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学是对历史的反思，经过反思的历史与客观自在的历史过程并不相同。史学理论则是反思的反思。从今天看，此种“反思”的史学理论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科学”的，或自觉以科学眼光研究历史的理论；一种是人文史学的。前者重资料与事件的客观记述，重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后者重文化精神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与对历史的价值意义的发掘与弘扬。前者着重的是物质、物质生产力；后者着重的是精神、“精神生产力”。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征是道义史观与文化史观。道义史观强调修史以明道，修道以明史；文化史观则注重文化的成就和它的发展，把精神生产力所创造的文化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置于首位。孔子是这两种人文史观的首位自觉奠基者。人文史观能够对科学史观形成重要补益。仅仅以科学史观反思历史，容易出现见物、见事不见人的问题，或者忽略文化、道德价值、人性力量及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动态作用。人类历史绝不是低层次的或自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的重复累积，物质生产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精神力量、精神风貌、精神成就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没有精神文化的进步就没有人的进步，没有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推动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即使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与斗争的也往往只能在先进文化的引导下才能成功。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史观与科学史观有机结合，才能对历史作出更为合理和完整的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科学史观；人文史观；孔子；精神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3-0005-08

史学是对历史的反思，历史已成过去，它只能在对它进行反思、研究的学者或后人的记述中出现。第一序的反思是目击者或当时人对它的回忆与记述。因目击的角度立场不同，心理心态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目击”“记述”实已经是第二序的历史，与客观自在的历史过程并不相同。后人的编年史或通史、专史，严格地说是对当时历史记事的整理与研究，可谓反思的反思。从今天看，此“反思”之史学理论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科学”的，或自觉以科学眼光研究历史的理论；一种是人文史学的。前者重资料与事件的客观记述，重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后者重文化精神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与对历史的价值意义的发掘与弘扬。文化精神表现为历史人物的精神、人性、心理，故亦特别着眼于历史上伟大人物之行事与精神风貌。概略言之，前者着重的是物质、物质生产力；后者着重的是精神、“精神生产力”①。前者着重的是硬件，是“老子”所谓“有”；后者着重的是软件，文化、道德、宗教、人性与智慧，是老子所谓“无”。前者如历史资料学，历史编篡学、年谱、历史唯物论，后者如《公羊春秋》等。历史唯物论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内容，但其结论——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却含寓崇高的人文意义，亦重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对经济基础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反作用，可谓兼有两种史学的特性，但科学性是主要的。恩格斯直称其为科学，类比为达尔文进化论②。

中国文化中，两种史学都有悠久的历史。

一、道义史观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化历史观念之严谨而深刻是极为显著的。殷人首创甲骨文。殷人事神，占卜时用甲骨文记载国王、当事者的活动。某年某月某日，他在何地进行祷告、祭祀、求年求雨、收获、打猎、进行战争，或疾病、结婚、生子。他用龟卜向在天的祖灵请示，并将吉凶的结果记录下来。占卜记录的这种清楚、确切的时间观念，使它成为“历史”的记事。殷人用此以延续族群的生命、民族的生命。殷文化乃是以历史为心灵的文化。以后“君举必书”（《国语·鲁语上》记鲁曹刿语），“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或“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成为中国官方历史传统，从而使中国的历史记事不仅言行并重，且具有严谨、真实、神圣的性质。

西周尚无成文的系统历史记事，但《尚书》与《诗经》担负起这一任务。春秋时，出现了各国的编年史，至《左传》《国语》成书，历史记载就丰富而系统，卷帙篇幅很大了。这些史著，史实与人文是结合在一起的。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事”指史实，“文”指写出的历史，即鲁之《春秋》等。“义”指孔子“成《春秋》”对“史实”笔削所寓的褒贬、是非评论，也即赋予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孔子所修《春秋》，其“微言大义”，由“三传”——《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和《左传》记述，其主要内容即通过对《春秋》经文的一字一句的阐述，对其包含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尊王、攘夷”之意义加以说明，使“历史”成为道义的教材。但《左传》主要是记述史实，与另两传有所区别。举例言之，如：

