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志在云霄的少帅铁哥们儿

2017-04-18老虎

航空知识 2016年5期

老虎

他，“少帅”张学良的“发小儿”、铁哥们儿。他担任过东北航空处参事，奉系空军少将司令官，一度掌管民国实力最强的地方空军。他不惜财，倾家产兴办东北现代教育事业。他不惜身，为救国家危难，一腔热血，一生颠沛流离。他，就是冯庸。

冯庸这个名字，现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非常陌生。记性好的，可能记得鲁迅在那篇《“友邦惊诧”论》中提到过他，“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张学良等人兴办的现代教育事业进行不下去了，富饶的黑土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读书桌。

铁血军人

说到冯庸大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冯庸这个人。一切仿佛都已模糊在民国昏黄的旧时光中，但是一些民国史爱好者却经常在史料中找到往日的只鳞片爪。《北洋画报》1929年第八卷记载：“冯麟阁都统之公子冯庸，本名英，以谦虚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慕之为小拿破仑。”字不多，冯庸其人已跃然纸上。

这冯麟阁，听过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的，都知道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把兄弟，也是绿林出身的一方豪强。冯庸出生在1901年10月23日，与张学良同岁，但比他小3个月。冯庸出生之前，冯家已经有了4个女孩，所以他小名“小五子”。而张学良则排行张家“小六子”。冯家和张家结下的交情，也传到了孩子这辈。两位日后的传奇少爷都取字汉卿，一张一冯，一起长大。

清朝灭亡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这支国家军队迅速分化成不同的军阀集团。各路强人征伐不止，大乱降临中华大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大兵入关，支持直系吴佩孚，推翻了执掌北京的皖系段祺瑞政府。老段停放在南苑航校的飞机被老张、老吴瓜分，其苦心经营的国内航线计划也基本泡汤。按不同史料记载，落到张作霖手中的这些飞机，能飞的有10多架，成为奉系空军最初的底子。当时英国维克斯公司驻北京代表曾看见总共有16架阿弗罗504K教练機和3架高德隆被奉军带走，2架阿弗罗教练机和2架皇家飞机工厂生产的SE.5a战斗机准备托运，此外还有3架皖系交通部准备开航京沪航线的汉得利·佩季双发飞机。这一年，张作霖在东三省巡阅使公署内成立航空处，并筹划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兴建奉天东塔机场。

直皖战争，充实了直奉的航空实力，但从整体上却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国防。1921年2月外蒙古再度宣布“独立”，1920年刚从保定讲武堂北京分校毕业的冯庸参与了奉军远征平叛部队。但是，奉军行动力度比1919年的皖系军队弱很多。最终外蒙古在苏俄支持下打败了中国军队，从此脱离中国。

1922年4月，直奉开战。奉军面对直军的空袭，无法抵挡，退回关外。张作霖为雪前耻，整军备战。1923年9月，“小六子”张学良意气风发，升格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冯庸任参赞。1925年，张大帅任命冯庸为东北空军参谋长，4月16日，又被委任为东北空军少将司令，代替张学良。8月，张学良扩建东三省航空处为东北航空处，自任空军司令，冯庸出任参谋长。此时，冯庸的航空生涯到达巅峰，这一年他和张学良派出了两批东北青年赴法国学习航空。第一批10人，入高德隆航空学校；第二批18人，入莫拉诺航空学校。后一批学员中有一位叫高子恒的矮个儿小伙儿，后来改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一高志航，中国空军战神，1937年8月14日在杭州笕桥上空首次痛击倭寇。

日俄觊觎东北已久，国土日渐沦亡，内战却无止无休。冯庸和张学良一样，虽出身于军阀家庭，却不可能不受触动。比起善于折冲平衡的父辈，年轻人的爱国情感表现得更为决绝，甚至不计后果。

