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都市和边地之间：“巫女”的漂泊与皈依

2017-04-21邓如冰

江汉论坛 2017年3期

关键词：都市

摘要：林白笔下的“巫女”式的女性徘徊于“都市”与“边地”之间，她们的强劲生命力在都市生活中渐渐枯萎，转而试图在对边地的追寻中重获生命的热情和灵性的激扬。然而，对边地的寻找最终被证明是一种虚妄。美梦难圆而灵魂难栖，生命之花自由开放的美好憧憬陷入幻化，她们依然是精神无所皈依的漂泊者，这是林白对当代女性困境的深刻写照。

关键词：都市；边地；巫女；漂泊；皈依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语言文学的世界影响力研究”（CXTD5—07）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3-0080-05

一、叙事纽结：作家林白与笔下女性异度空间的特殊关联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作家林白和她笔下的女性一样，总是处于一种矛盾性的漂泊之中：一方面，她们的肉身从上大学开始就离开故乡，一路向北，越走越远，先后抵达南宁、武汉、北京等大都市；另一方面，不管走得多远，她们一直无法忘记那个漂泊与流浪的起点——那个位于边地的、始终缠绕着她们记忆的遥远的故乡。

早在1994年使林白暴得大名、并奠定了她作为中国“女性主义写作”代表人物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这种命运中的矛盾已然得到暗示：

一个女人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在陌生而干燥的北

方都市茫然失措地生活着，她的心灵日益枯萎，在夜

晚，她自幼生长的那个亚热带小镇如同一些已逝的花

瓣从黑暗中鱼贯而来，缭绕着她。①

20多年来，林白书写了很多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分裂为两个世界：南/北，乡/城，边缘/中心，黑夜/白天，过去/当下……直到长篇小说《北去来辞》仍是如此。林白的写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系列：“都市”（都市漂泊故事）与“边地”（亚热带乡镇故事），这也是她的小说的两个基本场景，许多时候，它们被并置于同一个文本中，分别叙述着女主角的“现在”与“过去”两个时空中的生存状态。当然，这两个场景都与林白本人的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分别关联着她多年来的漂泊路径和始终无法忘却的童年经历。

事实上，我们很少在一个作家的写作中看到作家本人与笔下人物如此紧密的粘着性，也正是因为这种“个人性”、“私人化”的“个人经验”，林白的写作曾被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重要代表。林白曾表示：女性主义“这个标签太难受”，“把我圈得太死了”②。进入新世纪后，她开始努力摆脱这个标签，尝试“转型”。在她这20多年来的长篇写作中，有两个非常醒目的作品非常不“个人化”，即《万物花开》以及作为其附录的《妇女闲聊录》，她分别以一个脑子长瘤的男性和一位农村妇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明显的“去个人化”的举动——试图以迥异于自身知识女性特征的人物塑造，来证明自己不再囿于“女性主义”，而是已经“从幽密的私人经验的记忆中走出来，走向尘土飞扬的大地，走向躁动而辽阔的外部世界”③。藉着这些作品，评论界普遍认为林白的创作出现了“转型”。

幽密/开放，私人/公众，内部/外部……种种类似的二元论的描述，建构着我们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认识，中国女性文学的特征也一度凸显为上述二元论的前一项，并逐渐在某种具有“等级关系”的价值判断中陷入困境，也使得不少女作家都着力于实践后一项来实现“突破”——其中也包括林白。然而，《北去来辞》的诞生却事与愿违，林白本来是要延续《妇女闲聊录》，以一个农村妇女为主角而写成一部《银禾简史》，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对海红这个后加的人物的兴趣渐渐超过了银禾”，“而海红也最终成为这部近四十万字长篇的第一女主人公”，海红身上明显有着林白本人的影子，“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自己。”④ 林白承认：“个人经验是这部书中至关重要的内容。”⑤ 因此有论者说《北去来辞》“又折返到了林白早期作品的轨道上”，“洋溢着鲜明的‘个人化写作的色调”⑥。当然，《北去来辞》绝对不是对《一个人的战争》的重复，也不是多米（《一个人的战争》）成长为海红的简单续写，但是，林白唯有再度回到自身，回到对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的专注，回到对作为一个性别的所有女性当下命运的正视，她的《北去来辞》才有可能称为一个“集大成”⑦ 式的作品，才会真正彰显女性主义写作在当下的意义。

