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昊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论者称其为“20世纪中国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从目前研究来看，对作为“政治事件”的胡风以及胡风“集团”的研究已不少，而对作为“精神事件”的研究却并不多。纵然目前研究呈现出“三个论域”，但本文试图从个体精神的角度，重新进入胡风事件及其历史，寻绎胡风精神境况，反思历史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遭遇和命运。

一

胡风事件发生于1955年，而形成过程却要早得多，有研究者甚至直追三十年代的“左联”纷争，但从政治及社会历史转型角度来看，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批判算是事件的发端。

《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对进入解放区的胡风影响颇大。他感到不解，为什么在统战最关键的时刻，诸位才子向他发动进攻。在离开香港之前，胡风对冯乃超说：“今后我要采取‘三不主义’：不写理论文章，不当编辑，不担当文艺团体的职位。”这次香港批判削弱了胡风的斗争锋芒，让一往无前的他有所收敛有所保留。这一点在进入解放区后，尤其是到北京后有更多的表现。

胡风进入东北解放区，包括到北京初期，他有两方面的强烈感受，一是文艺工作问题严重；二是大量关于胡风的传闻。第一个感受，让胡风蠢蠢欲动，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自己对文艺的认识和理解，对党的文艺事业有所贡献。但是第二个感受却让胡风升腾的热情冷却下来。“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小布尔急进性”，“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周扬在演讲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等。这些传闻，相当程度影响了胡风初进北京时的精神状态和行动。加上解放区原有的一些朋友的规劝，胡风变得谨慎起来。

胡风在文代会筹备中受到冷遇，对他打击颇大。本来周恩来在李家庄时就找胡风谈话，嘱托他和周扬、丁玲等筹备文代会，可实际情况是胡风完全被排除在筹委会核心层之外。胡风对此非常气愤。但此时的胡风不敢冒进，他反而认为是周扬、丁玲等没有按周恩来的旨意行事，是这些文艺政策执行者篡改了旨意，中央还是信任他的。所以胡风对其处境表现得相当消极和谨慎。这主要体现在不满于对其的工作安排，及对各种会议的怠工。

最早向胡风谈工作的是茅盾，1949年4月17日日记，“厂民、茅盾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可见茅盾是请他担任《文艺报》主编，而胡风却“坚辞”。18日上午，“访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之后茅盾连续四次请胡风不要辞去《文艺报》一事，并且送来《文艺报》第一期稿件，让他审阅。但是胡风坚辞不就。身边的朋友，如艾青就直接对胡风说，“你情绪消极”。

胡风对工作如此消极，一方面与香港批判有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胡风对主管文艺的领导干部的不满。尤其是后一方面，直接导致他对《文艺报》工作的抵触。胡风认为文艺领导在任命工作前应该和他谈一谈，“在政策上给我帮助，在关系上给我支持，研究一下任务和做法。”他是希望周扬和他谈一谈。但周扬等并未和他谈，甚至他主动约谈也未能成行，胡风觉得“在具体领导关系上没有保证，在这样的文艺思想情况和人事情况下，以我的性格和看法，主持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是无法做的”。“考虑的结果是，我的社会能力和政治条件是担负不起这个工作的。”胡风拒绝了《文艺报》主编工作一职。这恰恰成为后来对手们攻击的重点之一，“不服从组织安排”、“狂傲任性”。

实际上，胡风是想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他坚持要和中央谈一谈，取得信任和地位，否则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因此，胡风此时的消极思想是一种被动的消极，是不得不为之的策略性消极。但这种消极带了严重后果，“使我失去了在工作过程中争取斗争条件的可能，客观上反而便利了造成所谓胡风‘小集团’是‘反动派’的严重问题。”“同志们都说我‘不合作’。”这样的后果出乎胡风预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之后的行动。他变得更加谨慎。

到京三个多月后，胡风写信给梅志：“三个多月以来，我看到了不少，同时，也增加了信心，觉得对这时代我能做一些什么。但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由于处境，恐怕什么也不能做，能够做到‘无过’，就万幸了。这，也许我底的看法太谨慎了，但我觉得应该这样打算。”信中，胡风还向梅志具体布置了多项工作。他非常担心朋友们的盲动造成对手们攻击他的口实。尤其是“出版社”、“小刊物”。胡风一再让梅志结束“出版社”和“小刊物”，1949年5月27日信“朋友们要弄小刊物之类，由他们自己弄去，你不要辛苦了。但我以为他们也不必勉强去弄。现在是军事管理时期，要登记，而且，过去的关系，总有尴尬的。”6月13日信再次提到“出版社要准备结束。刊物，我们不要管。不要管闲事，替别人说话”。6月15日说“出版社结束，主要的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胡风担心这些出版社和刊物会成为对手攻击他“小团体主义”的借口。

