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决定由自己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之后对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进行农业体制改革。1957年对工业与建筑业进行大改组。改革虽取得一些成效，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苏共二十大后已过了60年，回过头来研究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的体制改革，并得出一些重要的看法，在当今仍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赫鲁晓夫；改革；成效；失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020-14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北京 100732）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克服了一个接一个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1）。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决定由自己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964年10月14日下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會上，解除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12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样，通过“宫庭政变”结束了赫鲁晓夫时代。从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至今已过去整整60年，本文想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赫鲁晓夫年代的一些问题。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其人及其执政时期的历史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期，把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政策、路线说成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把赫鲁晓夫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2。而现今还有人把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视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掘了第一锄，也可被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3。甚至还有人把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归结为由于赫鲁晓夫揭露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看来，“历史至今还没有对他（指赫鲁晓夫——笔者注）勇敢走出的一步作出全面的和应有的评价”4。

究竟怎么客观、全面认识赫鲁晓夫与其执政时期，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一、斯大林给赫鲁晓夫留下什么样的苏联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象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1。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前任给他什么样的遗产时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2。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他向人民表明，他是对此有深刻理解的，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尽管他的改革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前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是为改革必须走的、绕不过的一步

赫鲁晓夫为了推行改革，需要对斯大林的遗产有个清楚的认识：先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管是赫鲁晓夫上台初期进行初步政策调整还是后来进行重大改革，都是要求务必解决的一些迫切问题。要求消化这份沉重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遗产，想回避它是不可能的。否则，赫鲁晓夫就难以进行改革。而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走的重要的绕不过的一步，因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前，一方面克服各种障碍，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同时在恢复国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采取一些措施。首先要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生活。要使得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法制的不正常状态不再重演，消除广大人民、干部的政治恐怖；消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消除贝利亚，在当时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来说，意味着解冻的第一步；对苏联今后政治领域的整顿清理和体制改革来说，扫除了一个障碍；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据估计，在斯大林时代被关进集中营的有1200-1300万人，赫鲁晓夫从集中营释放“政治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被释放的人，要求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加以保证，使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和恐怖行动不再重演；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和健全司法制度。为了使苏联社会有安全感，赫鲁晓夫对国家安全机构进行改组，并健全了司法制度，检察机关的职权逐步得到恢复，等等。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在采取上述措施过程中，一方面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另一方面组织理论界批判斯大林有关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理论，从而从理论上消除了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与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论据。

在采取上述措施过程中. 赫鲁晓夫也着手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作准备。有关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问题，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笔者不想作一般泛泛的论述，而是从体制改革这个角度作些分析。

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正式开始了批判个人崇拜。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但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并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1。1955年4月12日，赫鲁晓夫在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在农业问题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2。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聲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在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从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最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而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参加了，这在推动反对个人崇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感到再也无法容忍下去。当时赫鲁晓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二十大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鼓足了勇气”，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3，决定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决定由自己向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与国内的强烈反应。国际共运内部出现动荡，格鲁吉亚共和国发生骚动。在内外压力下，赫鲁晓夫转而发表了一些颂扬与肯定斯大林的话。但到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一次掀起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高潮。

纵观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过程，联系到赫鲁晓夫回忆录，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他执政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严重破坏法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等问题，总的是持严厉批判态度。尽管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牵制，也不时地出现过来回摇摆。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走的重要步骤，因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人们认识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

在苏联出现极其严重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它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品性决定的，它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关于这一点，应该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当时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深刻的认识。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在2012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改革》一书中写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斯大林时期，“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1918年，联共（布）党内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是下一任总书记，因为苏维埃政权刚刚萌芽。当时，罗莎·卢森堡就警告说，要防止党的机关变成未来的专政机关。她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苏联模式，还是德国模式、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罗马尼亚模式或者保加利亚模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我认为，改革就是想医治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生不足。”莫德罗把斯大林模式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弊端归结为没有民主。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在各个环节上不断革新党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民主先会产生领袖的个人专权独裁，并发展到个人崇拜。他写道，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从而大搞个人崇拜（尽管在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十月革命后，政治家的画像取而代之。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的个人身上”。在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时，莫德罗指出，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由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民主抽掉了，这样，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加上斯大林长期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党内还是广大民众都不敢讲真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开会时大家“只是点头，一言不发。这是当时许多人的一种选择。好多人很悲观，大家想到了也看到了问题，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当众说出来。大家人云亦云，谨小慎微，因为谁也不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2。以上的分析都说明，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因此，认识了这一点，就必须从改革体制着手才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在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许首先是整个党的生活中各个官僚机构的分量过分增长有关”这一事实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有必要在体制内部进行甚至是深刻的修改”，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

邓小平同志在作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接着还讲：“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3

2. 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并非是唯一正确的模式，因此需要变革

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的，“苏共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为了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1。各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斯大林时期所建立起来的苏联体制模式，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存在严重的弊端。这个问题特别在战后表现得更為明显。个人崇拜不只是制约了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还严重地束缚国际共运的发展，阻碍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具体条件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选择符合本国实情的体制模式，对明显已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进行改革。不反对个人崇拜，斯大林模式还将是绝对正确的，不能离开它一步。所以，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不只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模式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苏共二十大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南、匈、波、捷等国力图通过改革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体制模式，决定走自己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明确指出，“苏联的模型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必须遵循的模型了”2。哥穆尔卡指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3。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也充分体现了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不同模式的探索。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赫鲁晓夫是起了带头作用的。1955年6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为恢复苏南关系作出努力。这次访问不仅使苏南两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即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互相平等的基础上，而且，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并承认南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

