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思考

2017-05-04杨学义刘雪卉

对外传播 2017年3期

杨学义+刘雪卉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向世界传播哪些文化价值观、如何以对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如何评估“走出去”的效果，都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而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提升我国整体翻译水平，关键在于培养一支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的高素质“翻译国家队”，一支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队伍。

一、文化“走出去”需要融通中外的高端翻译人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吸引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外国人不仅希望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也渴望接触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差异，通晓汉语言文化的外国人数量有限，对外译介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国内翻译者身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在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世界文明的交融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出一批融通中外的翻译家。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整体翻译实力尤其是对外翻译能力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精通母语和外语只是语言服务的初级要求，要想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和影响世界，需要具备跨文化服务能力，了解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的知识，而目前我国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的高端翻译人才依然匮乏。

二、全國翻译人才现状及问题

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出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的情况来看，2003-2015年的十余年来，通过翻译资格考评体系的人数已有六万余人，但高端翻译人才仅占极少数：资深翻译51人，一级翻译90人，其中擅长“中译外”的定稿人更是屈指可数①。这样一支规模有限的专业翻译队伍还远不能满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求。

以下将从翻译人才的年龄和地域分布、译者薪酬待遇、语种使用情况，以及新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运用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全国翻译人才，特别是高端翻译人才的现状。

1. 全国翻译人才的分布情况

在性别和年龄分布上，据中国翻译研究院和中国翻译协会最新发布的《2016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语言服务从业者中女性占65.9%，20-30岁的占调查人数的61.0%，翻译人才的主要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②。可见，目前全国翻译人才在性别上以女性居多，在年龄分布上以中青年为主，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上广地区，这也体现了翻译在推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翻译薪酬待遇普遍偏低，高端人才流失严重

《2016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专职语言服务从业者的收入虽存在一定分化，但处于两极的从业者占比都不高，绝大多数收入集中在3000-15000元；相当比例的从业者收入低于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62，029元的平均年工资③。整体而言，语言服务业不少的从业者收入中等偏下。

由于缺乏相应的价格指导规范和市场准入机制，又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翻译从业者的权益，国内翻译行业出现无序的恶性竞争，导致翻译价格普遍偏低，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翻译者职业成就感缺失，致使一部分高端翻译人才被迫改变职业，翻译行业人才流失的状况比较严重。

3. 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稀缺

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建立更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中，非通用语翻译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但我国目前仍紧缺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目前与我国建交的175个国家至少涉及95种语言，我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只有74个语种，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语言近20种，在读学生不足100人④。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调研，目前我国各语种教学和使用的权威辞典仅有60多种，至少一半以上的语种还缺乏供外国人深入了解中国的百科知识类辞典，部分语种甚至还缺乏基本的工具书，如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中就有吉尔吉斯语、普什图语、孟加拉语、爱沙尼亚语等目前尚无基础辞典⑤。这不仅对这些非通用语种的人才培养造成困难，也对使用这些语种的人民了解我国的社会、文化、思想造成了阻碍。

4. 翻译从业者在翻译技术、项目管理和国际化服务水平方面有待提升

现代语言服务行业亟需“翻译+X”能力的复合型服务人才，这些能力包括翻译与本地化项目管理、多语言服务咨询、语言服务研究与规划、语言技术服务等跨领域服务能力，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口笔译能力。然而，目前我国翻译专业（MTI）在校研究生绝大部分都是语言相关专业背景，高校开设的翻译课程也以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和外语能力为主。《2016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通过考察我国翻译专业（BTI/MTI）开设翻译技术、项目管理类课程的情况，发现此类课程在BTI和MTI课程中的占比分别是6.75%和7.90%，远远低于翻译技能类课程占比⑥；而在一线翻译从业者中已经有52%的从业者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机器翻译（MT）的使用者占比为25.2%⑦。

导致我国翻译人才出现上述问题的宏观因素包括政府、行业、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多层面。首先，政府没有真正将语言/翻译服务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工程，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语言/翻译发展战略规划。在行业层面，缺乏翻译法律规范、行业标准及翻译市场准入机制。在经济层面，我国的语言/翻译服务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小微企业占多数，未被纳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扶持。在文化层面，文化“走出去”的针对性还不够强，对受众国的语言文化习惯了解还不够，其中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瓶颈。在技术层面，国内的翻译人才培养单位及翻译从业者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缺乏互联网思维，在翻译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方法上还无法做到与国际接轨。

三、当前我国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对策及建议

如何培养一批具备跨文化服务能力的复合型高素质翻译人才队伍是我国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针对我国高端翻译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制定国家中长期翻译/语言规划和发展战略

