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聪华，王 进

（1．2．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卡勒德·胡赛尼小说《追风筝的人》中的创伤记忆研究

康聪华1，王 进2

（1．2．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对于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来说，创伤记忆对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影响是持久的。以凯鲁斯的“创伤”理论来说，创伤记忆是不可能被忘记的，幸存者只能在经验中不断重复，回顾以至接受它成为经验的一部分。在《追风筝的人》中，胡赛尼致力于将阿富汗普通民众——以阿米尔为代表，在经受创伤和之后创伤记忆的重复、见证以及幸存者的心理重建过程展现在世人面前，丰富了小说人物的内涵。

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战争叙事；创伤记忆；心理重建

《追风筝的人》是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用一个家族几代人在战乱和民族纷争背景下的曲折命运来为阿富汗人正名。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主要是在战争和逃亡背景下来表达一种“无奈的民族流散”。[1]主人公阿米尔无论是环境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无所归属的状态，从而造成了流散者身心的痛苦和无奈。对于阿米尔而言，出逃美国是他最好的选择，因为“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2]。阿米尔一方面快速吸收和融入美国，另一方面又被祖国的穆斯林文化不断“撕扯”。[3]不论是整个阿富汗民族还是故事中的每个个体，他们都在穷其一生追求一种归属感，同时希望达到自身成熟的蜕变。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小说主题和主人公成长角度来写。统观全文，无论是阿米尔一生的救赎，或者哈桑的后代索拉博的可怕遭遇，都契合了“创伤小说”这一主题。因此，本文致力于用创伤理论中的创伤记忆来分析小说，着重分析小说中各种人物如何面对创伤，又是如何完全改变了下一代孩子的生活，而他们又是如何从逃避创伤记忆到接受再到完全转化成个人的生活记忆。

一、创伤记忆的产生

有学者在分析和总结创伤和创伤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之后，认为创伤起源于现代性暴力，包含了个体和集体的家庭、工作场合、战场、性别、种族或者民族等生活的多层面，是“现代文明暴力”的本质预兆。[4]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中提出“创伤”理论这一术语。她认为，“创伤”就是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5]11人们的记忆，一般来说是经过精选之后存留在大脑之中以供阐释所用的符号。因此，人们对于过去的直接回忆会受到限制，而对于过去的重建也需要加之想象力，然后才能阐释、组合，同时丰富其内容。因此可以说，记忆是具有叙事性的，而创伤记忆中的叙事性却遭到了破坏。一般的平常记忆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可以和其他经验整合，而创伤记忆的不同在于会耗时较长，而且对于产生创伤的个体来说，这是一种孤独的行为，没有相联系的社会成分。

比如，阿米尔从懂事起就有爸爸不喜欢他的挫败感。各种与父亲交流的不顺利，让阿米尔对爸爸既渴望靠近又有些埋怨。阿米尔这种从小的不安全感就是一种创伤记忆的形成。他不知道如何消解，也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埃里克森指出，创伤是既可以来自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也可以来自一次没有关联的事件；既可以来自漫长的暴露在危险面前的遭遇，也可以来自一次忽然的恐惧闪现；既可以来自一直不断的谩骂羞辱，也可以来自一次性的打击；既可以来自持续一段时间的衰微和隐匿，也可以来自某一个打击的时刻。爸爸对阿米尔的不满和冷落，给阿米尔带来了持久的创伤，也使得阿米尔对爸爸的感情变得极其复杂。阿米尔不断重复去接触爸爸以寻求存在感，和平常的重复行为不同的是，他重复的是创伤记忆——爸爸对儿子的疏离，这一种行为的不断重演。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创伤记忆可以被唤起，从而会自动在最初的创伤情景中发生，如阿米尔在风筝大赛中，想到父亲平时的冷漠和对风筝比赛的关注，就会对胜利充满渴望甚至急切。而这种急切，最直观的反应就是阿米尔迅速决定以哈桑的牺牲来换取爸爸的亲近。这是阿米尔另一个更加沉重的创伤记忆。阿米尔对哈桑的不公平待遇反映出社会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和身份认证，也正是因为阿米尔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3]，才会在打压哈桑的过程中寻求一点平衡和安慰。在这种氛围下，阿米尔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因为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认知不清而变得冲动和盲目。之后创伤记忆的产生成为了一种必然，创伤本身就是因心里兴奋过强而激发的事件，因为这种心理暗示的过于强烈，无法轻易处理或者排除，所以阿米尔在目睹了哈桑被欺辱之后反而变本加厉。他会刺激甚至陷害哈桑，最终导致哈桑父子的离开。阿米尔在不断重复欺负哈桑的过程中，也是对他目睹哈桑受辱的创伤记忆的重复。