二、边地巫女：奇异神秘的性灵特质和郁勃强劲的生命活力

在林白的笔下，她的两个基本的场景——“都市”与“边地”——有着非常尖锐的对立。《北去来辞》这样描写生活在北方的海红：“一株南方的植物，长在边远小镇，本是有些婀娜多姿的，到了北方，哪堪水土凛冽？”⑧ 而如果在南方她的家乡，她将是一株生命力强盛的亚热带植物，如同林白所期待的《北去来辞》的封面图案：“最好有南方亚热带的植物，葱茏茁壮、茂盛汹涌那种。”⑨ 在林白那里，“都市”与“边地”之间最大的区别是生命力的枯萎或繁盛。不幸的是，海红们正生活于都市；幸运的是，她们来自于边地；“都市”构成了她们的“当下”形态，“边地”阐释着她们的“历史”与渊源。

“边地”，在多米那里叫“B镇”，在海红那里叫“圭宁”，它还叫过“南流”（《至一九七五》），它们其实都是林白的故乡——北流，一个典型的遥远而闭塞的亚热带小镇：

广西已是边远地区，从北流到省城南宁，还要先

坐汽车到玉林，再从玉林坐七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如

果要去北京，则要坐三天三夜火车，先從玉林到柳州，

再倒火车。⑩

应该注意的是，理解林白的写作，必须要从北流开始。因为北流在林白那里早已超越了某个故事发生的地点的意义，那是她所创造的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具有非常鲜明而独特的审美特征的世界。它不仅遥远，而且具有神秘性。北流有一条穿越而过的河流，名叫“圭河”。林白写道：“‘圭与‘鬼同音”{11}，她不仅不隐瞒、而且还相当乐于将这个“边地”与鬼怪等等神秘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北流、圭河、沙街，沙街上的阁楼、天井、码头，这个地处“鬼门关”的边陲地带，就是林白、多米和海红她们的生长之地。

林白的“边地”世界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与现代化的都市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它具有自己特有的异质文化，其主要特征是边缘性和神秘性。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的时代创作了很多边地题材的小说，“边地”的构成元素充满南方亚热带边地的情调：深邃的丛林（远古的、神秘的）、常年的雨季（潮湿的、闷热的）、长长的天井（封闭的、幽暗的）、厚厚的青苔（古旧的、落寞的）、鬼魂时隐时现的阁楼（神秘的、危险的），植物繁茂，“或剑形，或蛇形，或桃形的阔叶，在错综的枝叶中，硕大的鲜花朵朵怒放”，“动物生猛，目光炯炯”{12} 。这个充满生长、开花、枝叶繁盛的亚热带“边地”，事实上是一个孕育奇异生命力的神秘地带。

如果问多米和海红为什么会在她们的漂泊中，具有反复在都市中冲撞、伤痕累累却一往无前的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边地”给出了答案：林白笔下的女性就是这些疯长的植物，多汁、怒放、摇曳、生猛、不安分。这个亚热带的“边地”不仅是她们生命的源泉，也是她们生命力的象征。尽管她们成年后四处漂泊，肉身暂时地停留于各个都市，内心的力量却来自这个未曾离去的故乡——遥远的“边地”。

生长于此的林白笔下的女性，成为遥远的神秘的“边民”。——林白本人曾强调自己的“边民”身份：“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蛮荒之地。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13}

与“边地”一样，“边民”身份也是理解林白小说的关键，因为她所塑造的女性本质上就是一群蛮荒之地上疯长起来的目无法则（或者有着自己的法则）的“边民”。林白在她早期的小说里塑造了很多美丽而古怪的“边民”女性。她们生活在遥远的亚热带小镇，远离都市，因而也远离现代“文明”，就连她们的美都带有“边民”特征，她们常常是“肤色黝黑，眼眶深陷，美丽而深邃”，“像个东南亚美女”（《一个人的战争》）。当然，她们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是行踪神秘，行为古怪，例如那个月白绸衣的“在阳伞下只露出小半的脸”的女人（《同心爱者不能分手》，那个“古怪得像一个谜一样在沙街上消失了”的姚琼（《寂静与芬芳》），那个居住在阁楼之上的马来种女人蓼（《子弹穿过苹果》）……林白很少用全知视角描写这些女性，她们在林白的小说中也是片段式地生存着，却又在不同的文本中时不时地冒出头来，给人以行踪不定的神秘感。同时，这些女人又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任何时候都沉甸甸的像一扎垂到地上的芭蕉”，“乳房涨得让人估计能挤出一桶奶汁”（《子弹穿过苹果》），就像亚热带的多汁的植物。