经文：“（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谷梁》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左传》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详記事情缘起与经过，而后有上述短评。《公羊》《谷梁》连事实也不清楚。段并未被杀，只是出奔而已。《谷梁》宣传“亲亲”之道。《公羊》大郑伯之恶，突出内外之别。

经文：“（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说：“（桓）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评论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公羊》说：“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谷梁》说：“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公羊》大捧孔父嘉，称为“贤孔父”。《谷梁》突出“书尊及卑”之礼制。《谷梁》还记孔子为“祖讳”的另一种说法，表明在有人心目中，孔子笔削《春秋》，非完全出于大义。对“及”这字的使用，三传皆作了道义的评论。这里鲜明地表现出两种历史观的不同。科学史观会采取《左传》那样的如实记事。但如果历史著作只是一堆堆的“史实”，也会降低它的教育意义和存在价值。近现代我们还看到历史在不断被修改、重写、篡改。同一事件，明明是“侵略”，却写成“事变”；到别人家里狂轰烂炸、杀人放火，却说成“提携、友好”；无条件投降却写成“终战”，等等。这实际也是“春秋”笔法——一字一笔都含寓褒贬、微言大义。故《公羊》与《谷梁》之价值是不能否定的。

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实际采孟子之说。董仲舒《春秋繁露》更系统阐述《公羊春秋》的思想。武帝时它被尊为“经学”，立为“官学”。《谷梁》在宣帝时亦立为官学。《左传》经刘歆的倡导，在西汉末及东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除了《春秋》，《论语》《左传》还记载有孔子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论，如：“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管仲之器小哉。”“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等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诸侯）会于温，……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孔子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子产不毁乡校，孔子赞扬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楚灵王派兵围徐，威胁吴国。子革等进谏，灵王寝食不安，但终不改错。第二年弃疾等政变，灵王自杀。（《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他赞扬晋国叔向，谓：“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左传·昭公十四年》）前522年，子产死，时孔子30岁，流泪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种批评或表彰，亦是道义史观的一种形式。

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上》）孔子的修史、论史，是史与道合一的。修史以明道，修道以明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以后，史学、史教（包括野史、地方志、族谱、家谱、史评、史论、历史剧、小说、咏史等）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立德，立功，立言”，历史成为个人、族群、民族生命不朽的丰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成为神圣的裁判所，光荣与耻辱都由它评定与记录。历史成为中国文化的道德教科书、政治教科书、人格养成所。孔子是这种人文史学的首位自觉奠基者。

古希腊、罗马之历史著作，则常常非政府官方行为，而纯为个人撰述，如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十之七八夹叙夹议，类似见闻报导，详述统治集团内之凶杀、权谋、贪欲、纵欲；没有教化，没有道义，缺乏历史的庄严与神圣感。作者也以惩恶扬善为目的，但对比中国史学以道义担当为修史原则之“自觉”，两种历史学的不同十分鲜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指出：“塔西佗不大关心弄清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说明真相；他注意的是指控历代皇帝，通过对他们的揭露，至少是隐晦地揭露帝国政府本身。”“塔西佗笔下的提比略是一切作品中曾经有过的最残酷、最淫虐、罪行累累的人面兽心的一个魔王。但是近代评论说明，实际上，提比略是罗马最出色的统治者之一，塔西佗关于他的撰述是罗织成章的一派谎言，他编撰得如此巧妙，以致在外表上看来，几乎都是真情实事。”“在他看来，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教。”③ 历史事实可以随个人的好恶而编造。对比于此，中国历史无论是科学类型与人文道义类型或两者的结合，都独特卓越，是中国文化的最宝贵遗产。

“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科学史观成为主导，今天应该以因革损益的态度对待孔子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文化历史遗产。

二、孔子的文化史观

孔子历史观的另一特点，是观察历史特注重文化的成就和它的发展，把精神生产力所创造的文化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置于首位，如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认为“礼”、文化、文化精神是三代历史发展最主要的内容。在生命遭受危难时，他说：“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以发展文化为“天”赋予自己的最重要使命。

孔子赞美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尧之伟大，在“焕乎其有文章”，也即文教方面的成就。

赞美舜，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突显舜的文治和尚贤，得到天下人的拥戴。

赞美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又：“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突显禹的功绩是对鬼神的“孝”，“致美乎黻冕”，尽力于农事以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与生活。