有研究表示，创伤幸存者的世界一直是“双重性”的。[7]95幸存者的记忆会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具有时间线性的，对平常生活和事物的记忆；另一部分是无时间顺序，比较杂乱的对创伤的记忆。人们通常的经验或者知识可以成为一个故事，在时间顺序上有开始、发展和结束；而创伤的体验不具有这种线性逻辑。创伤记忆会使受伤个体在身份、经验和记忆的结合上出现障碍。所以，创伤记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比如索拉博，他虽然被成功解救，脱离了塔利班的蹂躏，但是他的创伤记忆从未消失。因为年幼遭遇家庭变故和精神折磨，他的感知功能已经遭到破坏，他没有办法在正常的意识中去组织和消化这种记忆，所以对于索拉博，他的所有创伤记忆都被“固定或凝固在时间里”[8]2，而在现在，在再次充满痛苦、分裂和创伤的当下被重新经历。

二、创伤记忆的重复和延宕

弗洛伊德指出，人们的记忆总是会潜伏在无意识中，受到压抑继而遗忘。[9]13人们的自我防御使自己会无意识地避开不开心的记忆。而创伤记忆则会一再重复或再现，从人的无意识中产生冲动，甚至会在人们意识到之前做出重复的反应。在目睹哈桑受辱之后，跟哈桑单独相处时，阿米尔故意用石榴扔哈桑。阿米尔在目击哈桑的受辱却袖手旁观的创伤记忆中，变得不知所措又很冲动，甚至在他都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时，就一直在重复伤害哈桑，期待哈桑的回击，从而弥补阿米尔在创伤记忆里的遗憾和懦弱。

创伤是外部暴力或突发事件在人们没有任何防御时直接作用于意识，而在创伤形成之后，受害者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认知和感受的能力，之后不论是在经历中遇到的对于创伤记忆的重复，还是人们意识中的噩梦，或者闪回的创伤性情景，都会使受害者再次经历创伤。因此，创伤是在无意识中模仿或者认同创伤情景的状态。多年之后，阿米尔在故国寻找哈桑的后代，就是一种外界环境和有意识叠加强迫自己重复创伤的行为。他目睹阿塞夫蹂躏索拉博，就如同几十年前目睹他欺辱哈桑一样。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当中提到了重复的原则，即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之中，有一条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强迫快乐原则。这种原则指导人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正如阿米尔，再次回到阿富汗是为了直面过去的创伤，寻找“再次成为好人的路”[2]186。在不同的语境和媒介中，某些故事的再次发生或者重新产生，是制造“集体记忆”的一个必要因素。[10]504重复是阿米尔重新审视创伤记忆的途径，也是胡塞尼传播阿富汗文化的方式。阿米尔再次到创伤起源地去“终结轮回”[2]219；胡塞尼用哈桑和索拉博父子两代人被塔利班羞辱甚至杀害的重复叙述，既突出了塔利班暴力组织的邪恶，又体现了阿富汗社会根深蒂固的阶级歧视。

