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译心+沈亚强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教育的国际交流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阿根廷是拉美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对阿根廷自由主义时期传统学徒制的相关背景分析，文章厘清了庇隆时期新型学徒制发展的主要特点，从而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庇隆时期独树一帜的职业教育体系对阿根廷社会及后来职业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阿根廷；庇隆时期；新型学徒制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2-0087-06

阿根廷作为拉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具有典型“拉美特色”的国家，其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特点更具代表性。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相较于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和飘忽不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却一直居于拉丁美洲的领先地位，其中职业教育更是促进阿根廷工业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自由主义时期，阿根廷职业教育在“传统学徒制”的基础上度过了萌芽时期。1946开始，阿根廷进入庇隆时期①，庇隆开始了对职业教育进行大改革，并且实行了针对城市产业工人这一阶级的“新型学徒制”。该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颠覆了自由主义时期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定义，其结果甚至影响到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教育改革。基于庇隆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阿根廷对职业教育体系不断进行改进，促进了其职业教育私有化以及层次高移化等变革，以此提升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從而在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推动了职业教育自身的不断发展。可以说，庇隆时期建立在“新型学徒制”基础上的职业教育政策对阿根廷现行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 庇隆时期新型学徒制发展的背景

1930年之后的10年间，阿根廷经历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持续性、根本性改变。经济大萧条刺激了国家加速工业化，但其波及范围之广，也使阿根廷陷入内忧外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工人罢工、政权动荡等现象层出不穷。1946年劳工部长胡安·庇隆上台执政，展开了针对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学徒制改革，因此该时期职业教育实现了从外部框架到内涵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对稳定阿根廷社会和经济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除了庇隆主政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因素外，19世纪末职业教育的萌芽以及传统学徒制的长期存在等内部因素也从另一侧面促进了该时期新型学徒制的发展。

（一）19世纪末现代职业教育萌芽的出现

阿根廷现代性质的职业教育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时期的阿根廷经历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的多方面的巨大变革。政治方面，1862年阿根廷结束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方面，独立后的阿根廷对外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农牧业产品大量外销，成为当时拉美地区最富裕的国家。社会方面，阿根廷为了迅速实现城市化，改变城市化发展后对外贸易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政府积极推进各种吸引外国移民的政策。因此，各方面的巨大变革使阿根廷的人口数量和分布状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第一，外国移民大量增加，作为农场主的佃农和雇农，成为当时阿根廷社会各产业的主要劳动力；第二，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大农牧业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原来的土著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向城市不断涌入，城市化进程加快；第三，移民伴随着城市化同步进行，外国移民争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大量的贫民涌入城市，城市化的同时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1]。1884年，阿根廷颁布的《世俗教育法》奠定了其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阿根廷也由此开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进行扫盲教育的国家。为稳定社会秩序，解决大量贫困人口就业，并同时为“扫盲”提供便利，职业教育在此背景下萌芽。

（二）作为职业教育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学徒制弊端凸显

“尽管城市职业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工作，但移民对小型制造业的主导意味着移民妇女比本地出生的妇女有更多的工作机会[2]”。因此，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失业问题，传统学徒制派上用场。传统学徒制是阿根廷职业教育在萌芽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定义为阿根廷的“传统学徒制”，因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针对本国农村失地贫困人口的教育。在阿根廷，最初“学徒”的概念很少被用来表达“年轻人跟随师傅接受专门职业技能训练”这样一种意义，它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术语去表达“非技术性工人”的含义。换言之，19世纪末的“学徒制”通常表示贫民阶层的妇女和儿童在以学徒身份为借口的前提下，进行简单的工作从而获取低报酬的这样一种现象[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面向社会中下层贫民的“学徒制”形式的职业教育并没有改变贫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旨在促进贫困人口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当然也没有改变当时由于经济大发展而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一时期的“学徒制”更多的是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即它是维持社会阶级现状不变的工具，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价值并没有体现。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后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因此，庇隆主政后，职业教育体系亟需改革。