胡风的谨慎还体现在“绝不写理论文章，只搞创作”的策略上，而且胡风也要求他的朋友们这样做。1949年6月6日给阿垅的信“不必弄具体理论批评”；5月19日给路翎的信“也暂不要写评论”。《蚂蚁》第七辑上路翎的《泡沫》让胡风非常生气。《泡沫》是路翎写于南京解放18天后（1949年5月11日）的一个短篇。这个短篇塑造了一位向往“革命”的小知识分子，解放前因“思想前进”而失业，解放初则沉湎于“接收大员”的美梦中，为满足“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和“女子”）的欲望干了荒唐事。胡风觉得这样明显的讽刺“接受大员”会受到政策的打击，容易招来对手们的攻击。有论者认为《泡沫》“刺激到胡风心中未能实现的对于‘花园洋房’的企望”，因而批评路翎。但从当时胡风的境况来看，对形势的谨慎态度可能更符合他的精神状态。胡风“花园洋房”的隐痛可能存在，但不能左右他对大形势保守谨慎的基本态度。

二

但是胡风的内心深处还是想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参与到时代洪流中去，为党的文艺事业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因此他也逐渐从消极和谨慎转向积极和突进。

关于工作的事，他不再听任文艺领导们的安排，想直接与“中央”约谈。1949年10月27日日记有“给周信”，10月28日/30日给梅志的信中也提及“前天，给父周去了一信，表示希望能见面之意”。见周恩来当晚，胡写信给梅志，“谈了很久，态度和蔼，不能不说是优厚了。结果不出所料：1、要参加集体生活（工作），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和同时代人合作，相互讨论，纠正错误；2、对党要提出要求，要更好地发挥力量，云云。”

由“不出所料”的内容及给梅志的信，可以看出胡风对这次期待已久的会谈结果并不满意，周恩来的两条意见无法安抚他焦躁不安的情绪。胡风以为自己没有把想法表达清楚，在周恩来约见他的第二天，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在同一天给梅志的信中，胡风流露出无奈且不屈的想法，“今天给父周写了信，明天送出，表明了政治要求，申请审查。也许要耍一套罢。亲爱的，在这个神圣的事业面前，我一切都可以忍受，但担心的是，和那些少爷、奶奶们在一起纠缠，真不知会浪费精力到哪一步！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如此就无法用一点力，而在文艺这一线上，看来快要呜呼哀哉了。事到如今，也只有准备作战了。”胡风想早点有个结果能马上工作，他一直期待“用之得当”，不甘在“少爷、奶奶们”之下工作，所以之后一系列想法和行动都因之展开。

胡风曾想妥协退让，愿意接受公职和申请入党，因为不入党始终是“局外人”，无法得到组织的基本信任和使用。没见周恩来之前，他还深信“中央”、“中枢”是理解自己的，见了面之后希望和幻想完全破灭，“我的‘扑火’，也只是为了人民，为了青年。要不然，个人单位的工作，我不必也不应钻进这荆棘林里去的。”胡风书信中支撑他行动的中心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开始时为了“革命”、“党”，现在变成了“人民”、“青年”，到“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变成了“良心”，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研究胡风思想观念及精神状态时，须认识和把握其中的复杂性。

胡风一方面心情沮丧，另一方面又激励起更大的斗志，1951年12月4日家书：“事到如今，也只有准备作战了。”20日家书：“我开始写批评，扫荡他们。”可见企图从“中央”予以解决行不通后，决定自己横下心来战斗，只是胡风仍存幻想，尤其是他听到陈家康“暂不大写论文”的劝告后，并未盲动。他还在争取机会，还想“一定要再见一次（周恩来），全盘托出”。尤其是回上海后，胡风与上海的朋友商量，应该再次写信，同时写给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胡风此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是他不满意周恩来的潜在表达。可见胡风的企图不小。但是这次不仅毛没有回信，周也迟迟不予回复，这加重了胡风的精神负担，悬着的心更加焦躁。

一场关于“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即将展开，更大的精神折磨与煎熬将会扑面而来。1952年7月在上海的胡风接到周扬的“到北京讨论文艺思想问题”的通知，怀着解决问题的心情北上，此后，1952年9月6日至12月16日的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胡风受尽了精神折磨，痛苦不堪。