创伤的一个特质即创伤的潜伏期。凯鲁斯指出，创伤是不可能被忘记的。[5]11那么，创伤的潜伏期就不是在于忘记现实，而是在于创伤记忆会被自身压抑，个体经验无法吸收，从而只是潜伏在记忆之中。也正是这个内在事件的无法被理解，长期潜伏，从而矛盾性地解释了历史经验中特别的时间结构——延宕。[5]7延宕就是创伤的一个标志，创伤的多次重复并不能治愈幸存者，不过在重复当中，创伤经验的转移和分享使得本已被破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重建。延宕不仅是指忘记或者忽略创伤之后创伤的再次重复出现，而且还意味着在忘记之中或之后，再次面临如同第一次的创伤打击。比如，阿米尔第一次创伤的部分原因就是嫉妒哈桑在父亲那里得到的关注，而多年之后的事实不但表示哈桑应得那份关爱，更讽刺般的再次伤害了阿米尔，同时毁灭了他一直仰仗的对于父亲的崇敬，“爸爸曾经是一个贼！”[2]219所谓创伤的延宕就是，在创伤发生的当下，人们由于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的局限，并不能准确地分析判断事件，而之后随着创伤的一再重复，在现实生活中幸存者不断被记忆侵袭。这意味着创伤记忆具有双重性，在创伤发生时，它不能被记起；而发生之后，只有在重复创伤记忆或者再次经历创伤时，才能被幸存者讲述出来。在阿米尔多年之后得知关于哈桑的身份真相，他终于明白，拉辛汗的请求，“不只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行，还有爸爸的。”[2]219

三、创伤记忆的见证和重建

见证涉及到创伤经历、创伤记忆和“创伤讲述”[11]55的倾听、分享和传递。罗伯表示，见证具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在经验之内自身的见证；第二层是对他人证词的见证；第三层是对见证过程本身的见证。当事者对于创伤的讲述也是创伤记忆中重复的一部分。而所谓的见证过程，就是一个讲述者讲述、倾听者倾听的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讲述者和听众间存在着关于秘密的分享和接受的关系。在救出索拉博之后，阿米尔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年少时的错误。一方面，记忆对过去的再次建构使得过去的经验可以保存，而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记忆的“社会功能”[11]45，即通过记忆的分享，使个人能够融入一个群体，从而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要解决创伤对幸存者的困扰，就要帮助其重建一段叙事或者一段历史。而这种重建，基本上就是重新建构，重新具体化、客体化再现创伤事件。当主人公能从影响其中的创伤事件当中表达并传递他的故事时，创伤记忆就能够被重新认识并整合到日常经验之中。在索拉雅的父亲质疑索拉博身份的时候，阿米尔能够平静地讲述以前的罪过，并且坚定宣布：他不是“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2]350这一宣布，也是对阿富汗根深蒂固的阶级和身份差异的否定。阿米尔也在创伤的重建中渐渐明白，对于过去事件的记忆，重要的不仅是记住什么，而且还是怎样去记忆。

心理重建需要见证，因为拥有见证是一个过程，一个包括“听者”的过程。见证过程发生时需要一个被讲述者信任和依赖的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扮演着重要的听者的角色。很显然，见证不是一种独白，不可能在讲述者或幸存者孤独的情况下发生。见证的过程就是要和某人交谈，对一个他们等待很久，或者正好符合所有心理预期的听者的坦白。对于阿米尔，索拉博就是他的第一见证人。阿米尔在哈桑那里的懦弱，终于在多年之后，在哈桑的后代面前得以转化成坚强。索拉博是阿米尔等待多年的“他者”，在阿米尔传递他的故事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记忆传达出来的过程，创伤记忆的传递也预示着阿米尔心里重建的开始。

