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去年春节前夕，在一个杂志的年终作者聚会上，我见到了胡风先生的女儿张晓风。从80年代中期《胡风评论集》出版、胡风先生逝世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转眼三十年了。当年还是青年编辑的我已经退休，而晓风也已是76岁的老人。她很高兴地坐在我旁边，叙旧的话语令人感慨。

那天到场的大多是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者。其中有几位见到我便说，你那篇《本色韦君宜》写得不错呀。我听了不免喜滋滋的。这时，晓风忽然对我说：“你写韦老太，文章中涉及胡风的地方，可不太准确。”

我顿时心里一惊。我知道晓风如今对于胡风的生平和史料研究，俨然已经是专家。她的话不能不重视。我于是便说：“愿闻其详，请指教。”

晓风笑笑说，以后，我给你看一点材料吧。

过了几个月，我收到晓风寄来的一本厚厚的大书，题目是《史料与阐释》第四辑，由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

我翻开这本书，看到书中有一组文章，是“胡风研究新资料专辑”。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些“新资料”，对于我却是一点都不陌生。它唤起了我的追忆和反思。

一

1983年7月，我在经过了十个月的校对培训之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编辑组做编辑。

上班的第一天，理论组负责人毛承志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缺人手，很多稿子没有人发。你学习做编辑，就在干中学吧。说完便转给我一部书稿，这就是《胡风评论集》。

对于这套上中下三册的书，我是从中间接手的。它的上册，虽然还没有出书，但是已经由老编辑胡德培发稿，正在排印中。现在胡德培调走了，我接着从中册开始编。

我知道这套书的分量，它收录了胡风一生中最重要的9部文学论文集，可以说是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汇总的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这是胡风在政治上获得平反以后第一次正式出版自己的作品，对于作者，有着恢复名誉的意义。文艺界对于这套书出版的期待是很高的。

读者或许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对于文学界和出版界来说，意味着一次价值重估的过程。不仅古今中外名著大量重新出版，而且原本被批判、被否定、被丢进“历史垃圾堆”的“毒草”作品也焕发了新的生命。

1979年，当“右派”分子刚刚获得平反，上海文艺出版社便推出了《重放的鲜花》，收录王蒙、刘宾雁、邓友梅、流沙河等当年“右派”的作品，一时引起轰动，几乎是洛阳纸贵。

1980年9月，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紧接着，1981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牛汉、绿原编辑的诗集《白色花》，集子中收录的是“胡风集团”的二十位“同案人”的作品。它的书名取自阿垅的《无题》：“要开做一只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编者绿原说，“我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这呐喊声是何等悲壮，又是何等震撼人心！我至今记得，自己追读这本诗集的时候，心里涌起的那一片炙热的感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胡风评论集》列入出版计划，要利用这种方式为胡风洗脱“反革命”的罪名。

然而，读者未必知道，和“右派”问题的“改正”不同，胡风在当时的“平反”只是一种有限度地恢复名誉。中央1980（76）号文件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位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这里仍然强调，胡风集团成員是“有错误言论”和宗派倾向的。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文件还提到胡风的一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

根据这份文件，胡风在重获人身自由之后，重新被称作“同志”，又有了言论自由。但是，文件对于他的文艺思想，在那个言必马列、言必唯物、言必无产阶级的时代，可以说基本持否定态度。胡风本人对此无法接受，以至于他不肯在这份平反决定上签字。

这便是我接手《胡风评论集》时的情况。

至于我本人，在当时只是大学刚毕业的青年编辑，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但是对胡风实在了解不多。大学时代，因为毕业论文要研究现实主义问题，也读过一点胡风著作，例如《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只感觉胡风从30年代到50年代，二十年间，似乎一路都是在与文艺界人士论战，是个非常喜欢争强好胜的理论家。他很固执，很顽强，主观好恶感极强，对自己的理论显得十分自信，总是自视为五四新文学传统和鲁迅精神继承者，并常常据此与人争辩。这或许暴露出他在性格和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弱点，但以我当时的印象，至少在思想倾向上，他对马列主义是遵从的，对毛泽东是崇敬的，对光明的新中国充满了向往；而在艺术上，他所阐发的一些见解能够从实际出发，符合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那时，以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水平，真的看不出他的文艺思想错在何处，怎么“小资”？怎么“唯心”？我还读过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那是他热烈赞美人民领袖毛泽东和新时代的组诗，其中有许多这一类的句子：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巨人的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手势

