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丽

(沈阳故宫博物院 展览陈列部，辽宁 沈阳 110011)



从盛京太庙谈其对清朝的特殊历史作用

李晓丽

(沈阳故宫博物院 展览陈列部，辽宁 沈阳 110011)

根据清初盛京太庙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入关后恭藏皇家宝册的介绍，来论述其在清朝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从而深入了解这里所保存的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丰富的历史记忆和当年清王朝兴起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不仅都是满族在发展壮大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物质见证，同时也证明了清初这座建筑的重要性、特殊性，以及为清朝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盛京皇宫；盛京太庙；历史作用；历史贡献

盛京皇宫为清入关前宫殿建筑，其屋顶仍保留满族习俗，黄琉璃瓦镶绿剪边。但在盛京皇宫大清门之东，有一组建筑屋顶却满铺黄色琉璃瓦，和北京相似，格外耀眼，这就是今沈阳故宫的太庙。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它并非称太庙，而是景佑宫，即三官庙。

太庙，原是明代所建道观“三官庙”，内祀天、地、水三官。皇太极修建皇宫时，并未因其距离宫廷较近而将其拆除，而且直至清朝入关后，庙中仍然香火不断，并受到皇帝的特殊重视。崇德六年敕选道士在庙焚修，七年给人役园地，道士给衣粮；顺治九年奉旨重修，十四年增道士、置钟磬、立碑；康熙十年驾幸庙，赐银一千两，令道士酌量修补，二十一年驾幸庙，御书“昭格”二字匾额恭悬大殿。二十一年正月奉旨赐名景佑宫[1]。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第三次东巡驻跸盛京宫殿时，“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2]其目的是为恢复陪都盛京原有的“坛庙之制”。当时皇太极时期所建堂子保存基本完好，天坛、地坛虽因多年不用有所损坏，但基址尚存，修理并非难事。惟设于抚近们外五里的清入关前太庙(创建于崇德元年，顺治初年改称“四祖庙”)已因废置多年而不存。乾隆皇帝却错误地认为大清门之东的景佑宫(三官庙)就是盛京太庙原址。在乾隆四十八年所作《重修坛庙恭记·太庙》诗中写道：“太庙遵古制，未遑右社筹。入京神主奉，于沈阳故宫留。别观三官祀，閟堂一律修。五朝藏册宝，名实正相投。”诗中自注“我世祖定鼎燕京，奉列祖神主于北京太庙，此处改为景佑宫以祀三官。戊戌岁(乾隆四十三年——引者注)来此，敬思太庙应仍旧观，遂移建景佑宫于德盛门内，以奉三官之祀”[3]810。

其同年所作《题景佑宫》诗及嘉庆帝《景佑宫瞻礼》诗自注中，也都有相同的说法[3]804。事实上清入关前太庙和景佑宫(三官庙)在乾隆四十三年之前都从未移动过[4]，但乾隆所说的这些理由当时是无人敢反驳的。于是，有关官员便奉旨拆除大清门东的景佑宫并将其移建到德盛门内路东新址，又在其原址上修建新的盛京太庙。此项工程是乾隆四十三年就已由皇帝钦定，但因相关具体事务要逐一勘查并请旨允准，付诸实施要晚一些。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四日，盛京礼部咨行盛京内务府，内称“盛京宫殿内修理太庙工程也已完竣，……今盛京宫殿系内务府官员看守，太庙建在宫殿之内，臣等恭拟即由盛京内务府官员酌量分派妥员敬谨看守……”[5]171可知此时太庙工程应刚刚正式完成。据《盛京城阕图》等早期档案所示，景佑宫(三官庙)为山门、正殿、东西配殿组合的四合院格局，与新建的盛京太庙并无很大区别。但这处新建的皇室宗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利用旧有道观建筑，依照工程量和当时施工的一般进度，则这项工程应于乾隆四十五年秋或次年春动工，至四十六年五月完工。

