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中，藏区文化在我国地域文化中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安多藏区是一片神奇的热土，它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自古以来就与东边的汉文化和北方的阿尔泰文化联系密切。历史上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吐蕃（藏族）、匈奴、吐谷浑、蒙古、土族、回族、撒拉等各族人民，在历史的变迁中相互融合与交流，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安多文化。拉卜楞寺、藏传佛教、可可西里、热贡唐卡以及红军长征最艰苦的草地穿越等，都是安多藏区的靓丽名片。为了推进安多藏区地域文化研究，本期编者特邀陈庆英、楊红伟、张科、阮兴以及美国学者欧麦高等五位安多藏区文化专家，就安多藏区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有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够参与到对安多藏区研究的讨论中来，本刊愿为此提供长久的讨论平台。

一、安多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元世祖至元初，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河州，掌军民之务，辖区包括青藏高原藏族地区，约在1280年设乌思藏纳里速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后又设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就大致上相当于安多藏区。①《元史·百官志》记载了这三个宣慰司各自的机构和职官，这说明，元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藏族地区几大区域的差异以及安多藏区作为一个区域的独特性。不过，直到乾隆二年《明史》完成，将“西番诸卫”单独做传，才有了第一部不完整意义上的安多藏区史。

与大部分区域史学的形成不同，安多藏区史的兴起，则代表着本土意识的逐渐增强。先是1652年，一世夏日仓·噶登嘉措完成《安多教法史总纲》，提出“安多”的区域概念。其后，著名藏传佛教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应青海蒙古王公所请，于1787年完成《青海史》，以青海湖为中心着重叙述了蒙古各部占领青海以及相邻地区政教的变化。1800年，拉卜楞寺第24任总法台二世阿莽仓·贡却坚赞完成《拉卜楞寺志》，虽然出自强烈的宗教情怀，但也表现出浓厚的安多藏区的地域观念。② 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智贡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历时32年于1865年完成《安多政教史》，详细阐述了安多藏区大小寺院及其政教合一实体的发展过程与青海蒙古诸部的历史，及中央政府对各主要寺院的敕建与历史作用。这不仅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安多区域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可信的卓越的政教史。

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门户开放，不仅西方的探险家视青藏高原为神秘之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传教士，尤其是宣道会的传教士们，更将安多藏区看作是整个藏区的门户，纷至沓来。这一时期，以西方探险家与传教士为主，产生了一批对安多藏区田野调查性质的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荒原的召唤》、柔克义的《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与The Land of The lamas、波塔宁的《中国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部蒙古》、B·B·巴拉金的《拉卜楞旅行记》、科兹洛夫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以及宣导会传教士发表在《宣道周刊》之上的书信与调查报告等。

20世纪前30年，除了为数不多的西方传教士与探险家的旅行日记，如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Reginald Farrer的The Raibow Bridge、Mildred Cable与Francesca French的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Susie Carson Rijnhart的With the Tibetans in Tent and Temple、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上的系列文章与保存在哈佛大学Arnold Arboretum的大量往来书信与调查报告，以及周希武的《玉树调查记》外，最值得称道的则是许让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

九一八事变后，在开发西北思潮的激荡之下，引发了国人的国族主义思想的高涨与边疆研究的热情。安多藏区随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更将之作为经营藏区的前哨与基地。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安多藏区调查与研究的人物，如林鹏侠、马鹤天、林竞、顾颉刚、范长江、张丁阳、张文郁、张其昀、马无忌、王志文、王树民、俞湘文、黎小苏、杨质夫、李安宅、于式玉、谷苞等等。其中，李安宅、于式玉伉俪结合大量的田野调查，从人类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分别介绍了安多藏区的部落、寺院组织、学制、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可谓研究之典范。其成果后分别结集为《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李安宅藏区考察文集》及《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至今仍是安多藏区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安多藏区的研究与整个学界的情况一样，曾经一度陷入低迷。不过这一时期，美国学者埃克瓦尔（Robert B. Ekvall）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作为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于1898年出生于甘肃岷县，不仅能讲甘肃方言，还经常出入安多藏区，讲一口流利的安多藏语。早在1939年，埃克瓦尔就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五六十年代，他又先后出版了Tibetan Sky Lines、Fields on the Hoof： Nexus of Tibetan Nomadic Pastoralism等著作。他虽算不上真正的人类学家，但却通过亲眼观察到安多藏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的叙述，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此外，Hans Stubel的The MewuFantzu： A Tibetan Tribe of Kansu是目前仅见的围绕一个部落展开详细调查的成果。