大自然底交响乐涌出了最高音

全人类底大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我当时的感觉，这诗歌在直抒胸臆之余，未免理胜于文，有些口号式和概念化了。但在政治上，这不是恰恰显示了胡风对于新中国的基本态度吗？

可是就连这样的诗，在五年以后批判胡风的狂潮中，也被某些人认为是恶毒攻击毛泽东。随着胡风的一批私人信件被公布，批判升级，“反革命集团”被确定为“铁案”，没有给人留下一点辩解的机会。

从此胡风便作为一个恶魔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一直到冤案平反之后，几十年形成的观念，在文艺界仍然阴魂不散。且不要说中央文件里留下了“尾巴”，即使是百分之百翻案，要让人们适应这一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有人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样，胡风被人贴上的某些标签，也总是摘不掉的。

我记得，1980年，我正在武汉大学学习当代文学史课程。任课的一位姓周的副教授在课堂上非常得意地向我们炫耀，他本人曾经在1955年开展群众性的批判胡风运动中，第一个写批判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适逢胡风集团冤案平反，中央文件下达，周老师显得有些尴尬，但是他仍然理直气壮地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错误的！平反文件里也这么说。所以我当初对他的批判没有错。中央给他平反，我也不给他平反！当然，几年之后，这位老师便有悔悟。晓风告诉我，周老师曾经专程到北京木樨地胡风家去道歉，在门前楼梯上久坐，而胡风没有让他进门。

受这种舆论环境的影响，我接手《胡风评论集》时心情较为复杂。虽然内心里十分同情胡风，感觉他是受压制的，受委屈的，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但是因为弄不清文艺思想中那些“唯心”和“小资”的问题，自然不敢公开为胡风说话。哪怕是在编辑部讨论胡风书稿中的问题，也总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风先生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如果我们承认创作上的百花齐放、理论上的百家争鸣是有益于文艺发展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胡風那些富有创见的文艺观点（例如“主观战斗精神”、“处处有生活”、“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等），不仅言之成理，立一家之言，而且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对当时的主流文艺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补充。然而，当时的主流理论界以正统自居，将胡风的理论斥为异端邪说，从40年代中期以后，便对胡风开展了激烈持久且日甚一日的批判，而且他们动用行政力量，以“组织”的名义压制胡风，迫使胡检讨。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时间里，胡风几乎是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1954年，胡风鼓足勇气为自己辩解，以一篇28万字的长文上书中央，文章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即人们所谓“三十万言书”），谁知这篇文章更成为了他“猖狂向党进攻”的证据。随着此后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展开，领袖的亲自批示，胡风和他周围的一群人更是被扣上了反革命集团的帽子。

这是纯粹的理论之争吗？显然不是。胡风被当作文艺界的罪人和敌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理论上的卓尔不群，标新立异，更重要的在于他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力和凝聚力甚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以胡风创办的《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左翼进步作家，以至于形成了文艺创作上的“七月派”。这批人视胡风为精神导师，对他尊崇有加。原本，作为文艺创作上的流派，这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古今中外，类似的文学流派，莫不如此。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这个流派是非主流的、边缘化的，而主流派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将胡风派斥为小圈子、小集团，是搞宗派主义。实事求是地说，胡风代表的一群人，的确存在宗派倾向，但批判他们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以更为强势的宗派主义压制不同意见。这些主流理论家中的一些人，早在30年代“左联”时期，就因宗派主义被鲁迅斥责。所以说，胡风冤案与其说是思想斗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文艺界派系斗争的产物，主流派最终得以凭借政治运动和政治权力清除了他们视为对手的力量。

长期以来，文艺界这种派系观念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文艺界的联系千丝万缕，编辑中作家、理论家、翻译家云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脉和背景。虽然到了80年代，经过了思想解放运动和对建国以来历史的反思，连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都为自己过去整人的做法公开道歉，似乎文艺界实现了大团结，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可能完全消除。所以，在出版胡风的著作时，有一些意见分歧，就是必然的。