这些“边地”女性的边缘性、神秘性、不合常规和惊人的生命力颇具“巫女”的色彩。有论者说林白有着“奇妙的邪性”，“总是给人以一种刺痛和惊异”{14}；还有论者干脆把林白称为“巫性十足”的世纪末“巫女”{15}。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感受到了林白的“边民”底色——一种遥远、神秘、强劲的如同亚热带植物般的繁盛的生命形态，也是独属于林白的极具特色的女性的生命形态。

《北去来辞》的海红也是成长于“边地”的“巫女”。她的整个人生就像一株野蛮生长的植物，她的行为常常不合“常规”，她像探险一般地恋爱，莫名其妙地怀孕，轻率的结婚和离婚，第二次结婚也不是为了爱情，随时准备从丈夫身边溜走，与丈夫离婚后却保持着离而不分的奇怪的关系……怎么看她都是个爱“折腾”的古怪的女人。林白喜欢画家达利，就是因为他有着人们不能了解和欣赏的“疯狂”和“强劲”{16}。这也是林白和她笔下的女性的“巫女”式的生命底色。

三、巫女进城：都市生活的沉重压力和精神心理的深沉痛苦

随着林白本人的漂泊路径，“巫女”也来到了都市。《北去来辞》书写的是一个“巫女进城”的故事。

《北去来辞》里的“都市”（以北京为主），同样与海红故乡的“边地”（圭宁）有着尖锐的对立性。圭宁地处亚热带边地，枝叶繁茂，巫气缭绕，生命强劲。而北京却充斥着绵延不绝的钢筋水泥，将生命尘封在水泥封闭的深处。小说的开篇，林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让人惊惧的意象——“被封闭的蝉蛹”：

一张水泥的大饼，以故宫为中心向四周奔腾，态

势迅猛。四环五环六环，水泥连着水泥，钢筋叠着钢

筋，地里蛰伏的蝉蛹再也钻不出地面了。

小说的卷三名为“蛹虫时代”，写的是海红的童年经历，很明显，作者将童年时代的海红视为“蛰伏的蝉蛹”，当蝉蛹“飞起来”的诗意遭遇到“迅猛奔腾”的钢筋水泥的残酷封闭时，它的“灭顶之灾轰然而至，末日就到来了”。熟悉林白的读者应该知道，“飞翔”对于林白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她的一篇著名的代表作名为《致命的飞翔》，她的写作理想是“把自己写飞”{17}，“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18}。因此，在林白那里，“飞翔”意味着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和自由。然而，当海红来到都市，被水泥包围后，她就再也飞不起来了。

海红对“都市”的感受常常建立在与“边地”的对比中，而且，也常常以对“故宫”这样的都市地标性建筑的描写突出其特征：

春天来了，海红想起了老家的槐花，米白色的花

朵一串串垂着，远近都有些淡香。北京不冷了，却刮

起了沙尘。……天气灰蒙蒙的似有浮尘，故宫大大小

小一片黄色琉璃瓦，屋顶也积了一层尘土，病怏怏

的，精神也减了一半。

故宫（北京/都市的象征），在海红眼里并不具备它应有的恢弘和崇高，反而是“灰蒙蒙”、“病怏怏”的，這与林白本人的观念有关。

林白始终自认为是个“边民”，她的“异类感”和“被排斥感”，就是作为一个漂泊于都市的“边民”的刻骨体验。林白和她笔下的女性一样，虽然多年来居住于都市，却一直视都市为“异乡”，她们的根须如此留恋“边地”，以至于来到都市的她们成了被移植的植物。林白曾经在位于八楼的家里阳台上种植玉米，“因吸不到地气，又没有充足阳光，结果每年都不抽穗”，她说：“我想我有一半像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19} 这是一个漂泊者徘徊于“都市”与“边地”之间时，对自身尴尬身份的痛苦的自我确证。

林白笔下所有“北漂”女性的痛苦，都来源于这种“无根的病态和焦虑”{20}，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无所归依的虚无感。她们未认同都市，都市也未接纳她们。海红虽然有一股向前冲的蛮劲，但她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她遭遇了下岗、离婚，没有朋友，也不爱丈夫，“家”是个“砂石堆积”的“荒漠”。不仅生活变得越来越粗糙，她本人也越来越封閉、孤独、病态和焦虑。那与生俱来的亚热带植物般的原始性的生命力，在与都市短兵相接的生活中日渐枯萎和消散。