赞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突显文王的以“德”服人。

周公“制礼作乐”，发扬光大了文、武的事业，使中国成为卓越的礼仪之邦。孔子以“梦为周公”表达对周公的仰慕。

赞扬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突显管仲之“如其仁，如其仁”，在于不使中国文化受到侵略而倒退。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异姓代立，不关乎文化。亡文化则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的观点实际是孔子的人文史观所教导的。

以后《易传》在观象制器中叙述黄帝尧舜以来的历史，也主要从人文、从文化活动、文化创造立论。

文化创造是精神生产力的产物，它并非不受物质生产力的制约。石器时代不可能有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文化精神创造；铁器时代不可能有机器生产时代的文化精神创造。离开物质生产力，以为文化精神可以凭空产生，会陷入历史唯心论。但同是青铜器时代，惟殷人创造了文字，“有册有典”，这却不是用物质生产力所可解释的。同是巫文化，中国天人沟通的主要方式不是巫舞、狂舞等法术活动；而是占卜占筮这种大为理性化的形式，这也不是物质生产力所可解释的④。周初三部大文化典籍《诗》《书》《周易》的出现，更非由于殷周物质生产力之差别所致，而后者却对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现代中国历史著作，论及三代，多注重物质生产力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如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谓：“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的成就。”⑤ 殷商“文字”的产生与应用这一文化精神生产力的飞跃，它所形成与展现的对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则被忽视。张光直《青铜时代》谓：“数十年来的历史与考古研究，都充分证明了从殷到周之间，中国的文明史可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甚至于从考古学上说，从考古遗物上辨认晚商与早周的分别，常常会有很大的困难。”⑥ 这也忽略了周文化之三大典籍——《诗经》《尚书》《周易》之巨大文化历史作用。范文澜《中国通史》讲商制度与文化思想，亦突显青铜器及其手工工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商之手工业技术积累起的专门知识为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如司母戊鼎及上釉的陶器，都是手工业奴隶和百工的体力智力的结晶，从此再前进一步，便成为更灿烂的周朝文化。”⑦ 论周史，谓：“周得（殷）百工，成为王官的重要部分，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东周王室衰微，百工散到大诸侯国（如器铭文上的铸客，即周游各国的一种百工），侯国文化才开始发展。”⑧ 完全忽略周人三部文化典籍传到各地的影响，如传到楚地成为太子教材，才是楚文化迅速提高的主因。这是体力劳动的“百工”所不能比拟的。局限于这种眼光，这些史著不能解释，何以原氏族彩陶文化及夏之黑陶文化与商之早期，生活于中国东南西北的各氏族部落文化水平差别不大，大致相当，而到了春秋时期，“中原”以外的四方却都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华夏则居于正统，文化远远高出于周边之上。这只有从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文字、“有册有典”，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而从人文史观分析和评价历史可补科学史观之不足。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开始由分封奴隶制或农奴制转为郡县为基础的新政制及地主与农民的新生产关系。促使这一变化发生的最根本的动因无疑是生产力——包括人口的大增长这种“物质”经济原因。但孔子私人辦学，形成了三千弟子的职业群体这一精神生产的解放，亦是重要的动因。因为孔子办学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之办学园不同；后者未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孔子办学则促使了随后“百家争鸣”和“合纵连横”与“变法”的风起云涌。“士”这种文化思想自由人的能量空前地释放出来，而在结束贵族世袭等级旧制度上起了极大作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⑨ 托克维尔不知道中国历史，故仅以罗马帝国类比。实际上秦始皇的专制制度早已如此。而秦之能如此，则因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旧封建领主制已被消灭。农民由于耕战政策，成了占有土地的自耕农；战士由于立功，成了二十军功爵级中占有“隶农”的大小领主（“一甲首而隶五家”）。土地私有发展了起来。它带着这一新制进行战争，故战争的胜利也代表新制的胜利。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主要是富国强兵的驱动，但秦国文化落后，并不能产生商鞅，商鞅是三晋文化培育所成，而其法家思想则完全是新兴的“士”阶层的产物，其变法的最深层的理念是孔子首倡的“有教无类”、“性相近，习相远”，即“人生而是平等的”这一思想。战国时，墨子、孟子、荀子都直承这一思想，宣传人皆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社会地位应由个人修身及学问能力等决定。商鞅不过是以耕战、军功把这种观念落实为社会制度之变法而已。故在由春秋末到战国到秦实现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得利的除军头、武夫外，最主要的就是“士”这个集团，如子贡这样的说客、纵横家，子夏这样的“帝王师”，冉求这类的行政州郡长官（如西门豹治邺，李冰治蜀等），孟子后车七百乘，传食于诸侯，齐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皆为列大夫”，以及荀卿及其学生李斯、韩非等等。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之“养士”，动辄几千人，皆丰衣美食。“养士”成为时尚，成为贵族的新名片、新标志、新风流，较土豪式的老贵族，它更为荣耀。有如托克维尔所言，“文人变为首要政治家”，“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⑩ 。吕不韦大量养士，著《吕氏春秋》，让自己名符其实成了首要政治家。延至汉代，淮南王仍大量养士，并以著书拉抬自己的身份、声势和地位，终至有“独尊儒学”。公孙弘“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官吏、宰相，彬彬皆文学之士，元成之世形成了“士族”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既似豪强，又拥有文化、思想和政治地位的优势，而并不世袭，仍升降浮沉、自由流动，为世界历史所仅见。科学史观往往不能见识及此。