《胡风评论集》列入选题计划，原本是作为中央给胡风平反的一个步骤。几乎是在平反文件下达的同时，中宣部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胡风文集》的出版。由于当时胡风还是带着“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三顶政治帽子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人文社主要领导显然并不十分情愿，所以接受这一任务时还打了折扣，将多卷本文集的规模缩小为三册的评论集。

但这个选题最终在出版社获得支持，被列入重点出版计划，也和社里“胡风派”的力量强大有关。社里有两位“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牛汉和绿原，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牛汉当时是《新文学史料》主编，可以参加社务会，而绿原还当了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此外，当时的总编辑屠岸，1955年曾因为同情胡风受过党纪处分。而出版社的老领导聂绀弩，更是被胡风视为知己的挚友。他们都非常关心为胡风恢复名誉的问题。例如牛汉，见到我时就常常会问，胡风的书编好了吗，何时出版？

不过也有些领导对于胡风是不大感兴趣的。社长韦君宜自延安时期起，就和胡乔木、周扬走得很近。她后来在《思痛录》里反思自己一直对胡风看法很坏，直到1989年她退休几年之后读到绿原的回忆录，才认识到当初批胡风是批错了，为自己以前对待胡风的一些做法十分痛悔。而当时主管我们理论组的一位副总编，50、60年代曾在中宣部任职，长期担任林默涵的秘书，是反胡风运动的亲历者。要知道，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点名批评的文艺界领导人中就有林默涵。而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也是因为林默涵将舒芜收集的一批胡风私人信件上交中央的结果。所以说，这位副总编对胡风不可能没有成见。当然，既然是完成中宣部交代的任务，他对于出版《胡风评论集》本身也不持异议。

这部评论集的编辑出版进展顺利，胡风的女儿兼秘书张晓风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发稿采用的是30、40年代出版的9个单行本，作者的文章以竖排繁体字印刷在已经泛黄的劣质纸张上。交稿之前，晓风已经做了一遍编辑工作，她将必须修改的文字一一标出，让我再做进一步的确认。所以我的编辑工作很轻松。但晓风是吃了苦的。我记得一开始，编好的稿子送到社里的出版部，那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书稿中的繁体字，恐怕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不认识，需要在繁体字旁边注明简体字。于是这等差事也只好由晓风承担。她后来送交的书稿，稿面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都被她用来注写简体字，写得密密麻麻。

原则上说，为了保持历史原貌，出版这样的书，除了技术改动以外，内容上是不必修改的。但是，在编辑中我们发现，胡风的著作都写于几十年前，针对的是当时的文艺问题，有些还是和当时的一些文艺家展开争论，如果不做些解释，今天的读者未必能读得懂。而且，原模原样地出版几十年前的旧作，从出版创新的角度，也乏善可陈。我和毛承志商谈这个问题，曾经考虑是否用加注释的方法，为读者解疑，就像《鲁迅全集》加入了大量注释一样。当然这注释只有胡风本人能做，而且需要从上册就开始做，但此时，《胡风评论集》的上册已经在工厂等待开印了。于是我们想，应该邀请胡风先生写一个《后记》，附在下册的末尾，对全书的背景做一个交代，对一些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作出说明。这样做不仅可以起到释疑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帮助胡风以全新的姿态亮相。胡风在冤案平反之后，还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呢。

这个想法使我们几乎有些激动。和牛汉谈起此事，他说，没问题，我和胡风说。他和胡风是老朋友，胡风很尊重他的想法。果然牛汉一说，胡风马上表示愿意写一个后记，而且说他会认真写，可能写得很长。我们都很兴奋，对此抱以期待。

根据后来晓风的回忆，胡风这一次动真格了。他不顾年老体衰，废寝忘食地写了二十多天，以差不多每天2000字的速度，完成了这篇长达47000字的《后记》。这里有胡风对自己文艺生涯的回顾，对自己坚持的文艺观点的阐发，对当年文艺论争的说明和反思，当然也有对当年的主流派压制不同意见的抨击。同时，胡风依据自己的文学理念，还评介了一些作家和作品，中間不乏尖锐的批评。可以说，这篇《后记》，是胡风复出以后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的一次梳理和总结，理论价值极高。

