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兰云

精准、深入、客观
——新闻监督的三个关键词

■翟兰云

新闻监督，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揭示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监督性报道，是媒体进行新闻监督的重要手段，也是其社会责任与担当的体现。不过，此类报道采写难度大、风险高，欲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词：精准、深入、客观。

选题精准，切中社会痛点

新闻监督不仅要找社会热点，更要找社会痛点，只有找到社会痛点，才能引起广泛关注。所谓社会痛点，是指社会存在的急需解决且很难解决的问题。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或因解决方法遇到瓶颈，或因解决方法不够先进，需要革命。

比如，人体器官买卖容易引发刑事犯罪。当时，我国法律还没有专门的人体器官买卖罪名规定，公民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有模糊认识，认为我的器官我做主，并不认为出售自己身上的器官是犯罪，导致此类犯罪案件频发。对此，检察机关多是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少数案件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而对于明知是买卖的人体器官而进行移植的医生，根本没有办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极大地损害了人的尊严，威胁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当时，我负责社会新闻版的编辑工作，便及时组织策划并参与采写了“关注人体器官买卖犯罪问题特别报道”之一《器官买卖：生命救赎与法律惩罚》、之二《触目惊心：诱骗未成年人卖肾》、之三《增设罪名：严打器官买卖行为》。作者通过采访被告人、被害人、办案检察官、医生、学者等，剖析此类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增设人体器官买卖罪名，加大打击力度。这组特别报道见报后，媒体争相转发。9个月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其中第37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组特别报道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抓住了当时因为没有人体器官买卖罪名，司法惩治此类犯罪无力的社会热点和痛点，连续推出3篇报道，有深度、有广度，有监督、有建议，有始有终。

又如，本人采写的《郑州人大否决政府专项工作报告追踪》一稿，见报当天各大知名门户网站纷纷转发，次日《北京青年报》全文转载，获得《检察日报》当月五星稿，所写新闻事件入选当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本文还入选本报《声音周刊》创刊十周年“十大有影响力报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当时人大否决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没有先例，并且郑州人大否决的还是该市政府办理代表《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议案情况的专项报告，由于人大对政府的办理情况不满意，因而予以否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那时正是困扰平民百姓和政府的难题，迫切需要解决。次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说：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政府对困难群众给予必要的资助等。

此外，记者采写的《“龙须沟”！惊现北京六合庄》《宠物殡葬难，难在无法可依》《好心捐赠，有时却无人领情》等监督性报道，因为选题分别抓住了环境污染问题，乱扔私埋宠物尸体带来一系列卫生安全隐患问题，“捐非所需”导致社会捐赠资源浪费严重问题等，均引起相关部门关注，监督的问题均逐步得到了解决。

采访深入，接近新闻真相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事实是舆论监督的灵魂。没有事实证据，舆论监督就会成为空谈。但新闻事件纷繁复杂，被监督者为了不被曝光，会采取各种手段隐瞒事实真相，甚至拒绝采访。要想抓住新闻事实，弄清事情真相，记者一定要不畏艰难、不怕风险，深入新闻现场，采访到位。

打折返券曾经作为商场的一种促销手段，在京城持续了很长时间。随着返券促销活动的盛行，专门靠倒券获取差价的“券贩子”——“黄牛”应运而生。因为这些人往往组织有序，团队作战，被人们称为“黄牛党”。逢年过节、商场店庆等，商场均搞打折返券促销活动，此时，“黄牛党”就会成为商场一道“风景”。他们低价从顾客手中收取返券，挤走商家给顾客的部分让利，日进几千元。在京城某百货商场举行返券促销活动期间，记者暗访“黄牛党”的经历，至今难忘。那是春节前不久的一天，记者晚上下班后准备前往那家商场暗访（因为活动期间商场通宵营业，上班族晚上下班后大多会去商场购物），临行前部门负责人说，为了保证记者的安全，隔段时间会给记者打个电话。到了该商场，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不停地与“黄牛”们周旋，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个“黄牛”的信任，对方答应晚上9点以后到商场一楼的麦当劳餐厅与记者聊聊倒券的事情。随后记者采访了一些顾客。到了约定时间，那个“黄牛”如约来到麦当劳餐厅，记者点了两份吃的，与其边吃边聊。聊着聊着，记者感觉头都大了，原来“黄牛”个个头脑灵光，基本上都可以做“精算师”。他们利用商品不同的返券额度，整合手中的返券，再利用商场贵宾卡积分返现，赚取利益最大化。为了让记者搞明白，“黄牛”边聊边在纸上列式计算，记者担心身份暴露后惹来麻烦，战战兢兢采访完，立即收拾东西走人，打车飞快赶回家。踏进家门，心还在怦怦直跳，拿出手机一看，有20多个未接电话，全是部门负责人打来的。立即回拨，部门负责人接通电话，大发雷霆，激动地质问记者为何不接电话，说要急死了……第二天上班后，记者电话采访了一家商场的高层管理人士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一篇内容详实、观点分明的监督性报道《商场返券：说停就能停？》随即新鲜出炉。在多家媒体的监督报道下，两个月后《北京市实施〈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细则》公布，京城商场返券促销活动不久销声匿迹。