在欧洲，类似的分封贵族领主制或封建制，一直延续至法国大革命时才被消灭。日本则一直延续至明治维新时期。我国西藏地区的农奴制，凉山彝族的奴隶制也一直延续至1949年以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甚多，文化思想方面，未能出现中国孔子代表的那种崇尚自由与社会平等之“士”阶层，无疑是极重要的原因。历史证明，被压迫奴役阶级的反抗与斗争总是在有文化或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产生并能取得胜利。文化落后或没有文化正是奴隶制等野蛮制度与野蛮行为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故仅从阶级斗争、农奴反抗去说明社会变动，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正是人文史观可予补益的。

三、秦汉史的科学史观与人文史观

以今人之秦汉史言，科学史观下的著作出现了不少，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之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的《秦汉史》等。这些史著，着眼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及阶级斗争与历史事件；人文史学所注重的文化、道德价值、人性力量及历史人物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动态作用，则或被忽略，或居于不甚自觉的地位。另一种是吕思勉《秦汉史》，资料极为详备，而史识阙如，如吕著讲汉代“厚葬”，几乎所有《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汉人厚葬的资料，都罗列无遗，但没有分析，见物、见事不见人。

从人文史学的观点看，论厚葬，不能满足于罗列有关资料，而应指出它的根源是“孝”的提倡及其造成的破坏性作用。秦人以“法”斩断了宗法封建的分裂割据对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危害，但“孝”德也随之削弱了，所谓“刻薄寡恩”，以至彻底废除对子弟的分封，并骨肉相残，到秦二世时，一遇人民暴动起事，即土崩瓦解。鉴于秦失败的教训，汉代大倡孝道，并实行部分分封。孔子提倡的“薄葬”、用“明器”，也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厚葬普遍取代了。自天子、王侯到庶人，汉人无不倾家荡产进行厚葬。像中山靖王刘胜墓，像最近发掘的南昌海昏侯墓等，大量金银财宝、丝绸玉器铜器、车马被埋在墓中。海昏侯刘贺墓，2011年来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清理出土了各类器物1万余件。成套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数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200万枚；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等等，都是汉代考古文物珍品。车马坑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主椁室西侧出现大金饼95枚，小金饼1枚，大马蹄金45枚，小马蹄金21枚，麟趾金15枚，20块金板，重量超过78公斤{11}。这庞大的财富皆由搜括民脂民膏得来。鲍宣指出，“民有七死七亡”，除了官府盘剥，豪强掠夺压榨，以“孝”治天下的“厚葬”所导致的毁坏性影响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化因素。