但是《后记》交稿以后，在编发过程中，我们有些踌躇。作为编辑，自然要负责对书稿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把关，而《后记》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当时似乎有些敏感。分寸如何掌握？我拿不准。请毛承志看过以后，他也觉得情况复杂，于是送给主管副总编，那副总编觉得问题严重，便将稿子交给了社长韦君宜。

后来韦君宜直接找我们谈话，明确说，这篇后记要撤下来，令我们很惊讶。我们觉得，这样重要的文章，如果有个别表述存在问题，是可以修改的，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何况稿子是我们特地约来的呀。但是韦老太办事从来干净利索，她不由分说，也不做解释，只是告诉你，评论集照常出版，《后记》不要上。

这让我们非常为难。那些天，毛承志和我经常坐在一起抱怨，对韦老太和主管副总编的做法不能理解。后来，是牛汉出面协调，使事情有了转机。作为一种妥协，牛汉力主后记不能不上，可以改了再上。但怎么能让胡风修改？大家都觉得事情难办，牛汉自告奋勇表示，他可以做做胡风的思想工作。几天后，他真去胡风家里恳谈，使胡风原则上同意修改《后记》。

然而韦老太的态度很坚决，她认为《后记》中暴露的问题，正是胡风坚持自己一贯的理论错误的表现，所以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必须撤下来的问题。在一次社务会上，牛汉和韦老太争吵起来。最后牛汉说，咱们自己不要做决定，请示上级如何？韦老太也同意将稿子送审。于是这篇《后记》被报送到文化部出版局，继而又被转送到中宣部，最后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手里。贺敬之是诗人，过去和“七月派”有过联系，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作品，他对胡风了解较多。最后是他做了批示，同意修改后发表。

商请胡风修改书稿，自然要由主管副总编出面。同时，要拿出具体修改建议。可是关于怎么改，中宣部领导并没有讲。于是，主管副总编找到我们，要我们把问题尽可能细致地提出来。我记得我和毛承志一边揣摩领导心理，一边重读文稿，商量着草拟了几条建议。

因为今天已经无法找到当初的原始审稿记录，我只能根据后来这篇文章删改的实际情况去倒推，勉强回忆，我们建议修改的内容无非是：对于无法核定的史实的独家回忆，对于文学史重大史实的不同叙述和解释，对于对文坛“权势者”压制自己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作家的指责，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激烈贬斥，这些都要删节或注意分寸等等，并举出一些具体例子。

后来，主管副总编亲自登胡风家门，带着修改意见与胡风商榷。胡风态度平和，表示愿意配合。很快，他将《后记》压缩了近1万字，把那些所谓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都做了删节，哪怕是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这样，整篇文章的棱角被抹平了。

最终，这篇被删削到38000字的《后记》，于1985年3月随《胡风评论集》下册一起出版。无论如何，这样一篇代表着胡风平反“复出”的文章最终得以付梓，大概可以给老人带来一点安慰，但它留给老人的遗憾可能更多。这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因为老人在当年的6月8日溘然长逝。

归根结底，我以为这篇《后记》遭遇坎坷，还是因为胡风的冤案在他去世之前没有彻底平反，他在学术上仍然遭受压制和歧视。

所以，胡风去世时，他的家属再一次要求为他正名。原本有关部门拟好的悼词，仍然沿用1980年为胡风集团案定性的调子，为胡风盖棺论定。说他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走进新中国的”，“对党的领导有保留意见”云云。这自然遭到了家属的拒绝。那时，我们都知道老人的遗体在北京友谊医院太平间存放数月，却迟迟得不到追悼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一天闲阅《人民日报》，我忽然注意到报上刊登了聂绀弩的旧体诗《悼胡风》：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这首诗在当时给我的震撼极为强烈，它同时也给了我一种预感：官方对胡风的评价将发生变化。我知道，家属们是不得已，因为他们要为胡风求得公平和公正，这是最后的机会。

直到1986年1月，在胡风逝世七个月后，他的追悼大会才在八宝山举行。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肯定了胡风作为“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那天的追悼会气氛十分肃穆，灵堂内外都挂满了挽联，许多联语充满悲愤，在痛哭逝者的同时，慨叹和抨击人间的不公。去吊唁的人很多，我在现场看到一些老同志带着凝重的神色慰问胡风夫人梅志，但梅志始终不落泪，且面带微笑，显得格外坚强，她大概是觉得这样的评价可以告慰英灵了。