正是在对“都市”的描写上，《北去来辞》与《一个人的战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人的战争》中，都市是单纯的地理上的存在，它们是多米漂泊路途上的一个个的暂时的停泊地，是她的痛苦的见证者；在《北去来辞》里，都市更多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隐喻，它是海红痛苦的同谋者，它随时会在她头脑里幻化为一个怪兽——“城市建筑像一匹疯狗”。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多次出现一些值得玩味的恐怖的动物意象，最为恐怖的是这种“四不像的虫子”，“瞪着它们黑亮的眼睛，灰扑扑地爬到她的身体里，并在那里留下了它们乌黑的粪便”。

恐怖意象与海红没玩没了的噩梦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幅极其怪诞的都市画面。毫无疑问，这些意象都是“都市”带来的无孔不入的焦虑感、压迫感和恐惧感在人物心中的折射。

都市封闭和挤压的不仅仅是海红，还有其他和海红一样漂泊于都市的人们。这也是《北去来辞》有别于《一个人的战争》的地方。在后者，多米作为唯一的主角其情感状态得到充分的表现，其他人都是过客；而在《北去来辞》中，以海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聚集各个年龄和阶层的女性群体，都市这匹怪兽也撕咬和吞噬着她们。的确，林白从来没有在同一本书里关注过那么多女性，包含了老中青（海红的母亲和女儿）三代，也涵盖了当代中国的不同阶层和身份的女性：知识分子（安姬惠、海红）、保姆（银禾）、打工者（雨喜）、学生（春泱）。这些女性（除银禾外）多少都有点“病”：海红常常焦虑和做噩梦（半抑郁症患者），春泱与父母隔膜沉迷于网络（半网瘾患者），雨喜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悄悄地怀孕和流产（精神与身体的创伤），尤其是安姬惠，她的恶性肿瘤就是“都市病”的隐喻。她们生活在急速转型的社会之中，迅疾变化的都市景观、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飞涨的物价、下岗的焦虑、经济的压力、隔膜的亲人……这些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怪异景观挤压着她们的神经，让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不觉地患上了“都市病”。

林白在小说中不断穿插着海红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使得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海红从边地到都市的漂泊历程，也是她的生命力日渐虚弱和枯萎的过程，是那个生命强劲的“巫女”日渐消逝的过程。只有看到“边地”的繁茂与生命力的强劲，才更能感受到“都市”的封闭与生命力的枯萎；只有看到过去的时光中“巫女”们蝉翼中透着亮光的飞翔的诗意，才更能感受到当下都市女性如“封闭的蝉蛹”般的恐惧和焦虑。可以说，通过书写“巫女进城”以及“巫女的消失”，林白为我们尖锐地展现了一幅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恐怖图景：处于高度“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正在无情地夺取人们的生命力。

从这一点上说，林白的确是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一个人的战争》时代的女性文学的书写方式，在《北去来辞》里，她把女性与“社会”联通起来，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里书写女性的困境。在海红身上，多米当年的经历她一样没少，多米式的莽撞的青春、对立的性别关系同样也是海红痛苦的来源，但她的痛苦显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来自于自己生存着的这个庞然大物一般的都市——一个迅疾变化的社会生产出来的怪物，这也使得海红的痛苦不像多米那样明晰和尖锐，而是如面对“无物之阵”般的混沌和沉重。可以说，20多年的成长使林白有了更丰富更复杂的“个人经验”，使她在表现自身的痛苦的时候，具有更多重的视角、更丰富的层次和更厚重的质地。这种特别的表达，正是林白基于她本人当下的“个人经验”的对女性困境甚至是人类困境的新的书写，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林白的写作彰显着中国女性文学的当代意义。

四、精神困境：回望故乡而梦想破灭和心事虚化而无所归依

“虽信美而非吾土”，林白曾经引用王粲的诗句来形容自己对北京的情感，显然，这也是她笔下所有追求自由飞翔的“巫女”对“都市”的感受。“巫女”只适合生存于那个植物繁盛生命强劲的“边地”，因此，对“边地”的追寻过程亦是女性寻找精神皈依的历程。