汉代，后党干政，由吕后起，成为一种小传统。相继有窦太后的干政，霍光家族与上官氏家族的干政，王氏的干政，而终于由王莽篡汉。究其原因，孝德的提倡亦是极重要的因素。

刘邦重新部分恢复分封制时，除巩固政权的考虑，亦是“孝”文化的影响。它不仅复辟了秦已废除的封建割据，且亦复辟了地方上的强宗豪族。汉代豪强横行乡曲，宗族械斗与私斗盛行。由此游侠酷吏在汉初起特殊作用，引人注目，司马迁为之特开“列传”。这些，都与孝的提倡有关，但在上述历史著作中都被忽略了。

文化思想部分，上述史著分别平面地论述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文学。实际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经学”的统治地位是汉代最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经学”在汉代乃是一种政治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经学独尊造成了文官体制，亦形成了有别于“土豪”的集政治权力、巨大田产、财富和社会声望、人脉资源和文化思想于一体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其作用远非文学、史学等可比。平面地将其与史学、文学并列，不仅“经学”的特殊性被贬抑、阉割，也使汉代社会之活跃的精神力量，汉代社會的真实而鲜活的脉动被阉割了。

吕思勉《秦汉史》论经学，沿用辨伪传统，详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承传及史料之真伪，最后引《汉书·艺文志》作总结，谓：“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与旧史识无别{12}。

汉代经学的“独尊”，从内容看，实是董仲舒首倡的《春秋》“公羊学”取得了对汉代政治与学术的支配与主导地位。而董的“公羊学”，核心是一哲学目的论思想体系，纲领是“奉天法古”。“奉天”即以“天”为“三纲”之大本，而以“仁，天心”，“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为核心，从而为政权指出了“仁政”的政治方向。“法古”即恢复孔孟的仁政王道。汉代灾异谴告盛行，实质亦是在神学形式下进行政治批评。从董仲舒、眭孟，鲍宣、谷永到贤良文学之政治批评，至东汉末的清议和仲长统、王符的社会批判，政治批评之尖锐，历代无以过之。这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孔子人文史学精神的继续。而上述各著对经学的说明，不仅是静态的、字面的、苍白无力的，且以阶级观点硬套，不仅使之被曲解，亦使汉代之精神风貌，特别是“士”阶层的精神风貌与历史作用被完全阉割。

从人文史学看，社会是和人一样的，有精神，有五官、四肢、百骸；而精神、思想是最为重要的，如此社会才成为一有机联系的活动发展的整体。人有童年、青年、壮年、老年，社会亦是如此。故秦汉的文化思想乃社会变化的重大因素。秦之旧分封贵族宗法制是在法家思想下消灭的。武帝转入新的大有为和全面建设阶段时，政治、政府、社会组成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变化，是由“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董的新儒学居于支配地位引起的。孤立地平面地分别叙述制度、事件、阶级、学术、思想，有如解剖尸体，分别将手、脚、心、肺、肝、肾、头取出，予以陈列展览，活的人就不再存在了。

人是要老化、生病的。社会组成的各部分，包括政府、风习、制度，也会如此。故随时间的推移，政府治理会越来越没有效率，官员会越来越胆大妄为、横行不法或尸位素餐，人口会越来越多，土地与财富的兼并掠夺会越来越厉害。皇帝本人也会越来越平庸、无所用心，甚至无聊、倦政，以政事为儿戏，有如成帝、哀帝，因而西汉的由盛到衰，不是所谓元、成之世尚儒所造成，也非皇嗣不盛，政权由外戚掌控所造成，重要原因亦是因为社会已“老化”，病入膏肓，散掉了，烂掉了；没有王莽大乱，也会有其他突发事件，使之灭亡。西汉末农民起义实际上只有点火的作用。

四、汉代人文史学的杰出代表

《史记》与《汉书》是汉代人文史学的杰出代表，两者的指导思想皆是司马迁所引董仲舒论孔子修《春秋》的话：“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突出了人文精神与道义史观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重要性。