1924年，直奉战争再起，奉张联合倒戈的冯玉祥击败吴佩孚，大获全胜。这还没完，1925年秋，冯玉祥支持奉系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奉军内部又乱成一锅粥。郭军起初攻势很猛。参谋长冯庸曾亲自驾机到滦县探寻战况，下令驻昌黎的飞虎、飞鹏队将能飞的飞机飞回锦州，不能飞的则立即装火车。飞行员不明情况，将全部飞机飞往锦州东大营机场降落，由于不及准备防寒设备，30多架飞机一夜之间被冻。次日，张学良赴前线过锦州，冯庸等人向其汇报此事。张给冯留下一张字条：“飞机是三省民脂民膏，不必焚毁”，可见爱民爱将的仁慈之心。张学良将防线建立在巨流河一线后，试图调驻奉天的飞机支援。冯庸得令带人匆匆回到奉天，却发现航空处的负责人员为了避战，早已人去楼空。

历史到这里再度分了个叉。有资料说，有人这时给冯庸传话，说张作霖怀疑他有意帮助郭松龄，要他留心。也有资料说，冯庸不忍用驻奉天飞鹰、飞豹队的飞机去轰炸同胞，抵制了张作霖的命令。但不管采信哪个说法，结果就是处于事业巅峰的冯庸留书挂印，辞职去了大连。张学良也没有因为这事追究他。

冯庸何时开始对内战心生厌倦，后人已无法具体知晓。1923年4月16日孙中山就已经通过海城籍国民党元老宁武，接受冯庸入党请求，而此时国民党倡导的北伐革命尚未开始。如此推断，冯庸的选择也就毫不奇怪。后来他曾说：“到了民国十一年的时候，我受了一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奋发向上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就早早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可恶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想拿教育来达到我的救国志愿。”看来他的想法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就已萌生。

1926年，冯麟阁去世，军人冯庸辞去军职。第二年，他开始以全部家产和精力创办一所军事化色彩极浓的大学——冯庸大学。

有飞机的大学

冯庸大学的基础是1924年冯庸本人创办的大冶工科学校。大冶工科学校建立在大冶兵工厂内，可以为奉军生产飞机零件、炸弹和枪弹，是一座军工学校。冯庸办学的思想，也很受张学良、阎宝航的启发。张学良用父亲积攒的家财办了东北大学，阎宝航则创办了公益性质的“奉天贫儿学校”。人们众所周知的是阎宝航后来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共，成为著名的特工，曾获取过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

现在沈阳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就是原来冯庸大学的位置，传说历史上属于清朝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封地。只可惜历经变迁，校园已无处可寻。1927年，历时4个月，冯庸大学在这块土地上完工，其工字形红砖结构主体建筑西侧还修建了一座小型飞机场。

1927年到1931年，冯庸大学从国外订购飞机7架，分别命名为碧丽、疾风、迅雷、北风、星旗、赤马、辽鹤。师生们经常可以看到星旗、赤马、辽鹤停放在机场上。冯庸用这些飞机苦练飞行技术，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大学师生观摩体验的教具。因此，冯庸大学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具有军用教学飞机和机场设施的大学，也是当时中国唯一具备全套制造、维护航空装备的工科院校。

《北洋画报》曾称赞校长冯庸，“冯氏治工如治军……而冯之治学，则较治军尤严。”仅以就餐为例，所有学生不论年级高低，一律在大食堂就餐，8人一桌，吃饭时间严格限制为8分钟。到时间不管吃没吃完，一声哨令，所有学生一律放下筷子，列队离开。除了培养学员们军人般的纪律性，冯庸也不忘培养他们的国家情感。大学门口正对南满铁路，每5分钟就有一列火车载着东北的粮食、矿藏、木材驶向大连港，然后运到日本。冯庸曾经对同学们说：“外国的火车在我们的国土上跑，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收回主权，以雪国耻。”