新建盛京太庙位于大清门东侧垫起的高台之上。其全部建筑为：大殿三间、东配殿三间、东顺山房二间、西配殿三间、西顺山方二间、宫门三间、东西角门楼二座、曲尺墙随墙门二座[5]172。

悠悠太庙情，述说清初史。这样一座庙宇，它不属于盛京皇宫的宫殿建筑，不属于帝王所用，但是它却能存在于清朝皇宫的宫殿建筑中，并发挥着其特殊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清入关前盛京太庙内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入关后恭藏皇家宝册的介绍，来论述其在清朝的历史作用及贡献。

一、 清入关前“见证”清代历史事件

1.三官庙禁留数十载，明朝志士张春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十一月，三官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皇太极在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战役中俘获的明监军兵备道张春。据史料记载，被俘后的张春誓死不降，拒绝剃发，可皇太极不但不杀，还以礼相待，命其“与白喇嘛同住三官庙”[6]183。十载春秋，三官庙内回响着道士苗君稷为太宗皇帝所作的：“雄图开辟太宗多。”[7]为此，从三官庙内禁留的明将张春，折射出了皇太极的王者之气及其治国的雄才伟略。

张春，字泰宇，明陕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人，万历举人，累官至永平兵备道、太仆寺少卿。为人刚正，长于谋略，运筹有方。崇祯三年(天聪四年)，曾协同诸将收复被后金占领的永平等四城。四年(天聪五年)奉命率军赴辽东，援救锦州总兵祖大寿，为监军兵备道。九月，率军于大凌河前线与后金激战，兵溃被执。此役明军被俘将领共33人，大部分被皇太极下令杀掉，仅留下张春等八人。当被留各官押至皇太极帐中时，“被擒各官员见上，皆跪拜，独张春不跪”[6]168。时“上怒援弓欲射之”[6]168，而此时对于有谋略、有远见的皇太极来说，他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决定留用张春，并对其抗节不屈，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不仅如此，当晚，皇太极还派遣巴克什达海和库尔缠，以珍馔赐张春。达海说：“我皇上圣德宽洪，故遣我等以御馔易汝。”表示关怀和慰问，并不言劝降事。张春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上可收养，我为君尽忠而求死，杀之以成我志”，并说“我受命而来，岂有军已覆没，身自求生之理，我君父虽为臣下蒙蔽，不能知我，我必自尽臣子之道，有死而已，断无生理。”之后又说：“尔国欲固守基业，垂诸久远，自当息兵养民，岂有日事战争之理？”[6]169话中虽然张春不断求一死，但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后金与明朝议和的想法，而此想法也正是当时后金国所需要的治国之策。

后金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八月，皇太极继承汗位，继承初期，后金国面临着困窘交织、百废待兴的危机局面；而攻占辽沈后的皇太极又推行了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致使后金统治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加之四大贝勒轮流执政、各掌实权，此时的皇太极便已萌生了开创新局面的想法。当皇太极“南面独尊”，后金改国号为清，年号天聪改崇德之后，实力虽已增强，但他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其国力有限，还不能一战而取代明朝。鉴于以上种种原因，皇太极很早就想到了和明朝议和，期望通过议和的方式使明朝放松对后金的警惕，从而内部进行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养精蓄锐，壮大实力，一步步削弱明朝的优势。此时对于明朝，和谈又何尝不是一个解决明清对峙僵局的最好方式，明朝志士张春又何尝不知。面对这种情况，最早提出议和的是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他提出了战、守、款(即议和)并用的方针。但天聪五年(1631)，明朝中计误杀了袁崇焕后，明清议和开始停滞不前。此后，皇太极又多次派喇嘛及朝鲜、蒙古等参与议和，但效果不佳。这时，誓死不降清的张春，被深谋远虑的皇太极看作是最好的议和人选。