3. 促进思想解放，活跃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条件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斯大林总是正确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情况下，理论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条。大家都按斯大林的指示办，都按斯大林的理论行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离斯大林总结的“共同规律”一步，这样，斯大林的体制模式就难以进行改革，并且越来越僵化。通过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讨论十分活跃。这些，对推进体制改革无疑是重要的。

4. 直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在酝酿反对个人崇拜过程中，同时也推行了一些调整与初步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在苏共二十大前，苏联通过了大量决议，以解决斯大林时期留下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从经济领域来讲，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以此为契机，一步一步地推动农业的改革。对工业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扩大了加盟共和国与企业的权限。1954年10月14日，有关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措施的决议，要求精简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整顿核算、报表和计划工作，这是作为“保证根本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第一步”4。从政治领域来讲，围绕反对个人专权、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进行了不少调整与改革措施，主要是改变了自1941年起斯大林一人身兼党政军大权这种党政不分的状况。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以苏共中央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仅仅任职9天，后来只任政府首脑，赫鲁晓夫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这是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防止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决策中主观主义和工作中的一言堂，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恢复党内生活正常化，恢复了定期召开党代会和党中央全会的制度。

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采取的上述调整与改革措施，都是初步的。要进行更深入的重大改革，不从思想上、政治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那是不可能的。

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历史作用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取得成功，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仍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的。

1. 给苏联社会留下深刻影响的改革起始时期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多次谈及这一历史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1。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2。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发表的著作中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对‘个人迷信进行的批判……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3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4。西方学者斯蒂芬·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他还批评说，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维埃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象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5。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但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了斯大林，破除个人崇拜，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的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1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与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2. 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在理论上不可能与时俱进。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垄断理论局面结束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了，并要求在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克服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中也强调，“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探讨经济科学的阶段了”，“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脱离实际，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书呆子习气的坏毛病的实质不单纯在于染上这种毛病的人所作的引证是否恰当，而在于他们认为真理的最高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人士对问题的言论。他们丧失了研究具体实际情况的兴趣，他们用选择引文和巧妙地搬弄引文来代替一切。他们认为稍微违反引文就是修改原理。书呆子们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害处”。应该说，在赫鲁晓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尽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实际已变化了的情况去探索理论和发展理论，可称得上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是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的准备；二是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么一个大国推行政策改革，又积极提倡改革理论的讨论，这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 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开展体制改革过程中意识到，苏联长期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赫鲁晓夫于1963年8月，正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赫鲁晓夫赴南访问，他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2。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改革的国家，它第一个宣布摈弃斯大林模式。人们都可以看到，尽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雖然有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并且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制模式，最后也没有逃脱垮台的命运，但在斯大林的寒冬时期走了自己的改革之路，确实是第一枝报春花。

4.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我们讲，在赫鲁晓夫下台时，从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前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是，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拿农业制度改革来说，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肯定的方面应该是多一些。这主要反映在：第一，赫鲁晓夫一上台紧紧抓住了农业的改革，无疑是个正确而又果断的决策。这样做，使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第二，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提高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和大规模垦荒等思路，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客观要求的，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54年为8560万吨，1955年为10370万吨，1956年为12500万吨1，1957年为10260万吨，1958年为13470万吨。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2。还应该说，这对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对派并一致同意继续留任第一书记，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3。

以上的评价，总的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但1957年的大改组，它力图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虽然未取得成功，但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至今都尚在寻觅解决的途径。从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恢复了部门管理原则，但在他执政后期，又发现部门管理原则存在一系列问题，后来又成为阻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原因，广大学者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对此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部门管理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也证明，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改变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有其必要性。

四、赫鲁晓夫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的原因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1. 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谈起，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4。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1。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和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2。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确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在50年代作为恢复活力的共产党领袖执政以及他的改革主张的局限性；它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3

上述的局限性，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4。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到，“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5。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6。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7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2. 与上述因素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1。

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2；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干部选拔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3。他反对党政合一，后来又实行党政合一，赫鲁晓夫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对外同样搞霸权主义，等等。

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像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4。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5。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3.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首先，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结合的问题。其次，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1。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2。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再次，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中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3。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等等，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4.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4；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從苏联农业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长，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对。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5. 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邱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1。

6. 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境地；而在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改革时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2。

这里顺便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极左”。从总体来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了修正主义帽子。邓小平曾对法共领导人马歇说，“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以我们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实践和是非，违反唯物辩证法”。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这里顺便谈谈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下台并不是中国“九评”批倒的。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发表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文章的立论没有哪个是站得住的。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道，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后来，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谈时，苏共新领导用了20分钟时间泛泛答复周恩来，即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错误1。这说明，苏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方面并没有错，当然，大论战也不是影响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最后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到对外（包括对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并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因苏联国内问题。

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改革未取得成功，使得经济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并出了混乱的局面。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八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农业状况也十分糟糕。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不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这样就造成以下的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圖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寫到这里不仅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露其独裁政治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在1958年3月27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苏联为了加强党对军事部门的一元化领导，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从此，赫鲁晓夫成了像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把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赫鲁晓夫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笔者注），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搞个人崇拜，大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发生重大错误甚至是灾难的危险开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个人崇拜既然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产物，因此，必须从体制上去解决。亚·尼·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1说得多有哲理啊！

（责任编辑：潇湘子）

Abstract： In Feb. 1956，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were hold， in Feb. 25， N. Khrushchev decided himself to deliver a secret speech on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to the congress. After the congress he carried out some reform measures. First was his reform in agriculture. Then in 1957， he took measures in industries and construction fields. He was failed in the end， although his measures had produced some effects. Neither in economic system no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uld he change the Stalin's model. 60 years has passed， to have a review of the reform of N. Khrushchev —— the first reformer in Soviet Union era —— to get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present time.

Keywords： N. Khrushchev； Reform； Effects； Reasons for the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