据悉，欧美不少国家很早就将语言战略定为国家战略，在战略思维方面把语言服务与国际化竞争战略相融合，在顶层设计方面成立国家级别的专门机构制定语言服务发展战略并配合实施。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国防教育法》中将汉语、俄语、朝鲜语等列为重要外语，“9·11”后又出台《语言与区域知识发展计划》、《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等一系列重大语言政策⑧。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视角出发，我国政府亟需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发展国家涉外语言和翻译能力；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落实系统性规划和统一部署，切实根据国家经济贸易和对外交流的需要，分区域、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各语种翻译人才，特别是当前紧缺的三类翻译人才：专业应用型翻译人才、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从而打破制约我国文化建设乃至国家安全的瓶颈。

同时，考虑到文化翻译的特殊性，应充分发挥海外孔子学院和国内高校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优势。目前全球已有140个国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全球孔子学院有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各类学员210万人⑨；另据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63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811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⑩。这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队伍应给予充分重视和引导，在全球范围内选拔和培养知华、亲华、友华的优秀中译外翻译人才。

2. 加大对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教育的扶持力度

我国正在大力推進“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实现需要以“语言互通”为基础和前提。

鉴于目前我国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且高校非通用语种的办学成本高，建议教育部和财政部对重点建设的非通用语种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相关语种专业的生均定额拨款。国家应鼓励高校合理有序、错位互补地开设“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种，特别要加大对东亚、中东欧、中东以及非洲四个区域非通用语种建设的力度。

国家和政府对国内高校的非通用语种建设给予高度重视，例如外交部和教育部等八个部委已联合发文支持将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一个非通语种建设基地。“十三五”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计划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教育，2017年、2018年将分别增设十几个语种。然而，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仅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个人才培养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逐步带动更多的地区和高校，特别是沿边城市的高校参与到非通用语种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建设中来。此外，还可以与非通用语种国家联合培养跨语言人才，选拔中国学生去国外学习非通用语种，也吸引这些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中文，形成良性互动，合力培养跨语言、跨文化人才。

3. 推动翻译立法，完善行业准入制度

由于我国对翻译人员的从业资格缺乏相应的法规约束，缺乏对翻译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导致翻译质量低劣的各类出版物在市场上广泛传播；当前国际上已有部分国家为翻译行业立法，特别是在法律翻译、法庭口译、医疗翻译等事关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例如，巴拿马有《巴拿马翻译法》，奥地利、美国有《法庭口译员法案》；还有一些法律提及翻译人员的地位和权利，如《西班牙版权法案》中赋予译者与作者同等的版权等。

翻译立法既要规范翻译市场行为，又要保护翻译行为相关方及利益相关方的权益，目的是要解决翻译主体不适格，翻译行为不合规，无翻译标准、无薪酬标准等相关问题，使翻译相关方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翻译协会作为翻译行业组织，在争取翻译立法的同时，应加强行业规范和标准化建设，在现有《翻译服务规范》、《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等文件的基础上，制定翻译从业人员道德规范、翻译服务诚信准则等规范性文件，逐步引导和规范翻译市场，努力为高端翻译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从业环境。

4. 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科学的翻译人才终身教育体系

基于我国当前的翻译人才现状，高校、用人单位和行业组织应携手建立长期的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翻译技术、项目管理等培训课程，并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和网络翻译平台，使翻译专业学生参与到真实的翻译项目中得到实际的锻炼；开设翻译专业的院校应调动整个学校的资源，打破由外语院系培养翻译人才的传统，建立跨院系、跨专业的翻译学院，以“翻译+X”的教育模式，吸收非语言专业外语基础好的学生，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

翻译用人单位应该认识到，翻译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在本科、研究生教育阶段就能够实现的，而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不断地总结、提升，方能成就高素质的翻译专家。因此，培养高端翻译人才需要开展“后院校”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通过学习新技术和行业知识，不断完善译者的知识结构，进而提升他们的实际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转换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公众演讲能力等。

“一带一路”语言能力建设迫在眉睫，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高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协作，重点解决非通用语种人才短缺、翻译能力单一、高端翻译人才流失等问题，将语言规划、人才培养、行业规范、技术开发多方面工作相结合，尽快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复合型翻译人才。

（本文系北京市教委共建课题“文化‘走出去与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FSUGJ12001）

「注释」

①中国翻译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翻译人才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2016年12月。

②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2016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6年12月。

③同上

④王铭玉：《“一带一路”建设亟需构建语言战略》，第二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 2016年9月，http：//www.tj.xinhuanet.com/jizhe/20161111/3526420_m.ht 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⑤闫国华：《文化对外传播与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中国翻译》2014年第5期，第10页。

⑥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2016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6年12月。

⑦同上

⑧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8页。

⑨庞明广、徐诚：《第十一届孔子学院大会在昆明闭幕》，新华网http：//news.21cn. com/caiji/roll1/a/2016/1211/18/317735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