事实证明，张春的出现为明清的议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国榷》所载：张春被俘不久，即为后金“上书请款，巡抚丘禾嘉密表其事”。又如乾隆初成书的《明史》记载：“当春末死时，我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以及1982年第二期《历史档案》刊载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崇德三年汉文档案选编》，其中有关明清议和档案四件，包括张春于四月及五月给皇太极的“言”“直言”两件。这些档案的记载，道出了张春对明清议和所做的一些活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史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盛京太庙禁留的十年间，张春一直保留着明朝的装束，身穿汉服，留长发。而当剃发后的明朝降金将领前去看望他时，遭到他的怒斥并发誓拒不剃发。又如被俘各官“依次叩见”皇太极，“独张春不拜”。皇太极对张春这样一个“倨悔嫚傲”、坚毅不屈的人物留有很深的印象。他曾问对范文程：我看中原地区的武将，威风凛凛地杀来，一旦被我击溃，走投无路，就缴械投降，如同拔掉烂木头一样容易。可是身单力薄的一介文臣，却往往不易屈服，什么道理？范文程说，这是因为他们平时读圣贤书，懂得忠孝大义，所以危难之际就不惜牺牲性命。对此，皇太极从张春身上感悟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创办八旗官学，着手培养八旗子弟。“由是，悉令诸王贝勒旗下子弟皆遣就学，以公(张春)始”[8]。他的这种忠和孝深深影响了清一代志士，更把三官庙作为“挺节训徒处，范忠贞、宁文成皆出其门”。范忠贞即清朝大学士范文程之长子范承谟，后官至闽浙总督，当“三藩”叛乱时，变起仓促，耿精忠将其拘禁。他宁死不屈而遇害，谥曰忠贞。可见张春以自己的高风亮节，为清朝培养了一代名臣。所以清人无比崇敬他，称他为“张夫子”。所以即使到了崇德元年以后，明清议和大不如前，皇太极仍选派道士李希与、苗焦冥去三官庙陪同张春，以解寂寞。这种耐心和宽容，不仅使张春竭尽全力来往于明清之间，更使皇太极获得了“宽温仁圣”的美名。如今皇太极的治国之策，使人称颂；张春的忠贞气节，使人敬重；而三官庙的历史，更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作用，享誉美名。

2.三官庙劝降蓟辽总督，明朝将士洪承畴

张春去世之后，三官庙里住进一位更著名的大人物——明朝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是大明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文武兼备，谋略过人，是不可多得的良才。祟德七年(1642)春的松山战役中，洪承畴兵败被俘，皇太极在下令斩首被俘的巡抚邱民仰等人后，唯将洪承畴押回盛京，安置在三官庙里。三官庙内的洪承畴感于明朝天子对他的知遇之恩，拒不投降，日夜蓬头垢面，骂言不休。于是，皇太极特命最受宠信的大学土、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真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却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灰尘，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9]9467可见，他连衣服尚且爱惜，何况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赴三官庙面见洪承畴，并亲自解下所穿貂裘赐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应当说，洪承畴从坚决不降到决定降清，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比较有作为的汉臣，如范文程、张存仁等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洪承畴从皇太极的礼贤下士和宽广胸怀中，看到了清朝的勃勃兴起，而明朝的腐败已很难重振基业，两朝之君襟怀两样，以清代明，大势所趋。降清后，太宗大悦，即日赏赍无算，陈百戏作贺。诸将皆不悦曰：“上何等待承畴之重也?”太宗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为何?”众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9]9467此话，不难看出皇太极为今后能逐鹿中原，争取洪承畴归顺的过人才智及谋略。

而至于民间广泛流传的庄妃劝畴，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当夜，一位仪态万方的丽人，密携人参汤款款地走到洪承畴的榻边。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丽人娇嗔地说道：“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实在令人敬佩。将军即使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还是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秀色，听着这温柔劝话，闻着这诱人香味，顿时心神激荡。丽人不断劝饮，同时以壶承其唇。洪承畴不知这“水”是人参汤，便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丽人又如此再劝，洪承畴竟连饮了几口。随后与他畅说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怜将军而来。将军今日死，于国无益，于家有害。”承畴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难道真个降清不成？”丽人道：“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屡次投书，与明议和，怎奈明帝轻信邪言，屡与此地反对,因此，常要打仗。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和议，两下息争，一面请将军作一密书，报知明帝，说是身在满洲，心在本国。现在明朝内乱相寻，闻知将军为国调停，断不至与将军家属为难。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在此固可，回国亦可，岂不是两全之计么?”这一席话，说得洪承畴心悦诚服，不由叹息道：“语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这般举动否?”丽人道：“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复提起玉壶，与洪承畴喝了数口，令承畴说了一个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地出去了。