廓尔克和哈特认为，创伤痊愈的标志之一，就是当事者能讲述他们的经历，回忆所发生的一切，从而使原本隐藏在无意识当中的创伤记忆成为正常回忆的一部分。[13]434然而，有一些创伤的当事者因经历了太长时间，或者自身经验的不足，以致难以完成心理重建。索拉博，作为创伤的幸存者，所信任的家人都死于非命。周围一切的不安定因素，都给他的创伤恢复设置了障碍。所以，索拉博觉得“厌倦了一切事情”[2]343。对于一个经历过重大创伤的孩子而言，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而他对于外界环境又有着深刻的怀疑和不确定，所以他陷入了沉默。“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按钮。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2]350

要解决创伤记忆对现实生活的困扰，就要通过幸存者重建对于创伤记忆的叙事来进行。本质上，这种重建过程就是重新的“个体化、具体化”创伤事件。[11]58当幸存者能够清晰而完整地回顾整个创伤事件，并能从复杂的记忆中重新审视、表达并传递创伤事件时，创伤记忆就能重新回归到幸存者的经验之中，成为生活记忆的一部分。而这种重建，需要通过创伤见证，也就是对记忆进行传播的方式才能做到；而这种传播，因为需要依靠外界社会或集体的力量，就使幸存者的叙述具有了社会框架，从而可以重新塑造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和身份。所以，当索拉博封闭在自己的世界时，是无法完成心里重建的。风筝节的再次出现让阿米尔找到了帮助索拉博重建心理和摆脱创伤的方法。他和索拉博再一次成为风筝中的佼佼者，仿佛儿时胜利的再现，索拉博终于也恢复了孩子的神情。在阿米尔的世界里，风筝象征着成人后一场伟大的自我救赎之路，既是为了救赎自己，也是为了帮助仍然在创伤中无法自拔的哈桑的后代。心理的重建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如果说，过去影响了现在，那么现在也正在塑造过去。风筝是贯穿阿米尔和索拉博两代人的沟通桥梁，阿米尔引领索拉博赢得风筝比赛，就是通过走进历史重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作为监护人，作为祖国文化的传播者，以及作为历史的建构者的责任。而索拉博在反复的创伤中陷入的绝望，也因为风筝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介质，再次燃起重新塑造自我的勇气。

以阿米尔为代表的阿富汗民众的创伤记忆提供了回忆的语境，而对个人创伤记忆的解读，是需要理解记忆所指的文化和社会的语义。个人能够审视自己或者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往往意味着创伤的愈合。胡赛尼自传似的回忆和关于幸存者和他者之间的记忆，传递界定了叙事的形式。这些能够将创伤记忆完整回忆，整理并阐释最终内化为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幸存者，已经在创伤恢复中发展出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集体的全新关系。《追风筝的人》正是在阿富汗特有的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文学，胡赛尼将个人创伤记忆融入到民族的伤痕之中，这种对自己个人创伤和民族集体创伤的文化式回忆，表现出了对阿富汗全体民众创伤的见证，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创伤式人物，对于创伤的修复和治愈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创伤主题下的文本研究着重个人与他人或社会的联系，而当创伤研究能与更注重个人发展的成长主题相结合，或者将创伤主题的局部研究与文本叙事策略的全局统筹相结合时，将会对文本作出更加细致深刻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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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生权）

A Study on the Kite Run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tic Memory Theory KANG Cong-hua1,WANG Jin2

(1．2．Jinan University of Institute ofForeignLanguages,Guangzhou,510632,China)

For the survivors who experienced traumas,the traumatic memory has cumulative effects on their lives．According to Caruth's Trauma theory,traumatic memory cannot be ignored．Survivors have to repeat,recollect and finally accept it as a part of life experience．In The kite Runner,Khaled Hosseini contributed to the common Afghan people such as Amir．He described their traumatic memories,and how they could survive as well as reconstruct their characters after a lot of sufferings．

Khaled Hosseini;the Kite Runner;war narrative;traumatic memory;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712.074

A

2095-2082（2017）03-0092-05

2016-12-1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WW002)；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暨南启明星计划）项目（15JNQM021）

1．康聪华（1992—），女，河北保定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2．王 进（1979—），男，江苏扬州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