这可以说是中央给胡风的第二次平反。他得到了应有的正面评价。

对于胡风真正完全彻底的平反，是在1988年。这一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摘掉了几十年来加在胡风头上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三顶帽子。这时距我们编辑《胡风评论集》（下卷）已有三年，距他去世也三年了。

事后我想，如果中央早些做出这个平反决定，那么我们对《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处理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三

我在文章开头说，晓风提供的胡风研究新资料，引起了我的追思，因为我对它们并不陌生。

这些“新资料”，其实就是《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全文。

在新出版的《史料与阐释》中，晓风把《胡风评论集·后记》初稿和印在书上的出版稿（也就是删节稿）做了对照刊登。

我将这两个稿本仔细对校了一遍，将不同之处（大抵是被删去的内容）用红笔一一标出。做完后看着一条条红线，不禁感到震惊：这么多珍贵的史料，这么多有价值的回忆，这么多代表胡风文艺理念的观点，竟然被删除了！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外，毕竟我也是当事人之一！看到这种情况，怎能不感惭愧，不觉汗颜！

当然，仔细推敲一下，当初的删改也并非全无必要。

例如，胡风的初稿里面有这样一段：

1935年5月初，冯雪峰从瓦窑堡被党中央派回了上海，恢复党中央的领导并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他到上海后先去鲁迅家，恰好我也去了。当天离开鲁迅家一道坐小车到他住的小旅馆去，他在车上对我说，“从今天起，你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入党不容易，这是特准的”。因环境困难，只和他个人取得联系。

我记得，当时我和毛承志讨论过这段话，认为这是一段无法核对的史料，唯一当事人冯雪峰已不在世了。而且，这段话存疑之处很多，因为以前的史料，只显示胡风加入过日共，从未证明他加入过中共。这里讲他入中共“是特准的”，又只能和冯雪峰单线联系，意思是他直属党中央管辖。这样的组织关系，解放前自然不能公开，但是解放以后他和冯雪峰同在中国作协，他为什么不让冯证明他的党员身份？显然不合情理。我们知道胡风因为长期服刑，过去曾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目前的情况也不稳定。前些时我们去他家里看望他时，感觉他反应有些迟钝，话语不多，而思路跳跃，与我们对话有时答非所问。我们担心，在这种状态下胡风会有错误记忆，甚至是幻觉。我们于是建议他删去了。

另有一处，谈到1945年在重庆发表舒芜《论主观》引发的争论，胡风说：

在周恩来副主席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也表现了这种内情（指一些人借批评《论主观》，从根本上否定“客观主义”文藝倾向的存在，进而试图打倒认同“主观战斗精神”的“七月派”。——作者注）。但经过我的解释后，周副主席当场指出了“客观主义”这种文艺倾向是存在的，不过名词容易遭到误解。周副主席还对最积极攻击我的茅盾当面指出，他的《子夜》是严重歪曲了革命者和先进工人的。意思是，那正是一种“客观主义”。这就把借口打消了。当然是暂时打消了。

我也清晰地记得，因为这一段涉及周恩来，我们当时格外谨慎。由于在现有史料中找不到周批评茅盾《子夜》的旁证，加之出版管理部门又有规定，在出版物中不能随意发表中央领导人讲话，所以，这一段也只能要求作者删除。

这样的技术处理，在今天看来，为了避免引起文艺界的误解、甚或无谓的争论，我以为仍然是有必要的。

但是全文删去9000字，显然是一种“过度处理”，大量的内容原本不应动刀。

例如，文中有一大段文字叙述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来龙去脉，说是冯雪峰在发展胡风入党后第二天就搬到鲁迅家暂住，他在鲁迅家三楼后房和胡风两人见面。雪峰对胡风说，他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不妥，想让胡风提一个试试。对此，胡风是这样写的：

我想了一想，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他想了一想，说，不如用“民族革命战争”，这是中央早已提出了的口号。我觉得“大众文学”在日本是指类似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说的，不如不用它。但雪峰说，不要紧，我们已经在正确的意义上用惯了，群众不会误解的。于是在文字上确定了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谈过后，我就辞出做他要我做的事去了。鲁迅那时还在睡着，他是要到午饭前才起床的。第二天上午我再去的时候，他（雪峰）告诉我，他和周先生谈过，周先生表示同意，要我写文章反映出去。当天夜里，我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二天上午我送给了雪峰。第三天上午我再去时，他还给了我，一个字都没有改。说是昨夜他和周先生都看了，周先生表示同意，要我找地方发表。