这段描述，现在看来似乎并无根据。想皇太极怎会让自己心爱的妃子以美色去劝降，而洪承畴一位谋略过人的大将又怎会为了一名女子而放弃大明、归顺清朝呢？但不管怎样，三官庙内降清的洪承畴，在随后的平定中原、江南和西南地区的进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更反证出了皇太极宽广的心胸和其敏锐的政治眼光。

3.三官庙内众大臣议政，平息清初政权争斗

三官庙内除上述两位明将曾居住外，还发生过一次关系清朝立嗣新君的重大“政治事件”。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在盛京皇宫清宁宫 “端坐而崩”。他的猝然死亡，使皇嗣之争再度激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天命七年三月就曾告诫说“继父为国主者要八王(八和硕贝勒)共议，从八王中选择‘贤者’，并要共治国政”[10]。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起初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轮流执政，但时间不长，就先后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势力，南面独尊。而此时，皇太极驾崩，生前并未立储的他，暂时也只能由八和硕贝勒共选 “贤者”。在众亲王中(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君王多铎、郡王阿达礼)论实力和声望不外乎两人，一位是睿亲王多尔衮，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掌正白旗，善征战，有谋略，颇得皇太极信任，呼声极高。另一位则是皇太极第十一子豪格，受封建王朝“立嫡长子”的传统习惯影响，由皇太极掌管的两黄旗大臣坚决予立肃亲王豪格为帝。因为在皇太极的十一位皇子中，豪格不仅居长(时年三十四岁)，而且曾随父、祖多次领兵打仗、屡立战功。崇德改元后，曾被赐封为和硕亲王，与叔叔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并列为王，权势颇大。此时就在二者所获支持的两白旗和两黄旗势均力敌、僵持不下时，睿亲王多尔衮曾亲自跑到三官庙试探和硕大臣索尼的口气。据《清史稿》记载：“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9]9672听过此话，多尔衮已然心中有数，虽然索尼在严辞中拒绝了他，但是话中却也不再坚持立十一子肃亲王为帝。次日，即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的第五天，崇政殿内召开了新君立嗣的会议。唇枪舌战中，肃亲王豪格面对两黄旗的新态度，及后宫之主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持否定态度的同时，他以“德小福薄，非所堪当”为由，拒绝了立嗣。而代善的 “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太子”[9]9672。和两黄旗众大臣的“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之话，加之三官庙一行，让机敏的多尔衮彻底打消了获取帝位的想法。于是对两黄旗大臣说，汝等之言是矣。虎口既让推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应为第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随后，索尼、谭泰、图赖等六位两黄旗大臣，“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9]9673。

所以说当时的三官庙一行，对于多尔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看出了两黄旗大臣对于立嗣君主新的态度，而且也明确了自己的退位之路，更使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坐上了皇帝宝座，从而化解了一场皇权的争斗，为清入主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清入关后 “恭藏”清代帝后宝册

清入关后，盛京皇宫作为陪都宫殿仍受到清统治者的特殊重视，为凸显其尊贵地位，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先后十次东巡盛京，在拜谒祖陵及举行颁昭、筵宴、赏赐等庆典活动的同时，还必至盛京太庙行礼致祭。当时所建太庙位于盛京城东门外五里许。乾隆四十三年(1778)时，高宗传旨遵循“左宗庙、右社稷”的规制，“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乾隆四十七年(1782)，盛京太庙移修至原“景佑宫(三官庙)”。

