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红梅，王 圣

(1.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从汉语言看汉民族的思维方式

丁红梅1，王 圣2

(1.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产物。汉语的特点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汉民族“对称与和谐”的审美追求，极大地影响了汉语的语音与词汇；汉民族传统的直觉式思维方式，奠定了汉字产生所秉持的“象形”根性的基础。从汉语的对称、和谐与直觉式思维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汉民族思维方式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汉民族；思维方式；对称与和谐；直觉式思维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1]135也就是说，语言的外在是人类传递信息、进行思维的符号、工具，而语言的内里，则是基于各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萨丕尔深刻揭示了语言的内在本质，他启示人们进一步思考一种语言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并启发人们对语言其所以然的思考与探索。而汉语作为一种古老、使用历史悠久的语言，当人们不再仅仅是要了然其如何发音、如何组词、如何造句，而是反观其各种形态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时，人们会发现，汉语的内里鲜明地折射出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思维方式”是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包括线性思维方式与非线性思维方式两大类型。而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涵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刘长林先生在其研究传统文化的力作《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的透视》中将其界定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2]54世界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历史发展、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各有特色的思维方式。而汉民族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独有的认知、审视和传达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体现在汉民族举止行为中，同样也体现在汉民族的语言中。本文从对称和谐美及直觉式思维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汉语言的“对称和谐”之美

汉民族向来崇尚“对称和谐”之美，这与汉民族特有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种族特点、民族优良传统等决定的民族心理、审美趣味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汉民族显著的审美取向：传统的民居——四合院、皇家宫殿——故宫，建筑格局讲究“天圆地方”、秩序井然；古代园林的设计讲究亭台楼阁、山石花木的合理配置；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传统书画中的画面与留白；文学艺术中的对偶、平仄；日常做事讲究好事成双等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人追求不偏不倚、和谐对称的审美心理。而在汉民族的母语当中，“对称和谐”之美也无处不在。

(一)词汇的双音节化、四字格形式对称、协调

从汉语词汇的组合来看，词汇的双音节化、四字格词语等形式，使得无论是语音还是书写，都更加对称、协调。

1. 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双音节化，使用频率最高的现代汉语8000个常用词中，双音节词占70%以上。双音节化有两种方式，一是扩展，将单音节词扩展为双音节词；二是缩略，将多音节词语缩略为双音节词。如:目—眼睛；石—石头；学—学习；师—老师；外交部长—外长；家用电器—家电；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等等。汉语词汇为什么要双音节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双音节词语使汉语在组词造句时呈现出音节整齐、成双配对的形式美；而从韵律上看，双音节是一个“音步”，因此双音节词语又形成了鲜明的节奏感，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从而在使用时，无论从语音上还是语句的组合上，都更加地和谐优美。如古代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老树的现代民谣：“江南一窗夜雨，闲翻六朝古诗。案头新茶半盏，瓶中野花几枝。”“我在山中已久，不解世间风情。桃花几度开放，染得溪水流红。”规整的节奏与韵律，宜读宜记，悦耳动听。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不断变革的时代，反映这种变化的新的词汇也大量涌现，而新创造的词大多数也为双音节，如：“网络”“代购”“快递”“微博”“卖萌”“麦霸”“点赞”“虐心”等。这些词是随着新时代、新事物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们不同于传统的双音节词汇，其内涵更为丰富，表意更加复杂，几乎每一个词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每一个词解释起来，都要结合着相应的事物与现象，甚至像“虐心”这样的词，还会勾起人们非常丰富、复杂的现实感受，但人们依然习惯于用双音节去表示，全民也乐于这种用法，其实这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所使然。

2. 汉语中“四字格”式的音节组合使用频率很高，它的组合形式其实是拓展了的双音节结构，并且言简意赅，平朴庄重，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韵律感，更加凸显了汉语对对称和谐的追求。譬如成语，就是最经典的四字格词语形式，成语中四字成语占了决大多数，成语的基本结构类型与双音节词语大致相同，如：万水千山、一知半解(联合式)；不速之客、纨绔子弟(偏正)；声情并茂、万象更新(主谓式)；厉行节约、玉成其事( 动宾式)等。可以看出，成语的四字结构，基本是双音节的叠加，只是整齐的结构使音律更加和谐，言简意赅的表意使表达更加明快生动，典雅的风格，更加彰显语言的内在美感。