冯大师生，生逢国难，也正是在校长冯庸的热血引领下，毅然投入保家卫国的战斗。1929年8月，张学良试图以强硬手段将中东铁路收归中国。苏军开始向边境方向集结，9月至11月，开始进攻东北军，中苏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国家有难，冯庸组织“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投入抗敌前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沈阳，冯庸大学停办。日本鬼子抢走了3架飞机和不少枪支弹药，甚至一度将冯庸囚禁，大量师生流亡关内。在日本友人冈部平太的斡旋下，冯庸才重获自由。日军一把火烧掉了学校机场上的机库，随后将大学设施拆毁，大幅南扩，形成奉西机场（又称铁西机场、浑河机场），附设航空技术本部航空修理厂。1944年，奉西机场被美军B-29战略轰炸机编队炸毁，战后又得重修。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中国航空公司C-46飞机开航北平至沈阳航线，就降落在那里。解放后，那里成为滑翔机专用机场，这已是后话了。

冯庸辗转到北平后，冯庸大学一度借助前陆军大学校舍复校，“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也在北京南苑机场成立。冯庸曾率领义勇军开赴淞沪、热河抗日前线。在热河抗战中，义勇军一度伤亡惨重。此时冯庸家财耗尽，已经无力办学，在建校6年后，只得将师生并入同样处于流亡状态的东北大学。

曾有数十名冯大师生先后报考了笕桥中央航校，以其优异扎实的航空专业学识，成為抗战急需的宝贵人才。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校友张旭夫、李洁尘、赖逊岩、刘宗武、王远波、张哲、王一龙、苑金涵、畲秉枢、马世昌、王寄哲、秦廷卿等成为空军战斗英雄，其中李洁尘、王远波、张哲等为国捐躯。

冯庸倾家办学，事先是否获得了家人的认同？他的外孙女吕允端2013年曾对媒体说，冯庸在家里说一不二，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他追求工业报国的狂热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

热血航空人

和张学良一样，冯庸本人也是个技艺娴熟的飞行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的飞行技术十分了得。冯庸在主持大冶工科学校期间，父亲生病，适逢水灾阻断铁路，于是毅然决定驾机回家探望父亲。沈阳出版社《冯庸评传》一书中曾说，此次冯庸起飞前，让同学们把飞机推上一条不足百米的空地。然后他让同学们使劲儿拽着飞机尾巴，同时把发动机功率逐渐加到最大。此时他示意同学们撒手，飞机箭一般冲出跑道，滑行不到50米就顺利起飞。这一幕和现代航母舰载机弹射起飞的原理十分相似。如此一来，飞机一开始就以最大功率滑跑，省去了边滑跑边增速的过程，有助于减少滑跑距离，非常适合短跑道起飞时的情况。没有对飞机性能和航空技术的深入了解，一般的飞行员是不会这么做的。因此说冯庸那时已经是飞行老手，并不为过。有资料称，冯庸在1922年出任东北空军上校参赞那年，就已经开始学习飞行，甚至略早于张学良。

冯庸创办大学后，虽然脱离东北军军职，但他仍然驾驶着飞机，数度出现在抵御外辱的前线。中东路事件期间，冯庸曾亲自驾机考察中东铁路，散发传单，进行空中侦察。冯庸的飞机甚至还曾与苏军飞机空中遭遇。鉴于机上没有武器，冯庸驾机迅速规避，并以俯冲加速的方式回到满洲里，在义勇军的阵地上降落。随即，他机智地隐蔽好飞机，并在另一处引燃草堆，伪装飞机失事，并命令同学们准备对空射击。跟踪的苏军飞机俯冲下来，迎接他们的是阵阵弹雨，只好飞走。

1932年，日寇再度进逼，热河局势吃紧。这年9月冯庸曾驾驶赤马号飞机夜航热河，在机中曾赋诗一首：峰峦叠嶂路迢迢，万里寒云逐马骄；大漠碧流星隐耀，荒原野火夜飞鹗。不知他意识到没有，茫茫夜色仿佛预示着他颠沛的一生。那个年代，国运，也就是人运。

抗战期间，冯庸曾出任过第六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参与常德会战。战后曾出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内战失败后，他随之撤往台湾，退休后曾出任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顾问。

1981年2月5日，冯庸病逝于台北。2013年9月15日，他的骨灰从台北返回沈阳龙泉古园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