前面提到的《郑州人大否决政府专项工作报告追踪》不仅是选题精准的一篇报道，同时也是一篇很“费神”的报道。记者与检察日报河南省驻站记者赵国勤几次赶往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采访，由于对方有顾虑，采访均被拒绝。时令已是初冬，雨夹雪下个不停，记者又不想放弃，又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在当地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门口蹲守，并不断用手机联系采访事宜，对方总是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一天上午上班不久，蹲守的记者灵光乍现，借口自己是这位负责人的亲戚，请值班武警用传达室座机打其办公室电话，对方接了，他没办法，只得接受了采访。顺便要说到的是，对这位负责人的采访结束后，记者又欲采访提该议案的人大代表，但无论如何打电话，该代表也不接。记者便和赵国勤一起驱车80余公里冒着雨雪赶往该代表所在地。临行前，记者反复叮嘱赵国勤将录音笔装在上衣兜中，见到代表后记者开口说话，就赶紧将录音笔打开。采访完回到单位，记者迅速写完《郑州人大否决政府专项工作报告追踪》，同时还写了提出该议案的代表的人物报道《她给看病难开出“处方”》。两篇文章联动刊发，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件事让我觉得，进行监督性采访时，一定要做好录音工作，并将录音保留到稿件见报后相当一段时间，一旦报道对象提出异议，录音就是保护自己的最有力证据。

居间报道，行文客观中立

采访权是媒体及其记者拥有的一项特别公权利，媒体与记者通过采访行为获取信息，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实施舆论监督。因此，记者采写新闻报道尤其是监督性报道时，应保持审慎的客观中立态度，进行居间报道，最大限度地追求事实真相，避免报道风险。

记者在采写《一份建议接力七年：正常？反常？》监督性报道过程中，为展现刘小平等北京市人大代表锲而不舍，接力7年提出“关于石景山鲁谷小区五芳园28号楼环境综合治理建议”，建议最终得到圆满解决。报道中不仅写出了建议迟迟不能解决的症结，而且写出裹挟其中相关方的苦衷。

原来，紧挨上述28号楼的公交车站建成在该居民楼之后，十分扰民。后来该公交车站停用，但绿化工作迟迟没能到位。刘小平代表多次提出“尽快拆除废弃停车场并进行绿化的建议”，但这个废弃的停车场不但没有绿化，还挂上了一家装饰公司的招牌。记者前往采访周围居民并现场拍照时，恰巧碰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抢记者（没有承认记者身份）的照相机并威胁记者，没奏效后又主动将手机号码给了记者，表示可以交朋友，还要开车送记者回家。记者想办法与其周旋，趁其不备打车迅速回到单位，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电话采访了他。据他介绍，其公司是正规公司，房子是从北京市公交集团公司租来的，手续齐全。记者将此内容写入新闻报道中，行文遣词用语中性平实，客观揭示出此地迟迟不能绿化的真实原因，又通过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给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诠释出这份人大代表接力建议履职途径的标本意义。

值得一提是，监督性报道采访过程中，有关部门或者相关人员常常会让记者吃“闭门羹”，或者以“无可奉告”拒绝采访。写文章时，要将吃“闭门羹”的情况描述其中，或者将“无可奉告”写入其中。这样，说明记者给了对方接受采访的机会，进行了平衡采访，是客观的居间报道，而不是偏听偏信。

总之，监督性报道又称批评性报道，但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揭露事实真相，并通过建言献策，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收到监察、督促的功效。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理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