（三）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波及

1930年之前阿根廷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农牧业产品出口的多样化、港口贸易的繁荣、交通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的技术变革都为经济增长铺平了道路；自由主义时期的领导人成功地利用了国际市场的发展机遇，借助于移民政策大量引进国外的人才和资金，使阿根廷的经济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然而，阿根廷也没有经受住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原因有二：其一，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其农牧业产品的国际出口，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单一，以致国内忽略了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工业化人才的培养，职业教育发展进程缓慢；其二，出口国家多为欧美地区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国家也正是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因此大萧条直接导致阿根廷农牧业产品出口的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持续半个多世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大萧条中走向了尽头。国家为稳定社会经济状况，采取了“进口代替工业化”的发展措施，该措施不仅使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了工业，还使得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养适应工业化发展的技术工人迫在眉睫。

（四）1946年庇隆赢得大选

“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推进的同时，阿根廷社会也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内部迁移”现象——即农民不断由边远地区向城市中心（尤其是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转移。在此过程中，阿根廷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移民潮”时代，本土出生的农民工代替移民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在此趋势的推动下，阿根廷的城市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城市产业（Urban-industrial）”工人阶级。城市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并迅速壮大。但是，1930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引发了阿根廷经济和政治局势大混乱。当时，阿根廷的社会劳动力以低技能工人为主，然而工人又遭受实际工资普遍下降、生活居住条件脏乱差、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各种困境的困扰，导致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和游行，他们支持庇隆，并要求取缔旧的劳动法。1943年，时任劳工部长的庇隆领导“蓝领阶级”建立了国家控制下的工会，逐渐开展针对工人群体的技能培训，同时实行相关政策完善产业工人的福利保障制度。工人的就业环境相对改善，工人阶级由此不断稳定并壮大。在此基础上，阿根廷也开始了历史上的“庇隆时期”。

二、 庇隆时期新型学徒制的主要特点

就独立后阿根廷的整个历史来讲，正义主义时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庇隆时期又称为“正义主义”或者“民众主义”时期），庇隆本人将“正义主义”看成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4]。然而撇开该名词的政治意义，“正义主义”在职业教育上也有其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突出闪光点。其一，庇隆通过对工会组织的国有化改革，培训低技能工人，从而逐渐建立起了中央控制下的系统的职业教育体系；其二，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构建了能充分体现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新型学徒制；其三，除赋有政治工具的特殊角色外，职业教育还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兼具“扶贫”和“扫盲”等多重任务。

（一）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新型学徒制发展

庇隆主政之前，传统学徒制一直被视为教育的“残次品”而存在，职业学校的设置也没有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具体需求为主要目标。正如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传统学徒制一样，职业教育是政府为改革当时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为建立“百科全书式”的教育系统而实行的一个“妥协方案”。为区别于自由主义时期的传统学徒制，文本将这一时期的学徒制称为“阿根廷新型学徒制”。庇隆在掌权时期赋予了学徒制积极的意义，将学徒制定义为“祖国的希望”去发展，因此建立在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基础上的新型学徒制是该时期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它不仅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简单的辅助手段：工人不仅只待在工厂车间，他们可以走进学校，获得技术和科学训练。因此，系统化的职业教育提高了工人群体的职业技能，从而也为阿根廷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教育基础。

（二）建立在新型学徒制基础上而日渐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

庇隆寻求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建立新阿根廷或者培养新阿根廷市民，以促进社会公平，所以该时期的新型学徒制以此为主要目标，有着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具体来说，庇隆政府建立了一个直属于劳工部全国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個系统独立于学校系统及领导中等技术学校的技术教育部门。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技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领导人以及为学生进入大学提供准备教育。因此，区别于学校性质的技术教育，这个全新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当时的“特权工人”以及学徒，主要包括三个层级（见表1）。第一层次学制三年，完成学业经过考核可以进第二层次的学校，该阶段以工人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为主，专业主要针对机械设计、木工、成品加工、车削、工业铸造、电子技术、安装技术及技术图纸绘画等低端技术行业；第二层次学制四年，同样可以升入高一层次的学校，这一层次主要是针对在职工人而开设的夜校课程，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第三层次学制为五年，主要是工人大学，用于培养工程师。

（三）新型学徒制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多重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阿根廷政府对职业教育消极的定义使其缺乏适当的制度保障。而相比之下，庇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新定义，使其具备优质的制度保障而得到大规模发展，因此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经过庇隆时期的大发展，建立在“新型学徒制”基础上的职业教育有了能与普通教育相当的发展水平。国家建立了全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开展针对工人的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人阶级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阿根廷官方数据表明，1930年以前全国只有35所职业学校，学生共计2 800人。而到20世纪50年代时，在全国职业教育委员会下注册的第一和第二层次的职业教育机构已经达到130所，大约有4万名的工人及学徒[5]。