讨论会还未开始，胡风已经完全处于被动，“父周”已经让作检讨了，还有什么可争辩的。胡风按周恩来的要求一而再地写态度检讨书。但是对于文艺理论检讨，胡风一直不肯让步，他觉得必须为真理负责。周扬等要求他作全面的检讨、全面否定自己。胡风不让步，拉锯的痛苦宰割着胡风。他只能向上海的妻子写信倾诉，“回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的心是光明的。至于我，做了书生，特别是解放后，不懂事，犯了错误。”他已认清从“中央”直接取得“用之得当”的位置的不可能。所谓的“百慕大三角”式的思维逻辑，在此段时间已经瓦解了。“老实说，我真想做一个普通人民，做一点事自己过活，不再和空气打仗了。这一线，弄到这样，一点人的味儿都没有，酱进去也实在无意思得很，非弄得疲乏得不想开口不可。倒不如自己做平民，看看书，享受‘太平犬’的生活。但当然，这也是求不到的，人家底目的是想你做解放战士卖命呢。”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已经清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与革命角色，就是“替人家卖命”的战士，最多只能享受一下“太平犬”的生活。既然胡风已道破了革命事业的美丽光环，为什么1954年又要拼死上书呢？单纯地用“死忠”、“清君侧”显然是不能充分解释清楚的。

更多的时候，胡风不愿意为了“过关”而违背“真理”、“历史”，他有着极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人格要求。随着压力的逐步加大，对“真理”、“历史”、“人民”等的坚强信念成了他得以挺立的精神支柱，“我们正直，我们是为了保卫真理而斗争，向着历史和祖国，我们决不能委屈真理。我们要对得起后人，要对得起人民。”而且胡风把自己想象成为真理而受难的人，以减轻精神的极度痛苦，“为真理而受难的人多得很，我们又怎样能姑息自己呢？只要是真理，哪怕一点点，牺牲自己去保卫它，也是值得的。”但赖以支撑自己的信念并不是那么坚实可靠，无论是对“真理”的坚守，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乃至对“历史”判决的充分自信，都无法排解开压在心头的巨痛，因为那些都很遥远，甚至虚无。胡风已经看清了自己身份的宿命，甚至还不是“人家”所认可的战士。这种身份的尴尬与错位，一直折磨着胡风，尤其是在“胡风思想讨论会”期间，胡风曾经的自信逐渐流散。

胡风只想尽快结束，再也不希求“用之得当”，对那些败坏文艺的“少爷、奶奶们”也无力加以批评，“为了大局，为了伟大的祖国，我忍气吞声，也就写一篇，使他们好下台，但如果他们还不满足，再使毒手，那我也只有算了，让他们趁意杀人去吧。”胡风此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斗志，听之任之。“这一代有点善良的知识分子，实在可怜得很。做一个诚实的战士既无力量，做一个骗子又不甘心，终于只好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了。熬到得意，坏的就‘十年媳妇十年婆’，好的就变成好好的官僚，顶好的也不过一个称职的事务官而已。”这既有对自己的深深反省与感叹，又是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歌。到此，胡风的革命理想一定程度上开始幻灭，身份的认定与力量的贡献，皆陷入虚空之中。

三

身心俱疲且心灰意冷的胡风，为什么又在1954年决绝地“上书”？他的精神状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促成他一步步地走向覆灭？

1952年“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后，胡风一直等候在北京，听任文艺领导们对其工作及搬家等的安排。但在1953年春夏之后，胡风的精神状态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颓唐与疲乏消失，代之以满怀激情和战斗的欲望。

促成此变化的因素有三。其一是1953年5、6月到东北慰问遣返战俘。环境的变化对于身心疲惫的胡风有着极大的调节作用。“在车上，睡得很好。十个月的单身劳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但对我，能看到山，看到水，看到关外风物，离开那些乌烟瘴气的人们，总是幸福的。”身心得以恢复的胡风，全力投入生活，认真地接触和了解遣返战俘的情况。实际生活的“劳动”也激发了胡风身上的战斗激情，对解放以来受到的打压和掣肘，他是不可能如此罢休的，东北期间的胡风，仍记着，“账，一定要算一算的。”他没有忘记要和他的对手们算账。

其次是1953年8月1日移家北京，家庭生活得以改善。1949年3月到1953年8月，胡风都是一个人住在北京，不是住文协单身宿舍就是住文化部单身宿舍，生活上完全得不到照顾，胡风本有腰痛、痔疮等疾病，高强度的精神压力，对胡风身体的损伤非常严重。“讨论会”期间，胡风身体完全吃不消。自移家北京后，由于妻子梅志的悉心照顾，胡风的身心俱有较大改变，力量和热情都在增长，似乎那个在国统区左冲右撞、生气勃勃的胡风又回来了。

