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媛媛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8）

国内外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工具综述

任媛媛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8）

当前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的共同特点之一便是均采用书面语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开展，所使用的问卷均是引用国内外已有的问卷，从研究工具到研究程序无一是针对我国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特点而设计。而发达国家的学者普遍对聋人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持谨慎态度，尤其关注被试的语言状况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并建议使用聋人被试的优势语言来开展调查研究，还在开展相关研究时针对聋人被试设计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故我们应重视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状况对心理健康研究的影响，并根据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特点开发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

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语言

一、我国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概述

（一）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工具。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当前特殊教育研究热点之一，其研究的共同特点之一便是均采用书面语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开展，所使用的问卷均是引用国内外已有的问卷，例如，症状自评量表（SCL-90）[1-3]、郑日昌等人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4]、杨东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疏离感量表[5]、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UPI）[5]等等，但从上述研究工具到研究程序几乎无一是针对我国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特点而设计，同时其研究结果均显示聋人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二）聋人大学生被试的语言状况。众所周知，我国聋人大学生的汉语书面语水平一直较同龄健听大学生低。例如，我国学者吴玲等(2009)介绍,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聋生招生考试中的语文考题整体水平相当于初三,在写作题判分标准上还降低了要求[6]。乔静芝等（2011）经过对聋人大学生汉语阅读的调查研究发现，聋人大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显著差于健听大学生[7]。这种状况无疑将影响到聋人大学生对各种汉语书面语问卷和量表的理解。

究其原因，与我国对聋童的语言教育现状有关。当前我国聋童的教学语言主要有两种：汉语和手语。何佳（2014）介绍，当一名聋童由于听力受损的原因而无法接收到口语的语言信息，而同时又被剥夺了学习手语的机会，这种情况就被称为“语言剥夺”[8]。鉴于手语的语言学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9,10]，聋儿听力语言康复工作中更是鲜见手语的身影，截止投稿时搜索核心期刊中以“手语”“康复”为篇名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仍为0，同时有相当数量的聋儿及青少年的听力语言康复效果与同龄健听孩子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1-13]，故我国聋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语言剥夺情况一直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

在习得汉语口语较为困难的前提下，在我国聋教育系统里成长起来的多数聋人大学生的第一语言或优势语言应为手语。邓慧兰（2011）指出，利用聋人的剩余听力，再配合口语训练，这种语言学习的过程跟第一语言获得过程不尽相同；而聋童获得手语的过程跟健听儿童获得口语的过程是相似的[14]。又如龚群虎（2009）所言，当地的中国手语是聋儿最先习得完成的第一语言，而汉语即使早开始学习也会是较晚习得完成的第二语言，汉语的习得是在掌握了手语之后经过漫长时间逐步完成的[15]。

二、国外聋人心理健康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聋人的语言和心理健康研究较为重视语言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学者普遍对聋人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持谨慎态度，尤其关注被试的语言状况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并建议使用聋人被试的优势语言来开展调查研究。美国学者Glickman于2007年撰文表示：通常心理健康测试时会考察病人语言状况，语言的不流利可能意味着某种思维障碍；但是，对于聋人来说这样的测试要相对复杂，特别是对语言水平较低的聋人来说，他们由于未能早期接触美国手语等原因而遭受语言剥夺，他们的语言不流利是因为无法阅读英语书面语而不是思维错乱，并不意味着心理疾病，在他们评估结果很糟糕的同时其情感体验和表达、人格品质、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能力等等都可能很优秀；为了更好地分析聋人的心理状态，需要摄像以分析其语言（手语）输出。由于误诊的可能极大，他还建议医师在评估聋人心理状态时应持保守态度，谨慎下结论，应特别小心不要只根据聋人的语言而得出结论，需要关注聋人手语特征的分析。有手语翻译时，医师应与手语翻译讨论所提问题如何翻译以及聋人输出何种语言为妥[16]。Sarah等（2010）认为，应对聋人实施语言流利性的评估以更精确的诊断和治疗其心理问题，有心理健康相关工作经验的持证美国手语翻译是必要的，但有时合格的手语翻译在面对语言不流利聋人时也存在着沟通困难[17]。