对故乡的回忆是一种寻找，因此“回望”会是林白写作的基本“姿态”{21}。然而，尽管回忆大量交织在海红的“当下”，但它毕竟属于“过去”，本质上说，回忆是虚幻的。在《北去来辞》中，海红在现实中对“边地”的追寻是在银禾这一角色身上实现的。

银禾，海红家的保姆，来自湖北农村“王榨”。这是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因为林白最初的意愿本来是要以她为女主角，写一部《银禾简史》{22}。银禾的原型是林白家的保姆小云——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中年妇女，林白对她的认识是这样的：

她本身是生机勃勃的，对生活非常有热情，而且

她对苦难有自己的看法。……她一点也不焦虑的，所

以我要老马，要我女儿统统都向她学习，学习她的生

活态度，对生命的态度。她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也很

大，她的勃勃生机对我有很大的触动。{23}

正是在“勃勃生机”的生命热情这一点上，林白找到了与她的生命底色相通的地方——作为“边民”的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她长久以来在都市生活中被压抑得最严重的部分。事实上，林白之前的小说《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都是受小云启发写成的，里面的农村妇女木珍就是银禾、就是小云。因此，林白对银禾这类人物的塑造是从《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开始的，林白这样评价《万物花开》：“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应该是生命与自由，这应该是一部关于生命与自由的小说。就是‘万物花开这四个字所表达的。”{24} “万物花开”的景象与林白的故乡——那个亚热带“边地”的景观如此融合！木珍和银禾所生活的王榨就是另一个“边地”，一个海红在经历了多年封闭的都市生活后可能找到的另一个“故乡”，一个生命之花可能重新开放的救赎之地。窃以为，《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的重点并不在于林白写作的“转型”，更重要的是，林白希望通过对“边地”和“边民”的再度书写，为多年来日渐苍白的生命找到新的精神皈依。

《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从内容到写作方式都是狂欢式的写作，“书中的万物花开是乡间生活的狂欢图景，既蒙昧又充满生机，而这一切是通过语言的狂欢体现出来的”{25}。本文无意再分析林白如何在这两部小说中做到“狂欢式”的书写，只想着重指出，在小云/木珍/银禾身上，林白深深感受到了乡野的活力和趣味，她们能把她“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26}，因此她要用一种极其张扬的方式展现王榨的勞动、生产、死亡、打架、迷信、偷情，用几近于原生态“语录体”方式忠实记录她们的语言、赞美她们的生活。

在《北去来辞》里，银禾最吸引海红之处，就是她那野草般茁壮的生命力。在银禾看来，“她们都有病，她没有病”。她随处都能生长，来到北京后，不仅没有不适感，反而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兴趣，“世界上的事情样样都爱玩”。她每天高高兴兴地买菜做饭，兴兴头头地跟着海红的女儿学写字、画画、拉二胡，勇于探索北京城谜一样的公交系统，英勇无畏地替主人出头和楼下的男人打架，甚至对去医院照顾病人都兴趣盎然。也是像野草一样，银禾的生命力带有一种原始的愚昧，她盲目地崇拜自己“闯世界”的女儿，却并不知道女儿所遭遇的凶险，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并未能深刻发现这个世界的真正面目。

银禾的女儿雨喜是林白小说中新出现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她继承了母亲野草般的顽强的生命力，但她比银禾更具表现的力度和广度，她同时展现了生命的强劲和生命的伤痛、世界的广阔和世界的残酷。她和许多农村年轻人一样早早就外出打工，凭着年轻的蛮劲四处闯荡（最远至新疆），但也落下了满身伤痕。母亲的眼中她是见多识广的，但母亲从来不了解她险象环生的生活：自从踏出故乡，她就一次又一次地遭遇险境（尤其是女性的身体险境）——被骚扰、被拐卖，虽然凭着小小年纪就练出的一身精明多次逃离险境，但最终仍然落进了都市的陷阱——在一个网吧（“都市化”的典型表征），她遇见了心仪的大学生，怀孕后男生不知去向，她只好作为“代孕母亲”生下孩子并送人，然后悄悄回到从前的生活。雨喜实际上是一代“打工妹”的写照，她们可能有着许多母亲不知道的秘密，每一个秘密都是时代的伤疤，每一个伤疤都见证着离开乡村的女性生命的坎坷，也见证着她们生命力的顽强：她们像野草一般被残酷践踏，又像野草一般茁壮生长。