后面还有很长一段，讲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的情况，足有一千多字，发表时都被略去了。现在回想，为什么要删节？可能是因为这里胡风的叙述，和已有的正统说法不一致。大家都读过鲁迅的《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知道鲁迅在文中这样说：

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者注）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

但是胡风在这篇《后记》里的回忆，只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口号，是他和冯雪峰两人商量的结果，鲁迅不过是对他们两人的结论“表示同意”，而茅盾根本没有参加讨论。这样说来，鲁迅和胡风两人，对同一件事叙述出入很大。我们当初，想必是把鲁迅的说法，当作文学史的定论，所以建议胡风略去自己的这一段回忆。这当然是武断的、简单化的做法，是对史料做僵化处理，极不妥当。其实在我现在来看，胡风回忆两个口号论争，这样独家的、第一手的记录，对于我们编辑来说，本应该如获至宝才对。

换一个角度，细细想来，在这里胡风的回忆和鲁迅的说明其实也未必矛盾。鲁迅说“几个人经过一番商议”，完全可能在胡风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也可能是在三天时间里分头进行的，那几个人中就可能有茅盾。至于鲁迅说那口号“不是胡风提的”，极有可能是出于保护胡风的心理，因为有关口号的争论起来以后，反对派的矛头是对着胡风的，鲁迅在此把责任揽过来，是要为胡风解围。而且，这篇答徐懋庸的信，大家都知道是冯雪峰为鲁迅代笔的，从后来公布的手稿来看，此文应该算是冯雪峰和鲁迅的合作。雪峰在文章中强调鲁迅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中的作用，也有为自己和胡风壮胆助威的意思，这很合乎情理。所以，如果当初能做这样的理解，胡风这些文字在发表时就应该能够保留。可惜，我们当初的思考太肤浅了。

被删节较多的文字还有胡风为路翎的辩护。两个版本比较，初稿在此处要多出1000-2000字。胡风着力写路翎是自有道理的。因为路翎是被胡风视为天才的、达到“国际水平”的作家，也是“七月派”的代表性作家。胡风在他身上所寄托的期望甚高。40年代，他的代表作《财主的儿女们》出版時，胡风为之作序，称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事件”。的确，在我和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看来，若以文学成就论，路翎在现代作家中，应居于屈指可数之列，然而他却不仅总是被低估和轻视，而且其创作之路也一直坎坎坷坷，极不顺畅，这恐怕是与他“胡风派”的身份有关。他1955年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被捕入狱，不幸在狱中患上精神分裂症，自此就算从文坛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虽获平反，也未能再重新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殊为可惜。

胡风在1984年写评论集后记，谈及夭折的天才路翎，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愤懑和感伤。在讲述话剧创作时，他一口气介绍了路翎从抗战期间一直到抗美援朝时期所写的话剧，列举了五六个路翎创作的剧本，它们不是遭到压制、批判，就是索性被封杀、禁演，“有权势者”这样做，依据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胡风在此激烈抨击文艺界某些人对路翎的不公正甚至是蛮不讲理。这种表述，当然可以理解为胡风借此发泄心中的怨气，或许当初，我们就是从避免情绪化表达的角度，说服胡风隐去了这些内容。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事例反映了特定时代文艺界的真实状况，史料价值很高，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例如，文中说路翎解放初期写了一个剧本，题为《英雄母亲》，这是一个反映上海的工人保护自己的工厂不受国民党的报复性轰炸，努力恢复生产的故事。按理说是一个正面歌颂新中国的题材。但是作品中写了一个母亲，她的独子在国民党的轰炸下牺牲了，这就惹来了麻烦，剧本写这个母亲工人解放前就被吸收入党，解放后被培养成工人群众领袖，领导着对敌斗争。独子牺牲后，她忍受肉体几乎不能忍受的悲痛，在党的关心下再站起来，继续前进。剧本交呈上去以后，又不过成了一个整风对象。理由之一是，解放后不应该还有人牺牲。理由之二是，死了个把儿子还悲痛，这个母亲是不够入党的五个条件的。原来如此！