第三个因素是路翎等的文学创作对他的刺激和鼓舞。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路翎，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胡风甚至认为《洼地上的“战役”》达到了世界性的文学水平。这些作品如强心剂注入胡风已渐渐困顿的心田，他感到这些具有天才般创作能力的青年才是中国文艺事业的希望所在，必须要保证这些青年有基本的创作空间。强大的使命感驱使胡风打起精神，认真面对现实处境，并决定有所作为。

正是这三个因素对胡风“讨论会”后精神状态的整体改观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精神状态的变化，改变了胡风的想法和行动。后来的“上书”和“发言”就是胡风该时期想法和行动的具体体现。

历年来的斗争经验已经使胡风明白对手的异常强大，彼此已经超出了个人之见的恩怨，胡风需要等待，做好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我想，有些时磨的。磨了以后呢？我想，如果不决裂，那我是逃不脱的，非给驾上一个鞍子不可。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做一奴才。如此而已罢？”胡风虽然有用宗派情绪看待新制度下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嫌疑，但是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在这种时候显然超越了个人利益得失，胡风甚至产生了无上的道德崇高感。“我们是做人，所以没有任何后悔。今后还要做人，所以没有任何畏惧。能战斗，一定战斗；否则，就一切不管，完全撤退，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再不浪费精力，勤勤恳恳地工作，等三五年以至十年之后再见。我年纪还不老，为了人民，一定要在这个领域上为后人开辟出生路的！”所以，即使是1952年“讨论会”以来遭遇极大痛苦，胡风也没有完全放弃，“我要从积极方面着想：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冤狱翻转过来。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事业，为人民为祖国的。”

而且，更主要的是胡风在“讨论会”之后明白了周恩来的态度和立场，“对佛爷，我已不存任何幻想了。事实上，是他被秘书所愚弄，凭意气用事闹到这个地步的。”“回想起来，我的事，主要的是由于佛爷。如何处置，大概也看他的高兴的。”这就断绝了胡风得“中央”旨意而奉献自己的想法。胡风对整个文艺领导层彻底失去了信心，“三年来，我犯了错误，没有站住脚，保护一些生机，这个损失真是太大了，太大了！这要影响到几十年的形势，非得有新人出来，而且是在党内站高位的人出来，情形是不能改变的。”这里说希望站高位的“新人”出来改变此局面，间接地批评了周恩来领导文艺的失败，加之前面胡风对周恩来“强不知以为知的那一种好胜癖气”的评价，进一步说明胡风对整个文艺上层领导体系的不满。在1954年7月14日写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信中提到，“问题到了这一步，没有时间也得分出时间来处理的罢。连根动，当然麻烦，但我相信会从这个麻烦工作中看出好处。这是帮助中央取得全面的主动。”“连根动”就不仅是胡乔木、周扬等文艺领导，应该包括中央主管文艺口的周恩来，这应该是胡风1954年上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胡风于是不再保持认错和听凭处置的态度，而是有意识地加以还击。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前，胡风针对胡乔木的报告，“和路翎、芦甸讨论后，花了几天时间，写出了《对胡乔木报告提的意见并附信》”，同时也对周扬的报告提了意见。这是胡风之前不曾有过的重大举动。而且在这次文代会上的小组发言时，“有人动员他发言，他就在30日的大会上讲了一小时的话，主要谈的是文人间的友情，以古人和外国作家为例，他们对同道者的成绩抱着无私的衷心的关切，同时对于同道者的走入反动的迷途又决不姑息，……说着说着，他动了真情，有的代表也被感动了。”胡风一扫过去的消极沉默，他需要释放被压抑的反抗激情。主要是胡风已经认定了他必须战斗，不仅为自己战斗，而且也是为朋友们战斗。“胡风为路翎的遭遇甚为不平，而其他几位朋友的经历更使他感到负疚和痛苦。阿垅的《诗与现实》一书被阻碍发行，很难与读者见面，冀汸的小说《走夜路的人们》和《这里没有冬天》先是不能出版，好容易出版了，马上又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批评。所有这些，都令他觉得因为他影响到朋友们创作上的发展，这是不公平的，是扼杀新的生机的。如果让这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批评泛滥下去，必将窒息整个文艺领域。”保护新生力量的使命感也是促使胡风的反抗成为一种内在的必然。

以往研究者总是强调胡风对“高、饶集团案批判”和“《〈红楼梦〉研究》批判”的错误判断，以及这种错误判断对于整个胡风事件的重大影响。不错，胡风对这两次批判的判断确实出现偏差，但是从胡风解放以来的精神状况和思想观念的整体变化来看，这两次批判事件只能算是胡风事件走向的偶然因素，它们加速的是胡风的反抗步伐。

