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洪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开幕前夕，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且限量发行的《中国关键词》短短一小时就被各国记者和工作人员取阅一空。《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图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共计九册，包括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葡语、日语和韩语10个语种，分五个专题，以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呈现。该书的内容选编自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创建的“中国关键词多语对外传播平台”。“平台”主要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中文词条专题编写、解读以及多语种翻译，通过平面、网络和移动社交平臺等多媒体、多渠道、多形态及时持续对外发布，旨在以国外受众易于阅读和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政策和发展道路。①

“平台”的构建及图书的出版堪称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化外交的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本文拟以“中国关键词”为切入点，以翻译赞助人为研究视角，梳理国家翻译行为的来龙去脉，并揭示新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翻译实践与国家意志

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②，它要受到赞助人（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赞助人包括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高等院校、学术期刊）等。③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因素，赞助人决定着译作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二是经济因素，赞助人为译者安排工作、支付薪酬、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三是社会地位因素，通过译作，译者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地位。④国家翻译实践（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指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⑤，即国家（政府）是翻译行为的策划人和赞助人。国家（政府）在翻译机构设置、翻译政策及原则制定、译员筛选与培训、译作发行及推广等方面行使决定权。此类翻译实践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玄奘大师主持的佛经“译场”“译《大般若》《瑜伽师地》《大毗婆沙》及《六足》《发智》《俱舍》。即此诸编，已逾千卷”。⑥而“译场”的组织与运作无不受到朝廷之影响，唐太宗还为《瑜伽师地》作译序。欧洲中世纪的“托莱多翻译院”翻译了数量庞大的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原作，包括《几何原本》《伦理学》及《卡里来和笛木乃》，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而西班牙政府和大主教雷蒙（Raymond）及罗德里克（Roderic）是其主要资助者。⑦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政权、加强对外交流，中国政府先后设立了三个国家级专门翻译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今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49）、“中央编译局”（1953）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今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1955）。⑧“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其主要威胁，并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反恐行动，为了消除语言障碍，美国国防部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培训翻译人员和开发战地翻译机器（如Phraselator）。

可见，国家翻译由来已久，它是国家形象意识、文化主权意识、语言政策意识即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是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和“法律主体”，翻译机构的运作由国家承担全部费用，并在国家权力的保障下形成常规和长效机制。⑨它号召力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特征客观上保证了译作的权威性和经典性，也确保了繁复的翻译项目得以及时顺利地完成。当前，经济、政治及文化维度的全球化不断深入，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对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作为文化外交的“中国关键词”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通过思想、信息、价值观、制度、传统、信仰以及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交流，旨在增加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外交方式。⑩它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一起构成外交活动的四个层面。文化外交的方式包括政府层面的文化外交（如文化代表团的互访）、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如设立孔子学院）、信息交流活动（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11成功的文化外交有助于一国改善国家形象、有效推行外交政策、建立及促进与他国的理解和信任。和平年代，文化外交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其他外交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中国传统戏曲等文化外交策略争取国际关系的主动权，突破了西方霸权主义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封锁。1972 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界称誉为“超级文化外交”，“对解冻中美冷战关系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杰出范例”。12进入新世纪，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愈加重要。我国政府根据对外关系的整体格局，积极开展以“文化年”为代表的国家公关活动。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成功举办了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中印友好年”（2006）、俄罗斯“中国年”（2007-2008）、意大利“中国文化年”（2008-2009）、俄罗斯“汉语年”（2010）、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2011-2012）、德国“中国文化年”（2014-2015）、“中拉文化交流年”（2016）等文化外交活动。

翻译实践特别是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在文化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3年12月中国外文局及中国翻译研究院联合创建的“中国关键词多语对外传播平台”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主导的对外译介网络平台，对“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等专题的核心词汇进行了精确阐释和权威解读。下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词条的英译（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November 2012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alled for efforts to foster the core values of the pursuit of prosperity， democracy， civility， harmony， freedom， equality， justice， rule of law， patriotism， dedication， integrity， and goodwill.）为例，分析“中国关键词”的特点。