当然，该时期的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工人自身”的提高与发展，庇隆政府没有将职业教育上升到为人们的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便利的层次。它所建立的职业教育体系有其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多重目的：其一，庇隆坚持认为职业教育是为推进工业化进程而设立的“劳动力准备教育”；其二，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机制，是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现状，以保证他们更快更广泛地被社会接受的机制；其三，也是最主要的目的，除了对社会和对工人阶级本身有利外，庇隆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直接目的还是作为执政党加强其政治霸权的手段而存在。其四，“新型学徒制”培训广大低技能工人的同时，还兼具“扫盲”的社会作用。

三、 庇隆时期新型学徒制的影响

在庇隆掌权的十年间，职业技术教育在国家技术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和控制下，实现了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层次上的不断高移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范围实现了从相对单一的农牧副相关专业到第二产业各专业的不断扩大化。因此，无论居于何种目的，庇隆对职业教育体系实行改革并发展其独有的“新型学徒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过度正规的、“中央集权化”的职业教育体制在庇隆下台后遭到了军政府的取缔，甚至一度推进了“去庇隆化”运动的进程。

（一）专业设置多样化，促进工业发展并稳定社会秩序

20世纪初的阿根廷，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牧业的国际出口贸易。其特殊的经济构成也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专业集中并偏向于第一产业以及相关的农牧产品加工业，如皮革加工专业等。1930年经济大萧条后，阿根廷需要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以发展工业，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面对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能够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技术技能型工人。在庇隆政府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专业设置从第一产业及相关附加业的各低端技术类专业扩大到诸如木工、工业制图、产品安装等工业类专业，培养层次从第一到第二层次均有涉足。多样化的专业建设为阿根廷培养了大量的“蓝领”阶层，这些工人在为阿根廷经济发展尽心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技能水平，从另一侧面促进了工人福利和待遇的提升，稳定了社会秩序。有数据表明，1945年至1948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应增长了22%和30%[6]。从20世纪初开始，农林牧副类专业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伴随着三产服务类专业以及职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制造业类专业的崛起，如艺术类专业（动漫、体育记者、健康护理、探戈等等）以及设计类（发型设计，服饰设计、装演设计、婚礼策划执行、糕点制作、网络技术与广告设计等等），而开设科技类专业的学校却相对较少，与科技有关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如机械、汽车、自动控制等等。综上所述， 阿根廷教育的国际化和和私有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的专业类别也不断丰富，以适应国内外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层次高移化，职业教育体系日渐完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的职业教育处于萌芽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第一产业相关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所以这段时期的职业教育以低层次教育性质的“传统学徒制”为主；20世纪中期，庇隆政府依托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全面推进工业化，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职业教育层次的升级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迫切性。随着“新型学徒制”的发展，中等教育层次的技术工人培养成为了该时期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庇隆之后，虽然政局动荡为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阿根廷历届政府都支持通过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以应对所谓的“卡夫丁峡谷”效应②。而这种改变在职业教育方面就体现为教育层次的不断高移，高等技术院校以及综合性大学的短期培训班逐渐成为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热门选择。因此，职业教育层次的高移化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新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初级中等教育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处于二级水平（ISCED2），高级中等教育相当于ISCED3阶段，而中学后非高等教育处于ISCED4阶段，高等技术教育处于ISCED 5B的阶段。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职业教育都出现了高移的现象。阿根廷自1917年大学改革运动后，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从另一侧面促进了高等技术教育的大力建设。阿根廷具有一套良好的职业教育体系，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设立在综合大学的短期培训班。阿根廷的综合大学一般设有预科、本科以及研究生等几个层次，大学预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即相当于美国的"社区学院"，职业教育也就大部分分布在这一层次，即以短期（一年）的入职培训为主；另外一种是高等技术学院，这种技术学院主要提供二至三年的技术教育。学生可以经过考试进入预科学校或者高等技术学院，再经过考试进入本科学习。据UNESCO官方网站相关数据表明：2000年，阿根廷高等技术教育层次（ISCED5B）的招生人数近45.5万人，占高等教育层次的招生比是25%；而到2010年，招生人数已经达到77万，招生人数涨幅为69.2%，占整个高等教育层次招生人数的32.3%[8]。