这个事例让人看到，政治对文艺横加干涉，可以搞得多么荒唐！已经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下，路翎这样的作家哪怕是天才，还能有生存空间吗？这一切并非发生在“文革”中，而是发生在解放初期。胡风所讲路翎的遭遇，有一系列的辛酸故事，有说不尽的委屈和伤痛，这些史料真应当很好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正好可以引起我们反思：极左思潮的文艺观，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害人至深。

胡风是一位正直敢言的批评家，他对作家作品的缺点常有深刻洞察，而在剖析时大胆讲真话，不留情面。他在文艺界人缘不好，恐怕与他的文艺批评常常得罪人也有关系。在这篇《后记》中，他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照样实话实说，有一说一。

大家都知道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最反对“客观主义”。他过去曾批评张天翼的小说，在写到土豪活埋一个农民的时候，用“像蚯蚓一样扭动”来形容那个受害农民临死的情状，这是一种客观到无法让人忍受的冷情态度。对此胡风强调说：“冷情就一定虚伪！”在本文中，他认为张天翼后来的创作态度“依然故我”，没有一点改变，仍然是鲁迅当年讲的“失于油滑”。我在将两个版本对照时，发现正式出版稿中，胡风这些评语被隐去，大概是我们当时担心有损张天翼的形象吧。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关于田间这位“擂鼓的诗人”，胡风过去对他的短小叙事诗和政治鼓动诗曾热情介绍，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位诗人为了响应“组织上”提倡民族形式的号召，勉强采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五言诗形式，所创作的作品便乏味得无法卒读。本文中，他继续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并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能把问题讲透彻，使田间能够理性地认识自己创作中的问题，避免“害上难治的贫血症”，避免使他的创作“发展到那样使人看了难过的程度”。这最后的两句话，在出版稿上也不见了，可能是为了避免刺激当时还健在的田间吧？

胡风自入狱后，与社会隔离多年，是很少看电影的。复出后，正赶上电影《大河奔流》上演，他便前往观看。在本文中，他谈到如下观感：

它在制作时就做了宣传，花了相当量的人力和财力，拍成了上下两集。我在成都时看了它的上集，那些巨大场面和匠心设计的情节（例如恋爱），不能引起我的感动。新闻上提到，下集里有周总理出场。看到下集放映广告的第二天，我去买票时扑了空。回答是，放映的第三场，只卖出一张票，只好停止放映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技术怎样高，怎样长于匠心运用，但如果脱离了以致内容上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真实性），也是非失败不可的。

这里原稿上有一大段论述，在出版稿上付之阙如。我面对这两个不同的版本，百思不得其解。当初，这样的内容为什么要删掉？我现在觉得，胡风对于作家作品的尖锐批评，不仅显示其个性，而且恰恰是他作为批评家的风骨所在。如今，我们的文坛上盛行一团和气的文艺批评，只见说好，不见说坏，充斥着庸俗的吹捧，却不见对不良现象的抨击，所缺少的不正是胡风先生这种不留情面的、真诚的批评精神吗？

原稿上一行行、一句句被略去的文字很多，在此不可能一一枚举。总之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初的处理过于拘泥，过于保守，过于严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编辑思想不够解放，甚或是在某些问题上头脑有偏见所致，同时，也和胡风当时未完全平反，发表他的文章，编辑部格外谨慎有关。当然，《后记》中有些观点和叙述稍嫌“敏感”，也是需要“处理”一下的，但这是完全可以用个别文字的调整来解决，根本用不着大动干戈，以删去9000字为代价。

面对这个结果，我非常尴尬。虽然我并非此事的决策人，但毕竟是全过程的参与者，我感到应该向胡风先生及其家属道一个歉。于是我给晓风发了一个手机短信，跟她说了声“对不起”。

晓风很快回复了短信，说：

当年副总编来向老人传达上面的指示，要他修改，他遵从“党”的指示，照办了。责任当然不能由你们小编来承担。这都是历史。

的确，这就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

我真希望，这样的历史永远过去了，真希望将来的人们不再为自己也曾经历这样的历史而遗憾，而愧疚。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