1980年代开始，安多藏区的研究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论文数量达到200余篇，出版著作数十部。其中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安多藏区部落研究，这其中首推洲塔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和陈庆英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以上著作在藏族部落的形态、制度与寺院关系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星全成、马连龙的《藏族社会制度研究》也是难得成果；其二，安多藏族史的研究，其大者有黎宗华、李延恺合著的《安多藏族史略》、洲塔、乔高才让合著的《甘肃藏族通史》等，此外陈光国的《青海藏族史》、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也包含着丰富的安多藏族史内容；其三，安多藏传佛教史的研究，如蒲文成的《青海佛教史》、洲塔的《佛学原理研究》、扎扎的《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等；其四，安多藏区政教关系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孙尔康的《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发展》、吴均的《论安木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和王献军的《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安多藏区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区域化与多元化的态势。首先，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将安多藏区视为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区域社会加以研究，这从近年来以安多藏区作为文章标题的著作与成果的数量显著增加即可反映出来。此外，对安多藏区区域社会研究的深度日趋增强，如杨红伟的《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即采取区域视角，综合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试图揭示部落、寺院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其次，研究更为丰富、类型更为多样。其中的亮点则是山神崇拜、苯教与区域空间方面的研究。山神崇拜作为安多藏区的原始崇拜，实际上也代表着安多藏族早期的世界观。这方面的研究，如丹曲、李玉琴、才贝、英加布等人，能够运用藏文文献结合田野调查，展开人类学与宗教学的分析。苯教方面的研究，特别需要提到洲塔与阿旺嘉措，他们不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搜罗，整理结集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殊为可贵。空间方面的研究，则体现在市场、城镇与寺院等方面的内容不断增多。再次，不断提升研究深度，如扎扎的《拉卜楞寺的社会政教关系》、马成俊等人对热贡地区的宗教文化的研究等，就拓展了以往对政教合一制的研究范围与内容。

此外，海外学术界对安多藏区的研究兴趣也日渐浓厚，特别是随着北美新清史的兴起，关注安多藏区的海外队伍也日益壮大。在这些研究中，以安多藏区为专题者，有Paul K. Nietupskid的Labrang：ATibetan Monastery at The crossroads of Four Civilization，欧麦高的Between Patron and Priest： Amdo Tibet Under Qing Rule， 1792—1911以及由法国、德国、美国学者Marie-PauleHille、Bianca Horlemann and Paul K. Nietupski联合主编的Muslims in Amdo Tibetan Society：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由此可见，安多藏区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区域史的研究中，日益引人注目，亦将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关注的热点所在。

二、安多区域史研究的展望

安多藏区的历史研究，一方面得益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每个研究者所能面对的安多藏区的史料前所未有的增长；另一方面，则由于现代交通与通讯手段更为便利，不仅研究者之间的沟通更为便利，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强。这不仅使研究者在获取资料方面更为便利，同样也能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增益。在这样的条件下，安多区域史的研究，正值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对安多区域史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性。

首先，就整体性而言，安多藏区史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除已有的《安多政教史》、《安多藏族史》外，安多藏区的研究仍然处于碎片化状态，缺乏整体的关照。在最新的成果中，如前述杨红伟的研究，虽然能够依靠非常扎实的清代循化厅的档案资料，展开对循化厅所辖藏区权力机制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区域史研究的基本观照，但仍不过是安多藏区的一隅。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不乏以安多藏区命名的研究，但也主要局限在安多藏区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研究，缺乏整体的观照。换言之，从整体史观考察安多藏区社会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成果还不多见，因而，基于区域史的整体视角，从各个方面强化对安多藏区的研究仍有着广阔的空间。