（三）职业教育发展呈现“过激的集权式”畸形发展，推动了“去庇隆化”运动

随着庇隆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职业教育体系也逐渐解体。在之后的几年里，职业教育体系逐渐瓦解。职业教育的重点也由工厂培训工人为主的教育转向学校培养非技术工人的教育[9]。1959年，政府将全国职业教育委员会和技术教育部门以及中等技术学校合并。因此，全国职业教育委员会下的“新型学徒制”教育机构或遭到关闭，或变成了中学——即現在的“国家技术教育学校”（Escuelas Nacionales de Educación Técnica）。改革表明，通过对学校系统的不断整合，旧的职业教育也逐渐采取了其他类型中学教育的特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被“普通教育化”。这样的变化表明职业教育的“主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重点由实践转向了理论，教育场地由工厂、公司以及工会转向了学校。此外，学校毕业生的标签不再是“熟练工人”，取而代之的是“高薪、多技能、有文化的技术员”。

庇隆的政治霸权在职业教育上的体现就是过度的“中央集权”，因此在庇隆政府被推翻后，职业教育最明显的改变在于“以工人为中心”的新型学徒制被取缔，职业教育私有化进程因此得到加快。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动荡使阿根廷甚至整个拉丁美洲都深陷“卡夫丁峡谷”，阿根廷的“技术性”失业率居高不下（所谓“技术性”失业，即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也在增加）。有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生产率增长为3.4% ，而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却减少了1.1%。同时，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进行调整，继续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政策，并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机器代替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大量工作岗位，因此临时的、兼职的、多变的和不稳定的服务性工作逐渐部分地取代了终身的、全职的、固定的和稳定的工业部门的工作[10]。多变灵活的工作岗位要求劳动者具有多样化的技能，培训和技能开发从而成为了阿根廷应对失业问题的一大法宝，职业培训越来越与就业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促进了阿根廷职业培训体系的私有化进程。曾昭耀在他的研究中有数字表明，在庇隆之后的若干年间（1961—1977年），阿根廷各级各类的私立学校由3 342所增加到8 730所，私立学校学生人数从52.9万增加到155.9万[11]。因此从整个教育体系来讲，私有化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2016年，我国将进入“十三五”建设期，这将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积极构建现代学徒制成为助力“中国制造2025”顺利实施的关键。就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而言，其经济发展有与20世纪中后期的阿根廷有着相似性。因此依据阿根廷庇隆时期发展学徒制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在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时，要注意三点：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要建立政府、学校以及社会行业（企业）的“三位一体”协同培养的学徒制机制。

第二，在地区层面上，要提高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质量，实现地方本科向应用型本科的成功转型，实现现代学徒制教育层次的高移化。

第三，在学校层面上，要在专业设置方面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专业设置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贴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助力中国“后工业时代”的稳步发展。

注释：

①本文背景、特点及影响所涉及的庇隆时期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庇隆第一次任总统时期，即1946—1956年期间。

②“卡夫丁峡谷”理论：根据马克思《资本论》，“卡夫丁峡谷”应包括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二是指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即资本主义国家从前资本主义阶段向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过度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卡夫丁峡谷”。

参考文献：

[1]贵州教育出版社编辑.国际教育百科全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

[2]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M].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159.

[3]Hilda Sábato，Luis A Romero.布宜諾斯艾利斯工人：1850—1880的经验[M].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1992.

[4]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M].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197.

[5]Verónica Oelsner."Forging the Fatherland"：Work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rgentina during Peronism（1944—1955）[J].Paedagogica Historica， 2013：382-401.

[6]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M].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00.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EB/OL].[2016-08-09].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FIELD/Santiago/pdf/TVET_STATUS_REPORT_eng.pdf.

[8]Roberto H Albergucci.教育和状态：教育组织系统[M].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学出版社，1996：576-577.

[9]宋霞.论拉丁美洲职业培训体系的私有化进程[J].拉丁美洲研究，2013（35）：42-47.

[10]曾昭耀.教育：跨世纪的希望和挑战——80年代以来拉美教育的新发展[J].拉丁美洲研究，1995（5）：19-24.

（责任编辑：张维佳）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education has been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in Argent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Liberalism，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Apprenticeship during Peronism. The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qu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on Peron'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future Argentina.

Key words： Argentina； Peronism； new apprentice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