甚至还有学者发现，在排除语言的影响后，聋人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格外突出，并且这些问题往往还是与语言有关。奥地利、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学者（2009）通过对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后发现，聋青少年只在同伴人际关系问题上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人际关系问题与听障程度、语言技能均无关，但是跟与同伴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水平有关，这里的语言可以是手语或口语；不少重度听障儿童的语言水平低于口语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期倾向口语训练，几年后来转到手语，期间他们经历了大量的沟通剥夺；他们认为，聋青少年语言级别较低时，需要特别关注其精神健康；为改善聋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其同伴环境中所使用的语言的训练很重要[18]。

（二）国外聋人心理健康研究工具。发达国家的聋人心理健康研究中，聋人被试的语言状况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变量之一。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一些学者（2005）在研究聋人的心理状况时，发现一些语前聋人的阅读水平较低，便不再采用书面语问卷，而是允许被试在阅读题目的时候同时看到手语解释，所有的问卷调查都采用手语面谈的形式来开展[19]。Kvam等（2007）在研究挪威聋成人焦虑和沮丧的心理状况时，所用问卷都由社工（挪威手语使用者）翻译成挪威手语[20]。Fellinger等（2009）在研究语言技能对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在研究方法上设置了口语和手语两个层面，被调查者可自由选用多种沟通方式，例如，口语和手语，此外被调查者的口语能力、词汇量、阅读理解能力、听力，都是调查内容之一[18]。Maria等（2010）在做澳大利亚聋青少年和健听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时，所采用的研究工具青少年自我报告（YSR）有书面语版和澳大利亚手语版，用于评估聋青少年的适应能力、情感、行为问题。澳大利亚学者Cornes等（2012）在研究澳大利亚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时，将评估工具 Strengthsand DifficultiesQuestionnaire（SDQ）全部翻译为澳大利亚手语。挪威学者φhre等（2011）调查了近年来关于聋成人心理健康的研究，指出这些研究中所用的多数评估工具原本是用于评估健听人的，需要翻译和调整为手语形式，大部分研究都采用了被试的优势语言及沟通模式，并认为部分没有说明评估过程所使用语言状况的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存疑。

还有人在开展相关研究时针对聋人被试设计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如Tiejo等（2012）在研究聋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时，在年轻聋人面试流程、父母面试流程、童年手语支持、亲子沟通质量、聋人身份认同等方面都有针对聋人而设计的工具或量表。Fellinger等（2009）则使用一个多语言能力量表（TheProleofMultipleLanguageProciencies，PMLP）从多个方面评估被调查者的语言技能，这种评估也分为口语和手语两个形式，各自独立，它也被用来评估被试同伴沟通状况[18]。

三、对我国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的一些建议

（一）应重视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状况对心理健康研究的影响。综上所述，鉴于多数聋人大学生的汉语书面语水平一直较同龄健听大学生低，其第一语言或优势语言为手语，应该在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中仔细考量被试的语言状况，尽可能使用被试的优势语言开展调查研究，设法消除语言问题对问卷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消极影响；同时鉴于我国聋人学生成长过程中广泛存在着的语言剥夺情况，应仔细考量被试的语言水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在得出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的结论时也应更加谨慎，避免误导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二）应根据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特点慎重选择研究工具。首先，我们在将已有的心理健康研究工具施用于聋人大学生身上时，应根据被试的语言特点对研究工具做出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并建议使用聋人被试的优势语言来开展调查研究。当所使用的沟通语言为手语时，鉴于我国的手语语言学、手语翻译培训和考核均处于起步阶段，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措施着力确保信息沟通的畅达，例如，在正式施测之前先进行小范围试测并与被试进行充分的沟通，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改善。其次，甚至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根据聋人大学生的语言特点开发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以得出更为公正客观的研究结果，为聋人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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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金荣]

G762

A

2095-0438（2017）10-0036-03

22016-06-05

任媛媛(1980－)，女，山东掖县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聋教育。

2015年江苏省高校哲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融合理念下聋人大学生人际关系网络构建及发展策略研究”（2015SJB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