谥宝、谥册也称作玉宝、玉册，是清代记载皇帝和皇后死后所立的庙号谥号所用。清代有谥宝谥册之制,始于顺治年间。乾隆四十五年(1780)之前按规制，清代列朝帝后谥宝、谥册各一份，均奉安于京师太庙之内。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规定，为使祖宗功德之成于万代，以后凡有举行宝册之仪事，必为二份，一奉太庙，一送盛京。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乾隆四次东巡前，皇子怡亲王永琅等先期出京师，恭送册宝十六份至盛京太庙，包括太祖、太宗、世宗、圣祖、高宗五朝的皇帝和十一个皇后的册宝。自此，盛京太庙开始“恭藏”清代帝后谥册、谥宝。从嘉庆至光绪朝，仍遵循乾隆朝定制，在每次新制或改制时，另造一份送至盛京太庙尊藏。及至清末光绪十四年(1888)，最后一次由京师送至册宝，盛京太庙共收贮太祖至穆宗诸帝及列后谥册、谥宝各三十二份，均置于太庙正殿之内，以备各朝皇帝东巡时入庙祭奠。

三、盛京太庙的历史作用及贡献

综上所述，清入关前从三官庙内禁留张春、劝降洪承畴和议政立嗣新君这些历史事件看，这里保存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丰富的历史记忆，保存了当年大清王朝兴起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不仅是满族发展壮大这一历史进程中最直接的物质见证，同时也反映了其在入关前为清朝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入关后的太庙经过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移建，又成为了恭藏清代帝后谥宝、谥册的皇家库房，以后的清帝东巡时也均在此焚香祭奠，这不仅体现了当时清帝对礼制的推崇，也足以见证了这座建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如今的太庙，已经复原成了供奉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神位及开国勋臣费英东和额亦都神位的家庙。作为清入关前一座供奉皇帝先祖的家庙，完整再现了皇家宫殿“左宗庙、右社稷”的建筑规制，并成为了一个时期极具地域文化的代表，更发挥出了引领本地文化风气、推进东北地区文化的作用。1900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只不过是把它的乡村的历史经过放大而写成的。”他的话似乎指出了地域文学最初的形态，使人们也更加注重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当今，恰逢全球化浪潮加剧，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态势[12]，而盛京太庙里所发生的关于历史、建筑以及入关后贮藏过的谥宝谥册，对于我们研究地域文学、清朝在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学，以及研究清初这段历史、研究清代典章制度和文物都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阿 桂，等.盛京通志：百三十卷本:下 [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1456.

[2]清高宗实录：第二十二册[M].台北：华文书局，1970：15645.

[3]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七册 第四集 [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

[4]佟 悦.清盛京太庙考述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3)：24-29.

[5]杨丰陌，赵焕林，佟 悦.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 [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6]清太宗实录：第一册 [M].台北：华文书局，1970.

[7]张玉兴.守志不移的传奇道士苗君稷 [J].中国北方，2006(12)：190.

[8]张玉兴.张春及其不二哥——兼论沈阳三官庙与盛京皇宫之关系 [J].清史研究 ,1992(4):1-11.

[9]赵尔巽,等.清史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70.

[10]清太祖实录 [M].台北.华文书局,1970:102.

[11]姚斌洁.地域文学的审美审视与反思 [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1):81-84.

(责任编辑 伯 灵 校对 伊人凤)

The Special Historical Role of Shengjing Ancestral Temple in Qing Dynasty

LI Xiao-li

(Exhibition Department，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Museum,Shenyang 110011,China)

Based on the occurre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introduction royal treasure books collected in Shengjing Ancestral Temple,the paper discusses Shengjing Ancestral Temple′s special historical role in the Qing Dynasty，to intensively understand the abundant historical memories in Emperor Nurhachi and Huangtaiji′s periods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Qing Dynasty.These are not only the material wit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but also prove the importa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Shengjing Imperial Palace；Shengjing Ancestral Temple； historical role；historical contribution

2017-02-17

李晓丽(1978-)，女，沈阳人，副研究馆员。

10.13888/j.cnki.jsie(ss).2017.03.019

K249

A

1672-9617(2017)03-0383-06