胡风完全不知道中央对“高、饶集团案批判”的内中情况，消息还是从聂绀弩处间接听到的，更多的判断来自对《人民日报》相关消息的解读，尤其是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解读。学习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不是胡风的主旨，胡风的目标是文艺领域的问题。全国性的大批判效果，党媒一统化的宣传鼓动，往往使全社会毫不知情的民众盲目投入，包括胡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这种社会运动的刺激而激发出了更大的反抗精神。1954年10月文联与文协联席召开“《〈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借此向《文艺报》进行了猛烈进攻，把之前受到的恶气一并抛出。加之他作为《人民文学》编委所受到的挤压怨气，也都撒向了文艺领导冯雪峰、周扬等。胡风所期待的战斗此时达到了顶点。然而情况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战线南移”，周扬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出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号令。胡风立马知道自己行动的失措，准备认错写检讨，精神几近崩溃，一度住进医院。这一回合的胡风很快就被击垮了。

多年之后的《简述收获》对1954年的“上书”和“发言”有所反省，时间的转圜给了胡风一定的历史自信和力量，但从事件当时的胡风来看，他宛如一片秋天的落叶，被狂风彻底撕碎了。

总的来看，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表，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见报，完全摧垮了胡风的反抗意志，国家政治力量的直接介入结束了胡风一以贯之的精神搏斗。知识分子的精神个体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下，再无生长的可能，胡风事件及其主角的命运便是最好的注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1949年初进解放区到1955年5月17日被捕，胡风经历了初进解放区的兴奋与豪迈，随之的消极与谨慎，继之的反抗与低落，最后的愤然与孤绝。这之中又包含各种复杂的精神裂变。着眼1949—1955年胡风的精神境况，更大的目的是深入地了解历史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遭遇，反思知识分子在历史转型期的个人选择和历史宿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文的梳理与分析，一定程度上试图强调胡风研究中被轻视甚至忽视的某些部分，突出从个体精神遭遇的角度分析研究胡风的革命理想与个人价值的理解、追求与实现之间的交错关系。

【注释】

①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5期。

②张业松：《胡风问题的三个论域》，《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在该文中，论者指出目前胡风研究存在三个论域，即政治论域、文学论域和历史论域。

③目前还没有对胡风事件中胡风整个精神境况所进行的分析研究。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五章“胡风的自我陈述”中的第一节第三小分节“对胡风心理的追踪分析”，算是对胡风事件中的胡风心理状况有所关注与分析，但是未能从事件知识分子精神问题予以更进一步的探讨，而且当时《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还未面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胡风心理与精神问题的突破性研究。

④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⑤《胡风全集》（第10卷，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下文凡涉及胡风日记内容皆出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⑥同上，第109~110页。

⑦同上，第121页。

⑧晓风编《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⑨转引吴永平《〈胡风家书〉疏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⑩参见吴永平《试析胡风对路翎短篇小说〈泡沫〉的不满》（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和《胡风为何要批评路翎的小说》（《博览群书》2010年第5期）。

⑪吴永平在《〈胡风家书〉疏证》中指出，胡风书信和日记中“父周”指的是周恩来，“子周”指的是周扬，二者是对应的，吴认为这两个称谓没有褒贬义。参见该书第137、142页。

⑫《胡风家书》，第 259~260 页。

⑬关于为什么胡风执意给毛泽东写信的问题，胡学常在《胡风事件的起源》（《百年潮》2004年第11期）中说其因肇始于1938年胡风在《七月》第3期上发表毛泽东在延安的发言稿《鲁迅论》，胡风寄给毛该期杂志，毛在回信中说“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我。”胡风以为在关于鲁迅的认识上两人一致，进而臆测其文艺观点也趋同。

⑭《胡风家书》，第 278 页。

⑮王丽丽在其专著《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五章《胡风的自我陈述》中，用“百慕大三角”思维逻辑来概括胡风1949-1955这段时间的思考与行事逻辑，意为最高领导人（此处指周恩来）、周扬等文艺领导干部与胡风三者构成三角，三者错位交织。胡风用这一思维逻辑来看待和处理与另两者的关系，常造成误读误解。详请参看该书第五章。

⑯同上，第 334 页。

⑰同上，第 317 页。

⑱同上，第 323 页。

⑲同上，第 327 页。

⑳同上，第 335 页。

㉑同上，第 421 页。

㉒同上，第 283 页。

㉓同上，第 300 页。

㉔同上，第 304 页。

㉕《胡风全集》（第 9 卷，书信），第 387 页。

㉖《胡风传》，第 623 页。

㉗同上，第 6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