古代先贤的著述以及古代典籍中，四字格词语较多，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道德经》)。“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东周·春秋·左丘明 《左传·襄公十一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论语》)等。

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人们也善于运用四字格词语，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俗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俗语)；“不经冬寒，不知春暖”(谚语)等。

这里不仅广泛地使用四字格词语，而且是两两相对地使用，不仅更完备、更深刻地表达意义，而且音律也更加和谐，句式更加对称，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更加契合，因而更能使语句的含义直达人内心，更易于为人们所熟知、熟记。

(二)汉语很注重音节的调配

汉语音节的调配是指在连续的语流中相对应的位置上的词语其音节数量力求一致，词性、结构相互对应，即单音节词与单音节词搭配、双音节词与双音节词搭配，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要做到音节对称，结构均衡，这同样是人们崇尚对称和谐心理的体现，这种音节的调配随处可见。

比如日常中很普通的一句话：“他每天下午看看报，打打球。”这句话，人们绝不会说成：“他每天下午看看报，打球。”因为这样语句就不对称，破坏了语言的和谐，因而读起来很不顺口，而保持语言的和谐对称，已经成为汉语的表达习惯。

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更是如此：

王蒙《在音乐的世界里》写到：“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

“如春潮，如月华”三字相对、“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五字相对、“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则是三字形式的排比使用。

苏轼《前赤壁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几乎是句句相对而出，如歌诗，如诵曲，飘然若仙的意境，美不胜收，令人陶醉。

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语言的和谐对称增强了其艺术性，加强了表达的效果。

而在以真实性为根本的新闻报道中，如果注重了语言音节的调配，则会使报道内容更加醒目，更具简明性，从而更好地提高其实效性。例如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一篇报道就是这样：“亚运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变化——场馆建设、旧城改造、交通整治、环境治理等工程让广州天更蓝，水更清、路更宽、房更靓、城更美；也有看不见的变化——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对城市品牌的锻造、对公共文明的洗礼、对市民素质的培育等等”。这段话中许多语句音节数相对应，三音节对三音节，四音节对四音节，八音节对八音节(结构也相同)，调配整齐，整体上节奏鲜明、行文流畅，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读者、市民非常便捷地了解到亚运工程的建设给城市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所带来的变化与益处，极大地提高了宣传报道的效果[3]。

另有一典型实例。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内容涉及到中国股市汇市和债券市场的改革措施、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方如何回应美方在有关中美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关切、有些地方养老金发放出现困难，中央政府如何应对、简政放权改革已推行了几年，但很多事办起来还很难，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如何具体有效地降低“五险一金”、关于朝鲜问题和中俄关系等等，广泛涉及到国计民生以及中外关系等各方面，李克强总理做了深入而真诚的回答。当天中午，中国网即以《2016两会李克强答记者问全文》[4]为题，上传了问答全文，长达万言之巨。而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报道这一新闻时则是将这样繁复的内容总结为：“谈经济、谈股市、谈养老、谈周边、谈文化、谈中美、谈简政放权。”以“谈”领起，将众多复杂的提问凝练为这诸多的方面，非常讲究音节的调配，不仅仅是做到了和谐对称，更是以这种中国人惯常的心理接受方式，极其简明地使大众及媒体快捷、清晰地了解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精神与国家的新政与方针，起到了更好的传播效用。

中国传统的对联更是讲究音节整齐对应、句子结构一致，充分体现出了汉语的语言艺术之美。如“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对“学海”，“有路”对“无涯”，“勤为径”对“苦作舟”；“春晚迎春春不晚，岁寒守岁岁无寒”：“春晚”对“岁寒”，“迎春”对“守岁”，“春不晚”对“岁无寒”；“昨夜大寒，霜降茅屋如小雪；今朝惊蛰，春分时雨到清明”：上下联中各嵌入三个节气，“大寒、霜降、小雪”，“惊蛰、春分、清明”，非常巧妙。对联的结构一致、内容相连、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的特点，充分地展现了汉语对对称和谐之美的极致追求。

