，则子女应对父母百般孝顺；在朋友交往之际，要想求得人际和谐，则应对朋友讲诚信；在修身之际，要想求得身心和谐，则应严格以礼要求自己，亦即恪守礼教之五常（仁、义、礼、智、信）。

其中，在修身层面，汉魏家训大多论及道德修养对于身心和谐的重要性（比如王昶《家诫》为追求“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而“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以及如何修身养性（比如郦炎《遗令书》强调“消息汝躬，调和汝体”），以求得身心和谐。在家庭关系层面，一个家庭既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包括夫妻关系，还包括姑嫂、叔嫂关系等。要保持家庭和谐，做父母的首先要怀有一颗慈爱之心，做子女的则应怀有一颗孝顺之心，而作为家庭主妇，在维护家庭和谐之重任上担当起特别重要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主妇贤顺有德，则家庭和睦兴旺；主妇兰形棘心，则家庭分裂败落”。父母对子女应慈爱，王修《诫子书》就对儿子动情地说到：“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所惜也。”做父亲非常想让儿子变得很好，同时也过得很不错，除了不能把自己杀了以外，其它方面要求父亲做什么都愿意。子女应孝顺父母，但不能愚孝。王祥《训子孙遗令》对愚孝进行了列举：“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高柴是春秋时期魏国人，字子羔。他在守孝期间哀痛至极，哭泣无声，就好像泪中带血的样子。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并未赢得其师孔子的表扬，反而被孔子归为“愚孝之人”。孔子真正喜欢的孝子类型是闵子骞那样灵活地对待守孝之事。也就是说，守孝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充满哀思之情、惋惜之情、感激之情、恋恋不舍之情。在处世层面，汉魏家训特别重视“尚中守和”（比如东方朔《诫子书》所强调的“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要求交往中的人们做到敬重别人、尊重别人隐私、在酒桌上不强人所难（比如王肃《家诫》所告诫的“下坐行酒，随其多少，犯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并提出“谦恭、谨慎、忠信、笃敬、不毁誉他人”等为人处世之信条（比如羊祜《诫子书》所倡导的“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在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先后次序上谨记“遗己察人，舍己就人”之原则（比如姚信《诫子》倡导“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从而真正做到人际和谐上的“和而不同，和气待人”。在阐发为政之和谐价值追求时，汉魏家训既从君主的角度出发，要求君主修养道德、敬重贤者，对人仁慈（比如曹衮《令世子》倡导“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又从官吏的角度出发，要求官吏们公正廉洁、办事谨慎（比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所倡导的“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还从君臣关系、臣臣关系的处理上提出了“求贤若渴、受谏不厌、公正无私”的君主待臣之方（比如张纮《临困授子靖留笺》倡导“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恭谨为节、知难而退、保身全名”的臣子对君主之策略（比如顾雍《诃责孙谭》认为“臣下以恭谨为节”）以及“尽节效力，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的处理官吏之间上下级关系之对策（比如钟会母《诫子行仁政》认为“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

由此可见，汉魏家训将“和”视为其核心价值追求，提出只有“身（包括身体、地位、容貌等方面）和心（包括道德、追求、安定等方面）之间和谐了，才能安定好自己，做一个和谐的人；家庭成员之间只有各守本分，互相关爱，才能维护好家庭和睦，造就一个和谐的家庭；人和人之间（尤其是同事和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应该体谅关爱，才能维持好人际关系，造就一种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在君主和臣子之间以及官吏之间，应该上下和合，互相敬重，以德相交，各司其职，才能维护国家安宁，使得朝政亨通，造就一个和谐的朝廷和国家。总之，不管是“身和心之间”，还是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君臣之间，都应和气相待，在一团和气中互谦互让、互相关爱，亦即只有当“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价值追求时，家训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其伦理教化价值，为教育子孙后代做出一番贡献。

四、汉魏家训伦理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魏家训也能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有益参考，比如当代家庭教育应“教导哪些内容，用怎样的方式来教导，教导之际应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学习借鉴汉魏家训的做法。

首先，在家庭教育的内容方面，我们不能搞单一的知识教育，也不宜搞简单的“智商加情商”教育，而应囊括“道德品质教育、家庭责任教育、处世之道教育、未来的职业道德教育”等。不过，家庭教育所涉及的内容虽多，但其主旨一定要凝练，要像刘廙《戒弟伟》之“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那样突出中心要点。毕竟，在当代信息社会，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能太多，所讲的话不能拉拉杂杂，不能占用太久的时间，以免让子女们厌烦，造成“左耳进，右耳出”的尴尬后果。

其次，在家庭教育的形式方面，不能是宣讲几条枯燥无味的守则，让子女去死读、死写、死背，而应像郑玄《戒子益恩书》那样，通过讲述亲身经历，告诫两位儿子应“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因此，当代家庭教育展开之际，也应以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子女为何要遵守这些家规，这些故事既可以是古代的名人事迹，也可以是当代人物的成功范例，但都需讲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入耳动听。只有这样，才对当代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能提起子女们的兴趣，他们便愿意洗耳恭听，而有些故事因为有感人的情节，故能时不时地被子女们所记起，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

然后，在开展家庭教育之际，还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子女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施行教育。比如，孩童时代主要是礼仪教育和文明习惯养成的教育，少年时代主要是人际关系教育和理想教育，青年时代则包括男女关系教育、家庭责任教育、道德责任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又如，应根据不同的性别开展教育，像班昭《女诫》之“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那样，对夫妇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进行高度概况。相应地，在当代家庭教育中，如果是教育女儿，完全可借鉴《女诫》等汉魏家训的女训思想开展教育，除了那些三从四德的糟粕应抛弃以外，一些有益的女子道德思想则应向女儿逐一灌输，使她以后不会太任性、太自私、太霸道，以免造成无法融入夫家生活之尴尬局面。另外，还应针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点评，像刘备《敕刘禅遗诏》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那样，让子女明白日常生活中的做人之道；或者是利用吃饭、睡前等空闲时间，见缝插针地施行教育，或者当子女犯有过错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错误之处，告诉子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以后应该怎么去改正，怎么去完善德行。

总之，学习借鉴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不但有益于当代伦理道德之体系建设，而且有益于当代家庭教育，并为亿万家庭的和睦共处以及培养“立志修身，慈爱孝顺，谦让诚信，清廉贤明”的子孙后代提供优秀的学习典范与宝贵的思想启迪。

参考文献

[1]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7.

[2] 唐松波.古代名人家训评注[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9：3.

[3] 程静宇.中国传统中和思想[M].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