《史记》与《汉书》对秦汉之近现代史，记述更为详细生动，对历史重大经验教训的总结，常扣紧“人性”以立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史记》全书的内容、结构、精神、指导思想作了精确的概括，首先提出的即是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盖在司马迁看来，在政治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历史变化中，学术思想的指导实居首要的地位。司马谈居文景之世，期望以道家综合各家，为汉代提供新的政治指导思想。司马迁活动于武帝朝，追随董仲舒，改而以孔子为“素王”，立为“世家”，谓“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以继承孔子修《春秋》，弘扬道义史观自任。故评论历史成败，总结经验教训，道义常是重要因素，如谓项羽失败是由于背离仁政王道，刘邦成功则在于宽厚有仁德，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指出孙子、吴起“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等等，对道义的崇尚，十分鲜明。道义是人性善的表现，而人性的“恶”也在历史骤变中淋漓尽致地展露。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受腐刑，坐牢狱时，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汉书·司马迁传》）世态之炎凉，人性之冷酷，令其痛心之极。在《史记·汲郑列传》中，他发挥说：“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主父偃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司马迁感概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些在今天依然有惊世作用。鲁迅写《阿Q正传》，鞭挞阿Q式的媚上欺下的国民劣根性，用意亦在于此{13}。

汉初，社会休养生息，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司马迁记述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姿所好美矣。……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酿……贩谷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此亦比千乘之家。”庄园经济与商业的活跃，跃然纸上。何以能如此？司马迁总结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好利好富的天性，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自然趋利的人性”像一只无形的手，不需政府代劳，就把一切有用资源和能量调动起来，创造出空前的财富。这比死板地讲农奴或封建生产关系如何限制或促进生产力发展之教条叙述，更富教育启示作用。肯定正当的“物质利益原则”对发展经济的巨大作用，绝非鼓励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而是基于人性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今天亦是在发挥作用的。

汉代外戚干政，危害慘烈。在《汉书·外戚传下》中，班固总结说：“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呜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这体例和教诫，亦为后代史家所继承。东汉宦官为祸最烈，《后汉书·宦者列传》总结说：“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中兴……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东汉以后宦官之祸不再，与此历史明训不无关系。

马克思说：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4}。汤因比指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性的变化是微小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人类事务中的永恒的和符合规律的因素就是人性。虽然人性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但是，人性的这种变化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将从起源到现在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人性看作是不变的。这是历史学作为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进行研究的基础。如果人们相信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可以使用探究普遍规律的科学方法，那么，人性的一致性和永恒性是客观标准。”{15} 《史记》和《汉书》所抓住的正是这一点。

“人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叙事之著作中常是被否定或忽略的，以致见阶级不见人，见人不见人性，千篇一律地套用农民起义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实际上在推翻秦朝暴政的斗争中，陈胜吴广代表的真正农民、人民起义，只有首倡和发难的作用；完成推翻秦朝暴政的，是旧贵族领导的项羽势力和刘邦、肖何为首的地主与官吏下层领导的军事势力。刘、肖并不是农民的代表。西汉末年的社会分裂、瓦解也是刘氏势力利用民众的积怨所导致的。项羽的失败，是旧贵族复辟的失败。刘邦的胜利则是地主阶级改弦更张，由暴政改行仁政的胜利。“千古皆行秦政制”，刘邦继承了秦创立的全部帝国与基本制度，而仅有局部的策略的调整。支持与鼓舞刘、项奋不顾身、甘冒矢石的力量，还是司马迁所谓“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夺取天下）使也”。所以，笼统地讲“农民起义”是空泛的，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以述为作、继承创新，写一本人文史观下的中国历史，以与科学史观之史著互补，将是极有意义的事。

注释：

① “精神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的，他讲到自然经济的解体时，说：“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05页）又：“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同上第18卷第682页）。转引自段若非：《补充一句话》，见《段若非文集》，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②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576页。

③ 转引自[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页。

④ 参阅金春峰：《巫史传统与孔子“仁”的“轴心突破”——〈说巫史传统〉与〈论天人之际〉述评》，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⑤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2页。

⑥ 张光直：《夏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1页。

⑦⑧ 范文谰：《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60、82页。

⑨⑩ [法]托克維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9、179—183页。

{11} 参见2015年12月25日及2016年1月15日海昏侯墓相关媒体报导。

{12}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5页。

{13} 参阅金春峰：《〈阿Q正传〉新论》，收入《“师导师语”文集——金春峰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9页。

{15} 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05页。

作者简介：金春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原人民出版社编审，北京，100706。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