三、传统的直觉式思维方式在汉语中的体现

从根本上影响着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他们阐述的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与“人”、“物”与“我”和合为一，天地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和自然万物相互依存，不相离弃，天与人和谐一致。究其根本，这一哲学思想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事物间普遍联系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由这种哲学思想出发，进而形成了汉民族传统而独特的思维方式——直觉式思维方式。

直觉式思维方式突出的特征是整体性，着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规律和特点，重视对事物普遍联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它超越了一般的感性与理性，不经过抽象分析，逻辑推理，而是透视万物而直接体认，抓取物象而直达内心。这种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突出特点就是借助“象”，来直接洞察事物的本质，直观地表达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以及内心的感受；用“象”来沟通言与意之间的联系，使“象”成为“体道”、“悟性”的桥梁与工具，从而形成了人们思维的“象形”的特征。

这种思维方式，讲直觉、重体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置心在物中”，“立象以尽意”，因此，中国人历来讲究用“物”“象”去表现事物，传达内心，特别是在古代诗文中，直觉式思维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

《诗经》中的比兴现象多是用客观事物来起兴、比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

《庄子》哲学思想的阐述与表达也是运用比兴手法的楷模：它用鸟兽鱼虫、树木花草、神怪圣人、工匠农夫等众多意象，来直观、形象地传达自己的思想。

同样，屈原的香草美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王维的空山和寂林、李白的明月和大鹏、苏轼的竹杖芒鞋与“大江东去”、辛弃疾的挑灯看剑与栏杆拍遍等，这些中国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形象，无不是作者丰富人生与感怀的载体与外化，不仅“立象以尽意”，而且能够带给人们更加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促使阅读者透过这些意象，投入自己的体验与感悟，从而获得独特的阅读经验。因此，这些意象也成为作者思想情感、人生理想的代言人，只要提到上述作品、作者，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如同他们化身一般的这些代表性的意象。

这种直观式的思维方式，这种“象形”的特征，在汉语的诸多方面，也有着鲜明的表征，尤其是体现在汉字的造字中。中国第一位古文字学家东汉时期许慎著的中国第一部古文字字典《说文解字》，提出了“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总结、揭示了汉字造字的方法(实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纬书《春秋元命苞》中记载：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字”又称为“文字”，“文”的本义是“纹”，花纹、纹理之义，即许慎所说“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就是根据观察，用对事物形象的描绘来直观地表示其意；而“字”，是用“文”所构成的形符与意符组合而成的，亦即许慎所说“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见，汉字的创造源于仓颉等先民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造的，其根本方法即是“象形”。纵观汉字的创造，不仅具有突出的“象形”性的特征，而且充分体现着直觉式的思维模式，即不仅“立象以尽意”，而且其“象”中包含着造字者的体悟，并能以其“象”引导文字使用者去体悟、感知“文字”中丰富的意义与内涵。可见，汉字实在是中国传统的直觉式思维的产物。

正如姜亮夫所说：“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发的……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5]69-70

这些象形文字，不仅仅是取其形，更有观其异，察其质，是对事物进行了深入体悟后的产物。

更有许多会意字，将不同的形象加以组合，去表达更为复杂、抽象的字义，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朝(zhāo)”与“暮”：朝和暮都是时间词，一个表示早晨，一个表示傍晚。时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怎样用“象形”的方式表现呢？古人告诉我们，“朝”——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但还未到日上三竿，天色还未大亮，月亮还能隐约可见。因而古“朝”字的构成是：左边，上、下都是“木”，中间是“日”，表示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来，位置还没有树高；右边是“月”，表示在西边的天空上还能看见月亮。“暮”——傍晚：即日落时分，太阳开始落山，但还没有完全隐没，依然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于是古“暮”(原为“莫”)字的字形是：上中下三个部分，上、下都是“草”，中间是“日”，形象地描绘出了太阳西下的情景：太阳落在草丛中，说明白天即将结束，夜晚就要来临。

