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

1973 年 6月29 日深夜，也就是大通的莫斯科代表处成立刚刚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和佩吉坐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也是历史性的一次访问，因为我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美国银行家。那天下午，我签署了一份协议，从而使大通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在 1973 年，到中国旅行简直就是空想，因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还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这个国家还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使人无法判断将来掌权的会是“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还是周恩来总理小心谨慎地保护起来的改革派。对于他们为什么同意邀请我访华，我只能揣测。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继尼克松访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寻找扩大与美国接触的范围。

我想象的是，要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的过程，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因为两国之间的积怨太深了。因此，當尼克松把与苏联缓和关系的进程延伸到采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动作，以便促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归于好”时，我感到既吃惊又备受鼓舞。尼克松在 1972 年 2 月对北京的访问，以及几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峰会，打破了控制着国际关系整整一代人的冷战的僵局，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平衡。

我把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看做大通的一个潜在商机，类似我们曾经追寻并于后来获得的在苏联以及东欧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