从字词翻译角度来看，在保证简洁准确的基础上，尽量符合各国语言习惯，尽量考虑读者需求。比如，“提出”没有翻译为“put forward”，而是译为“call for”，这是因为后者更具感召力与亲和力。而“富强”一词如果对应地译为“prosperity and mightiness”，其传播效果定会受到限制，因为“mightiness”暗含国力强盛，也可以解构地理解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这显然可能会引起受众的排斥。进一步分析各项词条，笔者发现在词条的选编方面，“中国关键词”编译组没有死板地照抄領导讲话和中央文件，而是以它们为基础和参考，对核心概念进行思想提炼和语言重组，并以客观的立场，亲切生动、言简意赅的语言进行阐述。此外，重视共性，以共性为基点阐释个性也是一大特色，这无疑有利于拉近“关键词”与读者的距离。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9月，共有180多个“关键词”词条，通过纸质媒体、网络平台、手机社交平台等进行全球传播。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更好地与世界对话。翻译具备增信释疑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笔者认为，“中国关键词”是全球化时代我国政府文化外交的重大举措，其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它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创新举措，也是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重要探索，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核心理念。其次，“关键词”是中国故事的提炼，是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它的传播面广、传播渠道多元化，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与窗口。再次，“关键词”的选编与翻译充分考虑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接受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外籍翻译专家的建议，有助于缩小理解鸿沟与感情距离，纠正误读与曲解。

三、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国家翻译实践在文化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国家层面的翻译研究中心纷纷成立；一系列政府主导的翻译项目陆续推出：“大中华文库”“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译出版工程”“中俄互译出版项目”等；学界就相关领域展开的学术会议和专题研究也如火如荼。可以说，以外译为主要媒介的文学“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尚需对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冷静而深入的反思与总结。

首先，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和文化差异，国家翻译的官方传播渠道海外接受度和信任度不高。为此，应当调整传播方式，鼓励非政府机构和企业参与译介项目，并提升市场运作效率，作为译介主体的政府则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指导和运行监督。战略的调整无疑将优化传播效果，也体现了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源。13

其次，对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重视不足，与国外出版机构及新闻媒体的合作有待加强。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具有先天的文化优势和语言优势，而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有助于规避风险、解决“水土不服”问题。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承办，国内外多家出版社和翻译家共同参与的“2016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国际专家座谈会”便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

最后，国内中译外人才严重短缺，外译质量堪忧。据中国译协估计，能够承担审定稿任务的各语种高端人才全国不足万人，其中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千人。14翻译质量更是良莠不齐，翻译质量评估缺位，许多翻译项目“赶工期”情况严重。当务之急是建立汇集不同专业方向、不同语种，具备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中译外专业人才队伍。此外，出台国家层面的外译规范和建立权威的翻译质量评价系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系重庆工商大学校级项目“沙博理红色小说翻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670101544）

「注释」

①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aboutus/2016-09/06/content_39246453.htm。

②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4）.

③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4-16）.

④同③

⑤任东升：《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看沙博理翻译研究的价值》，《上海翻译》2015年第4期。

⑥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⑦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10版，第38～40页。

⑧滕梅、吴菲菲：《翻译政策作用下的国家翻译机构——以中央编译局为例》，《外语教学》2015第7期。

⑨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中国外语》2015年第5期。

⑩Helena Finn. The cas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engaging foreign audiences. Foreign Affairs， 2003（6）， p. 15-20.

11缪开金：《中国文化外交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毕业论文，2006年。

12乔然：《国际文化交流当与时俱进》，《中国文化报》2002年1月3日。

13蔡武：《文化热点面对面》，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14唐闻生：《我国高端翻译人才队伍现状与对策建议》，《中国翻译》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