人们看古“朝”与“暮”字，岂止是学了两个汉字字形、了解了两个汉字字义那么简单，而是悉知古人观察事物，体悟事物的方法，并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感悟。

“教”与“学”：古“教”字由三个形体构成左右结构，左上边是两个叉，是儿童学习算数用的四根小木棍或小草杆，左下边是“子”表示孩子，右边是一只手拿着教鞭(棍棒)，三形会意，表示成年人手拿棍棒教导孩子学习，这也是“教”字的本义。由这个字形，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把知识和技能传给人”的字义，同时人们看到了古已有之的教学对象、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育者以至于教具，已然是古代教学的全景图。

无独有偶，古“学”字亦然，它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上下结构，上面为两个部分组成的左右结构，中间也是学习算数的四根小木棍或小草杆，它的两边各是一只手，即手拿教具，中间部分是代表屋子的穴宝盖，下面部分还是“子”，四形会意，表示孩子在屋里学习。这全然已是古代教育的全景图了，这里不仅有教与学，还有在哪里教与学，所以，在古汉语中，“学”，不止是学习之意(“学而时习之”《论语·述而》)，同时还是“学校”(“古之教者，家有塾，……国有学”《礼记·学记》)的意思。

“年”为什么现在是时间单位，表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那是因为“年”的古文字字形是，上边是禾，下边是人，整个字形像一个人背着一捆禾谷，由此表示农业丰收的意思。《说文解字》对“年”的解释是“禾谷成熟”，就是说，“年”的本义是“收成、年景”。北京天坛最有名的建筑叫“祈年殿”，“祈年”就是祈谷，祈求上天给人们一个好收成。这是在一个农业国中，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最祈盼的事。由于早期谷物一年只有一次收成，因此才引申出“岁”的意思，一年就是一岁。

“昔——从前”之意该怎样表达，如何才能让人“望文生义”？甲骨文、金文的“昔”字虽不完全一个模样，但构成部分是一样的，都是有“流水”和“日”两个部分组成，只是两部分的上下位置不同。“日”的字义不仅表示太阳，还表示时间，古人说，时间(日)像河水(水)一样地流走了，这就是往日、从前的意思啊，这使我们仿佛听到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

“思”：词典解释为：“思考，想”，怎么“想”？用什么“想”？您“思考”过吗？古“思”字有两个部分：上面是“囟”(囟门，指婴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代指大脑)，下面是“心”，即心脏。原来古人认为，“思考”就是用头脑去考虑、用心灵去感受。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绝不是一幅幅简单的图画，而是先民们对世间万物、对人类自身的深深的体悟，在汉字“象形”的空间里面，包含着创造者对世间万物以及人本身的丰富的体验与感悟。

周汝昌先生说过：“我们汉字语文并非模糊，也不朦胧，它是文化精神之载体与显相，它唯一的特点特质就是‘活的’!它所表达的传感的是事物的神采风韵(即生命与文化的合美)，而不是‘器’的‘死物’的形态外相，……这是生命的神采姿致，精神的照射。”[6]他告诉人们，汉语与汉字不是单纯的交际符号(不是“器”)，它的特质是“活的”!而它之所以是“活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文化精神之载体与显相”，包含、承载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与传统，它既是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文化传统的载体。因而，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汉语与汉字，就是进一步掌握了了解中国文化与传统的一把钥匙，由此可以更好地反观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当然这其中包括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深刻地体会汉语所内含的精神气质与思维特质。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的透视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严利.广东省长肯定广州改造交通运输条件效果[N].广州日报，2010-07-23(1).

[4]孟超.2016两会李克强答记者问全文[EB/OL].(2016-03-16)[2016-06-18].http://www.china. com.cn /guoqing/2016-03/16/content_38039763.htm

[5]姜亮夫.古文字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6]周汝昌.思量中西文化[N].文汇报，1999-05-30.

(责任编辑 石学军)

2016-09-20

丁红梅，女，山东潍坊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圣，男，山东龙口人，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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