其次，从研究对象方面看，安多藏区的研究已经涉及到部落制度、藏传佛教与寺院制度、山神信仰、市场与城镇化等方面，但在这些内容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如索端智对热贡地区的山神信仰的研究，虽然很好地体现了山神信仰与公共空间建构的关系，可以作为山神信仰研究的典范，但在山神信仰作为意义世界方面的作用挖掘的还不够。杨红伟对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的研究，也体现了藏传佛教以及藏族族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进而涉及到安多藏区的寺院空间结构与市场的分布规律，但显而易见的是，对市场组织与藏族游牧经济的季节性特点与寺院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及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扎扎对拉卜楞寺政教关系的研究，很有示范性作用，但就整个安多藏区来说，也需要从主要宗主寺的角度分别加以研究。

再次，安多区域史的研究还牵涉到这一区域的历史演变的许多内容，藏族的游牧和农耕部落是这一区域的历史最久、保持传统最为长久的居民，但是作为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历史上有过多次其他民族的进入和定居，如汉族、土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的进入和定居，其中蒙古族和回族还一度掌握地区的统治权力，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因素与安多藏族部落发生过多次深刻的交集，因此历史上的这一区域的民族关系史，也应当纳入区域史的研究范畴。而元明清和民国中央政府对安多地区的治理，安多藏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等，也为安多区域史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值得探讨的内容。

特别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中，安多藏区是青藏高原的几大区域中变化最为迅捷的一个地区，近代的交通、工业、商贸、医药、教育等首先是从这里进入青藏高原，也由此使得安多藏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青藏高原的各个区域中处在先行的行列中，喜饶嘉措、根敦群培、十世班禅、黄正清等，则是这一历史演变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安多藏区的变化则更为突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在连接西藏和中原地区方面发挥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对安多藏区本身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安多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被注入了很多新的形式和内容，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安多区域史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呼唤区域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和路径、方法，期待对这一区域史研究的新的成果。

此外，对安多区域史的研究，需要更加丰富的研究手段。安多藏区无疑是一个相对发展迟滞的区域，但也正因如此，其社会结构功能的复合性更加突出。如何从一个具有高度复合性的社会结构中，分析出从现代社会的视角看待的功能，则需要更加多样化的分析手段。因而，如何综合利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而形成有效的分析手段，则是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体现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的意义，亦将是中国社会丰富的空间差异性，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与分析手段更加丰富的着力之处。

最后，需要强调的则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的问题。藏文字的历史资料与藏传佛教的文献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在中國仅次于汉语言文献的，特别是存在大量的民间文献，几乎99%的内容未曾出版。语言是一个民族情感、思维方式乃至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表现方式，如果不熟悉藏语言文字，不能直接阅读藏文文献，就会造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隔膜。在研究的过程与结果上，难免会产生瞎子摸象的效果。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言，近代时期西方的探险家与传教士，对当时的安多藏区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与调查，形成了诸多在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中难以发现的社会细节。在娴熟地利用外文的基础上，掌握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发现更为细致的材料，弥补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体味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总之，安多藏区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从其发展过程及现状来看，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就会激发更有活力的学术研究热情。现在，对安多藏区的研究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重点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等民族院校和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持续的关注，已经有一批学者长期投入到这一重要的研究事业中。因而，我们建议，一方面基于安多藏区的社会特点，强调从区域社会的本土价值体系中去发现安多藏区的历史与文化解释，另一方则强调更加开放的学术体系，广泛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更为开放与广阔的空间内发现安多区域史研究的内容与趣味。这不仅会赋予安多区域史研究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同样还会为更好的中国研究提供更好的参照系与更好的构成部分。

注释：

① 藏民族自己将其聚居区划分为三个部分：一为藏与卫，即现在的西藏，包括前藏与后藏，前藏首府是拉萨，后藏的首府是日喀则；一为康，即西康，首府为巴安；一为安多（阿木多或安木多），包括川、甘、青、康等省和地区的边界在内。安多，元明时期称为多麦，译作朵思麻，后统称为安多。

② 阿莽班智达：《拉卜楞寺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38页。

作者简介：陈庆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