林白对雨喜的赞美不似对银禾那样的单纯和热烈，因为银禾身上承载的是她的“边地”梦想，而雨喜身上折射的却是“边地”的虚妄。《北去来辞》贯穿着林白的对边地/乡村的两种矛盾情感：一方面，乡村是另一个“故乡”，她渴望乡村能够治疗自己的“都市病”，为此海红曾专门到王榨住了一段时间，种庄稼、晒太阳，乡村生活神奇地治好了她的失眠症。（林白本人也有一段专门去湖北乡下居住“治疗”的经历。）另一方面，她在王榨也清楚地看到，在愈来愈汹涌的“都市化”的大潮中，乡村已逐渐被异化为“怪异和狰狞”的另一个怪兽，“那个恬静的乡村，几千年的桃花源，那个在烟雨迷蒙中像水墨画、桃花花瓣纷纷落在江面上、猪牛鸡犬怡然于道的地方，它早就坍塌掉了。你还没回过神来它就破得不成个样子”。海红在王榨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刚刚升起的田园梦破灭了”，乡村到底是个“海市蜃楼，乌托邦”。

海红从王榨铩羽而归，再度回到故乡圭宁寻找“边地”——她真正的精神家园，但是她非常悲哀地发现圭宁也变成了一个滚滚尘埃的现代化城镇，“圭宁变成了卡尔维诺笔下的切奇利雅”，她体味到了一种荒诞感：“城市与城市连在一起，到处都是相同的房子，到处都是切奇利雅。”她感慨道：“圭宁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城市，海红意识到，她的故乡，那个生她养她的地方，已经永远消失了。”

这也是林白的感慨。林白本人也回到了北流，却发现少年时代熟悉的房子、街道、树木几乎荡然无存，操场上的凤凰树早就没有了，“很多年前，我赤脚走过的街道，已被时代所埋葬”。

“巫女”从“边地”来到“都市”，又从“都市”返回“边地”。然而，都市隔膜，边地虚妄，她们的灵魂无处栖息、无所皈依，她们是永远的漂泊者。在《北去来辞》的结尾，林白用诸多段落描写了一场想象中的“苍茫浩大”、“百草苍荡”的旷野景象，肆意开放的野花和汹涌而生的野草“迎来了繁茂的自由时代”，她将一曲悲歌献给了那个曾给予她无限生命力的永远逝去的“边地”。

漂泊者海红早已告别当初那个青春莽撞的注重身体经验的多米，当下的作家林白，也早已不再像当年那样高举“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的大旗。在《北去来辞》里，林白表达的仍然是她的个人经验，但已完全不再囿于《一个人的战争》时代的“身体经验”，也不似《万物花开》等“转型”之作那样，为了表现外部世界而将“个人”完全隐匿。20多年来，林白经历了“个人化写作”的辉煌时代，又经历了“去个人化”的“转型”阵痛，现在她的文本所呈现的，是独属于她的典型的林白式的女性文学的书写方式——一种基于“个人经验”的却具有普遍性的“女性经验”的表达，她既看到了女性是性别的“他者”，同时又看到了女性在急速变迁的时代中，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雕刻着，成为一群身形各异却同样无所归依的“漂泊者”。事实上，林白已经用自己的写作打破了“个人/社会、私人/公众、内部/外部”等等关于女性文学的二元论偏见，她为我们书写的是极具女性特征，同时又具备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当下女性的精神困境。她仍然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写作者。

注释：

①{11}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88、25页。

②⑦ 孙小宁：《心开了，世界也开了——林白访谈录》，《一个人的战争》，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18页。

③ 林宋瑜：《轻与重》，《万物花开》，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④⑤⑨{12}{22} 林白：《后记》，《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418、417、417、418页。

⑥ 王宏图：《身体的飞翔与沉落——从林白〈北去来辞〉到周嘉宁》，《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⑧ 林白：《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⑩{13} 林白：《生命的热情何在——与我的创作有关的一些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4} 陈晓明：《奇妙的邪性——评林白小说〈万物花开〉》，《南方文坛》2004年第1期。

{15} 傅建安：《新时期都市文化与都市“巫女”形象的现代性建构》，《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张悦：《从巫女到民女——试论林白近期小说创作转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6} 林白：《从疯狂到强劲——说达利》，《青年文学》1998年第2期。

{17}{19}{20} 林白：《内心的故乡》，《天涯》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